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爾納《贊賞沉默》中的多重敘事策略與主題意蘊
內(nèi)容摘要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的第五部小說《贊賞沉默》講述了一位桑給巴爾難民在英國流亡20年后得以返鄉(xiāng)但隨即又回到英國的故事。作品將故事情節(jié)置于20世紀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桑給巴爾與英國之間不斷切換、相互交織的敘事時空中，借助雙重敘事、嵌套敘事、沉默等多重敘事策略，在言說與沉默之間以及作為受述者的人物與讀者之間建立了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并借此表達了對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批判、對后殖民社會黑暗面的抨擊、對移民生存困境和身份焦慮的同情與反思等豐富的主題意蘊。
關(guān)鍵詞 古爾納；《贊賞沉默》；敘事策略；內(nèi)心獨白；沉默；身份焦慮
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非洲裔英國流散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 1948— ）①以書寫殖民主義的影響及東非移民，特別是難民的經(jīng)歷著稱，迄今已出版10部長篇小說和部分短篇小說。此外，古爾納還是一位知名的文學評論家，對非洲、加勒比和印度等地區(qū)的英語后殖民文學頗有研究。這種特殊身份賦予其小說作品格外深刻的洞察力與批判性?！顿澷p沉默》（Admiring Silence, 1996）是古爾納的第五部小說，講述了一位桑給巴爾難民在英國流亡20年后得以返鄉(xiāng)但隨即又回到英國的故事。相較于《天堂》（Paradise, 1994）、《海邊》（By the Sea, 2001）等作品，評論界對這部小說的關(guān)注偏少。已有的研究多探討《贊賞沉默》的敘事特征，如“不可靠敘事”（unreliable narration）、“多重聚焦”（multiple focalization）等敘事技巧的應(yīng)用及其效果（Barasa and Makokha 215-234；Kaigai 128-140）以及沉默（Arslan 17-40; Kaigai 128-140）、“模擬”（mimicry）（Steiner 301-322）、印度洋書寫（Olaussen 65-77）等話題?？偟膩碚f，對《贊賞沉默》的敘事特征與主題的研究尚有拓展空間。
在前述研究的基礎(chǔ)上，我們從分析《贊賞沉默》中的多重敘事策略入手，進而論述這些策略與作品主題意蘊之間的關(guān)系。作品將故事情節(jié)置于20世紀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桑給巴爾與英國之間不斷切換、相互交織的敘事時空中，借助明暗雙重敘事、嵌套敘事、沉默等多重敘事策略，在言說與沉默之間以及作為受述者的人物與讀者之間建立了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并借此表達了對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批判、對后殖民社會黑暗面的抨擊、對移民生存困境和身份焦慮的同情與反思等豐富的主題意蘊。
01 多重敘事策略
就敘事結(jié)構(gòu)而言，《贊賞沉默》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發(fā)生在20世紀八十年代末的英國，42歲的無名敘事者回憶了自己20年前為躲避政治迫害，在家人的幫助下逃離桑給巴爾，來到英國求學并在這里開始了新的生活。大學畢業(yè)后，他在倫敦一所中學覓得教職，與英國白人女性艾瑪（Emma）相愛，選擇不結(jié)婚生活在一起并有了女兒艾米莉亞（Amelia）。這段看似浪漫、溫情的故事實則隱藏著焦慮和不安。寄人籬下的敘事者必須面對來自白人的種族歧視以及自己希望融入英國社會的矛盾心理。為了生存，他選擇隱瞞過去，向艾瑪及其父母威洛比（Willoughby）夫婦編造了非洲故鄉(xiāng)的故事，希望贏得對方的同情和接納。與此同時，在英國的20年間，他與家人之間雖然偶有通信，但語焉不詳，缺乏實質(zhì)性的交流，對彼此的真實生活狀況并不知情。第二部分發(fā)生在桑給巴爾。20年后，那里的政治氣候發(fā)生了變化，敘事者因政府特赦得以重返故土。然而讓他始料未及的是，新政權(quán)腐敗不堪，國家千瘡百孔。