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按照巴金先生的設想，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是一個資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應一切我國現(xiàn)代文學的資料，‘五四’以來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們有關的書刊、圖片、手稿、信函、報道……等等”。巴老還曾預言：“十年以后歐美的漢學家都要到北京來訪問現(xiàn)代文學館，通過那些過去不被重視的文件、資料認識中國人民美好的心靈?！盵1]

如今，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已經(jīng)建成35年，館藏量已達70萬件。巴老的夙愿我們已經(jīng)初步完成，接下來的任務更加艱巨，如何讓世人了解文學館，通過各種文學史料感受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和認識中國人民的美好心靈。要完成好這項工作，首先是將這些“寶藏”進行細致的梳理、分門別類的篩選，以及對資料價值予以正確的定位。

1.文學檔案篩選緣起

對所征集的文學檔案進行深度解讀，是保證文學“寶庫”質(zhì)量的重要工作，也是有難度且容易引起爭議的工作。

文學館從建館之初，藏品均是在老一輩文學家們的積極倡議下，作家無償捐贈的。為了豐富館藏，館方并未對入藏范圍作具體限定，凡作家愿意送來的，文學館照單全收，甚至會想方設法，多途徑收集名作家文稿。

據(jù)文學館原館長舒乙講，建館之初，為豐富館藏曾經(jīng)勸說冰心先生將草稿保留下來交給文學館，冰心雖然不反對但將草稿隨手扔掉的習慣一時難改，舒館長就請她的外孫從冰心的廢紙簍里去揀，終于搶救出一批，重新粘貼修補后，成為珍貴的參考史料收藏至文學館手稿庫。

隨著1985年開館和2020年新館落成后的兩次捐贈高峰，文學館的庫房已經(jīng)如巴老所愿，成了名符其實的“寶庫”，但似乎依然無法滿足各方的需求，究其原因，館藏的優(yōu)化和深度解讀是亟待解決的問題。然而，就70萬館藏量而言，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分類梳理的工作不僅關系到業(yè)務工作的未來，更關系到文學館的價值定位，以及文學館在未來的被認知程度。

在文學活動中，社會團體和個人形成了大量原始記錄，唯有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那一部分才能被視為“文學檔案”加以留存。因此，鑒定、整理在整個檔案生命期中起著重要作用?！拌b定決定了什么是檔案，什么不是檔案”“檔案工作者為社會決定了誰將在未來受到關注，誰又將在未來銷聲匿跡”。[2]

2.如何篩選梳理文學檔案

從文學館的建設初衷來看，文學檔案與文學史料相融相通，武新軍在《當代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講，文學史料的建設需要“持之以恒、相互合作、積少成多，才能由量變到質(zhì)變或多或少改變文學史敘述”。[3]因此，文學檔案價值的標準形成也是一個不斷積累、變化、爭辯的過程。

筆者認為，文學檔案的梳理首先要建立問題意識，洪子誠曾提出，“寫文學史得承認一個前提，即作家與作家之間、作品與作品之間存在有聯(lián)系”。[4]

在面對龐雜而瑣碎的文學史料時，要構建聯(lián)系性才能避免疏漏，有研究性的史料篩選才能拓寬文學檔案入藏的深度和廣度。對于當代文學檔案的篩選和整理尤其存在認知和評價的困難，正如賀桂梅所言，“文學史寫作永遠是當下的、實踐性的，甚至可以說是文化政治的行為，每一次重要的歷史變化都會使文學史寫作發(fā)生變化?！鳛橐环N比現(xiàn)代文學更現(xiàn)代的當代文學史最難寫，因為它總是在展開中，在不斷地往前延伸，是一種開放性的文學實踐”。[5]對“開放性的文學實踐”進行評價不但要承擔“未來價值能否實現(xiàn)的風險”，還要承擔選擇留存的“檔案長久保存的投入”。[6]

可見，檔案工作者在篩選和整理中所付出的智力勞動，乃至承擔的巨大責任絕不容輕視。那么，在現(xiàn)當代文學檔案的梳理過程中，都會有哪些因素令檔案工作者困惑而難以抉擇呢？

