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我在父親的喊聲中醒過來，四周一片漆黑。我坐起來，看看手機上的時間，天還要等一會兒才亮。我在前一天回到鄉(xiāng)下老家，住在樓上。父親住在樓下，他已經八十六歲，臥病在床，嗓門卻還是那樣洪亮。他喊的是我的二妹，沒有喊我。那會兒，他是清醒的，我卻糊涂了，竟然沒有趕緊下床，到窗口去答應一聲。二妹答應了，他的聲音就降下來了。

對我來說，那是父親最后的喊聲。那以后他可能還喊過，但是，我已經離開老家，聽不到了。

那是雞年冬天。沒過多久，父親離開了人世。

當時我在外地。凌晨五點，我被大妹打來的電話叫醒，還沒接聽，我就聽見有一聲喊，從自己心底迸發(fā)出來。

雞年入秋以后，父親的病情每況愈下，我卻相信他能夠熬過去。我有那個信心，多半是受了他那一輩子沒變的大嗓門的鼓舞。

過后才回想起來，前幾次回家，我都沒有聽見過父親清嗓子的聲音。那可是他力量的標識、意志的宣示。他把清一次嗓子分成了三聲喊，第一聲高亢，第二聲低回，第三聲嘹亮。那高起高收的三部曲，幾十年下來，已經和普通的咳嗽聲混淆了。

父親身材高大、體魄魁梧，加之他一生相信書本、相信電視上的養(yǎng)生節(jié)目，盡管到了晚年常生病痛，但他憑著醫(yī)療，也憑著照本宣科的自理，總能對付過去。他在鄉(xiāng)下老家，我在都市，單從電話里聽，我都覺得他并沒有老。

他卻是早就老了。他的步態(tài)、他的口味、他的談吐、他的動作，都老了。

唯有他的喊聲，還是那樣明朗，那樣爽朗，那樣開朗，那樣硬朗。

父親已經形容枯槁，讓我真正認識了生命的殘酷。我聽了他那一如既往的喊聲之后，也并不是一味往好處想，只不過相信他至少能夠熬過那個冬天。

或者，至少，他能夠熬到生命告急時，讓我來得及從三百公里以外趕回去，為他送終。

老天卻并不總是遂人愿，不會讓你既行了忤逆，又做了孝子。

父親臨終時，我沒有在他身邊。這個結局將永遠停在那兒，讓我追悔終生，自責終生。

父親躺在那兒，無論怎樣喊他都不會答應了。我在他面前跪下來，泣不成聲。

我們兄弟三人，說話的聲音都近似父親。

我們兄弟姊妹五人，卻是從小都怕父親，尤其怕他的大嗓門。

父親早年參加土改，然后做了公辦教師，直到退休。一個夸張的說法是，站在山頂，都能聽見他在山腰講課的聲音。

我從小瘦弱多病，常常在半夜尖叫不止。我大睜著眼睛，看見自己懸掛在山崖上，聽見全家人一齊喊我。父親的喊聲總是最大，一聲比一聲急，就像從山腰升上來。我一聲接一聲答應著，直到擺脫驚悸，擺脫夢魘，平穩(wěn)落地，安靜下來。

不知是我?guī)讱q的時候，父親和母親帶著我去外婆家過年，然后去古城閬中為我看病。我們本來已經坐船過了嘉陵江，而去閬中還得在下游坐船再過一次嘉陵江。我從江心的木船上望過去，一座城越過樹木和竹林撲面而來，江水一晃就從眼前消失。我蘇醒的時候，父親已經抱著我沖進了城里的大醫(yī)院，樓梯木欄桿在我的眼前飛快旋轉。

我在昏迷之前聽見了父親的喊聲，而在蘇醒之后，他的喊聲還在，聲聲告急。

江心到岸邊那一段喊波翻浪滾，岸邊到醫(yī)院那一路喊風亂云飛。

我還聽見了母親的喊聲。父親抱著我一路飛奔，母親也一步沒有落下，邊哭邊喊。

一把長胡子的老中醫(yī)為我把了脈，然后毫不猶豫地宣布，此小兒患有嚴重的心臟病。

那個時候患那個病，就等于是宣告了我即將夭折。

返家途中，我們又去了三家醫(yī)院，醫(yī)生卻給了一致的結論：這個孩子沒那個病。

或許，我那顆小心臟本來有病，但已經被父親和母親共同的喊聲祛除。我并不知道他們當時喊的是什么，我想，那應該是一聲又一聲喝退：“不準！不準……”

