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與國都之間——蔣夢麟與新文化運動的初興
新文化運動的人物研究，常被等同于“思想家”研究。其中，關于蔣夢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的研究以考察其教育思想為主。其實，蔣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也很重要，因為新文化運動的緣起至少涉及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研究系、國民黨與江蘇省教育會這四方勢力，而蔣與這幾方勢力均有聯(lián)系。本文所謂新文化運動之初興，時段集中于五四運動前夕至1920年上半年新文化運動之名開始流行的這段時間。此期蔣夢麟先供職于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1919年7月下旬方轉入北大。故本文所涉，亦是一變動的組織環(huán)境與歷史情境，據(jù)此我們或可更直觀地理解新文化運動應非單點起源，而是發(fā)生于南北數(shù)個地點及組織間的“互動”過程之中。
一 南北聯(lián)結
貫通蔣夢麟在五四前與后的歷史，首先涉及的是蔣氏歸國初期職位身份的確立。1915年，赴美考察教育的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與尚在哥倫比亞大學（以下簡稱“哥大”）就讀的蔣夢麟結識，二人在美過從甚密；1917年8月取得博士學位的蔣氏歸國，便依黃炎培等人之議在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同時，蔣又進入黃主持的中華職業(yè)教育社，并為江蘇省教育會發(fā)起的譯名統(tǒng)一會舊名整理部主任，一周內四日在商務印書館，兩日在江蘇省教育會，并宿于教育會內。約一年后蔣從商務印書館辭職，又任中華職業(yè)教育社總書記、江蘇省教育會交際部干事。據(jù)此而論，蔣夢麟可謂江蘇省教育會領導層親自“預定”的駐滬干部。
相對其他供職于東南教育界的歸國留美學生，蔣夢麟較為特殊的一點是，他很快表現(xiàn)出促使全國范圍內的文教革新勢力形成常態(tài)化聯(lián)結的意愿與能力。1917年10—11月，在商務印書館，蔣便曾向張元濟等高層建議，編譯一套“高等學問之書籍”，“邀集同志故交，以進步之精神，協(xié)力輸入歐西基本之文化”。其時任教北大的章士釗也在聯(lián)絡張元濟，欲編輯一套高等學術叢書；蔣有意將兩人計劃合并舉行，但章以北大與北京學界為編譯隊伍的核心，蔣則放眼多地，列出北京、南京、上海、廣東四個要點，其在多地的留學友朋，亦可為編印推廣之助?？梢娤啾日率酷撃J一種從首都知識圈向外輻散的傳播圖式，蔣夢麟則是一種將多點連接起來的思路，更為重視如何將京外南北大城市教育界聯(lián)成一氣。蔣很快與北大胡適、南高師的哥大校友及曾譯介杜威（John Dewey）著作（《思維術》）的劉經(jīng)庶等取得聯(lián)系，并致函身為紹興同鄉(xiāng)且有早年師生之誼的北大校長蔡元培，積極推進此事。只是在蔣氏離開商務印書館時，此議已未見下文。