3.文學檔案整理中“人”的因素

3.1 為誰選擇。在文學館工作多年的經(jīng)驗告訴我，我們所留存的文學檔案不僅是為利用者所存，還為檔案中涉及的人物所存，更為國家、民族所存。就文學專業(yè)型檔案館來說，能滿足的需要是有限的，要入藏的檔案也必定是在限定范圍內(nèi)的。

首先，分析文學檔案的最大利用群體（主要是學術研究者）的需求，是選擇的基本方向。然而學術研究者（一般指文學史研究者）所需要的檔案資料并不那么容易預測。也恰恰因此，檔案工作者的責任更加艱巨，如果因為我們對史料的爬梳，為學術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稽考鉤沉的論據(jù)，那就是我們最當欣慰之事。

其次，分析文學檔案中涉及的人物（包括作家本人、親友和后代子孫）的需求，是檔案工作者應該盡到的責任。對于作者本人的需求不難理解，寫作者對自己的作品都如自己的孩子一樣視若珍寶。單純的文學性史料對親友和后代的價值更多地在于緬懷，或不愿被人遺忘，那么我們要滿足這類需求除了判斷文學檔案的紀念價值外，只要滿足了未來研究者的需求，不被后世遺忘是研究所產(chǎn)生的衍生結果。

3.2 由誰選擇。原國家檔案局局長楊冬權曾說，“好的檔案工作者，不僅要會整理檔案、管理檔案、提調(diào)檔案、編研檔案等，更重要的還要會鑒定檔案，知道哪些檔案有價值，哪些檔案價值大”，[7]持同一觀點的美國檔案學家謝倫伯格認為，鑒定是檔案工作者的主要職責，他們“憑借‘被當作歷史學家進行教育’的資本，‘有能力判定公共文件的歷史價值’，他并不要求檔案人員通曉所有領域的研究需求，反而鼓勵他們征求專業(yè)歷史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意見”。[8]

在文學專業(yè)性檔案館中，根據(jù)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料的特征，檔案工作者向研究者學習，提升各方面的素養(yǎng)和能力是必要的也是能夠企及的。武新軍希望當代文學史研究者要有“文學史的眼光、問題意識與史料工作的經(jīng)驗”，[9]這也是文學檔案工作者為之努力的目標。

當然，要求檔案工作者全都具備“專家”級的預見、預測和評價檔案價值的能力也是不現(xiàn)實的，所以還是有必要組織專門的檔案鑒定小組來協(xié)助鑒選工作，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個人判斷所帶有的主觀色彩，另一方面也可以使鑒選工作更加科學規(guī)范。

文學檔案鑒定小組起到群策群力的作用，所以不一定要有固定的文學史專家、作家或文學研究者加入，只需要定期將檔案鑒選中發(fā)現(xiàn)的問題、難以決斷的案例由小組成員共同商討決議，必要時請上述專家給予公正的鑒定意見。

文學史家可能相對接近文學史研究的需求，現(xiàn)當代文學評論家和跨學科研究者可能更接近當前或未來研究的需求，為了避免造成“無法逆轉”的損失，檔案工作者要有“通過鑒定，塑造歷史，行使控制記憶的權力”的自覺性和責任感。

4.文學檔案整理中“物”的因素

4.1 文學檔案的鑒定辨析。2000年國家檔案局發(fā)布的檔案行業(yè)標準《檔案基本術語》中將檔案鑒定定義為：“判定檔案真?zhèn)魏蛢r值的過程。”[10]然而，就現(xiàn)當代文學檔案而言，真實性判定是極具爭議性的。

吳俊在史料研究“四義”中將求真作為“材料的第一義和基礎價值”，強調(diào)“材料本身須為真，即真材料”，這是“對材料確鑿身份的考實”，“次則是用真材料獲求對象、事理的客觀真相”。[11]這種要求筆者認為是研究的范疇，如果如此要求檔案鑒定工作，不但堆積如山的檔案得不到及時入藏保管，也容易使檔案鑒定陷入各種復雜難以抉擇的困境中，進退維谷。