父親在我童年記憶里留下來的那些喊聲，大都是那兩個字：“不準！”

但是，父親并不是任何時候都放開嗓門說話。即便嚴令我們不準耍火、不準罵人、不準亂寫亂畫等，他都有可能壓低聲音。

哥哥小時候生了有可能傳染的病，父親要我們保持距離，不準靠近。我卻把那個聲色俱厲的命令當成了耳邊風，很快就蹭到了哥哥身邊。父親立即將我捉過去，然后，他在板凳上坐下來，把我摁上他的大腿。祖母和母親把我救下，我哭著向她們控訴父親的大巴掌，父親竟然一聲未吭。

父親在離家二三十公里的外地任教，到了周末或假期才會回家。他還在步行回家途中，我們做兒女的無論大小，說話的聲音都會小起來。他到家了，水缸總是已經見底，他會立即挑起水桶向水井走去。他挑著一擔水的樣子，和他挑著空桶差不多。他挺著腰板，邁著大步，卻不見有水漾出來。而他不在家的時候，哥哥和我抬回家的水，往往只剩大半桶。他在離家之前，還會把水缸挑滿。

父親在家里坐了下來。我們兄弟姊妹都怕被他喊一聲，都會躡手躡腳從他坐的地方繞過去。我們當中最小的是弟弟，父親對他有了一個例外，以他的名義給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分別取了一個外號。事實上，父親以他特有的方式，把他的五個兒女一一關照到了。那時候，他的聲音一點也不高，就像是在唱歌或者念詩。他抓住了我們各自的弱點，兒子以嘴巴命名，女兒以胖瘦命名。我們都像獲得了賞賜一般，互相亂叫起來，他也不管。

父親并不是只管對我們發(fā)號施令，他會時不時給我們講一個故事。我從有記憶起，就聽到他講他打“鬼”的故事。一天，天還沒亮，他就背上一個裝著面條的背篼，打著一支亮光微弱的手電筒，從任教的學校往家里趕。他動身過早，在一條小路上把夜越走越深。小路穿過一片墳地，墳頭在路邊一字排開，“鬼”就在那兒出現(xiàn)了，先撒了幾把土，然后發(fā)出長長的嘯叫。他倒是要看看，鬼究竟長一副什么模樣，索性讓背篼坐上一個墳頭，他自己點上了一支煙。又一把土撒過來的時候，他突然轉身，跟“鬼”打了個照面。他順手抓起一塊小石頭打了過去，并發(fā)出了一聲喊……

父親當了半輩子“孩子王”，卻并不是講故事的高手。他并沒有壓低一點聲音，增添一點恐怖氣氛。他把這個故事一直講到我翻過了五十歲，結局當然還是那樣，他借著手電筒若有若無的亮光看見，一只野兔子正在坡上打洞，把前腳掏出的土用后腳蹬了過來。

我們兄弟姊妹都是聽著這個故事長大的，在不同的年齡段懂事地分享著父親的英雄氣概。后來，我們心中大概都有了各自的“鬼”，就不再像從前那樣迎合他了。他顯然已經看了出來，卻并不愿意草草收場。

每一回，母親都會故意表現(xiàn)出她的不屑：“悄悄地，看把鬼招來了！”

我會把這個故事講給我的兒孫聽，直到講成一個傳家寶。我不會模仿父親的大嗓門，但我會把他打“鬼”時那一聲喊拔高，盡量接近他的音量。我大概還會給那個夜晚添加一點寒意，添加一點月色，因為那天是祖母的生日，農歷冬月十四。

我大概是受了父親英雄氣概的感染，還沒有上學讀書，就遠山遠水地向他跑了過去。

那是一個上午，我看見一輛拖拉機在公路上爬坡，立即跑回家，抓起一只灰色帆布包，給母親丟下一句話，就一溜煙跑開了。

“我去找爸爸！”

