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人物 | 石一楓：海膽，翻了個面
白紙一張
北京一個小胡同里，走進人民文學出版社后院，四周立著幾層紅磚樓，綠漆斑駁的一扇扇木窗映著堆滿的書和植物。牛仔褲帆布鞋，亮黃色外套，頭上一頂毛線帽，石一楓和人聊著天走過來，七拐八拐把我領進二樓，《當代》雜志為數不多的屋子之一，他和執(zhí)行主編徐晨亮共用一間辦公室。
研究生畢業(yè)，石一楓就來《當代》工作了。16年的變化是老編輯退休，新編輯變老，更年輕的編輯不斷進來?！翱镄愿袷菐状舜蚰コ鰜淼?，比人的性格要強，人說變就變，刊物不能變?！?/p>
《當代》創(chuàng)刊于1979年，是我國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重鎮(zhèn)，古華《芙蓉鎮(zhèn)》、陳忠實《白鹿原》、阿來《塵埃落定》等七部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都首發(fā)于《當代》?，F在編輯部還延續(xù)著80年代文學沙龍的氛圍，一篇稿子好幾個人讀，再討論分析。
對文學的很多看法，石一楓是在編雜志中養(yǎng)成的。最初不知天高地厚，寫什么都照玄照大了掄，后來發(fā)現反思現實比超越現實更有意思。很長一段時間，石一楓喜歡讀個人化精神性的作品，80年代大熱的先鋒文學對正在成長的青年作家產生了巨大影響，“如果沒當編輯，沒準我也走那個路子了?！钡健懂敶泛?，他慢慢知道寫作源于觀察生活，這不是能力，而是一種興趣和意愿。
生活處處是學問，在編輯部尤其如此。大部分時間大家湊一塊兒就是聊，文學熱點社會生活日常變化。石一楓屋對面是老編輯洪清波——1992年，去西安從陳忠實手里接到《白鹿原》手稿，一路熱氣騰騰揣回北京，現在退休了依然每天過來，成了習慣。倆人常一人一個沙發(fā)，一聊小半天。
雜志社每個屋陳設相似，水泥花磚地磨得發(fā)亮，掉漆的墻皮掛著小黑板，白熾管燈顫巍巍吊在半空，柜子桌子椅子一水兒80年代原裝，像進了家具舊貨市場。一條狹窄幽深的過道，成捆的雜志和投稿滿滿當當占據了目之所及的每個架子，已經快沉淀為古董的環(huán)境40多年沒變過，只有貼在墻上的紅福字昭示著萬象更新。大家說這兒都能開個展覽了，大家也說，這兒真正是文學的樣子。
這些年，對石一楓影響最大的就是當編輯，用他的話講，天天在雜志社“蹭票”聽名編論文學，見識長了，眼光銳利了。寫長篇小說《借命而生》時，石一楓偷懶沒變視角，洪清波看完說，這兒從另一個人物展開就好了，“果然那小說現在看還是單薄了些?！?/p>
更重要的一個方面，在于對藝術評價標準的改變。過去寫東西，顯擺的心態(tài)多，你看這話說得絕吧？別人說不出來吧？現在明白，在“別人說不出來”之前，得先追求“別人看得進去”，文學是讀者的，老編輯說好小說的標準是可讀可感可想，他覺得這近乎真理。
石一楓愛看小說，最大的樂趣也是看小說，“真是好這個，沒疲過?！?每天閱讀大量投稿，老琢磨作品為什么寫得不好，時間長了能看出來有的閱歷不夠，有的寫作能力差，有的干脆動機就不對。“像美食家開飯館，掙錢和愛好都從這兒出，不矛盾?！?/p>
文學改變命運，對石一楓，好像是反著來的。1979年生于北京，在出示身份證的情況下沒法冒充八零后；1998年考進北京大學，沒混成主流知識分子；2005年起當文學編輯，沒趕上揣本油印刊物就能騙吃騙喝的好時候。改革的同齡人，沒改革過別人，凈被別人改革了。不少同學成了高管或仕途得意，他自己都感嘆，干別的沒準哥們兒早發(fā)了。
今日文學不比上世紀80年代黃金期，石一楓覺得這才正常，社會進步的表現是多元化。那時明星都是作家，人們獲取文化的途徑只有幾本文學雜志，追逐方向就那么幾個，恨不得這個風潮來了那個就一名不值。“要是全國人民現在還嗷嗷待哺等著一小撮作家啟蒙，我都替作家臊得慌?！?如今文學損失了讀者，大眾閱讀趣味卻更健康了。