對于文學檔案的真實性，筆者認為檔案工作者與檔案捐贈者在交流中，詢問檔案的來源、形成的來龍去脈等內(nèi)容是可行的。一般檔案捐贈者對手中材料的了解會比較多，從他的表述可以大致斷定此材料的真實性。而且，文學史料往往存在有意與無意的悖論關系。文學館研究員王秀濤就曾在“有意史料和無意史料的區(qū)分”中表示：“主要依據(jù)史料制造者的目的、意圖和動機。有某種企圖和目的，記錄歷史難免有取舍，主觀、刻意在所難免……”[12]對主體之“意”對史料留存的作用，傅斯年也有過一段論述：“記載時特別經(jīng)意，固可使這記載信實，亦可使這記載格外不實，經(jīng)意便難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實?！唤?jīng)意的記載，固有時因不經(jīng)意而亂七八糟，輕重不襯，然也有時因此保存了些原史料，不曾受‘修改’之劫?！盵13]

鑒于此，文學檔案的局限性使研究者在利用時會避免只用單一史料，而應有多種史料的互證和參照。那么檔案工作者在真實性鑒定中只要注意檔案形成過程的真實（原始性）和歷史記錄的真實（準確性）即可。

檔案鑒選時另一個重要依據(jù)是檔案的價值，檔案價值是“檔案對國家機構、社會組織或個人的有用性”。[14]然而，“每種史料都有其可能的價值和缺陷，不能依據(jù)一種標準進行劃分”，尤其就當代文學檔案來說，應該有“泛史料”的意識，“對那些還無法確認其價值的新史料保持寬容，因為這種史料今天覺得它意義不大，但有可能未來有很高的價值”。[15]

在《人民文學》雜志社移交的一批文學資料中我們就曾發(fā)現(xiàn)，資料中大量的名作家原稿固然被公認為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但還有一些稿件雖然非名家之作，在刊發(fā)前經(jīng)過編輯的細心修改，精心打磨，刊發(fā)時已經(jīng)與原稿有很大的不同了，從編輯刊印角度也不失為研究的切入點。

還有一些讀者來信，雖然雜志社會定期將讀者的典型來信在雜志上刊發(fā)，但信件原件的客觀性可能會更明顯，未經(jīng)刪改，不經(jīng)粉飾的語言表達更能反映當時的狀態(tài)。由此可見，鑒選文學檔案的重點還是應該放在“是否能夠解決文學研究的問題”上，以此為依據(jù)盡量擴大采集的范圍，增強文學檔案鑒選的包容性，為文學研究提供更大的空間。

4.2 文學檔案的分類解讀

4.2.1 版本資料。文學館收藏的70萬件藏品中有50萬件為正式出版的文學資料（包括書籍、報紙、期刊雜志），正式出版物作為現(xiàn)當代文學最基礎的史料，占據(jù)館藏量的半壁江山理所當然。文人大多嗜書如命，為此文學館還設立了“某某文庫”，以紀念捐贈量比較大的作家，一方面保留他的藏書特色，另一方面也可展現(xiàn)藏書風貌。一代學者由于教學和研究的需要，四處搜集購買的大量書籍，為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研究資料。較之于圖書館為讀者提供服務的功能，文學館的版本資料是作為文學檔案收藏的，其用途更趨向于研究和版本留存。

版本學的各種研究方法要求我們在收集現(xiàn)代文學著作時，要盡量做到廣而全。不但要重視初版本的原始性價值，也要關注到其他版次的修訂，以及校訂本中作者所做的修改痕跡。

值得一提的是，作家捐贈書籍中的簽名本，是“研究文學檔案的另一個視角”。文學館副研究館員徐瑩曾對“‘巴金文庫’的簽名本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簽名本不僅具有歷史價值、學術價值，而且還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是“文學檔案的獨特存在，是一座可持續(xù)開發(fā)的寶藏”。[16]現(xiàn)代文學版本的史料價值是公認的，各種研究書目也已經(jīng)輯選出版，我們在篩選時可以此為依據(jù)。