拖拉機的轟鳴聲很快就聽不見了。我沿著公路向前追，我知道，父親任教的學校就在前方。我從一個埡口走到另一個埡口，前無擋將，后無追兵。我背著出門遠行的人那必不可少的包，一路虛構著父親和我見面的情景。我步行三個多小時，終于到達目的地。

那是一個三岔口，父親正和他的同事打籃球。我老遠就看見了他那奔跑的高大身影，也老早就聽到了他那洪亮的喊叫聲音。我大叫“爸爸”，稚嫩的喊聲蓋過全場?；@球暫停，父親跑下來，大家都以為我們家出什么事了。我對父親說“我來看您”，讓他看的卻是一只空包。他不再上場，領著我回到住處，沒有追問，沒有斥責，也沒有什么提醒。已經過了午飯時間，他為我煮了一碗面條。然后，他為我攔了一輛拖拉機，讓我趕緊回家。

我好像佩戴著父親頒發(fā)的一枚勛章，和拖拉機一起完成了一次凱旋。

祖母一雙小腳追不上我，母親在生產隊勞動，哪有閑工夫追我？回家以后，我也并沒有認真聽她們輪番對我吵了些什么，因為我已經長大了。

我和父親一起遠行，卻是我參加工作以后的事了。那一年，他五十三歲，我二十三歲。父親的健康狀況出了一點小問題，我動員他到成都看病。他早年到過成都，我自己也想讓他來做向導，到大城市開開眼界。我們先坐汽車，然后坐上了火車。火車在中途一個小站停下來，我透過緊閉的車窗向外望著。除了身邊的父親，其余的一切都是陌生的。那些陌生的人影，那些陌生的山影，成了我身外世界的一個縮影。

我說：“爸爸您看，誰認得我們？”

父親望著窗外沉默一陣，對我說了一句話。他上火車以后聲音一直很小，因為無論多大的嗓門，都蓋不過車輪滾滾的聲音。但他說的每一個字我都聽清楚了：“這不過也是個小地方，不是什么大地方?！?/p>

那不過是一句家常話，對我的觸動卻非同小可?；疖囍匦聠拥臅r候，我想，人不能只看著眼前，要一直往前走。眼前沒有人認識你并不要緊，翻過一座山還是沒有人認識你照樣不要緊，你如果能夠翻過一千座山，說不定就有人認識你了。

人家會說，看，這就是那個翻過一千座山的人！

現(xiàn)在，高鐵依舊經過那個小站，但列車一般不會為它停下來。但是，哪怕只是在一晃而過的時候看它一眼，哪怕只是無意間觸碰一下它的名字，我都會想起父親和我的那一回共同穿越。我從山旮旯一步步走向大平原，那個小站成了重要的一站。父親領著我穿山越嶺，讓我在那兒領悟到，世界是那樣大，卻又是那樣小。

我并沒有什么像樣的千山之行，卻也經歷了一次癱瘓，外加一場失學，但都一步一步走了過來。

我在十歲時全身癱瘓，被診斷為小兒麻痹癥。近年有專家告訴我，那很可能是一次中毒引起的。要不我怎么會在幾個月后奇跡一般站立起來，并且恢復得那樣好？

我的學習成績因病受影響，父親把我?guī)У搅送獾?，讓我做了他的學生。那漫長的兩個學期，成了我少年時代最不開心的日子。父親已經調離那個三岔口，在離家更遠一點的村小任教。我們一起步行回家，我那還在恢復中的雙腿哪里能夠趕得上他？他在前面大步生風地給我做著示范，然后遠遠地停下來，大喊著讓我走快一點。他那是要讓我受到鍛煉，但我在當時并不能理解，對他的鐵石心腸多有怨氣。

挨過了那一年，我又轉回老家上了一年小學，然后上了初中。我的健康完全恢復，既能唱歌又能跳舞。當時突然興起“講故事”之風，我成為學校“講故事”的學生代表，給外地來觀摩的教師團隊講一個憶苦思甜的故事。父親當時也來了，坐在臺下格外引人注目。我還沒有把故事講到高潮部分，就看見他哭了。

