余銳：語詞意識及其“微生態(tài)”的培植
從歷史上看，漢語的生長歷程往往折射出文化的動遷，此類變化，常在語詞的使用上凸顯出來，加以時間的淘洗和積淀，某些表述就固化下來，形成時代的語體特征和世風的面貌指稱，并內在蘊含了觀念的更迭路徑。東漢末年，佛學東漸，經過魏晉時期的打磨與融合，釋家的術語不僅拓展了漢語的觀念邊界——如以“世界”觀更替“天下”觀，同時也催生了漢語詩歌音韻之美的發(fā)現，這一發(fā)現經過數百年間文人的淬煉，逐漸成為古體詩寫作的形式規(guī)范之一，這是域外文明與本土文化相融相生的典型。文體的生成與文學表達的重心同樣息息相關，而語詞的來源和運用方式，又是文體特征得以形成的一個基點，宋詞的獨立成體是口語納入、新調創(chuàng)制和書寫范圍擴大的結果，這是本土語言滋養(yǎng)出來的文學范式；“五四”新文學運動則以更為激進的方式倡導白話文，無論是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還是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他們都對語詞的使用提出了具有顛覆性的意見，一掃冥頑和僵死的文氣，這是對隱藏在語用習慣背后的封建權力話語系統(tǒng)的蕩滌，這里面有著開啟民智的擔當和喚醒民族意識的重任；黨的十八大以來，新時代文學正以一種格新神渙的氣象蓬勃向前，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xié)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更加強調并凸顯了文藝與國運、文藝與民族以及文藝和時代之間的重要關系。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內容不僅寄語殷切，而且辭令雅正，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集中體現，可謂是“致廣大而盡精微”，這是新時代文學發(fā)展的總綱。
文學的辭令特點首先表現為文學創(chuàng)作者對語言的獨特體悟和創(chuàng)造性運用，它與書寫者的詞語感受、情感表達以及二者的互生互構密切相關，或者說，辭令風格與創(chuàng)造者的語言稟賦有著天然的內在關聯性。但是，文學語言歸根到底是環(huán)境的產物，它即使呈現為個體化的書寫、個性化的表達，但無論如何也脫離不了社會性的底色，時代精神與社會氛圍的浸染和熏陶必然滲透到書寫者的文辭呈現中。所以，中國文學中有注重“世風”、“世音”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詩論和文論的構成里，也往往把一代之風尚的考辨作為衡量詩文價值的重要標準，而辭令的選擇與呈現則是這一標準的重要切口?！坝^風俗，知得失，自考正”的文學功能早在《漢書·藝文志》中就有明確的闡釋，《文心雕龍·風骨》也有“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的主張，在其后的時間里，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的現實主義傳統(tǒng)成為文學史的重要支撐部分。這表明源自《詩經》的創(chuàng)作主張得到了很好地傳承，始終在不同的時代中構成了文學思潮的主軸。但文學史的書寫主體通常是由文人構成的，一定程度上會造成辭令運用視野上的局限，即過分強調書寫主體的決定性作用，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其社會來源和社會需求，變成了一種窄化了的自語；或者不作揀選，完全迎合世俗趣味的泛濫，使得辭令淪為感官的附庸?！懊难拧焙汀懊乃住钡膭?chuàng)作取向與語言風骨的缺失有著莫大的關聯，黑格爾曾說：“內容之所以成為內容是由于它包括有成熟的形式在內?！庇终f，“一個對象的缺點或不完善之處，即在于它只是內在的，因而同時也只是外在的?；蛘咄瑯涌梢哉f，即在于它只是外在的，因而同時也只是內在的?！币蚨?，關注文學的語言表現就不只單純是作品形式方面的問題，而且關涉作品的價值取向和審美追求。
語言即立場，辭令即態(tài)度。文學作品中的語言特點是創(chuàng)作者辭章品格的直接體現，它也同時標明了創(chuàng)作者的寫作視野和思想格局。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引用《文心雕龍·指瑕》中的“立文之道，惟字與義”來強調文學辭章對社會價值的承載、引領作用，這對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來說，從文學語言新風尚的營構層面，樹立了非常明確的價值尺度?？v觀文學史的演進歷程，可以發(fā)現，文學語言的生氣灌注都與創(chuàng)作群體對時代要求的即時響應息息相關，這種響應不僅使得辭令風貌為之一變，而且也對審美價值、人文精神的躍升有著很好的促進作用，從“古文運動”、“新樂府運動”到“詩界革命”、“文學革命”無不反映出上述特點。
