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茨岡人》：一個世界文學的標本
1827年，歌德在閱讀完一部中國古典劇本后，發(fā)出了“世界文學的時代正在到來”的感慨，也就在同一年，俄羅斯出版了普希金的“南方長詩”系列中最出色的一部——《茨岡人》，在世界文學史后來的發(fā)展歷程中，普希金的這部詩歌精品逐漸成為歌德“世界文學”理念形象而生動的藝術注腳。
何謂世界文學？
盡管，世界文學史界、文學批評界和理論界對歌德提出的這個近代人文理念普遍贊同，馬克思、恩格斯更是在《共產(chǎn)黨宣言》里對“世界文學”做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闡釋，但無須諱言，該理念提出以來，還是有些作家與學者持另外看法，比如，普希金文學事業(yè)的后繼者、蘇聯(lián)文學奠基人高爾基在20世紀初就表示，至今尚沒有用統(tǒng)一的世界語寫成的世界文學；丹麥文學史大家勃蘭兌斯在19世紀末也感覺，世界文學這個概念被人們淡忘了，人們更重視文學的民族性，雖然，他也承認近代文學的國際性特征日趨明顯。
這給贊同世界文學理念的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世界文學的標準究竟是什么，怎樣的作品才可以列入世界文學的標本行列？
從世界文學理念近二百年的發(fā)展來理解，筆者以為，盡管至今沒有嚴格意義上一成不變的世界文學評價標準，但被稱作世界文學意義上的作品，大體應該滿足以下條件：作品是在各國各民族文化交互下產(chǎn)生的；它蘊含不同國度和民族文化融合的元素，體現(xiàn)不同文學的相互關系；觸及當代共同的書寫主題；參與文學思潮的跨界傳播；作為一種民族文學精品在世界文壇上廣泛流傳。
而曾經(jīng)沾過德國文學大師靈氣的普希金，在世界文學理念產(chǎn)生的年代，參與風行歐洲的浪漫主義思潮，寫出了著名敘事詩《茨岡人》，以此呼應英國拜倫的“東方主題”風格，且傳承古希臘詩風，后又啟發(fā)法國小說家梅里美創(chuàng)作出《卡門》，再被包括瞿秋白和梅里美在內(nèi)的東西方翻譯家譯成各國文字，被文學史家勃蘭兌斯高度評價，被音樂大師比才和拉赫瑪尼諾夫搬上世界歌劇舞臺。由此可見，普希金的《茨岡人》符合世界文學的“標準”。
“浪漫的現(xiàn)實主義”傳奇
普希金的人生不僅充滿浪漫天性，且頗有傳奇性。1820年代初被沙皇逐出彼得堡后，他來到俄國南方，在朋友拉耶夫斯基的家里，第一次讀到了風行歐洲的拜倫作品，后者從此成為他“思想上的君王”（《致大?！罚Ｓ谑?，俄羅斯詩壇新秀模仿拜倫寫起了具有東方主題風格的敘事詩，留有《高加索的俘虜》《強盜兄弟》《巴赫奇薩拉伊的淚泉》等佳作，及逐漸具有普希金自己思想與藝術特點的不朽詩篇《茨岡人》。
普希金創(chuàng)作該作品時，歐洲浪漫主義文學思潮漸至尾聲，沙俄的嚴酷現(xiàn)實使他的創(chuàng)作少了些浪漫的幻想，多了現(xiàn)實的沉重與批判精神，《茨岡人》悲劇性的傳奇故事恰恰表現(xiàn)出俄國文學從浪漫主義轉(zhuǎn)向批判現(xiàn)實主義過程中的這些特征。
說到普希金人生的傳奇，不能不聚焦“俄羅斯詩歌太陽”在比薩拉比亞（今摩爾多瓦）草原上與茨岡人（吉普賽人）部落一起流浪的經(jīng)歷。他聽說古羅馬詩人奧維德也曾在此被放逐，類似的經(jīng)歷引起普希金的共鳴。浪跡草原的那段時光，詩人不僅聽茨岡人歌唱，算卦，品嘗飲食，在部落帳篷里或篝火旁與他們共眠，甚至與耍熊的藝人結為好友。詩人體驗了他們的歡樂，也感觸了流浪族群的凄苦和悲劇人生，所有這些生活體驗為后來《茨岡人》的創(chuàng)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茨岡人的主題在近代歐洲文學史上曾被不少名家涉獵，德國詩人海涅寫過，法國小說家雨果寫過，俄國古典主義作家蘇馬羅科夫也寫過。普希金創(chuàng)作《茨岡人》，除受拜倫影響，更直接的影響可能來自于俄國宮廷詩人杰爾查文，他是發(fā)現(xiàn)普希金的“伯樂”，詩句“點燃心靈之火吧，把一團火從黝黑的臉龐投向眾人的心扉”，被普希金化用在了《先知》里：“用語言把心靈點亮，走遍陸地與海洋”。