認同作家的職業(yè)，好好干就是了，石一楓覺得哭天喊地表忠心值得懷疑，也怕喊口號似的給文學冠以各類名目，好像某項事業(yè)的意義一崇高，從事的人也跟著形象偉岸起來?！安贿^起碼要求得有，思考和記錄在別的藝術領域未見得像文學這樣有效，這也是文學的不可取代之處?！?/p>
2011年前后，石一楓先后出版《B小調舊時光》《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節(jié)節(jié)最愛聲光電》等小長篇，多聚焦80后青年成長史。那年他32歲，最大變化是從“自然人”變成“社會人”了，要從個人情緒中掙脫出來，用有所擔當的眼光看待自己與他者。同門師兄、文學評論家李云雷給他做了一個訪談，叫“為新一代頑主留影”，彼時談到寫作，石一楓個性十足：眼下主要和年輕人分享生活。面對傳統(tǒng)文壇，初出茅廬的青年作家既自卑又自負，“我能寫的他們提供不了，他們提供的我寫不了。”
十年過去，早已告別青春和青春文學的石一楓承認，那時寫作狀態(tài)比較懵懂，老想說點什么又不知道該說什么?，F在有意識貼近現實，反映現實，思考現實，對中國社會與社會中人的變化保持一定程度的察覺。以魯迅為代表的那批作家構筑的現當代文學有著厚重的歷史積淀，如何作為現代的中國人看待現代的中國，恰恰是它留給我們的命題。從這個意義上講，石一楓的寫作沒有跳出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扒∏∠喾矗莻€傳統(tǒng)正是我們在今天需要強調的”，石一楓說。
誤打誤撞
高中時，石一楓發(fā)表了人生中正兒八經的第一篇小說，題目叫《上學》，寫小孩沒考上中學家里托關系走后門。半個月寫了一萬多字，家人拜托當時的鄰居，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指導指導。作家說不錯，推薦給《北京文學》。石一楓字不好看，母親怕讓人笑話，又謄抄一遍。后來石一楓專門去了趟位于和平門的《北京文學》地下室編輯部。
出生于革命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專業(yè)編劇，母親在中學當老師，石一楓算得上正經部隊大院子弟。八十年代相對貧瘠，大院自成一體，吃飯?zhí)觐^洗澡上學玩耍全都在院里完成。以前大院孩子上完中學就能當兵，別的孩子都得插隊，優(yōu)越感不言而喻。隨著市場經濟發(fā)展，差距一抹平，大院背景早已不占優(yōu)，大家出路上沒什么不同，面對的困境也沒什么不同。
比較特殊的是，那時部隊大院出了很多搞文藝工作的人，王朔、姜文、崔健、馮小剛等等，寫作拍電影玩音樂，樣樣不落。那位推薦石一楓作品的，就是同住一個院的作家余華。
石一楓那批十幾歲的小孩看著這些人的東西長大，心里多少有點朦朧的文藝理想。90年代上中學，一問學校里有學樂器的，幾乎全是部隊大院的，石一楓畢業(yè)應聘的簡歷上，還寫著會拉手風琴。
喜歡文學，對他來說頗像一種無奈的選擇。和同齡人的家長一樣，石一楓的父母都是勤勉敬業(yè)之人，在他們的生活中，“組織”占有極其重大的分量，組織包辦了他們的生活，他們卻沒工夫包辦兒子的生活了。石一楓剛具備直立行走及排泄之前向大人通報的能力，就被發(fā)配到幼兒園，一日一接，到六天一接。童年留下的剪影，是他一個人在林蔭道上踽踽而行，口齒不清，念念有詞，神魂顛倒。