父親不停地用手帕抹著眼睛，好一陣都沒有抬頭。

當時我以為，要么是那個舊社會的故事太慘了，要么是我講得太好了。曉事以后，尤其是在我自己做了父親以后，我才知道，那是父親多愁善感的一面的自然流露。那會兒，他就像一個或感動或委屈的學生，旁若無人，情不自已。

他那次的哭泣，甚至可能是因為他想起了不能繼續(xù)上學的長子。

哥哥沒能受到推薦讀上初中，母親對父親多有埋怨。身為教師，自己的孩子卻進不了初中的門，父親也一直順不過那口氣。萬事不求人是他的處事原則，他甚至不愿意為孩子讀書去對人低聲下氣一次，但是，他在家里說話的聲音都小了。

我上初中一帆風順，但在推薦上高中時，我成了“哥哥第二”。

我只參加農業(yè)生產勞動幾個月，招生考試就恢復了。我參加考試前一天，一個考生在考試點找到我，轉交了父親給我的五元錢。他是父親教過的一個學生，我問父親帶什么話沒有，他說沒有。母親為我備足了盤纏，父親那五元錢我一分也沒有花。那是我此生得到的第一筆“巨款”。那會兒是冬天，父親的錢揣在身上，如同一個愛撫的大巴掌，讓我感到了貼身的溫暖。

祖父在動蕩歲月失蹤，留下一團迷霧。父親缺少父愛，這可能影響到了他自己表達父愛的態(tài)度，比如，他不會把關心、體貼一類的話掛在嘴邊，他不會把他對我們的愛說出來。

祖母一手把她的三個孩子拉扯大，父親深得他的母親喜愛。祖母生過一場重病，一度昏迷。父親當時就像一個孩子，他用哭腔一聲一聲喊“媽”，低得近乎耳語，卻讓老人睜開了眼睛。我從此就留下了一個印象，大人要是變成了孩子，就能夠把行將離去的生命呼喚回來。

父親喊他的五個孩子，卻是一聲比一聲高。

父親給我們買過的玩具，我如今能夠記起來的只有乒乓球。沒有球臺，沒有球拍，我們拿它當籃球來打，當足球來踢，總會不小心踩上它。要是踩出一個凹坑，就清洗干凈放進飯鍋里煮一煮，它就會像湯圓一樣鼓脹起來，依然可以成為腳踹手投的大球。要是踩破了，那它就只好徹底報廢。無論哪種情形，都會受到父親的高聲斥責，并且警告不會再買給我們。但是到了下回，那個跟屁蟲似的乒乓球，又會換了嶄新的模樣，跟著他蹦蹦跳跳回家來。

我識字漸多以后，一直希望父親帶回一本書來，卻一再失望。他微薄的工資要養(yǎng)家糊口，一分錢都要掰八瓣來花，書實在是奢侈品。再說，他任教的環(huán)境里不可能買到什么書。我上了初中，輪到全國“評《水滸》”了，他才帶回來一套供批判用的《水滸傳》。我如獲至寶，在煤油燈下一口氣看完，那一場閱讀經歷成了我的成人禮。

父親能夠成為新社會的人民教師，全仗祖母篤定的信念，供他在舊社會上了學堂。但是，祖母在她的孫子一輩讀書的事情上，卻老早就動搖了。父親畢竟比祖母看得遠，我們要是考試成績不好，他會非常生氣。我在學校唱歌跳舞出風頭那一陣，數學成績下降，我都不急，他卻上火了。

“讀書無用？吃飯才無用！”

他這樣喊。他是教師，不怕人聽見這個。

我參加的那場招生考試，讓我領到了師范學校的錄取通知書，也讓我們家移除了一個農業(yè)戶口。我被拒在高中大門之外復又“金榜題名”，方圓幾十公里都知道了。但是，父親在回應別人道喜時聲音一點都不高，比平時都要低許多。

父親和母親在20世紀50年代結婚，那時候，父親在母親娘家那兒任教。后來，父親輾轉好幾所學校，完小或者村小。他最后回到家門口的村小任教，吃住都在家里了。他心口如一的個性很容易招人嫉恨，然而，他穿越了那么多重要的歷史關口，盡管也受到過一些審查和沖擊，卻并沒有被戴上什么帽子。