這次回鄉(xiāng)之旅讓敘事者意識到自己身上發(fā)生了實質(zhì)性的變化，他不再屬于桑給巴爾，成為家鄉(xiāng)的異鄉(xiāng)人；同時，他也不可能完全融入英國社會，只能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求得生存空間。第三部分篇幅較短，講述了敘事者向家人吐露實情，拒絕了為他安排的婚姻，在回鄉(xiāng)三周后匆忙返回英國，卻發(fā)現(xiàn)艾瑪另覓新歡。六周后，女兒也離開了他。這三個部分看似界限分明，但在敘事時間和空間上縱橫交錯，在過去與現(xiàn)在、記憶與現(xiàn)實、桑給巴爾和英國之間不斷切換。這種結(jié)構(gòu)特征生動呈現(xiàn)出身處錯位、流散狀態(tài)中的移民的生活樣貌。
除已被多次論及的第一人稱“不可靠敘事”、多重聚焦外，雙重敘事、嵌套敘事、沉默等敘事策略在推動《贊賞沉默》的敘事進程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雙重敘事
評論界普遍認為《贊賞沉默》是一部典型的“不可靠敘事”作品，這種說法的文本依據(jù)是敘事者自己提供的“罪狀”。例如：在第一部分第一章臨近末尾處，敘事者坦言，自己的故事中有不少編造的成分：
后來，我?guī)е┰S羞愧意識到，我對自己的故事進行了修飾，以使其不那么混亂，并在我沒有注意到的地方捏造了細節(jié)。這種羞恥感持續(xù)了幾分鐘，但很快就過去了，我已經(jīng)習慣了我的謊言。它使我快樂，最重要的是，它使她快樂。不，最重要的是，它不會造成傷害。對于我的故鄉(xiāng)和家人的故事，她似乎從不厭倦。我承認我的編造通常是為了報答她，盡管有些顯然是為了讓我們彼此顯得不那么小家子氣，使我們的生活看起來高尚有序。（Gurnah, Admiring Silence 36）②
接著，在第一部分第二章開頭，敘事者聲明之前講給艾瑪?shù)墓适率翘摌?gòu)的：“我沒有舅舅?；蛘吒赣H。我或多或少是以繼父為原型為艾瑪創(chuàng)造了這兩個人物”（39）?！安豢煽繑⑹隆钡恼f法有一定道理，但似乎有失偏頗。當敘事者承認自己是在虛構(gòu)故事時，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真誠的態(tài)度。在筆者看來，《贊賞沉默》中并存著兩種敘事。對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來說，敘事者講述的故事版本中的確存在很多不可靠的內(nèi)容。出于生存、發(fā)展的需要或維系人際關(guān)系的目的，敘事者選擇使用“善意的謊言”屏蔽或置換了某些不利的事實。但與此同時，作品還為讀者提供了另外一個故事版本。這個版本主要以敘事者“內(nèi)心獨白”（interior monologue）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對前一個版本的內(nèi)容作了修訂，是專門留給讀者的。這造成作為受述者的讀者和人物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讀者知道的是兩個版本的故事，而人物知道的只有一個。從讀者的角度來說，敘事者的坦誠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他建立起一種信任。于是，讀者成為敘事者傾訴的對象，扮演了一個類似“目擊者”或“見證人”的角色，受邀與敘事者一起參與了敘事的進程。用琳達·哈欽的話來說，《贊賞沉默》可以算得上是一部“自反式”（self-reflexive）小說，它要求“讀者作為富有想象力的共同創(chuàng)造者參與小說創(chuàng)作過程”（Hutcheon ii），同時也通過文本自我意識與讀者保持距離。讀者不一定完全相信敘事者的話或認同他的行為，但可以由此進入他復(fù)雜矛盾的內(nèi)心世界，從而解析他的思想情感和行為動機。
2. 嵌套敘事
《贊賞沉默》的首尾都嵌入了看似不相關(guān)的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 c.1596-1617）（又譯“寶嘉康蒂”）的故事。波卡洪塔斯，原名瑪托阿卡（Matoaka），是英屬弗吉尼亞殖民地印第安酋長波瓦坦（Powhatan）的女兒，傳聞她救了被印第安人俘虜?shù)挠思s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命：“波卡洪塔斯撲倒在那個英國人身上，把頭靠在他的頭上，從而阻止了他的死亡。這是一個在帝國歷險故事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時刻：美麗的本土公主被歐洲騎士迷倒，為了愛情不惜一切代價”（6-7）。1613年，波卡洪塔斯被英國殖民者俘虜，受洗成為基督徒，改名麗貝卡（Rebecca）。1614年，她嫁給了煙草種植園主約翰·羅爾夫（John Rolfe），并于次年誕下一子。1616年，她隨丈夫來到倫敦，作為“開化的野蠻人”（“civilized savage”）出現(xiàn)在英國的社交界。次年，在返回家鄉(xiāng)弗吉尼亞之前，波卡洪塔斯病逝于肯特郡西北部的格雷夫森德（Gravesend）。