這種困境在識字后大為緩解。父親放在陽臺的書被石一楓翻了個遍，開始挑小人書，畫看完了猜字。陸文夫的《美食家》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還有剛火起來的先鋒派、新寫實、“痞子文學”作家，小說看不太懂，行文中的臟話倒是記牢了。后來碰到前輩，別的年輕人都激動地說“我是看著您的書長大的”，石一楓想說的卻是“我是看著您的書學會罵街的。”
成長于大院，語言渾然天成受地域文化影響，石一楓寫作和說話一樣，活蹦亂跳，葷素不忌。這方面王朔對石一楓影響巨大：“在他之前都是裝著說、繃著說，他改變了傳統(tǒng)的說話方式，先說人話，再說有意思的人話。”有讀者認為行文風格輕浮，石一楓也認了，他希望用大家更易接受的方式，“人已經很不容易了，再哭天搶地說自己不容易，也挺膩味的?！?/p>
在安逸環(huán)境中，大院子弟看事情也比較純粹。文學成了石一楓的精神追求，并且愿意通過寫作保持。正因為看重這一點，雜志社才把他留下來。
最初，《當代》沒想要石一楓，面試時洪清波說他身上有煙味，《當代》前副主編楊新嵐一聽，又來一大煙槍，想找個理由勸退得了。前面兩個面試者編輯部全體上陣，到石一楓，只有楊新嵐和洪清波，本打算簡單聊聊走個過場，結果卻出乎意料。
“很多人總夾雜著別的什么，為生存發(fā)展，或走出點光明大道。石一楓不一樣，能感受到是純粹的發(fā)自內心的熱愛”，楊新嵐而今都感嘆，“他骨子里有這根脈?！?/p>
作為在北大接受科班教育的人，石一楓有過被所謂精英文化塑造的經歷，那個年代青年人的學院環(huán)境“言必稱希臘”，張嘴凈是夾生洋詞兒，看個盜版電影都挑各種有講究的，從藝術到思想，“更別提文學了，不啃兩本卡夫卡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這時期石一楓接觸不少文學觀念，讀了眾多中外經典，見識了真正好的東西。
回看學生時的作品，“辣眼睛，那真沒法讀”。創(chuàng)作需要人生閱歷，石一楓認為，小說是一門關于價值觀的藝術：抒發(fā)自己的價值觀，影響別人的價值觀，在復雜互動中形成新的價值觀。
他寫東西比較滿，信息量大，情節(jié)不斷轉折、遞進，人物一層層往下挖，甚至每一句話都有言外之意，在足夠豐富和自洽的文本中人與人對撞，立場與觀念對撞，推著你不得不思考判斷。
近年來，關于純文學式微的討論不絕于耳，過去堅守的在碎片化信息裹挾中面臨失效風險，石一楓覺得，恰恰因為這樣的處境，對價值觀的探討和書寫才成為文學最獨特的價值所在?！扒也徽f作家對時代和社會應有的責任，和影視、游戲這些新興娛樂形式比，文學因為遠離大資本大工業(yè)運作模式，才和思想的自由表達、深度探索有了更緊密的聯系。”
2007年，28歲的石一楓完成中篇小說《五年內外》，與之前作品相比，最大不同是情懷的變化，他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文字情緒，看事物的眼光也長了起來。讀小說時李云雷想到了王朔的《動物兇猛》，寫的是大院子弟在70年代的事兒，石一楓寫的是同一類人在90年代的生活，有些“后傳”意味。這篇小說后，石一楓決心寫長時段的、有社會性的小說。
很多人說石一楓像王朔，作家李洱認為，他的小說腔調比王朔復雜，堅守著彌漫在民間文化中“正”的一面，“文字調皮活潑，但并不影響文本底色?！?/p>
今日的北京和王朔筆下的北京差異巨大，要處理的問題也不盡相同。那時人的壓力大多來自于環(huán)境、政治，金錢可以暫時讓人遺忘。越往后，金錢反而成了主要壓力。每代人的焦慮不一樣，“上一代作家20多歲還下鄉(xiāng)插隊呢，我們這一代就開始為買房操心了”。石一楓不看重代際劃分，那是由生活狀態(tài)和成長歷程客觀決定的，“有新矛盾就該寫新的事兒，作家面對的是生活，不是別的作家”。
石一楓碩士論文做老舍研究，對北京這個打小生長的城市，他不想繼承民俗，只想研究現實。城市規(guī)劃拆古跡，他沒多么憤怒，一間毫無歷史價值的民房被強拆，反而有上前理論的沖動。
