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遇而安：汪曾祺在北京的幾個住處
我父親汪曾祺1948年來到北京，從此他的大半生跟北京這座古老的城市結(jié)下不解之緣，他的名篇《受戒》《大淖記事》，包括那些動人的散文，他改編的《沙家浜》等經(jīng)典戲劇都是在北京誕生的。在北京也搬了好幾次家。他在北京都住過哪些地方，他住的每個地方和他創(chuàng)作作品有什么聯(lián)系、有什么故事，這方面因為老頭兒自己沒有做筆記、寫日記的習(xí)慣，我們過去也沒把它當回事，也沒有做過什么認真的記錄，所以只能憑印象講。
首先談一談我們家老頭兒在北京住過的地方。在我的記憶里，他住過七個地方。一個是東單三條29號，當時是北京市文聯(lián)的宿舍，大概從我生下來到1956年，或者再晚一點。第二個是河泊廠13號，他從北京市文聯(lián)調(diào)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以后搬去的，這是民間文藝研究會的一個宿舍。之后在北京新文化街附近的文昌胡同8號。還有就是地鐵宣武門站旁邊，當時有一個四合院，叫國會街5號，那也是新華社的宿舍。從那又搬到甘家口，這就搬得稍微遠了一點，原來都在宣武門一帶，搬到甘家口，具體門牌號是阜成路南一樓5門9號，那個地方住的時間最長，從1965年底、1966年初，一直住到1983年夏天。然后搬到蒲黃榆9號樓12層1號，有好多作家當年都在那兒見過老頭兒。最后一站就是福州館前街（虎坊橋）4號樓405。
這些都是比較確定的地方。他1948年來北京以后也要有一個落腳的地方，我沒法確切認定，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我。比較有把握的，他還住過幾個地方，一個是他在歷史博物館工作的時候，在故宮午門旁邊曾經(jīng)住過很短的一段時間，他寫過一篇文章就叫《午門》，晚上只有他一個人站在午門前面的庭院中，看滿天的星斗，有一句他很得意的話，整個世界都是涼的，只有他這一點是熱的。這是他自以為的金句。還有一個地方，我生下來以后，他曾經(jīng)在北大宿舍住過一段時間。那時候我媽媽在北大教書，過了多少年以后，他們曾經(jīng)和跟她住在一個宿舍的北大老師重逢，然后談起往事，還知道我的小名，所以證明我曾經(jīng)在那個地方住過一段，老頭兒也住過。另外他剛到北京的時候，在北大附近借住過他同學(xué)的宿舍，很短的時間。
可以考證出來的大概就是這幾個地方。比較確切的，而且我有印象的，首先是東單三條29號，東單三條29號和河泊廠13號都不是我記的門牌號碼，因為我那時候太小，地方記得住，但是門牌號記不住，都是他自己寫的自傳材料里提到的，所以應(yīng)該是比較確切的門牌號。東單三條那個院，一直到東方廣場建的那一年才拆除，現(xiàn)在是東方廣場的后身?，F(xiàn)在的東單三條只有馬路靠北邊的房子還有，馬路靠南邊全都改建成東方廣場，但是大體的位置我還有印象，靠近王府井工藝美術(shù)商店，把口兒那兒。
老頭兒在東單三條和河泊廠13號的房子，是他所在的單位北京市文聯(lián)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宿舍，以后住的地方和他沒關(guān)系了，都是我媽媽單位的宿舍——因為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張家口勞動鍛煉以后，跟原來單位脫離關(guān)系，房子交回去了，從此以后就住在新華社的宿舍里。從汪曾祺本身來說，在戶口本上他就不是戶主了，有房子的叫戶主，所以我們家的戶主從此以后改成我媽媽的名字。汪曾祺成了無房戶，這也算是他的一個短處，雖然不是很嚴重，但也確實是一個短處，也算是攥在我媽手里的一個把柄，有時候他犯點小狂的時候，我媽就拿這個“呲得”他。