進入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人多稱“歐戰(zhàn)”）局勢漸趨明朗。中國都市知識精英開始普遍議及戰(zhàn)后國內外的形勢問題，圍繞“形勢”“時勢”“潮流”等語詞的表述日趨密集。而在時人的理解中，這也不僅是指外交、政治之新形勢，也包括思想、學術、文教之新趨勢。至于趨勢究系“自然”形成還是需要“人為”造就，不少知識人有折衷的看法。蔣夢麟的見解，亦是在謀求“順”其所認定的戰(zhàn)后世界之“勢”，以“變”本國之“俗”。11月11日，歐戰(zhàn)正式結束，而中國“戰(zhàn)勝國”地位帶來的“紅利”，有望以“教育界”為分配重點。除卻響應退還庚子賠款用于興學之事，在此方面且有直接聯(lián)合南北之社團與雜志的設立。1918年12月22日，“中華新教育社”在上海江蘇省教育會開成立會，以蔣夢麟為主任，該社號稱聯(lián)合了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暨南學校、中華職業(yè)教育社這國中“五大教育機關”。北大由校長蔡元培函托黃炎培代表，其他成立會代表均系滬、寧重要文教組織的骨干成員，也是江蘇省教育會的活躍會員?？梢姶舜纬闪瑢崬榻K省教育會所“承包”，一省教育會自身人員的聚集，卻因該會強大的“聯(lián)絡”能力，而具有了代表“全國”教育界銳意求新的意味。
因與上海書業(yè)機關名稱雷同，該社不久更名“新教育共進社”，擬以編譯叢書月刊為主要職責。月刊社址與新教育共進社一樣在上海西門外江蘇省教育會會所內，1919年2月發(fā)行首期，定7、8兩月?？?，5期（半年）為一卷。開初以蔣夢麟為“主干”（即主要編撰人），黃炎培為“通信記者”；各機關“編輯代表”，經(jīng)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商議由蔣氏以個人名義邀請，屬于江蘇省教育會領導層既有的交誼網(wǎng)絡與蔣氏留學生關系網(wǎng)的疊加。而刊首設有短篇評論，據(jù)分工與文意，也應基本為蔣夢麟所作。
由此，新教育共進社與《新教育》便成為蔣夢麟在五四前夕的事業(yè)重心。在蔣的主持下，《新教育》標榜的“新潮”大致呈現(xiàn)兩個源頭。一是海外的源頭。相對當時上海其他文教刊物多以兼采中西為宗旨，《新教育》明標求新之旨。對此，蔣氏曾稱本刊接引西國新知之速，也是有保證的，“同人敢信，以后泰西各國凡有新學說、新事業(yè)，發(fā)生至多三月，即可傳布于吾國教育界”。至1919年初，原在日本講學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杜威臨時受邀來華講學，4月30日抵滬，蔣夢麟以江蘇省教育會代表身份與陶知行及南下來滬的胡適親至碼頭迎接，而杜威演講首站即在江蘇省教育會。稍后出版的第1卷第3期《新教育》，即為杜威專號。這些介紹杜威各領域學說的專號文章也在當時京滬各大報刊登載，杜威作為“思想界、教育界的大明星”的聲望，迅速波及京城與東南都會。新潮的另一源頭，則在國內?！缎陆逃穼τ诒贝笾腥藨饕墙邮芨寮?，數(shù)量有限，但共進社開初五團體中一北四南，此間唯一的“北”也絕非只是點綴。1919年2月以降，北大蔡元培、陳獨秀、胡適與林紓等發(fā)生“新舊”之爭。蔣夢麟的評論致力于提煉此事的意義，稱此次新舊“競爭”為“學術進步之好現(xiàn)象”，而北大正為此番競爭之“中心點”。由此中心“高屋建瓴”，其勢遂“彌漫全國”，“由黃河而長江，由長江而浙水、閩水、珠江必將相繼而起”。以往論者每用此語證明北大新舊之爭的影響力，而相對忽視這一評論本身的意向、期許，即延續(xù)了蔣夢麟向來聯(lián)結東部南北都會的“全局觀”。繼而國內的“全局”得以比附歐西數(shù)百年來的“全局”，稱：“昔歐洲文運復興，肇自意大利古城，由意而德而法而英，卒至蔓延全歐，釀成十八世之大光明時代?！袢瘴釃鲁?，發(fā)軔于北京古城，猶文運復興之發(fā)軔于意大利古城也。其彌漫全國之勢，猶文運之漰湃全歐也?！笨梢娛Y的全局觀不僅有平面上的廣度，且有縱向的高低差；雖然蔣的編撰旨趣與北大新派刊物不盡相同（見下節(jié)），但蔡元培執(zhí)掌下的國立大學仍天然地處于最高勢位，是這一流布全國之復合性“新潮”的肇始之點。積極參與促成“潮流”，但又不為自己或東南同人爭取潮流“領袖”之地位，蔣的這一態(tài)度也延續(xù)到了五四愛國運動之后的階段。