這個嵌套進來的故事具有一定的評論功能。與敘事者相似，波卡洪塔斯也是一個遠離家鄉(xiāng)的移民。敘事者對她的遭遇表達了同情，認為“也許她待在家鄉(xiāng)要比把自己添加到帝國敘事中要好。但是沒有人轉(zhuǎn)述她的抱怨”（7）。在英國人面前，敘事者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現(xiàn)代版的波卡洪塔斯。不同的是，波卡洪塔斯是帝國敘事的一部分，是被言說的對象，而敘事者則試圖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3. 沉默
沉默是古爾納作品中一個反復(fù)出現(xiàn)的話題。③在《贊賞沉默》中，沉默扮演了雙重角色，既是壓迫的工具，又是反抗的武器。
一方面，沉默可以表現(xiàn)為壓迫者利用權(quán)力控制被壓迫者，不讓他們說話。小說第一部分的題詞出自英國作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的游記《南太平洋上》（In the South Seas, 1890）。在史蒂文森的筆下，阿佩瑪瑪島（Apemama）的國王泰比諾克（Tembinok）是一個獨裁的暴君形象：“他是島上沉默的崇拜者；像一只巨耳籠罩在上面；有密探每日向他報告；他寧愿他的臣民唱歌也不讓他們說話”（1）?？梢?，小說標題暗示了那些利用權(quán)力讓別人服從自己的意志并保持沉默的人。作品中的英國醫(yī)生以及桑給巴爾的統(tǒng)治者都是這樣的人。此外，小說第三部分還提到了一個真實存在的沉默的崇拜者：“我拿起一份報紙，上面全是阿亞圖拉·霍梅尼剛剛對小說家薩爾曼·拉什迪發(fā)出追殺令的報道。這位宗教領(lǐng)袖是另一個沉默的崇拜者”（231）。面對這些沉默的崇拜者，出于自我保護，被壓迫者只能保持沉默：“我們保持沉默和點頭——擔心性命不?！谴竽c肥的暴君們則為了小小的滿足感而放屁和踐踏我們”（212）。
另一方面，沉默還可以表現(xiàn)為受壓迫者主動以沉默為武器，拒絕與被壓迫者對話。這是弱勢群體自我賦權(quán)的方式，在小說中被塑造為一種值得贊賞的故意姿態(tài)④。為避免正面沖突，同時也為了表達自己的蔑視，敘事者常常選擇拒絕與表現(xiàn)出歧視態(tài)度的人進行對話，用沉默作為反抗的工具，此時的沉默又被賦予了一種比說話更強大的力量。正如基馬尼·凱蓋在《邊緣敘事：古爾納小說〈贊賞沉默〉和〈最后的禮物〉中的沉默》（“At the Margins: Silences in Abdulrazak Gurnah’s Admiring Silence and The Last Gift”, 2013）一文中所言，沉默是一種有影響力的抵抗方式（Kaigai 129），它“突出了語言和故事的局限性，為移民生活的復(fù)雜性提供了一個完整的解釋”（133）。
在《贊賞沉默》中，沉默不但是一種人物行為，而且是一種敘事策略，在作品的敘事進程中發(fā)揮了關(guān)鍵作用。與言語不同，沉默的任務(wù)是把人物不愿、不能或拒絕說的話表達出來。這樣，沉默便成為自我表達的另一種方式和一種隱性的敘事，與顯性的言語敘事形成互補。皮埃爾·馬舍雷在《文學生產(chǎn)理論》（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1966）中指出，言語與沉默之間存在一種共生的相互依存關(guān)系：“沉默揭示言語——除非是言語揭示沉默”（Macherey 96）。斯圖亞特·西姆在《沉默宣言》（Manifesto for Silence， 2007）中表達了相似的看法。他認為，“當有意識地決定不進行口頭交流時，不說某件事就像說某件事一樣有意義”（Sim 13）。
通過綜合使用以上敘事策略，《贊賞沉默》在過去與現(xiàn)在，桑給巴爾與英國，現(xiàn)實與虛構(gòu)，言說與沉默，以及作為受述者的人物與讀者之間建立了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有力推動了情節(jié)的發(fā)展。同時，借助這些策略，作品表現(xiàn)了豐富的主題意蘊。