有一個具體的例子，我媽在新華社是管對外報道的，寫些中醫(yī)中藥、養(yǎng)生方面的英文特稿，再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民俗之類的文章，主要寫醫(yī)學(xué)方面的報道。有一次她突然想寫一篇關(guān)于老北京人遛鳥的稿件，給國外休閑刊物供稿，可是她又不太懂這方面的事情，就讓老頭兒給介紹。老頭兒說起來頭頭是道，我媽說行，你就給我寫一篇東西吧。老頭兒就犯狂了，脖子一梗，“你們這新聞稿有什么可寫的？不寫。”我媽非常生氣，大叫一聲：“汪曾祺，你別狂，你現(xiàn)在都住在我們單位的房子，自己房無一間，瓦無一壟，你有什么可狂的。”老頭兒于是不說話了，過幾天就把這個稿子乖乖交出來了，后來收在全集里了，就是《北京人的遛鳥》。這個過程我是目擊者，所以編全集的時候我讓我妹妹找新華社把原稿調(diào)了出來，這就是這篇稿子的來龍去脈，這也是他沒有房子住，最后被迫妥協(xié)的結(jié)果。
當然這種事情不是太多，平常他也不是太在意他的房子怎么樣了，只要有一個地方就可以，從來沒有對住房不滿意。后來到1994、1995年，中國作協(xié)曾經(jīng)想幫助他改善一下住房問題，前提是讓他本人寫一個報告，說家里住房比較局促，需要經(jīng)常接待一些外國訪客，能不能改善一下，要寫這么一個東西。他就很惱火，先是說我不寫，我這個房子可以了，我就在這兒湊合。那時候我們家住在蒲黃榆，他就是一間小房子，七八米，書房兼臥室。后來又說，我要寫就說你們這群官僚早就該給我解決房子了。這種態(tài)度，怎么能要到房子？最后這事也就不了了之，他就是不愿意寫這個報告，覺得很丟份。
東單三條
老頭兒住的這些地方和他的創(chuàng)作有什么直接的影響？我回憶了一下，早期可能沒有太多的關(guān)聯(lián)，特別是東單三條時期，五十年代初期他的創(chuàng)作基本是空白，小說一篇也沒有，1951年到1955年左右，小說他一篇沒有寫過，散文也一篇沒有寫過，談藝卷里面有一些文章，但那些都是奉命之作，批判性的文章有一些。相對來說他主要的精力是在編刊物，編《說說唱唱》和《北京文藝》。但是在東單三條住的那一段，有一些工作上的交往，為他后邊的寫作也提供了一些素材，因為那時候他和老舍、趙樹理都在一塊工作，以后寫的文章中談過這一段經(jīng)歷。我那時候大概三四歲，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晚上，我都睡了一覺醒了，他回來了，醉得一塌糊涂，好像還吐了不少，給我媽氣壞了，也是大喊大叫給他罵了一頓，最后說“汪曾祺你要再這么著，我就跟你離婚”。我那時候第一次聽說“離婚”這個詞，但不知什么意思，所以一直有這個印象。后來到我大概十幾、二十歲的時候，我跟他說起來當年在東單三條你有這么一出，他說那可能是去老舍先生家喝酒喝多了。他在文章中寫過，每年老舍先生都會請同事吃幾次飯，一次是他生日，一次是重陽還是八月十五，但沒說過喝多了的事。
我們在東單三條住在一個老的小洋樓，好像有二層，我們在一層最西邊的一間房。就這么一間，什么都在里面。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有一幅很長的中國畫的卷軸，記不清是山水還是花鳥了，后來我還跟老頭兒提過。他說這是去老舍家吃飯的時候，老舍夫人送的。他又補了一句，說，老舍夫人送完以后，老舍先生悄悄跟他說，她的畫就那么回事，回家湊合掛吧。老舍先生很懂畫，他不好當著夫人明說這個話。
河泊廠
河泊廠時期，我已經(jīng)進了幼兒園，而且是全托，所以對他們的日常起居以及創(chuàng)作沒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但我印象特別深的，好像每次周末去幼兒園接我，周六接，周日送，全是我們家老頭兒的事，我媽好像沒怎么干過這個事。那時候房子大一點，東單三條的時候是一間，河泊廠的時候有兩間房。