而當代文學方面，每年出版體量之大，想要做到廣而全，幾乎是不可能的，而文學館每年的采購預算也總讓人捉襟見肘，因此很難做到面面俱到，只能精益求精地進行選擇，一方面依據(jù)文學評論，另一方面就要靠媒體的好書榜了，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策。

4.2.2 手稿。在文學館，作家手稿被當作最重要的創(chuàng)作檔案，受到認真對待。就真實性而言，“刊印本不如手稿”，這是毋庸置疑的。

陳子善將手稿定義為：“應該是除了文稿、詩稿外，還包括作家的日記、書信、讀書筆記、寫作素材的記錄等。換言之，作家以傳統(tǒng)書寫方式書寫而成的文字，就是手稿?！盵17]由于書信在研究過程中所關注的信息點與其他手稿不盡相同，將在后文中另作說明。手稿的研究價值決定了我們應該選擇什么樣的手稿。

第一，手稿的?？眱r值要求我們在鑒選中不但要保留原件，而且如果是僅存的復寫件也是有收藏價值的。復寫件，系經(jīng)過媒介復寫紙而形成，是與原件同步同時同過程完成的，其原始實證性與原件無異。而復印件則不然，復印件是照原樣重印，與原件在產(chǎn)生時間、過程和方式上不是同時同步同過程產(chǎn)生，容易偽造，故其真實性價值就大打折扣了。

第二，從“探索作者創(chuàng)作時的心路歷程的角度”，作品的寫作大綱和素材筆記當然有收藏的必要。

第三，“根據(jù)作家的手稿來揣摩他的寫作技巧”也是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方向?！耙粋€大作家，就算再有天才，他的作品也不是一揮而就，也需要一個推敲的過程?！盵18]那么，對于作品在語言的揣摩修改中產(chǎn)生的草稿、校訂稿也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第四，通過作家手稿欣賞作者的書法的角度，尤其是老一輩作家用毛筆書寫的那些手稿是極具欣賞價值的。手稿的歷史演變，從無到有，再到漸漸消失；從毛筆到鋼筆，再到圓珠筆、鉛筆，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書寫方式的變化，也是我們將那些版式規(guī)范、賞心悅目的作家手稿視為珍品收藏的重要原因。

4.2.3 信函?！白骷視攀亲骷覍懽髦械莫毺匚念?，具有實用性、文學性和延異性等文類特質(zhì)；具有歷史和文學史價值，尤其是能為現(xiàn)代文學研究提供價值層級較高的史料?！盵19]金宏宇對作家書信價值的肯定，一方面說明了書信收藏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明確了書信選取的依據(jù)。

一般情況而言，作家書信都是“作家以傳統(tǒng)書寫形式書寫而成的文字”，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發(fā)現(xiàn)，有些作家有將信件復寫一份的習慣。由于書信復寫件是與原件同時同步完成的，筆者認為其價值僅次于原件，可等同于原件予以收藏。至于書信復印件，作家本人剪貼編輯自己信件的可能性不大，但其他人出于整理發(fā)表或出版等目的進行技術修改也是有可能的，需要嚴格考證。

近半個世紀以來，打字機、打印機逐漸進入尋常百姓家，作家們郵寄打印信件的數(shù)量也隨之增多。雖然較之于手寫書信，懇切感和親近感都有所缺失，但科技帶來的交流改變也是研究的新視角。因此，無論打字稿、打印稿，抑或是電子郵件、微信簡訊都應該納入收藏范圍，但后兩者的收集和保管是檔案研究的新課題。

4.2.4 照片。照片檔案作為檔案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生動性和直觀性的特點。但是由于人們拍攝照片的隨意性，照片質(zhì)量難免良莠不齊，尤其是隨著數(shù)碼照相技術的成熟和推廣，大量冗余信息占據(jù)著我們的存儲空間。因此，照片檔案的選取首先要樹立“精品”意識和“實證”意識。