02 對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批判
作為黑人移民，敘事者遭受了來自英國白人群體的種族歧視。為避免正面沖突，敘事者常常選擇保持沉默，但通過內(nèi)心獨白對這些歧視性的言論和行為予以了揭露和回擊。
在小說開頭，敘事者因心臟不適就醫(yī)。英國醫(yī)生對他的種族身份一無所知，但先入為主，把他的問題當作“非洲裔加勒比人”的通病，發(fā)表了一番種族主義言論：
“非洲裔加勒比人的心臟很脆弱，”他笑著說，在如此痛苦的時刻給了我勇氣，“他們易患高血壓、鐮狀細胞貧血、癡呆、登革熱、昏睡病、糖尿病、健忘癥、霍亂、抑郁癥、癔癥等疾病。你真的不應(yīng)該對你所處的這種狀態(tài)感到驚訝。當然，這些都是目前還無法治愈的疾病，但無論如何都沒有必要恐慌。〔……〕你的癥狀很輕微，對你這個年齡和種族的人來說，這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你明白嗎 ?”（10）
面對醫(yī)生的歧視，敘事者沒有用言語反駁回擊，而是選擇了沉默，但作為代償機制，小說后來通過他的內(nèi)心獨白制造出戲劇性反諷（dramatic irony），向讀者揭露了醫(yī)生的無知和偏見：
當然，看完這出戲后，我不忍心告訴他，我不是非洲裔加勒比人，或任何類型的加勒比人，甚至與大西洋沒有任何關(guān)系——嚴格來說，我是個印度洋小伙子，穆斯林，正統(tǒng)的遜尼派，瓦哈比教支〔……〕。我堅忍地吞下了所有那些不治之癥，內(nèi)心對他自鳴得意的無知嗤之以鼻?！病澄蚁胛冶究梢约m正他的錯誤，但如果我告訴他，他可能會對自己的診斷失去信心，可能會重新開始揉捏和捶打，并要求驗血和水銀療法，或者是為了檢驗他們的種族退化理論所做的任何事情。我覺得我無法忍受?！病晨吹贸鰜?，他對我恭敬的沉默頗為贊同，因為他微笑著發(fā)布了他的禁令和指示。（10-11）
這段獨白一方面暴露了醫(yī)生的無知，解釋了敘事者選擇沉默的原因，另一方面則強調(diào)了他的非洲身份與刻板印象的不同。他聲稱自己不是“非洲裔加勒比人”，跟“大西洋” 沒有關(guān)系，而是“穆斯林”世界和“印度洋”文化的一部分，這種對非洲作為一個多元文化區(qū)的存在的強調(diào)不免讓人聯(lián)想到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提出的“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⑤概念的局限性?？梢哉f，這段獨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爾納自己的非洲觀念。在《關(guān)于過去的想法》（“An Idea of the Past,” 2003）一文中，古爾納曾提及桑給巴爾的歷史和文化風貌（Gurnah, “An Idea of the Past”31-33）。這個位于東非海岸的小島貌似一個地理上的“小空間”，但作為印度洋世界的一個節(jié)點，它實際上是一個具有鮮明的跨國和跨文化特征的“大空間”。桑給巴爾多元、混雜的文化土壤和作為難民流落他鄉(xiāng)的人生經(jīng)歷為古爾納提供了與眾不同的視角，使他的目光從東非海岸延伸到印度洋的廣闊世界（張峰 17）。對印度洋文化和穆斯林世界的強調(diào)在他的多部作品中都有所體現(xiàn)。
敘事者與艾瑪?shù)慕煌鶑囊婚_始就遭到了來自艾瑪父母的反對。他向讀者坦言，在艾瑪?shù)哪赣H面前，“我經(jīng)常感覺自己像第三個人，好像我不存在一樣”（82）。艾瑪懷孕的消息增強了艾瑪父母的恥辱感。面對威洛比夫人眼中的“仇恨”和威洛比先生的“無光澤的眼神”（96），敘事者試圖讀懂他們的心思：“我能感覺到一個悲劇性故事的萌生：歐洲和非洲混血兒的后代注定會不穩(wěn)定和墮落，因為被玷污的血液在幾代人中流動，等待著在瘋狂、先天性骨質(zhì)疏松、同性戀、懦弱和背叛中浮出水面”（96）。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受到的歧視以及西方人對異族通婚的恐懼——“玷污純正的歐洲血統(tǒng)，創(chuàng)造一個腐朽的文明，并遭受同性戀或不忠等問題的折磨”（Arslan 23）。
此外，敘事者通過模擬刻板化的非洲形象，為威洛比先生講述了一個個“帝國故事”（empire story）。這些故事一方面滿足了威洛比先生的自戀，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消解了殖民主義話語。