另外，上?！稌r報》專設《世界教育新思潮》副刊，作為東南教育界人士宣揚文教新潮的一大陣地，發(fā)刊辭亦為蔣夢麟所作。而國內外潮流的實際所至，在蔣看來也不以上海為最南端。3—4月間，浙江的省教育會在與蔣氏交好的會長經(jīng)亨頤（同為舊紹興府籍）主持下，也“順世界大勢、國中新潮”，籌辦《教育潮》月刊，蔣夢麟據(jù)此慨嘆從“首都”直至“浙水”，“新學之勢”在短期內已由北迤南，愈趨磅礴。
總體上看，五四前夕專意標榜思想文化新潮的教育界刊物尚不多見（起碼遠少于五四之后），但不限于北大或北京單點的地域分布格局已見端倪。蔣夢麟不僅可以自身的文化資本提升教育會事業(yè)的權威性，且長于跨地域的學界聯(lián)絡，《新教育》的主要聯(lián)絡方除廣東一線似未落實外，與蔣氏先前在商務印書館表露的聯(lián)絡規(guī)劃基本一致。江蘇省教育會賴以確立權勢的“聯(lián)絡”功能，由于東南與國都教育界常態(tài)化聯(lián)結的實現(xiàn)，而進一步發(fā)展出了促成國家文教新“趨勢”的可能性。以下再將視線“內”轉，析論蔣氏倡導的此番“潮流”“趨勢”的初期意涵。
二 在教言政
《新教育》首期蔣夢麟所撰《本月刊倡設之用意》稱：“同人等察國內之情形、世界之大勢，深信民國八年，實為新時代之新紀元?！迸c此相應，而不同于稍后某些人凸顯的白話文與反對孔教，刊文呈現(xiàn)的足以象征“新紀元”的“新學”“新潮”，側重教育學及相關哲學、倫理等領域的學說，標舉健全的“個人”以及助成個體健全的團體精神，注重受教者的“個性”“自動”，以“自由”“平等”為訴求，這無疑多受蔣氏自身的論學旨趣影響。而終統(tǒng)一于“平民主義”—在另文中蔣夢麟明言此即英文democracy之對譯。杜威來華，雖然《新教育》也介紹“試驗（實驗）主義”，但與重點申說“實驗主義”的胡適不同，蔣夢麟仍盡力將杜威學說往“平民主義”的標簽上靠。5月3日杜威在江蘇教育會的“首秀”，中文講題即是“平民主義的教育”（由蔣任翻譯）。
廣而言之，“平民（主義）”是歐戰(zhàn)結束前后直至五四前后國內的一大熱門關鍵詞，而用詞的一致，不妨礙該詞可指向關涉不同國別與人物的思想資源或闡釋路徑。蔣夢麟呼吁教育應“認定學生是一個自動的平民”，言下之意，即“平民”若凸顯其“教育”對象的性質，則理應包括、甚至突出學生群體。而相比“民主（主義）”之類的提法，“平民主義”應凸顯某種非“權貴”的主體傾向，尤重“平民”在共和時代的素質、訴求與權益（如個體價值、自由、平等之類），相應呈現(xiàn)與所謂“皇帝”“貴族”“軍閥”之立場的對立。但在當時的中文語境中，究竟孰為“貴族”“軍閥”，答案并不十分清楚。如曾有女學生來書，對《新教育》首期插圖登載美、法軍官像提出質疑，稱“貴社既提倡平民主義，何以復取軍人之像冠諸卷首”，蔣解釋稱“此二軍人即為平民主義而戰(zhàn)者，保障平民主義之人物，固不可不崇拜也”。換言之，政要或軍人只要被認為提倡或保障了“平民主義”，即可免于權貴或“軍閥”的惡名。再到國內，《新教育》在評論山西的教育改革由督軍兼省長閻錫山牽頭時稱，雖然“平民主義之教育，在養(yǎng)成個人自治、團體自治與社會自治之知識、能力及習慣”，但“養(yǎng)成”勢必需要一個過程；山西“官權似大于民權，然社會進化，由漸而來”，該省當前的辦法，“足為將來完全民治之基礎”。