“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王朔之所以是王朔，并不僅僅因為他們的說話方式，也不僅僅因為他們呈現出北京老市民怎么說話吃飯過日子，還是因為他們寫出了一個時代最突出的發(fā)展和矛盾?！?/p>
改革開放涵蓋了迄今以來石一楓所經歷的一切社會變化。這代年輕人尤其城市孩子，在社會上升期度過青少年，對生活抱有樂觀態(tài)度，覺得今天的不如意明天都能解決，世界是前進的、蓬勃的，自己一大使命就是擁抱世界。時代給他們的切身體驗是飛速前進，人與人關系和生活的變化成為深刻的時代烙印。這兩年感覺又和前兩年不一樣了，人們不再拼命掙錢，有了佛系、小確幸這些名詞。
石一楓承認，比起以前的作家，年輕一輩作家的東西普遍發(fā)“甜”，透著沒經過事兒，哪怕多么深重的絕望往往也有裝腔作勢之嫌，他覺著沒什么，能意識到“甜”從哪兒來、將來有沒有可能繼續(xù)“甜”下去也就夠了。
溫柔的蟬噪
去年中旬，石一楓完成新長篇《漂洋過海來送你》，出版的熱乎勁兒尚未開始，年底新作品又快完成了。
“這個速度，一直寫累嗎？”
“還成吧。累一定是沒想好，想好就不累，還有意思?！?/p>
石一楓不熬夜，第二天早上要和孩子同時起床讓他養(yǎng)成11點睡覺的健康作息。他沒那么勤奮，筆耕不輟好幾個小時在他看來不可思議，“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能寫好嗎？”
以前石一楓特自信，認為有了好創(chuàng)意就能完成故事，結果很多東西寫到一半就停滯了。現在越來越重視框架設計和構思，事兒有意思，讓人生發(fā)聯想，就值得寫。主要，他愿意并懂得觀察生活，思考生活。
中篇小說《營救麥克黃》源于上海高速攔車救狗的社會新聞，救狗過程中出了別的事，跟人有關的事，怎么辦？《地球之眼》主人公通過觀察建筑燈塔推理采購燈泡有貓膩，因為石一楓曾坐在教學樓門口，看著對面電腦城明亮的閃燈琢磨，什么樣的樓有航標燈，燈的標準是什么？寫長篇小說《借命而生》，石一楓看到刑法修改后的判決依據嘀咕，假如犯罪很久才被抓到，會不會少判很多年？一直當逃犯是值了還是虧了？傳教人士在小區(qū)活動，石一楓創(chuàng)作了探討“北漂與信仰”的《玫瑰開滿麥子店》。
多想一步，簡單的事可以變復雜，對社會有說明性。在石一楓看來，好小說的標準只兩條：能不能把人物寫好？能不能對時代發(fā)言？
有次看電影，鏡頭拍人到窗口取骨灰盒，石一楓想，怎么確定這個是？于是有了領錯骨灰盒為起點的《漂洋過海來送你》，以“醬油廠老職工、殯儀館司爐工、抗美援朝英雄后代、國外務工人員”為錨點，將“抗美援朝、國企改制、汶川地震、國際設施援建”等中國重要歷史事件緊密串聯。
不同于靈魂高蹈式的精神指向性寫作，近年來石一楓的創(chuàng)作日趨成熟，帶有鮮明社會問題意識，尤以中篇小說為主，《人民文學》主編施戰(zhàn)軍將其稱為“光天化日之下的蟬噪”。
各形各色的普通老百姓出現于石一楓的故事中，對文字風格他有準確認知：我這么一個筆調寫偉人傳記不是搗亂嗎？小人物寫好了更有成就感，大家都知道他們的樣子，寫不好就進不了人們心里。
《當代》“90后”編輯于文舲和石一楓討論文學，“他就是特傳統(tǒng)的路子，什么情節(jié)、人物、反映什么問題?！笔粭鞯臉藴适牵勺x后耐人尋味地可想，想來想去還想不明白，那就算“一不留神寫出過得去的東西了”。
印象挺深的是《特別能戰(zhàn)斗》這篇小說，北京大媽跟物業(yè)作斗爭。最初石一楓只覺得精力旺盛嫉惡如仇的北京大媽很有趣，沒深想這類人多適合寫成小說，后來發(fā)現從她們身上能看出新舊兩種體制的錯位。中篇小說《地球之眼》的人物李牧光，寫時石一楓主要讓他代表資本之惡，后來思考，這種人是不是也有他的情懷乃至無奈呢？影視改編時他建議，李牧光最好能拍出點兒悲壯感來。