河泊廠胡同在現(xiàn)在的位置，原來還能找著，前四五年再去，陪一個電視臺拍他故居的時候，一點找不著了。那個地方本來很好找的，周邊都是特破的平房，它是一個小土坡上的四合院，找到那個土坡就能找到房子，但當時一點痕跡都沒有了。后來看到有幾個老頭聊天，我就問這個地方，他們說你別找了，都在馬路下邊了。北京十多年前開了一條祈年大街，那地方就在祈年大街靠天壇那段的馬路下邊，全部給拆光了。
那個房子還可以，是民間藝術(shù)研究會自己買的四合院，老頭兒到那兒也算是升了一點官兒，給他這個房子，相對好一點，北房給了兩間，除了正廳以外，靠西邊的一間也是我們家的，里邊當臥室，外邊作為客廳，可以在那吃飯，來客在那會客，有兩間房，比東單三條好多了，而且是正房。
他那時候心情也比較好，除了接送我去幼兒園，接送肯定是奉命，雖然他是戶主，地位還是在我媽之后，他那時候還有時間陪我玩兒。我們住的地方離天壇公園很近，大概走十幾分鐘就到天壇公園南門，我印象里經(jīng)常去天壇公園，有時候還晚上去，初秋晚上帶我們?nèi)ゲ輩怖锾梢惶?，聽聽蛐蛐兒叫。那時候晚上除了正殿關(guān)門以外，其他好像沒有人管，可以隨便進。我印象挺深的，那段他還挺有閑情逸致的。
公園對面有一個大雜院，里面有一個扎風(fēng)箏的，他還領(lǐng)我們?nèi)タ丛L(fēng)箏，他在文章里寫小時候他爹就領(lǐng)他去放風(fēng)箏，所以放風(fēng)箏之類的，他自己說挺在行。他還買過一個風(fēng)箏，在家門口放，架不住那個地方實在太小，第一次放，就把風(fēng)箏掛在電線上，以后就再沒有放過。
當時北京還是很原生態(tài)的，我們家住處前面有一個空場子，不大。那時候經(jīng)常有駱駝從城外拉煤，還有驢隊。驢隊是運水果的，駱駝是拉煤的。經(jīng)常有駱駝卸完貨就在那臥著。他從幼兒園帶我回家之前，沒進家門就先去看駱駝，駱駝在那反芻倒嚼。還看驢打滾。驢打滾挺好玩的，半天翻不過去。后來他有一組寫老家的小說，很短，《故里雜記》，其中有一篇《榆樹》，里面有個侉奶奶，整天給人納鞋底，唯一樂趣就是每天看小孩牽的驢在他們家空場打滾，一下翻不過去，兩下翻不過去，第三下翻過去，驢很舒坦，侉奶奶也松了一口氣。我懷疑他是因為看了家門口的驢打滾才寫了這一段。因為我看他的文字里驢打滾的感覺和小時候在河泊廠的感覺一個樣。
在河泊廠的時候，老頭兒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一個小小的高潮，他開始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小說沒寫，但是寫過幾篇散文，像《下水道和孩子》《冬天的樹》《星期天》，還有散文詩《早春》，其中有幾篇就是住在河泊廠的時候，他帶我從幼兒園回家路上的感受，或是宿舍周邊的環(huán)境變化?！断滤篮秃⒆印防锬莻€孩子寫的就是我，因為當時鋪的下水道管子，是一人多高的那種水泥的大排水管，小孩在下面鉆、上面跳，覺得特新鮮，我就在那蹦來蹦去的，最后把下水道修好，一切歸于平靜，但是孩子也長大了。他就把這個過程寫下來，而且這也是歌頌當時社會建設(shè)，這篇東西好多人都有印象，包括鄧友梅過了好些年勸他接著寫東西，說當時寫的東西挺好的。《冬天的樹》里有一篇叫《公共汽車》，就是寫他帶著我去幼兒園的過程中的見聞，那時候我小，老喜歡看公共汽車司機開車，覺得挺好玩的，每次都要擠到最前面去看司機怎么開車，怎么換擋，過不去就發(fā)脾氣。他每次都哄著說“借光借光，我們孩子想看開車”。他在文章里面還寫，我兒子長大想開公共汽車，我想了想表示同意，最后一句又是：我兒子長大想開公共汽車，我沒意見。所以他從小就沒給我們灌輸過成名成家的思想。后來過了那段，我覺得公共汽車司機已經(jīng)不新鮮，但也沒有想過以后當什么。所以我和我妹妹，小學(xué)時寫作文一碰到我的理想之類的題目就頭疼，不知道寫什么，因為他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長大要當作家，要當科學(xué)家什么的，沒有。你想當公共汽車司機也挺好，我也不反對。最后弄得你也不知道有什么理想什么的，最后我在作文中說我的理想就是當一個農(nóng)民，開著拖拉機。我妹妹的理想也是農(nóng)民。最后我們理想都實現(xiàn)了，我去了山西插隊，我妹妹去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待了八九年。他的教育從來沒有說你一定要干個什么東西，覺得干什么都挺好。