威洛比先生扮演了一個類似殖民主義遺老的角色，他迷戀大英帝國的輝煌過去，嗜好“帝國故事”，喜歡把自己想象成野蠻非洲人的拯救者。正如格雷厄姆·哈根所言，少數(shù)族裔總是被鼓勵，有時是被迫表演自己的族裔身份，以吻合白人對異域文化他者的刻板印象（Huggan 95）。為投其所好，敘事者通過“編造美好的故事和悲慘的失敗經(jīng)歷”（69），獻上了一曲曲帝國的贊歌。他告訴威洛比先生：“政府已將食人行為合法化了〔……〕總統(tǒng)得了梅毒，而且據(jù)傳他患有精神分裂癥，幾乎雙目失明，每天下午三點左右就喝得醉醺醺的（24）。在這段敘述中，敘事者再現(xiàn)了殖民話語中對被殖民者的的刻板化描述，如性行為放縱、食人及缺乏自控力等，把非洲人塑造為遠離文明的蠻夷之輩。接著，他又夸張地演繹了西方人對“異域情調(diào)”（exoticism）的追求，戲仿了“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形象：“在我父親的房子里，所有的床都是金子做的。在我 16 歲之前，每天早上仆人們都用牛奶給我洗澡，然后用椰汁為我沖洗”（24）。敘事者講述的下一個故事與殖民地教育有關(guān)。孩子們在享用完牛奶和水果后開始上課，接受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打破愚昧和疾病的枷鎖，這些枷鎖讓我們長期處于黑暗之中，而帝國的到來使我們得以喘息”（28）。這些故事在威洛比先生身上產(chǎn)生了強烈的情感共鳴：“他低垂著眼睛坐在那里，一只手緊握著酒杯，不時地搖著頭〔……〕他說，‘這樣拋棄他們是不對的。太殘忍了?？纯次覀冏吆笏麄儗Ρ舜俗隽硕嗌倏膳碌氖虑榘?！’”（28）此外，敘事者還講述了自己在去醫(yī)院探望姑姑時突然病倒，但幸運地得到一位英國護士拯救的故事：
我去醫(yī)院跟姑姑道別，她患上了鼻咽粘膜利什曼病、麻風病、血吸蟲病及傳染性癤子的綜合癥，快要斷氣了，所有這些病都是由放蕩和淫亂引起的。當我走下樓梯準備出去的時候，我突然被一種熱帶瘧疾的發(fā)作擊倒了。我癱坐在臺階上，護士姐姐發(fā)現(xiàn)了我，讓人把我抬到病床上。一連兩個星期，她寸步不離，直到我完全康復(fù)。她用兌水的葡萄酒為我擦洗額頭，把手絹打濕放進我嘴里以便我獲取水分。（33）
在這個故事中，敘事者的姑姑因生活墮落患病似乎咎由自取，而英國護士的友善之舉則被塑造為“帝國英雄主義在日常生活中的體現(xiàn)”（everyday imperial heroism）（33）。在敘事者的故事中，英國“自我”與非洲“他者”界限分明，前者對后者的統(tǒng)治得到了合法化和美化：“在帝國時期，我們接受了堅定而公正的治理，統(tǒng)治我們的人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自己。即使在最糟糕的時候，當那些看似嚴厲的法令被頒布時，我們也知道這是為了我們好，是為了逼著我們進入文明社會，教導(dǎo)我們服從理性的政府，而不是專制的習俗?！病匙钪匾氖牵蹏鵁o私地為我們帶來了知識、教育、文明以及歐洲為自己創(chuàng)造的美好事物”（82-83）。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威洛比先生對這些荒誕的帝國故事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和渴望：“他興致勃勃地向前傾著身子，面露喜色，目光炯炯”（25）。他對故事的內(nèi)容深信不疑，并從中獲得了自戀式的快感。在這個過程中，敘事者與威洛比先生之間存在一種合作甚至“共謀”的關(guān)系：“無論如何，威洛比先生和我都參與了我們自己的陰謀，我們常常等到遠離懷疑的耳朵時才開始行動”（84）。一方面，敘事者通過這些故事塑造落后、可憐的非洲受害者形象以獲取對方的同情，從而拉近彼此的距離；另一方面，威洛比先生從這些故事中獲得了極大的心理滿足，強化了自己作為英國人的自豪感。與此同時，敘事者講述帝國故事時的口吻和內(nèi)心獨白又向讀者揭示了其嘲諷的真實用意。對他而言，利用這些刻板印象在別人面前“賣慘”，不過是生存之道和服務(wù)于人際交往的工具而已。此外，從閱讀的角度看，這些故事也把讀者放在了和威洛比先生一樣的受述者位置，引導(dǎo)他們質(zhì)詢這些刻板印象背后的殖民主義意識形態(tài)?；裘住ぐ桶驼J為，從源頭上重復(fù)殖民話語，“能夠讓文化的權(quán)威性自行消解”（Bhabha 137）。敘事者對殖民話語的戲仿質(zhì)疑了殖民表征的權(quán)威性，具有一定的抵抗性：“當敘事者將威洛比先生定位為相信并享受這種無稽之談的傻瓜時，這種自行消解的效果非常顯著，說明了模擬如何成為一種抵抗策略”（Steiner 311）。
03 對后殖民社會黑暗面的抨擊