“人物越琢磨越復雜，這也是因為我們的時代復雜吧”，石一楓說。
《西湖》主編吳玄曾和石一楓是同事，兩人年齡差不少，卻一度在辦公室唇槍舌劍指點江山，以“極力避免庸俗人生”而結為摯友。吳玄見證了石一楓從早期王朔式對社會、人生的戲謔，到之后悲天憫人的狀態(tài)。“他把社會層面的批判變成了對人性的關懷，這個轉換很有意思?！?/p>
對小說中的人物，石一楓給予足夠平等和尊重。讓我們洞悉人物的困境，也允許偽善者為自己辯護。對具體的人，尤其是一個小人物，他恨不起來。即便要批判，也是對事不對人?！吧鐣栴}、時代困境、精神困惑，都可以揭露、批判，但對人，他們只是樸素活著，或者想活得更好的人?！?/p>
呂魁曾和同為青年作家的馬小淘談起一篇小說，說寫得特別好，像《世間已無陳金芳》那么好。石一楓這篇寫于2014年的小說，在四年后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一個從農村轉學到城市的姑娘，歷經跌宕起伏的人生，石一楓將她推向時代的風口浪尖，又讓她重重摔了下來。
青年評論家李壯覺得，“陳金芳”并不是一個有關野心和欲望的故事，“它是有關尊嚴的故事。為了獲得尊嚴，個人不惜獻出肉體與靈魂，冒犯道德和法律。當這些惡，同文本中倔強孤獨的聽琴人影重合在一起，似乎又惹人同情甚至令人心碎?！?/p>
陳金芳對石一楓意義特殊。直到大學，石一楓才算徹底走出大院，進入社會。有次出差，晚上開車走夜路，石一楓給楊新嵐發(fā)信息，太可怕了，連路燈都沒有；回來時路況不好，油也不多，他不敢開了把車扔在半道，還擔心有壞人。因為封閉、見識少、脫離生活，石一楓以前覺得陳金芳這種人是生活的非常態(tài)，年歲漸長后，才明白人家是常態(tài)。整個過程有開眼看世界的感覺。但常態(tài)一定合理、必然、天經地義嗎？石一楓想通過寫作尋找答案。
青年評論家岳雯將石一楓的文本力量歸因于他的道德激情。“他試圖以反諷的、戲謔的方式掩蓋這一過分嚴肅的激情。他認為，只有認真體會小說中的人物以及他們所面臨的道德選擇，同時考慮我們自身的道德境遇，才有可能重建詩性正義與道德共同體。”
“我只是想活得有點兒人樣?！毙≌f最后，陳金芳極具悲劇色彩和英雄主義地說出這句話時，我們的疑問不再是“她怎么會變成這個樣子”，而是“為什么一個人都變成這個樣子了，依然活不出人樣”？
想過得好點兒，依靠個人奮斗改變命運，是十幾年來大部分中國人的理想，他們在遍地機會的時代抓住機會，烈火烹油之后又宿命般的歸于失敗。陳金芳的人物角色，映照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某些側面，大城市的發(fā)展、財富對人的異化、社會階層的分野。從新文學歷史脈絡看，關注社會問題是主流，石一楓用更時髦的說法叫“新文學的DNA在于它的批判性”。
“健康社會需要反思，不能說過去就過去了。普通人可能會記吃不記打，就像小時候我媽說我撂爪就忘。但作家作為專業(yè)人文工作者，應該幫社會記住教訓，這樣大家才會越活越好?！笔粭饔X得這是簡單樸素的道理。
《世間已無陳金芳》發(fā)表不久，評論家孟繁華剛病愈，寫了一篇2萬多字的評論，標題為“當下文學的一個新方向”。吳玄對孟繁華說，他能扛得住嗎？石一楓表示，能。
孟繁華認為，石一楓繼承了新文學社會問題小說的道路，以正面強攻的方式直面中國精神難題，構成了中國文學正在隆起的、敢于思考和擔當的文學方向。
有段時間，中國社會刮起氣功風、傳銷風，尤以中年婦女為主要受眾，一時間關于大師、養(yǎng)生、詐騙的新聞曾出不窮。石一楓寫了長篇小說《心靈外史》，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起的名字，依舊探討社會問題，不過轉向人們的精神領域，石一楓覺得貼切。“張承志有個名著《心靈史》，寫得是信仰，我寫得是盲信，只能算外史。”