要之，蔣在申論“平民主義”時，其“教育界”本位意識或更強于階級/階層對立意識：突出教育界的“民”，而淡化全“民”內部縱向的社會地位差異，這與江蘇省教育會領導人同期的見解基本相符；而現(xiàn)政權中的上層人物，若言行被認為有利于推進該主義的“教育”，通常也會被自動排除在“平民”的敵對者之外。而再換個角度看，若“平民主義”不一定意味著凸顯“下層”民眾的訴求權益，則其與清季以來的“國民”“公民”觀念以及標榜此種觀念的教育，在排除極端的國家主義傾向后仍可實現(xiàn)接榫。此間重點，也非突出社會分層之義，而是強調養(yǎng)成“民”適應于共和民治時代的“政治”意識與素質。甚至除卻教育目標，教育界促成“平民政治”的手段，也不一定限于教育本身。蔣對報刊主旨的理解，實包括借此平臺，公開倡言教育界對于當前（而不僅是未來）之政治的關懷參與。
這一點除卻教育會同人影響，亦有杜威的“示范”：美國參戰(zhàn)前后至歐戰(zhàn)結束后，也是杜威本人勤于“論政”的一個時期?！缎陆逃肥灼诘浅觥督逃c政治》一則評論，起首點明：“吾國今日之教育界，有一種輿論，即但管教育，不談政治是也”，本刊同人以為“此說當有界限”。中國的“優(yōu)秀分子”往往以教育界較為“清高”而投身其中，但若就此不注意政治，則“將一任政客之摧殘乎？”且這樣一來學生亦將間接受政界殘害，“將來政治之改良，將以何人負其責任乎？”繼而主張，“政治一物，當分作兩方面觀”：一是“政黨”與“政事”，教育界不應涉足，以免政黨影響學校、教育者荒棄本職；二是“政論”，即“剖明是非，主張正義，啟發(fā)后生養(yǎng)成平民政治之習慣”，教育界中人則“責無旁貸”，“棄而不顧，是棄其天職也”。也即教育界人士理應立足本界而勤發(fā)“政論”，以為“后生”表率、促成“平民政治”的實現(xiàn)。知識人關注政治，自不稀奇，唯相比同時其他一些教育類雜志，這份名為“教育”的刊物卻對政治給予了格外直白而公開的關切。蔣氏在公開講演中說：《新教育》中之材料言教育者僅占十之三四，言中外大事者反而占到十之五六，便是為向教育界中的“僻在鄉(xiāng)隅者”灌輸“世界知識”、令其知曉“世界大勢”，這些“世界知識”即以歐戰(zhàn)期間及戰(zhàn)后的國際政治動向為主。
總之，蔣氏力倡的“平民主義”，與江蘇省教育會領導層的理解互有影響，標簽本身固然簡潔，但其意涵則甚曖昧。在定義上，“平民”并不主指下層民眾，而可涵括、甚至突出實際偏社會上層的學生群體；有時幾可等同于泛指的“民”，涵括教育界師長輩，其對立面通常為軍人與官僚，而是否構成“對立”，卻又往往以是否妨害“教育界”之革新為準繩。在目標上，平民主義教育又與晚清以降的“國民”“公民”教育頗有相通之處，進而令老調新彈，使江蘇省教育會中人歷來對于標榜“民”意之政治的關切因有世界新潮流的佐證，而具有更大更公開的合法性。換言之，個人言行與組織邏輯互相作用，即可凸顯個人及組織有異于他者的立場：一方面，強調“平民主義”為教育指歸，這表露了教育界本位的意識，遂有別于多有立足“政界”的研究系與國民黨人；而在另一面，平民主義教育又導向平民“政治”，甚至教育界促成這一政治目標的手段也不應囿于教育范疇，還包括在當前公然“言政”，此又有別于早先立誓“二十年不談政治”的北大胡適等人。至5月初，北京五四事件爆發(fā)，這一“在教”復“言政”的立場便與其在南北聯(lián)結中的地位相結合，促成了蔣及教育會同人對此事件的反應。