我認為，護佑父親一路走過來的關鍵一條，還是他的謹小慎微。他從小就在沒有父親保護的環(huán)境里成長起來，并且一直背著這個包袱，勢單力薄，負重前行，自然不能一步踩虛。他在我祖母的教育下成長起來，自然也在心里埋下了隱忍的種子。還有，我的母親明事理而知輕重，也會或直接或間接地提醒他自保的要義，那就是，他的平安無事，就是全家的平安無事。

父親一生沒有享受過父愛，但即便如此，誰也不會否認他的好福氣。這一方面是因為他有一個好母親，一方面是因為他有一個好妻子。當然還有人把他的五個兒女也算在內，但這只能增加我們的愧疚，尤其是我的愧疚。

我們那個農家，當年有了父親吃商品糧，總歸在人前有一點榮耀。母親在生產隊里無論怎樣勞苦，所掙工分的結果都是“補社”，也就是給生產隊倒貼錢。所以，父親的工資主要用來填補生產隊那個窟窿。祖母老了，還能自食其力。我們兄弟姊妹除了撿柴、割草、放牛，還不能在一個家里有什么大的作為，相反，不斷張大之口要吃要喝，不斷發(fā)育之身要穿要戴，而父親和母親居然都一一做到了。

父親有大男子主義傾向，母親早已習以為常。母親一生對父親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悄悄地”，也就是小聲一點。據我觀察，此語一出，父親不一定會停了說話，但是，他的嗓門多半會降下來。還有，母親只要一生病，父親的嗓門就會立即低下來，甚至柔和起來。父親會親自去請醫(yī)生，因為他步子大省時間，并且能把他最信任的醫(yī)生請到家里來。他的朋友為數不多，差不多都是醫(yī)生。

我還在市里工作的時候，一天，父親和母親來了。父親的聲音很小，還顫抖。我聽見了，母親在縣里查出了癌癥。接下來，我看見，父親的個子矮了下去。慶幸的是，我們很快就在市里的醫(yī)院查明，那是誤診。我發(fā)現(xiàn)，父親的個子又恢復了高大。不用說，他的嗓門也恢復了洪亮。

父親和母親難免斗氣拌嘴。他們一生修過兩回房子，卻都保持了高度的默契。

那間伴我長大的老屋，在我參加工作前就已拆除，一幢青瓦房隨之在距它兩百米處修建起來。那會兒，父親還在外地教書，母親也還在生產隊出工，加之木料等緊缺，再加之老屋已經不在，他們宿雨餐風，熬更守夜，難處之多可想而知。

三十年過去，父親和母親均已年逾七旬，而那幢青瓦房也老了。村里的小洋樓一幢接一幢冒出來，我們兄弟姊妹大都對那一片青瓦的落后和破敗視而不見，一心只想著把他們接到城里生活。他們不顧年老體弱，堅持要在青瓦房旁邊修建小洋樓，見下一輩都無動于衷，竟然讓那個浩大的工程靜悄悄地破土動工了。我們如夢初醒，趕緊回家，出錢、出主意，研究圖紙，圈定屋基。小洋樓緊挨青瓦房如期建成，那是父親和母親修建的一個大家，盡管我們各自都有了一個小家。

老家，新家，再老家，再新家。父親和母親，在一個不斷變化著的山村里，以他們舊式的主張，實現(xiàn)了新式的作為。

父親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小學教師。作為教師，他被公認拿得起教鞭，而作為一家之主，他又被公認譽滿鄉(xiāng)里，所以，他被調到家門口任教以后，說話的音量有增無減。

父親退休回家以后，農村已經實行大包干了，他并沒有從此成為一個農民，也沒有把退休干部的架子一直端著。他耕田耙地，他修枝剪葉，他噴藥殺蟲，他挖地，他戽水?？傊?，什么樣的農活他都能上手。他下田下地卻是有派頭的，甚至是有排場的。比如，他要耕田了，就得有人把牛給他牽過去，把犁頭給他扛過去，把茶杯給他端過去。他的呵斥聲響起來，什么樣的牛都會老實起來。