當時他寫的一些東西，評價都還挺高的。他寫的《早春》，一共是五首，很短的散文詩，第一首是《彩旗》，就兩句話，“當風(fēng)的彩旗，像一片被縛住的波浪?！焙髞硭攀朗甑臅r候，老家高郵搞了一個紀念會，邵燕祥去了，邵燕祥是著名詩人，他說在汪曾祺眼里我們都不夠詩人，他馬上把《彩旗》背誦下來，他說就憑這兩句，他就是一個詩人。
他還寫了一個比較長的散文，叫《國子監(jiān)》，也很有特點，當時胡喬木看完以后問老頭兒的好朋友朱德熙，說你看過這篇文章沒有，認不認識這個作者，這篇文章寫得很有特點。朱德熙說我認識，那是我大學(xué)同學(xué)。因為是胡喬木直接跟朱德熙說的，所以朱德熙轉(zhuǎn)告給了老頭兒，老頭兒還得意過一陣子。當然這段時間不是很長，也就從1956年中到1958年底，到1958年底他就被打成右派去張家口了，我們也從河泊廠搬出來了。他的好日子暫時告一段落。
離開河泊廠去哪兒了？去張家口。中間回來過，但已經(jīng)不住河泊廠。在河泊廠時，我也就六七歲，但是它的特征特別明顯，所以多少年以后我還能找到?！拔母铩钡臅r候我去過幾次，當時有一個老住戶調(diào)到中央芭蕾舞團，當時要看《紅色娘子軍》找不著票，老頭兒就找到他，讓我去那取票，結(jié)果一下就找到了。等到后來工作了，有一次在崇文門新世界商場那兒參加活動，我心里說這離河泊廠很近，去那轉(zhuǎn)轉(zhuǎn)，騎個自行車就去了。那會兒已經(jīng)變成一個大雜院了，老房子還在，院子里面有好多自建的小房子，原來院子里有很大的一棵葡萄樹，每年都結(jié)好多葡萄，還有一棵海棠樹，現(xiàn)在全沒了。院子里有一個老太太很警惕地問我找誰？我說我是幾十年前的老住戶，過來看看。她說你們是哪家？我說就北房中間，我爸叫汪曾祺。她說汪曾祺，我知道，挺有才的，但是你媽比他厲害，平常你爸都在這兒忙活這個、忙活那個，你媽就蹺著腿學(xué)法文。
文昌胡同
老頭兒去張家口大概是1958年底，看他那時的照片，到張家口的時候已經(jīng)穿冬裝了，年底到了張家口，等到再回來探親的時候應(yīng)該是1960年春節(jié)，那時候我們已經(jīng)搬了兩次家，他再回來的時候我們家在文昌胡同8號，那個也是新華社的一個宿舍，過去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府宅，它是一個中西結(jié)合的大四合院，北房是二層的一個小洋樓，周邊都是平房，但那時候整個院子已經(jīng)被分割成不同的單元，住了有一二十戶，我們家又縮小到一間臨街的小屋，有十二三米那么大吧，水房、廁所都是公用的。印象特別深的是屋里有一個大坑，地面不平，有一個半尺深的坑，橢圓形。那個坑特別奇怪，曾經(jīng)讓房管部門拿水泥抹平了，過兩天水泥又起來了，還是一個大坑，最后沒有辦法，在坑上面架了一個小的桌子，把那個坑給擋起來。旁邊就是一個床，剩下就是一點簡單家具。
他探親的時候我們已經(jīng)搬到那了。那次探親我印象挺深，好像他對下放勞動挺興奮的。比如刨糞，他干過這個活，感覺很新鮮。冬天領(lǐng)著一些人去張家口市區(qū)刨糞，濺了一身冰碴子、糞水。我媽聽了之后就皺眉頭說不臭嗎？他說都凍上了，沒味兒，冰碴兒濺到身上，一抖都下去了。這個場景到現(xiàn)在我的印象都很深，他沒有把勞動當成很苦的事，他寫那段經(jīng)歷的文章是《隨遇而安》，那是他的心里話。