“堅信，不信，盲信，這些狀態(tài)都是今天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也是公共的社會生活。這個生活比過去更一言難盡，寫得也就是這個一言難盡?！毙≌f初稿有幾萬字冗余，更多寫主人公大姨媽之外，外甥楊麥的精神困境，石一楓發(fā)現越深入涉及的哲學與精神問題越復雜。《收獲》總編輯程永新建議刪繁就簡，現在看是正確的。至于讀的人還能生發(fā)出什么感想，石一楓很瀟灑，“哥們兒概不負責。”
大姨媽從民間土方到氣功大師到傳銷團伙信了個遍，石一楓不想探討信的對錯與價值，“這年頭誰配看不起誰呀”？如果人在精神層面上相信什么，這種相信本身比無所相信更值得尊重。大姨媽信一次失敗一次而最終滿懷委屈地對楊麥說，“只有你覺得我沒病”。也許楊麥才是可笑可悲的，大姨媽甚至是可歌可泣的。
細枝末節(jié)與滄海桑田
由于愛人精通古漢語和版本學，石一楓曾沾光一起赴美訪學。兩人住在芝加哥大學，有種說法叫“芝加哥學派統(tǒng)治世界”，諷刺的是，旁邊是全市經濟最爛的地方。石一楓天黑以后不敢出門，戶外活動就是下午趁有太陽，逛附近超市，然后去一街之遙的密歇根湖邊散步。
他每天在湖邊亂走，見到的活物往往是“幾只鼠輩（松鼠），一群丫挺（野鴨）”，偶然遇到一個渾身裹得嚴嚴實實的大胖子，大喜，對石一楓高呼：Hi，man！他也無畏回應：What’s up，man？
除此之外，大多窩在閣樓，日子一長，想起密歇根湖，恍惚覺得那是瓦爾登湖。愛人每天去圖書館忙得不亦樂乎，看他窮極無聊終于鼓勵道：寫寫東西嘛。跟你名字挺像那個諾貝爾獎作家，石黑什么來著，據說長期就在閣樓窩著。
石一楓最大的毛病是坐不?。耗膬河行迈r事必會沖在第一線，大段時間寧可在辦公室閑扯，也不愿在書桌前看書查資料，坐在電腦前敲幾個字了，又忍不住干別的，最后干脆還是找個人多的地方湊熱鬧。
他深知這個習性不好，有時候發(fā)狠用老腕兒的話勉勵自己：有本事把我抓起來，關三年沒準兒寫出《紅樓夢》，最起碼也是一《飄》。現在倒好，也跟關起來差不多，試想長此以往，有沒有可能離寫出心儀的作品更近一步？
非常遺憾也非常意外，答案是否定的。太閑太靜了，石一楓也許真的會修身養(yǎng)性，謀篇煉字，打磨掉那股自己都看不過去的毛糙勁兒，從而更接近心里“藝術品”的狀態(tài)。但問題又來了，“那樣的話，我究竟還能不能繼續(xù)寫作，所寫的又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
石一楓認為，文學有兩股勁兒，一股是從里面來的，一股是從外面來的。
他的那股勁兒，似乎是對別人的生活，對中國社會有了研究的愿望，才確定能夠認真寫點兒東西。
“我羨慕在文學內部就能自給自足的作家，對我來說，文學一定需要有了文學之外的價值，我才有將它從事下去的動力?！?/p>
石一楓寫東西有個怪癖，一個事情在小說和美學的意義上“完了”，還必須得在社會、歷史和現實的意義上“完了”才算真“完了”。所以不少人物走向與結局，他忍不住想交代到底怎么回事兒，更深入地用人物命運說明時代。
有記者問，你希望成為一個怎樣的作家？
石一楓回答，當然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家。
二十多歲時，石一楓完成第一部長篇小說《B小調舊時光》，第一句話是“永遠無法擺脫感傷情緒的困擾，這可能是我們的致命傷?！鼻酀哪贻p作家還沒跳出個人主義，清楚能力有限，當時他只希望做到兩點：別太“水”，別因為尚未具有寫現實的能力，就拋棄對現實的關注。