父親在家里的喊聲，多半是因為掃帚隨地倒臥、雞和狗隨地方便、他存放的東西被移了位置，等等。他把一個家當成了一個教學班，行使著衛(wèi)生委員的權力。

要是只讓我用一個詞來描述父親，我會挑“工整”。

要是再讓我換一個詞，我會換上“講究”。

父親并不是一個冒失的人、一個粗枝大葉的人，相反，他是一個精細的人、一個井井有條的人。

小時候，我不止一次看見父親使用針線。衣服破了，他不需要額外的布料，而是細針細線，把破了的地方織起來。他織出來的那一塊方方正正、平平整整，看上去就像一個點綴、一個標簽。那一份精致，曾經讓我心儀，暗下決心要學會他的手藝，自己將來也好穿上那樣的衣服。日子一天天走向了富足，我不再有穿打補丁衣服的機會，再往下就是我一天天告別了年輕，就連把衣服故意戳破再補的機會都不再有。

我用了半輩子，都沒能把父親的愛整潔學到手。我過日子的零亂，簡直就是走到了他的反面，或者成了對他的反叛。我從小到大沒少被他批“大少爺作風”，后來，他大概看出他的痛批并沒有什么效果，索性放任不管了。

父親一生奉行節(jié)約，卻又喜歡精致。我們用粗糙的篾扇，他用精致的紙扇。他抽煙，香煙卻都要從紙盒里取出來，排在一只精致的金屬盒里。他曾經還用過一只精致的煙嘴。不知他有什么訣竅，用了再久的東西都完好如初。紙扇、煙盒、煙嘴就不說了，雨傘只要在他手上，就好像沒淋過雨也沒曬過太陽一樣。

我只能說，那些東西好像都怕他，不敢舊起來。

唯有一把二胡，長年掛在老家墻上，舊了。父親會拉二胡，但讓我們聽到的機會不多。他大概是覺得他拉得不夠好。但是，我從他指間滑出來的那些音符里，聽出了他的精細和高雅。

我成年以后，父親對我的訓誡不多，如今能想起來的只有兩次。

我還在鄉(xiāng)下任教的時候，父親看了報紙上的一則報道，是關于國家領導人關心失蹤兒童問題的。他說，國家領導人現(xiàn)在都親自操心這些事了，就是好。我大概想在他面前顯示一下自己的見識，更主要的是，我覺得自己已經有了和他討論問題的資格，于是并沒有順著他的話，反而說，國家領導人應該操心大事，這些小事應該讓下面的人去管。

我話沒說完，父親已經勃然大怒了。他朝我喊道：“要是你當上去了，你就不會去管老百姓這些小事，是不是？”

十年前，我去一個縣掛職擔任副縣長，父親知道縣政府給我配了一輛小車，就以不經意的口氣對我說，你要對司機好一點。

前者是一堂大課，后者是一次輔導。

那一句話的大課，在那以后讓我常常用來警示自己的輕浮和張狂，也用來加持自己的良善和悲憫。

那一句話的輔導，也并不是多余。父親大概看出來，我的“大少爺作風”顯然還在，再慣出來一個“大老爺作風”也未可知。他話音一落，我就不住地點頭。

父親沒有學過醫(yī)，但他在退休以后，不知從何處獲得良方，又不知經過怎樣的鉆研，竟然給人醫(yī)治起腰椎頸椎方面的毛病來。他那樣高聲說話并沒有被人疑為虛假廣告，我卻還是擔心他無照行醫(yī)會惹上什么麻煩，但據說他的方子真正管用，解除了很多人椎間盤突出、骨質增生一類的痛苦。他不收禮，也不收錢，因此結下不少好人緣。

但是后來，父親卻輕信那些保健品之類的虛假廣告，不止一次花冤枉錢。我聽說了，為此給他打電話，終于沒沉住氣，對他喊叫起來。我以為他會回應我一陣喊聲，他卻一聲未吭。

母親對我說：“你那幾聲喊，對了！”

我自己卻已經知道，我對父親那樣喊是不對的。那一份急躁里面，盡管有對他的體恤和擔憂，更多的卻是不孝和不敬。他久居山村，以己度人，憑著他待人的良善，憑著他行醫(yī)的真誠，一時不能識別躲在遠處的騙人之術，情有可原。還有，無論是他寄希望于“保健”二字，還是他缺乏判斷能力一再輕信，都一樣表明，我們跟他的交流實在是太少了。