蔣夢麟5月4日在滬，5日陪同杜威至杭州演講，6日在杭聞知北京事發(fā)，即于7日乘早車趕回上海與同人籌議辦法。與當時國內的多數(shù)知識人一樣，五四于蔣應屬出乎意料的突發(fā)事件，后續(xù)關鍵在于此次事件應如何進一步解讀與應對。標記5月（實6月）出版的《新教育》第1卷第4期登出評論，稱五四事件中被捕的學生雖得釋放，蔡元培卻因此辭職，“某部某派利用機會，欲將北京全體學生之舉動而加罪于北京大學，將新學勢力根本推倒”。隨即他們意識到“若不將教育部拿在手中，用其全力掃除新學，則真理昌明，魔鬼將無立足之地”，遂又逼傅增湘出走。足見“某部某派”不僅要禍害“山東圣地”，更要禍害“全國青年”，他進而聲稱“人心未死，必有以報諸公斷送圣地之鴻恩、摧殘教育之大惠也”。此話矛頭直指北洋政治當局，而當局（主要指在五四之前便已意在倒蔡的安福系）的“罪狀”，絕不僅是出賣山東，更是威脅到了“新學勢力”的生存與發(fā)展前景。在另一面，實屬高層“官員”且思想不見得如何“新”的傅增湘，卻又被視作文教新潮的守護者，借以促成從外交議題向國內“新舊”矛盾的焦點轉移?？傮w上看，5—6月間蔣氏自許與學生同一陣線、橫議政治的激烈程度，較之同時期國民黨系的報刊亦不遑多讓。6月初，蔣氏屢次參與上海鼓動民氣、聯(lián)絡各界的聚會演說，并盛贊“三罷”運動，稱在街頭親見身為“青年國民”的學生與工商學徒精誠合作，“至誠所感，神鬼為泣”，相比之下“惟有這班政府里的人，不知不覺，真是麻木不仁的死東西”。
進言之，“平民主義”在蔣夢麟這里既立足于教育界，屬于文教新潮標簽，又可在手段與目標上兼及教育與政治；于是文教“新潮”與政治“學潮”尚可在此一標簽的統(tǒng)攝下，頗顯“自然”地發(fā)生融匯。與北大顧孟馀類似，而與5月上中旬國內多數(shù)輿論僅是鼓吹將五四事件象征的“民氣”繼續(xù)用于愛國運動不同，蔣夢麟早早意識到當前學潮不一定對新潮構成阻礙或與新潮無關，愛國學潮與文教新潮存在并接與融匯之可能。數(shù)日后，蔣夢麟又有專對青年問題的溯源式評論。他稱近年教育界因受政界影響，“幾乎奄奄待斃”，所幸“去年北京大學里一班人鬧出一個文學革命來，于是教育就有生氣起來”。青島事起，北京學生又首發(fā)愛國熱誠，“好像教育精神從此又復活了”。對照清末興學引致政治革命，這回青年精神也定能形成“心的革命”，而“心”的革命才是“基本的革命”。這里便是將北大早先的文學革新與五四事件中北京學生彰顯的“民氣”聯(lián)成一氣，既提示了包括文學革命在內的新潮與學潮二者間前后銜接的關系，也鼓吹青年“革命”定會發(fā)展，由外表深入內心，反又促進思想之革新。后來蔣又在上海的全國學聯(lián)成立會上宣稱“中國學商工各界之活躍，實美國之新感想、新精神有以玉成之”，其標榜的新潮無論強調海內還是海外的源頭，均可與當前的民眾愛國運動并接。這與同期蔡元培、胡適、傅斯年諸人的意見顯然有異，前者傾向于使學潮作為積極正面的“民潮”，“自然”地并接新潮，而后者雖與北大文學革命關系更為直接，卻更視學潮為消極，強調應以“文化”“扭轉”夏間愛國運動的“武化”。
當然，雖有正、反相關之別，蔣夢麟亦未放棄教育界本位，他曾在致羅家倫的信中說“惟學可以為人，惟學足以救國”。無論如何，“教育界”乃新教育共進社牽涉各方的權勢之本，且蔣本人此時也已成為5月中下旬南下居杭的蔡元培與北方學界間的關鍵聯(lián)絡人。至7月中旬，自京津南下的北方學人與蔡商定：作為蔡元培北旋的緩沖，同時加強北京學界的趨新力量，由蔣先行北上，代理北大校長。這一重大的人事變動，令蔣夢麟的言行方針在延續(xù)中又有調整，加以其他勢力組織的活動，于是在愛國風潮被普遍冠以“運動”之名后，復有“新文化運動”的初期流傳。
三 怒潮起時
蔣夢麟早先較為贊賞街頭運動，但在上?！叭T”結束后，他開始向更不喜學潮的蔡元培的意見看齊。7月23日，北上代理校長的他在北大的歡迎會上也強調，此后使運動朝“文化”轉向，他與蔡氏的意見是一致的。蔣與北大從無淵源，此間顯有引蔡自重之意；但蔣在東南經(jīng)與江蘇省教育會的組織訴求相互影響而發(fā)展出的主張傾向，在北上之后依然在起作用。在《新教育》的刊文中，他希望北大學生“研究學術”，卻又“改造”了自己早先對歐西“文運復興”與“光明時代”的比附，稱“文運復興、大改革、大光明、科學時代都是限于中等社會以上的”，但中等社會以下的平民終要崛起，“所以世界進化要產(chǎn)出二十世紀的平民主義來”。繼續(xù)標舉“平民主義”，唯稱“中等社會以下”，似又將學生排除出此一“平民”范疇；通過在一定程度上糅合江蘇省教育會與北大方面關乎“平民教育”的既有主張，他鼓吹學生可以更多身兼師長輩的受教者與“中等社會以下”平民的施教者，盡自己在“社會”一面的現(xiàn)實責任。