第二次探親，隔了一年，我們家還住在那里。這個住處跟他的創(chuàng)作基本沒有關(guān)系，但是他在那兒展示了一次廚藝，砸了鍋。他第二次回來可能是夏末秋初，北京那時夏天的尾巴有一段鮮菜很少，葉子菜基本沒有了，只有老黃瓜、拉秧的西紅柿、茄子、冬瓜什么的，就幾樣菜，再晚一點大白菜上來又好一點。他閑著沒事，就拿茄子剁餡包了一頓餃子，當時我們都想象不到，以前我們家從來沒吃過茄子餡。吃過之后我們覺得味道還行，我媽是一個熱心腸，說你再做一次吧，讓我們部門的同事來嘗嘗。老頭兒于是又忙活一番，又剁餡又搟皮，結(jié)果第二次徹底砸鍋，餃子下鍋以后全都破皮了，變成一鍋片湯，皮是皮，餡兒是餡兒，沒幾個囫圇個的。后來他總結(jié)經(jīng)驗，一個是茄子餡水分9沒擠干，還有就是面的質(zhì)量太次。當時是困難時期，供應(yīng)的面有一種是黑面，麩子含量特別高，黏性不足，搟出的餃子皮周邊有一圈小裂口，根本捏不住，結(jié)果下鍋都成片湯了。所以老頭兒的廚藝也不是一開始就很高明，也是慢慢地鍛煉，慢慢地提高?，F(xiàn)在，文昌胡同8號這個地方也沒了，準確說是沒了一大半，只有一個大門，里面全都拆平變成其他單位了。它的旁邊就是北京最有名的實驗二小新校區(qū)，家里有孩子在實驗二小上學(xué)的家長還能看看那個地方，現(xiàn)在不叫文昌胡同8號，改成單號了，只剩下一個門了。
國會街
老頭兒摘帽以后回北京，調(diào)到北京京劇團工作，大概是1961年底，那時我們家又搬家了，搬到國會街5號。二環(huán)路，宣武門到長椿街這一段，馬路靠北邊這一帶就是國會街。國會街5號我們以前住過一段時間，但那時候他沒在。我們從河泊廠搬出來先搬到國會街5號，國會街5號也是一個四合院，我們住在四合院的門房，也就是四五平米，連正經(jīng)窗子都沒有，屋里一張床，外面搭兩個板凳，架上兩條木板，除了他以外，我們家四口人就擠在那兒。他第一次回來的時候已經(jīng)從那搬到文昌胡同了，不然五口人肯定是住不下。等他1961年回來的時候我們又搬回國會街5號，這次不住在門房了，后來門房也沒人住了，我們搬到正北邊二層小樓東側(cè)的一個小套間，加起來能有十五六米。但那是一個很老的小樓，一走四處亂晃，地板咯吱咯吱的。
那一陣他開始搞京劇，他的幾個傳統(tǒng)戲是在那兒寫的，包括《王昭君》《凌煙閣》；但是現(xiàn)代戲沒有在家里寫，包括《沙家浜》的前身《蘆蕩火種》，還有幾個其他的戲，因為那些戲需要集體創(chuàng)作，所以創(chuàng)作人員要找一個地方封閉起來，討論提綱，分工寫哪幾個場次，他寫現(xiàn)代戲的時候在頤和園龍王廟住過，還有一個藻鑒堂。還有兩處，可能是寫《紅巖》的時候住過，一個是在八大胡同一帶叫韓家潭，可能也是文化局系統(tǒng)的一個院子。還有一個就是護國寺，現(xiàn)在的梅蘭芳故居。我為什么知道？當時他們一集中就是一兩個月，家里派我去給他送換洗衣裳，然后再把臟衣服拿回來。
小說《羊舍一夕》是他在張家口勞動期間寫的，這篇發(fā)表以后，少兒文學(xué)出版社找上門來說還有什么東西，我們想編個集子，他又寫了《看水》《王全》，這兩篇小說是在國會街5號寫的。他對這個集子的出版還是比較得意的，出版社給他的稿費標準很高，他當時跟我們吹牛，說這標準是給老舍、郭沫若他們的標準，按照最高稿酬標準。我印象里他說的好像是千字22塊錢，一般的就是四五塊錢，所以他很得意，他能跟老舍、郭沫若小說同等待遇。
小說集《羊舍的夜晚》是讓黃永玉做的插圖，當時出版社曾經(jīng)有點為難，因為聽說黃永玉很狂，老頭兒說你跟黃永玉說給我的書做的，沒問題。他們倆那時候關(guān)系很好。這本書的稿費，大概有八百多塊錢，這個后來是我們家唯一的一筆存款，因為我們家都是月光族，1976年之后，他再有其他稿費以后，這才不再是唯一存款。