前不久，我在辦公室里翻出父親寫給我的一封信。抬頭是他為我取的名字，署名是“父親”，時間是“某月某日”。信的正文僅一行字：“寄上治療腰椎病的處方，查收。”

信寫于哪一年，已不可考。處方已經不在，我也想不起來曾用過父親為我開的什么藥。但可以確定的是，那時候我已經到成都工作，卻還不能和老家通上電話。

父親的鋼筆字工整而剛硬，字如其人。

沒有一句多余的話。這封信，簡直就是我們之間交流的一個縮影。

我從老家出發(fā)，一步一步走向遠方，而父親，他一步一步走回家中。我們給予對方的，好像總是彼此的背影。我每一次回老家，或者我把他接到成都，話題都是那樣的少。最后，不是我把離開的背影給他，就是他把離開的背影給我。

父親并不是不喜歡說話，相反，在我從小到大的記憶里，他常常對家中來客發(fā)表鴻篇大論，并且不時會有笑聲響起。他不會說家長里短，不會說人短人長，但他會歷數他的光榮，細說他的驕傲。那時候，他那海闊天空地持續(xù)放大的聲音，想必是要讓我們也一樣聽到。

我也會講一些開心事或者笑話給他聽，他的笑聲遠沒有在客人面前那樣放松、那樣夸張。

后來，父親也把他的內心訴諸文字。他在晚年寫過一篇小說，篇幅不短，動筆前后卻都沒有對我說起。他那是要獨立完成，就是說，他不愿意讓人誤會，以為他寫下的文字有他那個作家兒子的參與。我看得很認真，但今天想來，我和他的交流卻有些草率。我認為此作乏善可陳，并且指出了不少問題。我當時想的是，以父親的高齡，他已經不大可能踏上創(chuàng)作這條路。我要是說一些違心的話，憑著他的輕信，他會從此一路往下走，那會兒再讓他回頭說不定就晚了。我那樣一個喊停，顯然并沒有更多地關照到他的自尊。他好像早有心理準備，一笑了之，從此不提。

那一疊稿子，不知去了哪里。近年來，我的創(chuàng)作有了一點爆發(fā)，好像就有父親的力量加入進來。事實也正是那樣，我不想寫或者寫不下去的時候，好像總能聽到他的喊聲，就像我小時候在籃球場外聽到的那樣。

寒冬的那個凌晨，驟然炸響的鞭炮向鄉(xiāng)鄰報告了父親離世的消息，方圓左近的人家紛紛亮起了燈。大家知道，那個大嗓門的人，那個直腸子的人，那個倔脾氣的人，那個真性情的人，那個與人為善又受人敬重的人，那個一生吃苦又一生享福的人，走了。

遠遠近近的人趕來參加父親的葬禮，把我們老家的舊房子和新房子都擠滿了。

父親在老家墳地土葬，安睡在他的母親——我的祖母身旁。他主持修建的兩幢房子，一幢姓“土”，一幢姓“洋”，風雨無阻地堅守在他旁邊，無聲地訴說著一個家的過往，也無聲地分擔著一個家的當前。家在他的面前，我們也都在他的面前。我的心里總會涌上來那么多要對他說的話，卻只能強忍著把它咽回去，讓它化作一腔苦澀，也讓它化作一腔甜蜜。

如今，我們把車從成都開回老家門前，按響喇叭，再也見不到父親開門出來，再也聽不到他的喊聲了。母親不愿進城，二妹在老家服侍她。母親的聽力和表達都非常好，我無論當面還是通過電話喊她，她答應一聲，都會讓我覺得那是雙份的回應。母親健在，那么，父親他并沒有走遠，我們只要想他念他的時候，就會聽到他的喊聲，那是一聲呼喚，或者一聲答應。

馬平，1962年生于四川蒼溪，現(xiàn)供職于四川省作家協(xié)會。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文學創(chuàng)作一級。著有長篇小說《草房山》《香車》《山谷芬芳》《塞影記》、中篇小說《高腔》、小說集《熱愛月亮》《小麥色的夏天》《雙柵子街》《我看日出的地方 我在夜里說話》和散文集《我的語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