此種方向調整，應是為了求同存異、于思想與社會層面同時積蓄力量，而實仍包含政治性的目的。蔣夢麟到京，不久即與傅岳棻發(fā)生齟齬，而6月以降，安福系除卻繼續(xù)威脅京學界，也已與江浙教育界直接發(fā)生沖突。包括京、滬學界與研究系、國民黨等政學勢力在內的各方加強了對安福系的“圍攻”之勢，思想文化“新舊”問題在這些派系組織影響下的報刊平臺中，遂與政派或政學糾葛更頻繁地糾纏在一起。在此形勢下，蔣夢麟北上后，其聯(lián)絡南北的作用得以繼續(xù)保持。9月29日，蔣氏鑒于蔡元培已返校，又離京南下，至11月2日方由南京北還，一月之中走訪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五個大城市，讀了各地五十多種“新出版物”。此行名為“考察”，實則包括國都到東南的學界聯(lián)絡，在各地通過演說、刊文等形式針對學生的宣傳。前者如主持10月27日上海的新教育共進社擴充會議，后者如在杭州面向浙江第一師范學生的演講中，強調“安福派”并非僅是政派，而是等同于思想上的“舊派”，唯有謀求“新思想”以及頭腦清楚才能“打勝安福派”，將思想新舊問題與政治派分問題并接的意識，當面注入聽講學生耳中。1920年1月，新教育共進社領導層正式產(chǎn)生，黃炎培為主任，郭秉文、蔣夢麟副之，至于《新教育》編輯部，則為“獨立機關”，照舊進行。第2卷《新教育》繼續(xù)以蔣夢麟為主干，據(jù)稱在創(chuàng)刊后六個月，刊物銷量即達到萬份。
也是在繼續(xù)聯(lián)合南北勢力與學生、進而希望帶動其他社會民眾、蓄力反擊“政”“學”雙重意義上的“公敵”的氛圍中，“新文化運動”一詞開始傳播流行。當時指稱新潮的語詞層見疊出，而“新文化運動”從中脫穎而出，需要注意蔣夢麟在此間的重要貢獻。在8月底9月初國民黨系的《星期評論》與《建設》使用該詞之后，蔣夢麟先于北大的多數(shù)師長，敏銳地注意到該詞的標示與擴散價值，且從運用到闡發(fā)，對“運動”樣貌的勾勒更具綱領性質，較國民黨人及同期其他多數(shù)報刊的只言片語也更為形象生動?！缎陆逃返?卷第1期登出蔣氏《新文化的怒潮》一文，延續(xù)其對“文運復興”的闡發(fā)，唯此次又將18世紀法國大革命標示的偏政治的“革命潮”與20世紀的“科學潮”直接合并，作為將中國的“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銜接起來的范本之一。文稱，五四學潮后的中心問題是一個“新學術”問題，這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問題”。但又說：“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要釀成新文化的怒潮；要釀成新文化的怒潮，是要把中國腐敗社會的污濁，洗得干干凈凈，成一個光明的世界！”至于決“百川之水”以成“怒潮”的方法，是要青年既健全個人，又重視團體，既研求學術，又在學校、社會、家庭種種場合做“活動”。據(jù)更正的刊物出版月份推測，此文或是蔣氏10月間南下考察聯(lián)絡的一份總結，但其讀者已更多地預設為青年學生，故在內容上，仍是盡力兼顧學術與社會、個人與團體各端。在幾乎同時期的一篇面向學生的文章中，蔣復告誡所謂“文化運動”不可限于紙面，不可忘“社會問題”與“社會服務”，不可忘“救這班苦百姓”。在《新教育》一篇面向辦學者的文章中，則又援引“民不畏死”之說，稱學生作為“民”之分子，其種種行動“是惡社會挑撥起來的”，具有天然與充足的合理性。
