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架——寫于世界讀書日前
4月23日，第27個世界讀書日即將來臨。各大讀書類微信公眾號、售書網(wǎng)站開始鋪天蓋地的宣傳讀書的益處?！懊髦恰薄疤岣哐劢纭薄皵[脫頹廢”......種種字眼充斥著人們的眼球，刺激著人們的神經(jīng)。更有那些無論是勵志還是擺脫失戀、失業(yè)等“人生建議”的視頻也無一不將“讀書”放在解決問題方式的清單前列。那么讀書的意義究竟為何呢？
童年時代，書籍于我而言扮演的更多是陪伴的角色。小時候因為父母工作忙，無暇照顧我，我經(jīng)常登高爬梯，借助沙發(fā)，專撿“束之高閣”的書籍看。因為無人引導，我經(jīng)常拽出哪本讀哪本。想想小學一二年級我讀的都是爸爸喜歡的懸疑破案類書籍，如描寫越獄逃至深山的殺人犯、搶劫犯、盜竊犯如何生存的《綠月亮》、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控方證人》《東方快車謀殺案》；媽媽喜歡的瓊瑤系列，如《窗外》《煙雨蒙蒙》《梅花烙》等。幸好他們的書架還有裝點門面的《紅樓夢》《三國演義》《烏合之眾》《局外人》《罪與罰》《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外名著系列，不然我大概率會長成一半追求推理破案的刺激，一半信奉“真愛至上”的雙重“分裂”人格。玩笑話，認真講，感謝爸爸媽媽的書架，陪伴了我孤獨的童年時代。書籍就是我的玩伴，它們經(jīng)常懶洋洋的斜躺在書架，勾著“誘惑”的小手，叫我去它們的世界里徜徉。
少年時代，書籍于我而言是“睜眼看世界”的媒介。
讀中學時，一段時間內(nèi)瘋狂迷戀世界文學，我自創(chuàng)了“國別”讀書法。按照蘇俄文學、日本文學、英國文學、美國文學等，將在校圖書館內(nèi)能找到的相應國別書籍“一網(wǎng)打盡”。
蘇俄文學在新中國成立后，憑借著獨特的優(yōu)勢，迅速風靡祖國的大江南北。好像小伙子腋下不挾著本《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nóng)藝師》，開口不和姑娘談論《安娜·卡列尼娜》，總是少些什么；這和80年代大學生，開口薩特、波伏娃、加繆，閉口存在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等現(xiàn)象如出一轍。蘇俄文學中我最喜歡列夫·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復活》，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等。
關于日本文學，我讀了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1Q84》，夏目漱石的《我是貓》，太宰治的《人間失格》，川端康成的《雪國》《伊豆的舞女》，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等。我發(fā)現(xiàn)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最大的不同是：故事主人公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死”，而中國文學的主人公是無論如何，付出多大代價也要“活”。
英國文學中，少年時代我最喜歡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最喜歡簡的那句“難道就因為我一貧如洗、默默無聞、長相平庸、個子瘦小，就沒有靈魂，沒有心腸了？...”，后漸漸明白自己喜歡簡愛背后的深層原因是：在她身上顯現(xiàn)的是新女性形象：自尊、自立、自重、自強，對自己的人格、情感、生活和判斷、選擇都有堅定的理想和執(zhí)著追求（這不就是涅槃重生的“大女主”嗎？）。長大后更加關注反映社會問題的查爾斯·狄更斯的《霧都孤兒》《雙城記》，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和毛姆的《面紗》等。
美國文學中，我喜歡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本杰明·巴頓奇事》。《了不起的蓋茨比》里的一句話至今影響著我的為人處世，“我年紀還輕，閱歷不深的時候，我父親教導過我一句話，我至今還念念不忘?！糠昴阆胍u任何人的時候， 你就記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個個都有過你擁有的那些優(yōu)越條件’”。
少年時代，當我睜開對世界滿是好奇的大眼睛時，書籍映射給我的是如此五彩斑斕的世界。這世界雖然不像童話般的美好，蒸餾水般的純凈，但讓我從小就感受到了世界是如此的幽微復雜，卻值得細細探索。