國會街5號是一個比較洋式的四合院，但周圍都是胡同，住的都是真正北京胡同人家。周圍還有幾個小酒館，老頭兒沒事也經(jīng)常去喝喝酒，喝上二兩，小酒館里什么人都有，他也經(jīng)常和這些人聊聊閑天，但從來沒動過念頭寫寫這些事情，這些感受，在當時的時代大環(huán)境下，他絕對不可能動這個念頭，那時候什么都講究革命化，這種市井生活，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毫無價值，有什么可寫的？沒有后來的時代變化，他也寫不了后來的東西。
他在國會街住的時候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書法作品。他寫的《王昭君》以后上演了，原來想讓張君秋演，后來張君秋沒演，就找李世濟演過幾場，當時劇場可能想方便觀眾理解戲的內(nèi)容，要求把這一場戲的所有對白和唱詞都打成字幕。一般演那種老戲，只有唱詞打字幕，對白就略過去了，大家多少也能聽清。這次要求整個劇本的內(nèi)容都要寫成字幕，當時的字幕是寫在一長卷的玻璃紙上，字很小，真的是蠅頭小楷，用幻燈機打在戲臺兩邊的銀幕上，卷著一點一點抻。結(jié)果這事讓老頭兒自己寫。我們家住的又是老樓房，有人稍微一走動地板就震，沒法寫。所以他要寫字的時候必須十點以后，大家都休息了，這才一個字一個字地寫。那個字幕寫完一打，據(jù)說當時看戲的、懂點文化的領(lǐng)導(dǎo)曾經(jīng)問過這個字是誰寫的，很有功夫。還有一個搞戲劇攝影的人，喜歡書法，專門去找老頭兒探討書法。那卷字幕如果留到現(xiàn)在，肯定是一個書法精品，因為那時候是他精力最旺盛的，而且他當時也練字，他在張家口下放勞動的時候，要用毛筆寫文章，用毛筆寫信，經(jīng)常讓我們?nèi)ノ木叩杲o他買毛筆，而且要買一種叫雞狼毫的，別的筆還不用。如果這個東西留下來是很好的書法作品。
甘家口
1965年底、1966年初，又搬家了，跟著我媽他們單位改善住房，這回就搬到甘家口了。甘家口這段住得比較長，一直到1983年，是他在北京一個地方住得最長的一個地方，而且也是他的經(jīng)歷最曲折的時期?！拔母铩钡臅r候被批斗、抄家都在這個地方，寫樣板戲風(fēng)光的時候也是在這個地方，“四人幫”倒臺以后他被清查也是在這個地方，在后來他寫的一些有影響的作品，包括《受戒》《大淖記事》《異秉》，反正能說出名的，大都在甘家口這個時期。
他寫樣板戲沒在甘家口家里寫，因為當時集體創(chuàng)作，劇團又是半軍事化管理，搞創(chuàng)作的時候都住在團里頭，包括修改《沙家浜》，后來參與《杜鵑山》的創(chuàng)作，都和甘家口沒有關(guān)系。忙的時候他隔一倆月才回家，還經(jīng)常被劇團叫回去。那時候又沒有電話，新華社宿舍為了方便他們的職工，在一個住戶家里安了一部電話，那不算公共電話，只是新華社內(nèi)部的電話，按說老頭兒沒資格到那打電話，人家也沒有義務(wù)給你傳電話，但是后來跟那家搞搞關(guān)系，人家愿意不愿意的就把這事給應(yīng)承下來，有時打電話就給他傳一下。我們家住四樓，傳電話不爬樓，嫌麻煩，就在樓下使勁喊，外地口音喊“汪曾祺，電話！”每一個字的聲調(diào)都跟北京話不一樣，這個調(diào)調(diào)到現(xiàn)在我印象都很深。
再后來有一段清查他和“四人幫”的關(guān)系，清查完了以后才開始重新創(chuàng)作。1980年前后，起初他不想動筆了，有好多人勸他，有林斤瀾、鄧友梅等老朋友，還有人跑到家里約稿，《人民文學(xué)》有一個女編輯叫王扶，當時去家里勸說了半天，他復(fù)出以后第一篇小說《騎兵列傳》就是《人民文學(xué)》約的。林斤瀾帶著后來的《北京文學(xué)》主編章德寧也去過我家里，那時候章德寧年輕，基本不怎么說話，后來我才知道，她姐姐跟我插隊是在一塊的。