南方的江蘇省教育會領導層，或是直接受南下的蔣氏提示，幾乎與蔣同時意識到了該詞凸顯“事在人為”的傾向，他們利用與自身緊密相關的東南學校網(wǎng)絡，大力推廣所謂的“新文化運動”。1919年冬，第二屆動員學生參與的江蘇省“演說競進會”在南京舉行，10月末蔣氏在南方之時，定主題為“新文化運動之種種問題及其推行方法”。此為早期脫離報刊只言片語的層次，利用教育界網(wǎng)絡推廣、突出“新文化運動”之名的重要事件，“新文化運動”之稱起初多見于東南而非北京報刊輿論，亦應與此事有關。這里必須強調的是，江蘇教育會為此專門刊發(fā)印刷品解釋“新文化運動”對應之“實”為何，而其所列之“實”也是十分多元的，圍繞“國民”個人與社會的各方面，涵蓋社會改革、學術進步、新生活、新人生觀等內容，著重列舉運動“是”什么，而非通過指明運動“不是”什么這類建立排斥機制的方式來界定。至12月末競賽，蔣夢麟再次南下充任評委。之后登出獲獎學生演講稿，高等組頭名講稿稱“新文化”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社會文化，而推行之重點在于添辦大學；高等組另一人及中等組頭名則主張須兼顧研究與傳播、提高與普及。12月，滬報復登出疑似南京高師學生所撰長文，歸結半年來“新文化運動”的情形，也是涵括社會、道德、政治、教育甚至實業(yè)等各方面。以上東南學生所論，顯有命題作文的意味，“新文化運動”的所指注重多元而鮮有偏向，大致不悖蔣夢麟所倡的兼顧各端之旨趣。
嚴格來講，若將“新文化運動”視作一“詞組”，則該詞組的一些成分，如“新文化”“文化運動”之名此前均已出現(xiàn)，而在開初，凸顯“文化”，也不見得必是要尋求或與“思想”“思潮”或與“社會”的意義區(qū)別，而是可能意在彰顯“文化”的彈性或包容性，一些論者可由此保證“新”的曖昧籠統(tǒng)，以求吸納各方的不同傾向，進一步張大聲勢。一向注重傳播名詞本身甚于深究學理的蔣夢麟，在此方面便與更講學理的胡適意見相近，強調“新”只是一個“求豐富生活、充分愉快的知識、活動”的“態(tài)度”。而與不贊成新舊調和論的上?！稌r事新報》張東蓀近似的是，蔣又明言“新舊”均不是方法也不是目的，所以不是兩個“學派”，兩個學派中間“能容調和派”，而“新舊之間，是用不著調和派”。經(jīng)此解釋，“新文化運動”內容上的曖昧，即可與求新態(tài)度的決絕、新舊壁壘的分明并存不悖。
以上早期對于“新文化運動”的闡發(fā)，主論“誰”運動（著重青年學生的參與度）以及“如何”運動（重在態(tài)度等），而非強調建立對于“內容”的遴選機制?？墒?，在“新文化”真正“運動”起來后，對其所指之“實”明晰化的愿望畢竟也在增長，“新文化（運動）”“不是”什么，也漸成為一個亟待明確的問題。在《新教育》第2卷第3期中，蔣夢麟與胡適聯(lián)署《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一文，其認可的學生“社會服務”的范圍，已限于平民夜校、通俗講演、破除迷信、改良風俗數(shù)項溫和的內容。雖然安福系至此依然未倒，政治并未刷新，但對不少北京趨新學人及江蘇省教育會領導層而言，學校體制本身不可顛覆，倡導的“文化運動”務必依托“教育界”，這種組織與相關個人間的共識，便與某些政人與學生傾心的校外激進革命主張拉開了距離。