青年時代，書籍于我而言是隨時可以筑起的“避難所”。
毛姆在《書與你》中說“……養(yǎng)成閱讀的習慣，就等于為自己筑起一個避難所，生命中有任何災難降臨的時候，往書本里一鉆，是個好辦法。不過，我指的災難，并不包括饑餓的痛苦和失戀的悲哀，這兩者光靠讀書是緩解不了的。然而，身邊放五六本精彩的偵探小說，手捧一個熱水袋，卻能使人不在乎患了重感冒”。
是啊，當你拖著疲憊的身體下班回到家時；當你因為疫情居家隔離觀察時；當你深夜醒來發(fā)現(xiàn)自己“獨在異鄉(xiāng)為異客”時，如果手邊有本你喜歡讀的書，讓你過你不曾經(jīng)歷的人生。那些人生、故事里有理想、希望、倫理、禁忌和罪惡，在你的有限的人生經(jīng)歷里，體會到別番的滋味；讓你在紛繁復雜的世界里找到一片凈土，在那里能夠安放那顆脆弱不安的心。
從埃萊娜?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看到埃萊娜和莉拉長達半世紀的友誼、競爭、嫉妒、互助，看到二戰(zhàn)后的那不勒斯拳頭比法律直接有效的多；從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梁曉聲的《人世間》看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實主義不是庸俗主義，不是復刻庸俗灰常的人生，渲染苦難，而是通過苦難書寫人格尊嚴和道德激情；從魯迅的《故鄉(xiāng)》、沈從文的《邊城》、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晚熟的人》看知識分子的“返鄉(xiāng)文學”，他們或是充當智識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或是認為鄉(xiāng)村是座希臘小廟，那里供奉著人性，或是充當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報信人”。
從丁玲描寫女性主題意識覺醒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夢珂》到后期專注宏大敘事的《我在霞村的日子》《水》《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看到丁玲本人因時代和革命敘事需要，徹底顛覆了的文風，應了友人瞿秋白評價她的那句“飛蛾撲火，至死方休”；巴金的《家》能明顯看到《紅樓夢》的影子，《家》借高老太爺、克明、覺新 梅芬等四代人來敘述“五四新文化”運動后自由、民主的風吹進封建大家族后的，是如何土崩瓦解的故事；張愛玲的《金鎖記》“毒辣”的刻畫出了被榮華富貴和禮教鎖住“肉身”的曹七巧虛耗自己青春不算，還嫉妒的埋葬兒女幸福的的故事；曹禺的《原野》，早在100年前就問出了“我和你媽媽落水，先救誰”的兩難題，《日出》里的“小東西”同《呼蘭河傳》里“小團圓媳婦”共同構(gòu)成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最悲慘“被拐賣婦女”形象（嚴格意義上說她們只是十二三歲的幼女）；魯迅的《傷逝》中的子君和涓生自由戀愛，自由結(jié)合最終也敗給了涓生的那句“愛是要時時生長和更新的”，最后涓生因生活重壓拋棄了子君。（根據(jù)亦舒《我的前半生》同名改編的電視劇近年熱播，其實它是根據(jù)魯迅《傷逝》內(nèi)核改編而來，男女主角羅子君、陳俊生的名字就是子君、涓生的“翻版”）。
書籍點亮了我迷茫的青年時代，隨時躲進“避難所”，將焦躁的情緒、繁多的瑣事暫時拋在外面。
有人說“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世讀日，我要告白書籍，告白文學：謝謝你們，陪伴我走過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你們已然流淌進了我的血脈，塑造了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冬雪。
還想借作家鐘阿城在《棋王》中的一句話對讀者朋友們說“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忙這個，可囿于其中，終于還不太像人，人總有比吃飯還重要的東西”。
2021年，因為個人愛好，我通讀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通過文學史索引閱讀了160余部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世讀日，我將其中個人認為屬于精品的著作分享給各位讀者，不周全之處，還望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