在英國長達20多年的生活經(jīng)歷沒有給敘事者帶來明顯的歸屬感，他的腦海中始終縈繞著對桑給巴爾的記憶?；氐介焺e多年的故鄉(xiāng)后，敘事者親眼目睹或從家人那里了解到當?shù)厣鐣姆N種黑暗面，對這些問題的根源進行了思考，并與自己的祖國產(chǎn)生了疏離。
“獨立”后的國家在經(jīng)濟上嚴重依賴外援，生活物資短缺：“每天只有幾個小時的電力供應(yīng)，肥皂很短缺，胡椒粉、糖、牙膏、大米等等都缺?！銘?yīng)該給我們帶點這些東西，而不是巧克力和香水，’哈麗瑪說。她是笑著說的，但我還是從她的話里聽到了責備，這些年來他們就這樣生活著，而我卻從未想過去問問他們，也沒有想過該為他們做些什么”（134）。正當敘事者深感愧疚之時，母親告訴他，“即使你帶了什么東西，他們也會在海關(guān)把它拿走。他們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這里沒有法律”（135）。從母親的話中，不難想象當?shù)胤ㄖ稳笔А⒏瘮∈⑿械臓顩r。
政治上，國家陷入了極端民族主義的泥潭。政府極力美化前殖民時代，并把一切社會問題歸咎于殖民歷史。在敘事者看來，事實并非如此：“但政治也讓一些令人震驚的事情浮出水面。我們喜歡把自己看作溫和的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人，科摩羅人：我們生活在一起，吵架，有時還通婚。我們是文明的。我們喜歡別人這樣描述我們，我們也這樣描述自己。但事實上，我們離‘我們’還遠得很，我們在各自的院子里，被鎖在歷史的貧民窟里，自我原諒，心中充滿了不容忍、種族主義和怨恨” （74）。對敘事者而言，這個國家陷入了身份困境，無法重塑自我，因為現(xiàn)在的統(tǒng)治者“希望在怨恨中，在復(fù)仇的承諾中，在過去的壓迫中，在現(xiàn)在的貧困中，在他們膚色更黑的高貴中獲得榮耀感”（74）。新掌權(quán)的非洲黑人對阿拉伯裔穆斯林社群進行了歷史性的報復(fù)，很多人被驅(qū)逐甚至殺害。他們蓄意破壞這些前統(tǒng)治者們留下的建筑，試圖抹去他們留下的痕跡：
當我在老城閑逛時，我所看到的是我已經(jīng)被警告過要預(yù)料到的：整片的房屋倒塌，曾經(jīng)喧鬧的集市變成了陰郁而封閉的街道，破裂的排水管將污水排放到狹窄的道路上，蜿蜒流淌成一條散發(fā)著惡臭的小溪。這件事做得太過蓄意和普遍，更像是故意破壞，讓人無法視而不見。城市的另一邊則擁有寬闊、明亮的街道、新建的公寓樓、公園等等。要不是阿克巴跟著我，我會在幾分鐘內(nèi)迷失在那里。不需要太聰明就能看出政府小小的報復(fù)是多么“甜蜜”。（124）
此外，他們還強迫阿拉伯裔、印度裔、伊朗裔等少數(shù)族裔婦女嫁給黑人，其中很多是政府高官：“當時，來自不同社區(qū)的女孩被迫嫁給非洲黑人，尤其是年老肥胖的非洲黑人，他們是革命救贖委員會的高級官員，愿真主詛咒他們”（158）。作為阿拉伯裔，敘事者對自己的族群被迫害的事實深感憤慨和無奈。當總理發(fā)出讓他參與國家建設(shè)的邀請時，敘事者保持了清醒的頭腦：“我努力提醒自己，這些人判處他們的對手150年監(jiān)禁，讓他們在碎玻璃上赤腳行走，把花園里的水管插到他們的屁眼里，然后打開水龍頭”（215）。
回鄉(xiāng)后的所見所聞讓敘事者對這個國家充滿了失望。他清楚地意識到，獨立和革命的后果不過是一種不公正的秩序被另一種所取代，與殖民主義時期的政府相比，新政府并沒有好到哪里去（Mirmotahari 68）。敘事者譏諷道：“我們在協(xié)議中的部分是被殖民、同化、教育、疏遠、融合，遭受文化沖突，贏得國旗和國歌、腐敗、挨餓和抱怨。這是一筆不錯的交易”（17）。受家鄉(xiāng)馬桶堵塞（暗指社會發(fā)展停滯）的困擾，敘事者決定在返回英國后參加一個關(guān)于管道的晚間課程，因為他想“弄清楚馬桶堵塞的原因”（233）。借助馬桶這個隱喻，敘事者以戲謔的口吻嘲諷了英國和桑給巴爾政府的政治骯臟和腐敗。在開始課程之前，他追溯了馬桶發(fā)明的歷史：第一個沖水馬桶是英國人約翰·哈林頓爵士（Sir John Harington）在16世紀發(fā)明的。他進而指出，“任何有價值的想法”似乎都首先出自英國，其中包括“板球、啤酒派、奴隸貿(mào)易、乒乓球、殖民主義、雞蛋蔥豆飯、地心引力、社會學，尤其是抽水馬桶”（234）。他把抽水馬桶和奴隸貿(mào)易、殖民主義相提并論，認為它們都是“有價值”的東西，語氣中充滿了諷刺，暗示奴隸制和殖民主義像馬桶一樣骯臟不堪。同時，馬桶是英國向殖民地輸出的物品，這個事實表明桑給巴爾新政府繼承了英國殖民統(tǒng)治時期的政治腐敗，下水道系統(tǒng)的崩潰恰恰體現(xiàn)出了這一點。
04 對移民生存困境和身份焦慮的同情與反思