有段時間，他重讀中國經典短篇小說，發(fā)現前輩們能順暢地把集體性的“中國故事”和私人化“個人故事”結合起來。“然而在今天許多作品里，私人性與社會性之間愈發(fā)涇渭分明。一個人的故事很難再反映一個時代、一個階層甚至社會上的一個族群?！?/p>
究其根本，有文學思潮的更迭，有生活經歷的改變，也有價值觀的多元導致個人高度“原子化”等等復雜原因。宏觀敘事和個體經驗一定此消彼長嗎？石一楓并不認同，“小情緒和大時代不是割裂的，個人與國家也不是脫節(jié)的。一滴水來自弱水三千，而弱水三千蒸騰為云，最先落下的仍舊是一滴水”。
當下文壇，現實主義作品的寫作技巧都比原來更到火候。但石一楓觀察，真正能發(fā)時代之先聲的并不多。
拿與現實最貼近的城市文學來說，在《當代》看稿子，投稿作者來自四面八方，所寫的城市質感卻幾乎一樣。城市化的現代生活是早上工作，中午吃飯，下班打卡，回家睡覺的系列流程。石一楓羨慕老一輩作家打過仗，種過地，做過工，生活波瀾壯闊、高度戲劇化，而今生活形態(tài)同質化嚴重，精神世界潛藏萎縮干癟的風險。
“所以啊”，石一楓笑呵呵地說，“千萬別認為自己有多值得寫的，自己那點感慨就是多有意義的。”
世界在變，認識世界的角度也在變，過于簡單的是非判定與價值取舍，往往來源于對事物概念化的認知。
“工人是粗野的，農民是麻木的，市民是自私的；底層青年的終極理想是買房；戀愛和婚姻等于產權交易…… 我們不能否認有現實基礎，但問題是，如果大部分作品都是類似手法，很可能導致概念遮蔽真實。”石一楓說。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些概念往往又關聯著一套相對省事兒的寫作與閱讀習慣，慣性讓我們試圖用一個或幾個觀念和結論解釋現實，比如體制問題、文化特質、普遍人性等等。如果對這些詞匯的理解僅停留在概念層面，那么錯失的將是更錯綜復雜、更一言難盡的真實?！?/p>
初到美國，發(fā)生一件有趣的事。美方報銷去程路費，本應是三千多人民幣，支票寄過來卻是三千多美元。石一楓認為無關緊要，“美國剝削全世界，占他們點兒便宜怎么啦？” 而愛人秉持公平正義，必須歸還多出來的路費。通過各方推諉交涉，最終并不順利地解決了問題。
兩千多美元意味著什么呢，兩臺蘋果手機？小康家庭在大城市里的月開銷？放在十年前，兩千美元對于一個普通中國家庭的意義，也許就不同了，放在二十年前，這個意義更大，而放在三十年前，這筆數額簡直無法想象。
這兩千美元的價值變化，除了說明國家經濟實力提高了，還意味著別的一些什么，“把兩千美元不那么當回事兒的生活，未見得比算計兩毛錢白米粥的生活快樂?！?石一楓總結，滄海桑田不一定存在于地理時空上，也不一定存在于歷史劇烈變動上，還可能存在于一個俗人想占便宜而沒占著的兩千美元上。
水面之下
“從成長到工作，無論生活還是文學，你好像都挺順?！蔽艺f。
“順是因為要求低?！贝髮W臨畢業(yè)不操心工作，“知道肯定餓不著，穩(wěn)穩(wěn)當當有地兒待得了。”
去雜志社前，石一楓應聘了一個公務員崗位，先寫文章，然后面試，最后說剃頭準備來上班吧，長發(fā)不合格。石一楓心想，你讓剪頭我就剪？他了解了一下，崗位職責要求每天早上8點在天安門準時等候。一尋思，直接當官行，這天天還得熬著，不劃算，家人也說性格不合適。他寫得面試文章大意是如果領導是井底之蛙，有什么資格要求下級是千里馬。
家庭條件良好，不用為吃喝發(fā)愁，也少有奔波壓力，使北京孩子多隨性灑脫的生活態(tài)度，不急不躁，不爭不搶。外人詬病不上進，有隨波逐流之嫌。和其他人比，石一楓還算傳統(tǒng)，有一份正式工作，有些寫作的朋友連公職都舍棄了。他自己都說，來雜志社就是“因為懶，圖舒服?！?/p>
于文舲形容石一楓，有北京人特有的慵懶和無所謂的勁頭，不是佛系也不是頹?！霸趺粗夹校u職稱什么的也不怎么上心。但是工作靠譜，對真正在乎的絕對有想法，絕對當回事兒?！?/p>