老頭兒發(fā)了幾篇文章，有點影響了，也有搞創(chuàng)作的找上門來的，也鬧出不少笑話，有一個叫韓藹麗的，搞兒童文學(xué)，工作單位在魯博，北京市的一個女作家，看完老頭兒的東西就想過來交流一下，上樓一敲門，我媽媽開的門，看了人家一眼，就把人家推出去了，一個勁兒說：我們家不換雞蛋，我們家不換雞蛋。當時北京市民有好多家里都有富余糧票，農(nóng)村有一些婦女拿自家產(chǎn)的雞蛋挨家挨戶敲門，用雞蛋換糧票，十個雞蛋換二三十斤糧票。韓藹麗不修邊幅，我媽媽以為她是換雞蛋的，就把人家給推出去了。韓藹麗第二次敲門，說我不是換雞蛋的，我來找汪曾祺，這才進了門。以后這就成了一個笑話，每次她來都說：“換雞蛋的來了！”
蒲黃榆
當時甘家口兩間房，三十多平方米，我們五口人住得挺滿的，只有小屋有一個桌子可以寫字。小妹汪朝在工廠當工人，三班倒，晚上十點上班，上班前她要睡一覺，那時候老頭兒進入了創(chuàng)作旺盛期，止不住地想寫東西，但是又沒地兒寫，汪朝睡覺的時候他就在外面轉(zhuǎn)悠，一會兒說幾點了？她是不是該起來了。我們說你再待會，沒到時候。因為汪朝睡不好覺老愛發(fā)脾氣。他就一圈又一圈轉(zhuǎn)，一會兒問一次，到點兒沒有？看他那個模樣，我就開玩笑說，你們看老頭兒是不是跟母雞憋個蛋沒處下一樣，雞憋蛋就四處轉(zhuǎn)悠。我們就管他寫東西叫“下蛋雞”。剛開始他不接受，最后也接受了，還說：“你們別鬧，別鬧，我要下蛋了，這回要下一個大蛋，大金蛋。”他是有一個地方就可以寫東西的。
他天天起得挺早，要到玉淵潭轉(zhuǎn)一圈，那時候玉淵潭是一個野公園，開放式的，從家里到玉淵潭公園北岸最多也就走15分鐘，所以他經(jīng)常去那兒轉(zhuǎn)悠，跟人家游泳的、遛鳥的聊天，寫了一些和玉淵潭有關(guān)系的作品。最動情的一篇是《天鵝之死》，結(jié)集出版時他還在文章后面添了一句注，說自己校對完之后，“淚不能禁”，他是真正動情了。他平常寫東西都很冷靜，但是那一篇他直接就想罵娘，但盡力控制了一下。當時玉淵潭落下來四個天鵝，野生的，多少年沒有的事，結(jié)果有人開槍把一個還是兩個天鵝打了，就想吃天鵝肉。他覺得這個事情不可容忍，主要是剛剛過去的“文革”，把人的善惡美丑的觀念全給破壞了，美好的東西隨意受到摧殘，所以他想批判這一點。另外，還有《聽遛鳥人談戲》《賣蚯蚓的人》《釣魚臺》等，這都跟玉淵潭周邊環(huán)境有關(guān)系。
甘家口是兩間房，蒲黃榆變成一個小三居，大概增加十幾平方米。那時候我們家閨女快生了，也沒房子，正好他們改善了，孩子就住在那邊了。那也是新華社的房子。
他有幾篇東西是和蒲黃榆周邊環(huán)境有直接聯(lián)系的，一個是小說《安樂居》，寫周邊一個小酒館里幾個喝酒的酒客之間的關(guān)系和不同的經(jīng)歷，通過酒桌上言談話語反映出來?！鞍矘肪印边@個酒館名字是沒有的，小說提到的“安樂林”這個地方有，是個很小的公園，旁邊有一個飯館叫景泰飯館，挨著北京景泰藍廠。小說里面幾個喝酒的人經(jīng)歷，應(yīng)該都是有所本的，老頭兒不太會編故事。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個上海人在北京待了多少年，每次自己帶點酒菜到那兒跟大家喝兩口馬上就又走了，他說了兩句話，大概意思說：我們吃酒的人就像天上飛的一只鳥，小酒館就像地上的一棵樹，鳥兒見了樹總要落一落的，他喝上兩口酒，吃上兩口自帶的酒菜，然后說聲再見，這只鳥就飛走了。但是他不說“鳥”，他是上海人，說“我們喝酒的人就像天上飛的一只屌”，這個鳥飛走以后，剩下那幾個人就問，他說什么？喝酒的人都是屌？老頭兒的文章里經(jīng)常有冒點小壞水的地方。
從平民視角談些市井瑣事，沒有很深的意思，但反映這些人生活的原生態(tài)。都是普通人，普通事，但你慢慢琢磨，里頭還是有些可琢磨的地方?！栋矘肪印吩?jīng)被拍成電視劇，而且是人藝的第二代領(lǐng)軍演員林連昆演的，按說來頭挺大，但因為當時這種寫老北京生活的東西少，所以播放過一兩次，也就沒什么聲息了?，F(xiàn)在網(wǎng)上查這個電視劇都查不著了，不像現(xiàn)在寫老北京四合院的故事，多了去了。當時寫這類東西的不多。