在斯圖亞特·霍爾看來，文化身份“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質(zhì)化的過去，而是屈從于歷史、文化和權(quán)力的不斷‘嬉戲’”，是一種“生產(chǎn)”，永不完結(jié)，永遠處于過程之中（Hall 112-113）?！顿澷p沉默》中敘事者的身份認同清楚地展示了這種生產(chǎn)過程。為了躲避政治迫害，敘事者被迫流亡英國，對他而言，這次的離開可能是永久性的，既然已無退路可尋，設(shè)法在異國他鄉(xiāng)生存下去便成為第一要務(wù)。面對充滿了種族歧視的英國社會，他在不安全感與渴望融入的強烈愿望之間搖擺不定，不得不戴上面具在別人面前表演，同時又經(jīng)常摘下面具，對讀者敞開心扉，力求在二者之間保持一種平衡。反復(fù)“戴面具”和“摘面具”的過程揭示了敘事者的雙面人生與身份焦慮。
初到英國時，敘事者被突如其來的孤獨和恐懼所震驚，感覺自己失去了一切，“被困在這個充滿敵意的地方，不知道如何與人交談，如何把他們爭取過來，銀行、食堂、超市、黑暗的街道顯得如此嚇人”（94）。艾瑪?shù)某霈F(xiàn)改變了敘事者對英國的態(tài)度。她出身英國白人中產(chǎn)階級家庭，是一個具有強烈反叛意識的自由主義者。她反對當時的主流觀念和社會規(guī)范，不喜歡中產(chǎn)階級的體面生活，討厭整潔和秩序，抵制婚姻，批評父母“無恥的自滿”和“種族主義的污言穢語”（81），希望用愛來消除種族偏見。與艾瑪相愛后，敘事者覺得生活充滿了意義，渴望融入對方生活的世界：“她把我完全拉進了她的朋友圈，以至于有時我會忘了自己。我想象著我的樣子和他們一樣，說話也和他們一樣，過著和他們一樣的生活，想象著我一直都是這樣，在日落后可以暢通無阻地繼續(xù)前行”（68）。敘事者嘗試通過模仿身邊的英國人來實現(xiàn)同化，但別人更樂于把他視為異域情調(diào)：“這種異域情調(diào)讓他們對我報以慷慨友好的擁抱，也使我擁有了對整個地中海以南、大西洋以東的世界的權(quán)威”（69）。出于激情和理想主義，艾瑪愛上了敘事者這樣一位流亡的黑人知識分子，不顧家人的反對，選擇與他不結(jié)婚但長期生活在一起，并生育了女兒艾米莉亞。隨著歲月的流逝，激情慢慢消退，艾瑪?shù)睦硐胫髁x情懷也讓位于種種現(xiàn)實問題。作為一個在英國文化環(huán)境中長大的白人女性，她無法完全擺脫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有時不自覺地流露出自己聲稱要嚴厲批判的種族偏見，這使得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日趨緊張，也加劇了敘事者的身份焦慮。
20年后的返鄉(xiāng)之旅看似為敘事者提供了重拾非洲身份的機會，但他與祖國和家人之間的疏離導(dǎo)致了這個理想的幻滅。回鄉(xiāng)后，敘事者的桑給巴爾人身份并未受到質(zhì)疑（Hand 43）。革命后的種族迫害造成大量社會精英外逃，現(xiàn)在的政府急需招募人才來參與國家建設(shè)，因此敘事者在英國的學習和工作經(jīng)歷成為一種優(yōu)勢。文化部的常務(wù)秘書極力拉攏他，鼓勵他說：“如果你回來，你會和自己的人在一起，他們和你信仰同樣的宗教，說同樣的語言。你會和家人在一起。你很重要，你在那里學到的一切對我們都有好處”（171）。然而，敘事者在流亡前的經(jīng)歷和返鄉(xiāng)后的見聞讓他無法說服自己去為這個政府服務(wù)。家人不知道他在英國的真實狀況，以為他一直孤身一人，所以張羅著給他安排了相親。無奈之下，敘事者只得把艾瑪和艾米莉亞的事情和盤托出。由于種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家人無法接受敘事者和一個白人異教徒不結(jié)婚生活在一起的事實，將他的行為視為對穆斯林文化的背叛和給家庭帶來的恥辱。與家人的隔閡導(dǎo)致了敘事者的匆忙離開，他決定回到艾瑪身邊，意識到那里才是他的家：“我希望離開這里，回到巴特西和艾瑪待在一起，回到家里。家并不是英國，而是我與愛瑪共同經(jīng)歷的生活。這是我最隱秘、最完整、最真實的部分。我現(xiàn)在知道了，我想趕緊把手頭的事情處理完，然后回到她的身邊，離開這個不再是家的地方”（188）。正如羅斯瑪麗·喬治在《家園政治》（The Politics of Home，1996）中所指出的，“家” 的主要內(nèi)涵是私人空間，個人從這里進入更大的生活舞臺；“家”也是“想象中的位置，它更容易被固定在精神景觀中，而不是實際的地理位置”（George 11）。對敘事者而言，家園不僅是一個物理空間，更是一個精神空間。由于他背負著對桑給巴爾的記憶以及在英國的孤立和疏離感，兩個地方都不可能真正成為他的家園，但與艾瑪在一起的生活經(jīng)歷至少讓他在精神層面暫時找到了家的感覺。