但普希金是帶著“浪漫——現(xiàn)實主義”（屠格涅夫?qū)Φ腋拐Z）的沉思開始《茨岡人》的創(chuàng)作的。作品寫了一個生活在上流社會的貴族青年阿樂哥，因被當局追捕，逃離城市，來到茨岡部落中。他遇見了美麗的茨岡女郎真菲拉，與她戀愛結合?？珊镁安婚L，真菲拉的移情別戀和決意離開，激怒了阿樂哥。他殘忍地殺死了她和情敵。最終，茨岡人用部落自己的方式審判了“為自己而尋求自由”的“多余人”。
“你尋求自由只是為了自己”，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把茨岡老人的這句話，看作是理解《茨岡人》的一把鑰匙。普希金深切的同情顯然站在底層人民一邊，對茨岡人部落的憐憫使作品的“人民性”顯而易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把《茨岡人》中體現(xiàn)出的俄羅斯精神定義為“最大限度的人道主義”。
普希金借此作品展現(xiàn)了所謂“文明人”與自由部落的沖撞，寫出了“孤獨高傲”的個人與群體間的悲劇性沖突。作者試圖以“浪漫的書寫”暗示盧梭式“浪漫主義”回歸自然幻想之破滅；最終，它成為了“第一次以‘拜倫式’的創(chuàng)作形式，在思想上、哲學上、藝術上‘反拜倫’的作品”。梅里美等后世文學家、批評家據(jù)此論斷，《茨岡人》標志著普希金創(chuàng)作的成熟。
“奧維德傳說”在《茨岡人》中的插入，則彰顯了普希金創(chuàng)作與歐洲經(jīng)典文學的聯(lián)系。這個傳說，既寄托著作者對古羅馬詩人的緬懷，也打通了進入世界文學殿堂的大門；《茨岡人》中阿樂哥因妒生恨，進而殺“妻”的悲劇，還與莎士比亞經(jīng)典戲劇《奧賽羅》遙相呼應……與此同時，《茨岡人》還切中了世界文學里的“圍城”主題?！俺抢餆狒[的娛樂算什么？那里沒有愛，也沒有歡樂”，“可那里有雄偉的宮殿，那里有色彩斑斕的地毯，有各種娛樂，熱鬧的酒宴，姑娘們打扮的富麗鮮艷”。城里人（阿樂哥）向往自由的大草原，羨慕茨岡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草原上自由的女兒真菲拉卻向往城市高樓大廈的富麗堂皇與優(yōu)渥生活。
按勃蘭兌斯的理解，世界文學應該是文學的民族性與國際性的有機融合。在《茨岡人》中，俄羅斯民間傳說“家神”和民間歌謠，起到了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功用。讀者完全可以把《茨岡人》當作一部俄羅斯民間文學色彩濃郁的、精致小巧的劇本來閱讀。戲劇對白占據(jù)了相當?shù)姆蓊~，還有導演說明。通過《茨岡人》，普希金開啟了他作為戲劇家的創(chuàng)作。
《茨岡人》與《卡門》
法國著名小說家梅里美，也是普希金的“粉絲”。在普希金生前，他翻譯過俄國作家的許多作品，也是最早把普希金介紹給法國的譯者。在普希金傳記作者特羅亞看來，梅里美的風格與普希金多有相似之處。其實，不僅小說《卡 門》受到《茨岡 人》啟 發(fā)，歌 劇《卡門》在改編時也借用了《茨岡人》的素材用于歌詞創(chuàng)作。這是勃蘭兌斯在俄國文學研究上的一個重要發(fā)現(xiàn)。
細致比較兩個作品可以發(fā)現(xiàn)，普希金對梅里美創(chuàng)作的影響遠不止主題思想上，更體現(xiàn)在人物關系、主人公性格與心理、沖突情境、甚至人物對白及動作等諸多方面。比如，《茨岡人》中有一個隱藏的故事講述人，而《卡門》中也有一個考古學家身份的敘事者；《茨岡人》有“青春像鳥一樣自由，誰又能挽留得住愛情”的著名詩句，而歌劇《卡門》詠嘆調(diào)《哈巴涅拉》的第一句唱詞就是“愛情像一只自由的鳥，誰也休想關住它”。顯而易見，歌劇改編者將普希金的兩句詩整合成了一句唱詞。還有，詠嘆調(diào)《吉普賽之歌》和《花之歌》也都可在《茨岡人》及抒情小詩《一朵干枯的小花》里找到普希金的詩韻。另外，兩部作品的主題和人物關系也有頗多相似之處。這一切并不妨礙它們各自美麗、交相輝映。
普希金的《茨岡人》在世界文學史上的成功對俄羅斯近代文學的意義在于：助力了俄羅斯民族文學崛起；為“世界文學”這個近代人文理念提供了形象而生動的藝術注腳；普希金吸收了世界文學的精華，并借俄羅斯民族文化，使俄羅斯文學擺脫了在西歐文學身后亦步亦趨的態(tài)勢，贏得了歐洲的尊重。這也給我們以啟迪：世界文學必將在各民族文化融合和啟發(fā)中獲得更廣闊的遠景。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