文學檔案照片除人物、會議兩大主體類別外，名人故居建筑、物品、著作書影也占據(jù)一定的數(shù)量。對于作家捐贈的照片，基本上都是作家家屬或親友隨心所欲之作，清晰度和構圖都不能跟專業(yè)攝像師相比，故而此類照片只具備實證價值，反映事物的面貌即可，選取時量不必多，擇優(yōu)收藏。如筆者在整理一批羅烽、白朗照片資料時，發(fā)現(xiàn)大量白朗老年臥病在床時友人去探望的照片，圖片質(zhì)量模糊、照片內(nèi)容雜亂，而且相當多的重復鏡頭，這種情況就不必“有照必檔”了。

照片作為研究歷史、考證歷史最原始的素材，其重要價值是文字檔案無法替代的。文學檔案照片，其利用價值主要在于陳列展示、研究考證和參與文學出版，藝術欣賞性和時效性并不成為關注的重點。

4.2.5 字畫。在文學檔案中，書畫作品雖然所占比重不大，但卻是最具觀賞性和藝術性的，來源以作家收藏的、本人書寫的和友人互贈品為主。但是，據(jù)舒乙記載：“文學館一開始并沒有收藏作家擁有的字畫的打算?！钡恼f：“文學館就是作家的家，作家一切心愛的東西文學館都應收藏?！倍宜f到做到，“家中所藏字畫，除了墻上常年掛著的吳作人先生的《熊貓圖》和趙樸初先生的一幅字之外，全都送到文學館，共57張！成為文學館收藏的第一批字畫”。[20]

自此，文學館便設立了字畫庫，現(xiàn)入藏書畫作品已近3000件。其中不乏作家本人在閑睱之時的潑墨之作。書法、繪畫、文學之間的關系本就水乳交融，“詩書畫印皆通曉，成為‘東方藝術家’的特色，老一輩的藝術家和學者，都具有多方面的藝術修養(yǎng)”。[21]

民國時期的作家、學者主要的書寫工具就是毛筆，書法造詣雖不能與書法家相媲美，但一筆好字，可是文人的書面?，F(xiàn)代詩人郭沫若，報人鄧拓，作家茅盾、端木蕻良、姚雪垠等，都有一筆好字，他們在本職寫作中又喜愛書法，是多才多藝者的喜愛，而非專業(yè)，少些規(guī)矩，多些靈氣。

當代作家們在吟詩作賦、筆走龍蛇、點染皴擦之間留下對自然、世界和人自身的獨特感悟，也是他們多樣精神追求的一種表現(xiàn)。因喜愛而生的文人字畫，不求逼真，不守規(guī)矩，注重意境，別用美術標準衡量它，因為這種字畫更接近文學——文學就是人學?！拔娜缙淙恕薄白秩缙淙恕薄爱嬋缙淙恕保骷夜軜瀹嬛?，畫的是竹子正直、有節(jié)、虛心，寓意人品。

因此，文人“墨寶”自當納入文學館的收藏范圍，在手機、電腦普及，手寫時代將逝之時，文人字畫又凸顯延續(xù)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功能。書畫藏品乃是文人高雅之禮，一則表現(xiàn)為相互學習交流的行為，二則為表達情意，增近感情。這種禮尚往來的表達，更能被現(xiàn)代人所理解，也更容易引起大眾在欣賞字畫的同時，了解字畫中蘊含的故事之興趣。

4.2.6 實物。這里的實物檔案應定義為，能夠反映作家文學活動和歷史真實面貌的具有保存價值的特定有形物品，如作家生活用品（文房四寶、家具陳設）、證章類物品、紀念品、匾額、印章等。由于實物檔案的種類過于繁雜且不易界定，在整理和選擇中是最容易出現(xiàn)疏漏的。對于文學類專門檔案館，我們的選擇主要圍繞作家生活和文學創(chuàng)作時的相關物品，并有意識地選擇建立“作家書房”的實物檔案。