回鄉(xiāng)的經(jīng)歷強化了敘事者對艾瑪?shù)母星橐约皩覉@的認知，但讓他始料未及的是，剛回到英國，艾瑪就選擇棄他而去：“她告訴我，她的生活是開放性敘事，她現(xiàn)在正處于另一個故事的開始，一個她自己選擇的故事，而不是一個她誤打誤撞然后又找不到出路的故事”（232）。艾瑪?shù)碾x棄對敘事者造成了沉重打擊，剝奪了他好不容易才獲得的歸屬感。他決定不再沉默，寫信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母親。在回信中，母親對他的不幸遭遇表達了同情并讓他返回桑給巴爾，但敘事者意識到：“那里不再是家了，除了更多的謊言，我沒有辦法找回那個誘人的想法”（239）。故鄉(xiāng)桑給巴爾早已不再是家園，而艾瑪?shù)膾仐壸屗X得失去了生活在這里的意義：“現(xiàn)在她走了，我發(fā)現(xiàn)自己雖然生活在英國，但已經(jīng)不知道這樣做的理由了”（237）。痛苦和迷惘中，敘事者想起了在他出生之前就離家出走、素未謀面的父親阿巴斯（Abbas），在心里一遍遍呼喚著他的名字。多年來，他一直試圖尋找父親的下落，但始終無果。由于缺少社群的支持，敘事者煢煢孑立，無所歸依，陷入了孤獨和絕望。最后，他想到了返英途中結(jié)識的艾拉（Ira）。兩人在飛機上的談話給他帶來了安慰，也促成了他的覺醒。艾拉在肯尼亞內(nèi)羅畢出生和長大，父母是印度裔。她也是六十年代移民英國，嫁給了一位白人，但后來被丈夫拋棄。她對敘事者說：“即使過了這么多年，我還是無法擺脫自己在英國是個外國人的感覺。有時，我覺得英國對我而言就是一場令人失望的戀愛”（226）。艾拉的話預(yù)示了敘事者即將被艾瑪拋棄的結(jié)局，也象征著前殖民中心和邊緣之間的關(guān)系是一場失望之戀。作為移民，敘事者和艾拉在邊緣和中心都無法找到家園和歸屬感，只能在二者的夾縫中求得生存。
小說以敘事者在猶豫著是否要給艾拉打個電話請她一起去看電影收尾。這個開放式的結(jié)局談不上樂觀，但至少沒有否認希望的存在?！巴翘煅臏S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敘事者和艾拉之間共同的東非移民背景和被英國白人拋棄的遭遇或許會讓他們因同命相憐而走到一起，但這是否就是移民在英國的唯一出路，他們能否因此找到歸屬感？對此，作品沒有提供答案，而是把問題和想象的空間留給了讀者。
《贊賞沉默》字里行間流露出對敘事者生存困境和身份焦慮的同情，但同時與敘事者始終保持距離，并引導(dǎo)讀者對其身份認同問題的成因進行檢視和思考。首先，敘事者無法與英國或桑給巴爾實現(xiàn)認同的事實說明了流亡狀態(tài)中固有的對立：“一方面是他對歸屬感的渴望，另一方面則是他對吞噬他的社會秩序的反抗”（Console-Soican 65）。同時，敘事者的性格弱點，如膽小懦弱、悲觀自憐、耽于幻想，缺乏行動力等，阻礙了他對英國社會的融入及個人發(fā)展。此外，敘事者一直作為一個孤立的移民個體存在，移民社群的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他的身份焦慮。
從第一部小說《離別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 1987）開始，這種“來自一個地方，卻生活在另一個地方的狀況”（Gurnah, “Writing and Place” 27）便成為古爾納的創(chuàng)作主題?！顿澷p沉默》將主人公在英國的流亡經(jīng)歷與桑給巴爾的歷史進程聯(lián)系起來，以悲天憫人又不乏詼諧幽默的筆調(diào)書寫了移民經(jīng)歷、種族關(guān)系、后殖民身份等嚴肅的話題，毫不妥協(xié)地批判了殖民主義及革命后的極端民族主義給桑給巴爾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表達了對身處地域和文化鴻溝中的移民的同情。通過對小說中多重敘事策略和主題意蘊的分析，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后殖民語境中移民身份認同的復(fù)雜性及作品在當前難民危機的社會背景下所產(chǎn)生的現(xiàn)實意義。
此文原載于《外國文學研究》2022年第2期，作者張峰系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英語后殖民文學與流散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