馬小淘在不少活動中遇見石一楓，拎著據說是夫人淘汰下來的紅箱子，穿著各式花里胡哨的牛仔褲，馬小淘發(fā)覺，他確實是個“有點分裂的人”。
拋開文學，石一楓歡脫隨和，熱鬧得一個人像一支搞笑隊伍，以機智好玩的方式解讀生活，調戲朋友，也堅持自黑。一觸及文學，立刻變載道臉，端方犀利，孜孜不倦。馬小淘還記得，一次頒獎會上石一楓以莊嚴、虔誠、近乎老實巴交的態(tài)度發(fā)表獲獎感言，并認真談了小說創(chuàng)作，和前一天在機場像吃了興奮劑一樣手舞足蹈的狀態(tài)比，簡直算道貌岸然了?！八歇毜降乃妓?，透著實在和真誠。很多近在咫尺的盲點，他卻心明眼亮?！?/p>
談及文學生態(tài)，石一楓很犀利，“一方面在進化，一方面也在退化”——作家寫作水準變高了，對生活的洞察能力，揭開生活真面目的勇氣變少了。“從作家的角度看，都變好了。但從人的角度看，可能都變壞了?！?/p>
很長時間里，石一楓都認為自己寫得不怎么樣，看自己的東西，再看別人，發(fā)現就是有差距。寫作他算是下笨功夫的，習慣在作品中塑造一個貼近生活的人物，或者是游手好閑的文化混子，或者是大城市知識分子，通過這樣的“我”作為橋梁，實現對現實邏輯的審視和反思。后來逐漸意識到，這恰恰是一種有缺憾的敘事策略。
“優(yōu)點在于對我而言比較真切，也沒那種令人厭煩的高姿態(tài)，缺點則在于，那不是一個有力的支點?！?寫到現在，石一楓感覺很多東西通過這個“我”來表現反而隔靴搔癢。
長篇小說《借命而生》的寫作，初始動機就是想解決問題：寫第三人稱不靈。石一楓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最大障礙是不能以第三人稱敘事?！斑€有點追求的話，就嘗試改改，別以特點當借口?！?/p>
故事里有個有意思的角色，主人公杜湘東看守所的警察同事老吳，快退休了，每天愛喝五十六度的二鍋頭，杜湘東看不起老吳，覺得他“活在廉價的醉生夢死”中，后來經歷一些事，人到中年，又覺得老吳“可能才是活明白了的人”。
也許每人如此，石一楓二十幾歲時最煩的就是現在的自己，一個寫作的，一個當編輯的，有什么了不起？那時他沒想過當作家，有空洞的理想，覺得自己特厲害，輕輕松松就能偉大，具體怎么偉大也不知道。經歷了二十歲、三十歲、到現在四十歲，生理和心理年齡都在逐步成熟。
石一楓曾接過詐騙電話，聲音很像辦公室老同志，就說“老師我特盼著受您教育，不過咱還是電話說吧早上我起不來?！?結果對方回，干這么久電話詐騙頭回有人叫老師，我也為人師表放過你吧。
“他有好幾層”，楊新嵐告訴我。石一楓理想的一天是中午去吃首都機場T3航站樓的漢堡王，晚上飛到成都吃回鍋肉，所謂人生幸福時刻?！案嗵幘昧藭l(fā)現，除了享受生活吃喝玩樂，絕對還有另一個他?！?/p>
海膽里面軟，外面都是刺，扎手。石一楓像翻了面的海膽，表面嘻嘻哈哈各種實話摟不?。?/p>
“寫作和賣書兩碼事，咱也想風華絕代把錢掙了，沒這天賦呀?！?/p>
“對網絡文學沒看法，各有各的讀者和市場，對得起座兒就成?！?/p>
“寫作的價值在于對生活的發(fā)現，教育背景是否有利于發(fā)現生活，還真不好說?！?/p>
“創(chuàng)作談實際上寫給覺得作品臭的人，全當辯白解釋幾句?！?/p>
……
他的鋒芒與穩(wěn)重，藏在內里，藏在生機勃勃的文本中。在寫給孩子的成長小說《白熊回家》里，石一楓以正義與反抗、美善與邪惡為主題，講述了三種社會結構形式。
同兒童文學一樣，應該寫什么？說點能聽懂的話，講點能認同的理，是文學面對讀者的困境。兩年前，他和師兄在路邊閑談，師兄的孩子三歲，家學厚重，批判意識強烈，嘬著冰棍斜瞅了他們一眼，丟下一句：“你們兩個文化垃圾?！?/p>
（注：部分資料參考過往訪談內容，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