在更為直觀的層面上，稍后國人眼中“新文化運動”兩塊鮮明的內容，當系文學革命與反對孔教。在這兩方面，蔣夢麟與《新教育》對于“舊”的攻擊性，也始終遠較《新青年》《新潮》等刊為弱。再廣言之，今人已指出“新文化運動”在其流行的初始階段，也未被普遍認為必有強烈的“反傳統(tǒng)”傾向，其所指之“實”趨于相對清晰乃至以“反傳統(tǒng)”為特征，尚有一個歷史過程。不過問題在于，“新文化運動”之名初起時，“現(xiàn)身說法”的世界“新思潮領袖”杜威已轉至北方，長駐北京，直到1920年4月，其間胡適成為杜威學說最主要的詮釋者。蔣夢麟雖仍身兼江蘇省教育會交際干事之職，且不時南下，可主要身份也已轉至北大。且蔣本人一貫主張北大在新潮中的最高勢位，五四之前便構想了東南“樞紐”與北大“源頭”的職能分配。而五四運動中北大的命運始終為人矚目，這又在有意無意間強化了時人關于北大在新潮中之位置的既有看法。1919年下半年，在北大一時根基不深、更無可能自立一軍的蔣夢麟亦開始著重宣揚早先北大與《新青年》標榜的“文學革命”等內容，有東南學生也依循蔣的邏輯，將五四運動的起點與“新文化發(fā)源之地”均自然而然地算在北京大學。在這一最初明確運動內涵的關鍵期，首倡南北趨新教育界常態(tài)化聯(lián)絡的蔣夢麟的主要身份卻脫離了該網(wǎng)絡中的樞紐，北大的新潮源頭地位漸變?yōu)樾挛幕\動中的龍頭地位，而東南方面界定“新文化”的意識與權力相應更趨弱化。
至1921年，東南大學在南京正式成立，江蘇也有了可借以“高屋建瓴”的國立大學。但校中辦起《學衡》雜志（1922年1月創(chuàng)辦），與北大趨新學人及早先的《新青年》同人相抗，在南北學界之間也顯露出被表述為“新舊”之別的分野。1921年12月，新教育共進社、《新教育》雜志社與實際教育調查社合組為中華教育改進社；同時蔣夢麟以國民代表身份赴美參加華盛頓會議，《新教育》自第4卷第2期（1922年1月）起改由陶知行任主干，發(fā)行部仍在上海的江蘇省教育會內，編輯部則遷至陶氏所在的東南大學教育科。在陶氏主持下，《新教育》變得更像一個教育類的專門刊物，相應也進一步松弛（并非完全解除）了與所指略形清晰、可絕不自限于教育議題的新文化運動的聯(lián)系。
結 論
早先史家再現(xiàn)的新文化運動，通常重視其間“思想家”的言說，而輕忽“運動家”的角色，這一問題近年開始已有改觀。然而，“思想家”與“運動家”亦非涇渭分明的兩類人，且“思想”也不見得必以“精密”或“清晰”為尚，曖昧籠統(tǒng)的思想表達配合果決有效的行動，在初始階段且可能有助于“潮流”或“運動”的匯成展開。本文以蔣夢麟在五四運動前后的言行為主線，并非否認北大或《新青年》同人基于自身因由、確立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中心地位的歷史合理性，而是強調在此敘述之外，尚有關乎“新文化”之所以在全國范圍內“運動”起來的其他重要面相。位于中央的新思想，不見得必會變成全國的新潮流（否則在1917年左右已能形成全國潮流），而尚須多方協(xié)助，鋪設潮流賴以“涌動”的初始渠道。蔣夢麟在五四前后持續(xù)聯(lián)絡南北，身兼“思想家”與“運動家”角色，若僅以“思想家”的標準繩之，反而可能窄化了蔣這類角色在歷史現(xiàn)場的意義，并連帶削弱歷史現(xiàn)場本身的完整性。蔣夢麟之所以成為“運動家”，還關乎和他的言行產(chǎn)生相互影響的組織行為邏輯；他與江蘇省教育會同人較國民黨人更早辦刊、專意鼓吹戰(zhàn)后新潮，較國民黨、研究系更重教育界本位，較北大蔡元培、胡適等又更為堅決地將五四學潮視作思想文教新潮之助力，蔣夢麟促成稍后新文化運動興起的特定貢獻，不應小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