還有一篇小說在他的小說里也算是別具一格的，叫《小芳》，寫我們家的小保姆。那篇東西完全是平實的記錄。他寫的時候，小芳已經(jīng)離開我們家三四年，他沉淀了很長時間才寫。有一些人覺得老頭兒這篇小說，完全是平鋪直敘，一點渲染都沒有，說老頭兒已經(jīng)才盡了，老頭兒挺不服氣的，他說寫這種人就應(yīng)該用這種筆調(diào)。后來他寫別的文章又改回來了，人家覺得這老頭兒不是才盡，是他有他的想法。
他還寫過一組人物散文，題目是《人寰速寫》，總共三篇，有退休老頭，有幾個傻子，還有一群大媽，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每個人都活靈活現(xiàn)的，特別是《大媽們》那篇，把北京大媽的特點寫出來，而且各是各的樣，都不是壞人，但也有可樂的地方。他習(xí)慣觀察最底層的人，對這些人有一種親近感，不生分，不隔閡，不是說我要俯視你，我就是想描述你們的生活。用平視的視角，同時寫得很平實，不人為拔高。
他周邊還有一些有點傳奇色彩的事物，他不太感興趣。我們家樓前邊曾經(jīng)有一個小社團在那聚集，還打出一個橫幅，好像是“某某清茶老會”，當年妙峰山辦廟會的時候，上山路上各處都有帶點慈善性質(zhì)的小社團，有替你縫鞋的，有送茶送粥的，還有搞表演的，五虎棍、霸王鞭、舞獅子，完全是義務(wù)，這些組織就叫什么什么會，如果年頭夠長，就叫什么什么老會，后來廟會沒有這些會也就散了。前些年，大家對傳統(tǒng)的東西又有了興趣，這些會就又出來了，但只是一撥人自娛自樂。我們樓下的這個老會大概就是這一類，聚會的人穿著各種各樣服裝，插著彩旗，還有鑼鼓、霸王鞭之類的行頭。這里頭應(yīng)該有點故事，要是找管事的人好好聊聊，比大媽們的故事要多得多，他對這些不感興趣。我們看著覺得挺好玩的，他沒有啥感覺，有興趣寫的就是大媽們和普通老頭。這也是他創(chuàng)作的一個特點，也是他的一個思維方式。
虎坊橋
虎坊橋沒有太多可說的，因為老頭兒在那兒總共住了不到一年半。唯一的好處是他有了自己的書房，十平方米左右，有一個大書桌可以寫東西，畫大一點的畫，但那時他的精力不太夠了。
實際上他也把一些過去住的那些地方的素材，在虎坊橋這里形成文字了。有一個很短的小說，叫《非往事》，也是一組，里頭有一篇寫“文化大革命”時候的一個小學(xué)生揭發(fā)他媽，把一個背面有毛主席像的刊物剪了鞋樣，最后居委會把他媽批斗了一通。那是住甘家口時的一個真事，那個小孩姓江，周邊小孩都管他叫“江米條”，他寫時把小孩兒改成了姓薩，外號也成了“薩其馬”，他對許多細節(jié)都記得很清楚。
他在北京京劇院一直沒分過房，沒有自己的宿舍。最后我的單位分房子，我跟單位說，把他住的蒲黃榆的房子交出去，然后住在這個房子。這個房子要比蒲黃榆的大，蒲黃榆的大約五十平方米，這個將近九十平方米，改善不少，他也挺高興。直到那個時候，那已經(jīng)到了1996年春節(jié)前后，他才算有一個自己的書房，挺滿意的。后來有一次，廁所漏水需要維修，要到一個鄰居家去借用人家的洗手間，那家也是老頭兒的一個粉絲，這點事都沒問題。他去了人家，回來就跟我妹妹說，為什么他們家的房子比咱們房子大挺多？我妹妹說，你這人什么意識都沒有，人家是報社的副總編——他們住四間房，大概有一百二十還是一百四十平方米，我們九十多——你兒子才當一個部主任。他說，“哦，原來這樣，看來我兒子官還是當小了。”從這件事上，他才知道原來還有別人住的房子更大，但他平時根本沒有這種意識。其實他退休的時候，給他的離休證上寫的都是享受局級待遇，但是除了紙面上，可能看病有一點照顧，他這個局級待遇等于是空的，但他也從來不在乎，而且對這個沒有什么概念，不過這也是老頭兒的本性，他要是整天琢磨這些瑣事，一會兒待遇問題，一會兒住房問題，他就寫不出東西了，也不會有現(xiàn)在這么多讀者喜歡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