那么，面對新時代文學發(fā)展的總要求，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領域中，辭章品格如何做到有筋骨、有靈魂呢？塑造新時代文學的辭章品格要從古今中外的文學典籍中汲取源泉，特別是要從博大精深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源泉。另一方面，新時代文學的辭章也要在社會傳播這個熔爐中鍛煉筋骨。也就是說，不能只在文學的視域中熔鑄文辭，還應該在社會生活中關注語言現象、引導習慣用語、涵養(yǎng)語言美感、堅定文化自信，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本唧w來說，就是文學創(chuàng)作者要形成符合新時代要求的辭章品格，必須在語言運用與創(chuàng)造層面，具有主動積極的介入意識，把培植良好的語言環(huán)境的微生態(tài)作為擔負社會責任的有機構成部分。所謂語言的微生態(tài)，就是在社會流行詞匯和新詞新語的使用中形成的語用環(huán)境和用語習慣，它看上去似乎不與文學語言直接相關，但內在有著必然聯系，因為文學語言無論如何超拔，都是不可能脫離社會環(huán)境而獨立存在的。
就當前而言，由于信息傳播的即時性、流行文化的覆蓋性以及資本力量的滲透性，社會語言、習慣用語中出現了大量的新詞新語。這些新詞新語的源頭不一，有的來自社會重大事件（如“白衣執(zhí)甲”、“颯”），有的出自對新事物的描述（如“元世界”），有的是外來文化的暗襲（如“二次元”），有的沉溺于“諧音梗”消解成語（如“天下大勢，汾酒必喝，喝酒必汾”）；同時，這些新詞新語的所承載的價值也是良莠不齊，有積極弘揚正能量、謳歌人民的（如“逆行者”），有只圖傳播的快捷性而忽視內蘊性的（如“絕絕子”），有販賣焦慮、消極避世的（如“躺平”、“內卷”），有炫耀奢華、崇洋媚外的（如“凡爾賽”），有一味戲謔、拉低審美價值的（如“人賤人愛”“如虎添億”）。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新詞新語的出現和流播是語言發(fā)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但這種現象是值得文學創(chuàng)作者予以關注的，如果文學創(chuàng)作者不主動積極地貼近新詞新語，而將其與文學語言隔絕開來，認為這些語言是無關文學的，那只能說明文學創(chuàng)作者依然存在以“士人”自居、以“高居象牙塔”自處的旁觀者意識，這種觀念對新時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而言是不利的，更不符合新時代文學的價值尺度，至少在語詞傳播的社會責任意識上有所缺失。考察近年來涌現出的新詞新語，只有諸如“正面強攻”、“降維打擊”是源自文學作品（出自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但這一個例也正好印證了當前文學語言對社會優(yōu)良風尚的引導和弘揚力度不夠，在語言風貌的價值輸出方面還有所缺失。
由于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越來越多地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新詞新語也會憑借這些渠道迅速傳播、大面積覆蓋，如果文學創(chuàng)作者不充分利用這些資源，不在上述渠道中去觀察、鑒別、剔除那些負面的、粗暴的用語，等到它們鋪展開來，就會侵蝕文學語言的生存土壤，就會擠壓文學語言的發(fā)展空間，就會鈍化文學傳播對象的語言感覺。所以，無論是從文學的認識、教育功能來看，還是從文學的審美功能來看，文學創(chuàng)作者都應積極關注社會生活中的新詞新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有追求、有本領的文藝工作者要提高閱讀生活的能力?！边@種能力，也必然包含文學創(chuàng)作者培植良好的語言微生態(tài)的能力。
文學創(chuàng)作者在語言的微生態(tài)培植上有著天然的優(yōu)勢，因為對文學創(chuàng)作者而言，無論是在文字感覺、詞匯儲備上，還是在修辭行文、意蘊包孕上通常都具備高出常人的專業(yè)性，因而完全可以在上述渠道中發(fā)揮引領作用。這種引領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能迅速聚焦弘揚正能量、彰顯人民性的語詞，比如對從社會重大事件中滋生出的諸如“逆行者”、“白衣執(zhí)甲”、“強國有我”等詞匯，能用多種文學體裁、借助多種文學手段、憑借各類傳播渠道，全方位、多角度地去豐富它、開掘它，使這些詞匯和生動剛健、清新質樸的文學藝術形象融為一體，《山海情》對“精準扶貧”的刻畫，《覺醒年代》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闡釋，可謂這方面的標桿；第二、能及時矯正價值扭曲、品味低俗、審美畸形的詞匯傳播，對諸如“凡爾賽”之類的詞匯，要不遺余力地諷刺、批駁，利用豐富的文學資源批謬祛誤；第三、能從時代要求和人民需要出發(fā)，不斷創(chuàng)造出引領風尚、標舉英華的流行詞、新語新詞，使得語用環(huán)境和用語習慣不斷改善，形成詞清語峻的語言氛圍。
文學的語詞雖然有其自屬的特征和風貌，只是文學領域中的構成元素之一，但“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它的背后是時風世相，是文學創(chuàng)作者必須用心灌注的對象。不然的話，文學創(chuàng)作者如何書寫“生活”二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