在展示作家創(chuàng)作成就時，開辟一個區(qū)域?qū)⑺麄兊膭?chuàng)作環(huán)境一并展出，既增加了可視性又平添了親切感，使人如身臨其境，沉浸于作家的個人寫作環(huán)境之中，這是收集作家實物檔案的初衷。慢慢地我們也發(fā)現(xiàn)了，某些作家的個人用品也是極具故事性和趣味性的。如張志民書房中的書柜就是張志民在文學研究創(chuàng)作之余，購買了一批老式收音機外殼，自己打磨制作的，給“作家書房”增加了很多看點，也真正讓觀眾體會到“睹物追昔”，了解作家文品的同時，也能感受到作家的人品和情趣。

4.2.7 特殊載體的文學檔案。以音、像、電子文件為記錄方式的文學檔案正在逐年增長，但是由于數(shù)量還不是很大，我們暫且以介質(zhì)歸類，主要包括影視帶、錄音帶、軟盤、光盤、硬盤、數(shù)碼產(chǎn)品等。

隨著量級的持續(xù)增長，此類文學檔案勢必慢慢代替紙媒資源，成為文學檔案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就目前文學類檔案館的保管能力而言，不足以支撐此類檔案的構建和維護經(jīng)費，故此我們的入藏應該以“為未來選擇”“應收盡收”為原則，盡可能將各種介質(zhì)中的文件提取出來統(tǒng)一存儲，避免損失。在這一類文學檔案中，口述歷史資料是近年收集的重點。值得注意的是，“‘口述歷史是過去的聲音’，但它又是在‘現(xiàn)在’被發(fā)現(xiàn)、采集和公布出來的，必然牽涉到不同關聯(lián)人物在過去和現(xiàn)實中不同的社會處境與身份認同?？上攵谑鰵v史（料）不太可能是已逝過去的客觀再現(xiàn)”。[22]張均的一段話提醒我們在選擇收藏口述史料時不要只保留一種“興趣”，而忽略了另一種“興趣”。

在這里還要特別提到的是網(wǎng)絡資源。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研究者似乎找到了一個“流動圖書館”，但是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大多數(shù)網(wǎng)絡資源的基礎數(shù)據(jù)還是來源于紙媒資源。文學史料影印版尚可存之，經(jīng)過文字識別的版本錯誤率難以估量，不如棄之。當然，首推即出自網(wǎng)絡中的網(wǎng)絡文學作品或論壇日記則另當別論，但這類存于平臺數(shù)據(jù)庫中的電子文稿，尚沒有建立相關的移交歸檔條例，相應的鑒選工作當然也未觸及。

4.2.8 其他。在現(xiàn)當代文學資料中還有一部分檔案資料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反映文學活動現(xiàn)實，能夠從中提取更多的史料信息。剪報是作家尤其愛收集整理的素材資料，它一方面反映了作家對某一文類的偏好；另一方面也記錄了作家所收集的研究課題，是探尋作家寫作緣由和思想、藝術觀念的絕好來源。但是，作家收集整理的剪報數(shù)量之大、品種之多確實超出了目前檔案工作者的加工能力，如何有效地整理也是我們正在思考的問題。如，文學館2019年征集到的倪墨炎文學資料中就有倪先生30年間收集整理的九十余本現(xiàn)當代文學方面的剪報資料，彌足珍貴。如果進行認真的收集、整理、專題分類，將成為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珍貴史料參考。這一類文學周邊資料還有海報、文學活動簽名冊以及訃告和作家生平、履歷等等。以上文學史料被金宏宇以副文本概念論之，并認為相較于正文本，“副文本總體而言是偏重于實用的，它們不僅呈現(xiàn)了更多的文學史細節(jié)，如作品的裝幀、出版、傳播等，作品的寫作、修改、接受等，作家的身世、創(chuàng)作動機等，還有文壇現(xiàn)象、時局變化、歷史語境等。更重要的是這些歷史材料具有相對的客觀性、真實性和科學性”。[23]

隨著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拓展，我們所收集的檔案資料也會不斷豐富和擴充，對保存歷史和豐富館藏皆有正面的意義。當然，對藏品整理、選擇和解讀工作就會有更高的要求，以免造成魚龍混雜，遮蔽視野的負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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