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文學的潛能
對于中國現(xiàn)有的文學，我聽到了兩種矛盾的評價。一些人認為現(xiàn)有的文學乏善可陳。大師在哪里？堪稱經(jīng)典的扛鼎之作又在哪里？他們搖搖頭嘆一口氣，然后滿懷深情地回憶一度經(jīng)歷的文學盛況，例如20世紀80年代，甚至20世紀50年代。另一些人對于這種悲觀表示不解。為什么僅僅拘泥于正統(tǒng)的文學期刊？禮失求諸野，可以上互聯(lián)網(wǎng)逛一逛。那里是另一個巨大的文學集散地，武俠、玄幻、驚悚、穿越一應俱全。
一個文學網(wǎng)站的老總表示，短短幾年他付出了數(shù)千萬的稿酬。這當然意味了巨大的讀者群。他微笑著反問：哪一家正統(tǒng)的文學期刊曾經(jīng)達到如此之高的貿(mào)易總量？
人們很快意識到這是文學的兩個類型。瓊瑤的《還珠格格》與曹雪芹的《紅樓夢》不可同日而語。二者之間的分水嶺是娛樂。不論文學史賦予曹雪芹多少高不可攀的聲望，娛樂大眾肯定不是《紅樓夢》的強項。
剛剛撤出繁忙的生產(chǎn)線，或者告別瑣碎的財務報表，一段武俠或者玄幻可以更換心情，長長呼出一口悶氣。娛樂的初級意義即是放松。重溫某種白日夢，放縱上天入地的奇思異想，改換自己的身份進入另一個時空坐標，這是娛樂文學的普遍功效。
許多人振振有詞地反問，又有什么必要時刻鎖緊雙眉，收羅一大堆深奧的題目為難自己呢？娛樂是溫飽之余的必然渴求，一種精神按摩術。富裕的小康生活即是由勤勉工作和輕松地娛樂兩個部分組成。因此，目前的娛樂文學正在與動漫、網(wǎng)絡游戲以及熱門的電視肥皂劇共同經(jīng)營大眾業(yè)余生活，市場前景令人憧憬。沒有理由將娛樂文學一律想象為粗制濫造次品，相反，娛樂文學的奇特想象力、巧妙的懸念設置以及敘述的技術含量毫不遜色。這顯然是它們征服大眾的重要原因，例如《哈利波特》或者《變形金剛》。
人們感到了普遍失望的是另一類型的文學——目前時常被稱之為“嚴肅文學”。這個類型的文學專注地探索歷史，再現(xiàn)社會，抒發(fā)激情，撫慰人心。從民族國家這種重大的題目到一個性格的成長史，從一個家族幾代人的迥異命運到某一個小人物的不凡奮斗，恩怨情仇，榮辱興衰，喜劇令人開顏，悲劇催人淚下。盡管如此，這個類型的文學始終包含一個嚴肅的使命：理解我們的生活。那些悲歡離合的故事不是一種虛擬的游戲，亦非某種普通的生活知識，文學之中的經(jīng)驗和思想力圖提供重大的啟迪：這一代人怎么生活，什么是更有價值的生活。
從古人的“詩言志”或者“文以載道”的命題之中，人們已經(jīng)察覺到文學被賦予的重任，然而這種文學觀念的正式確立源于近現(xiàn)代的文化轉折。晚清以來，民族國家的積貧積弱導致一大批志士仁人的普遍焦慮，文學成為眾多知識分子濟世匡時的寄托。從梁啟超大力推崇小說，陳獨秀、胡適等倡導白話文到魯迅的國民性批判，這種積極入世的姿態(tài)形成了一份龐大的文化遺產(chǎn)，他們造就的強大文學傳統(tǒng)延續(xù)至今。
盡管當時鴛鴦蝴蝶派的“消閑”“娛樂”文學廣泛流傳于市民階層，然而只有“嚴肅文學”鐫刻于文學史成為經(jīng)典?，F(xiàn)今，人們對于文學的非議顯然指的是這一點：文學正在喪失啟示心靈、啟示社會的能量。娛樂文學能夠走多遠，這個問題不妨交由市場決定，但如果“嚴肅文學”萎靡不振，甚至銷聲匿跡，這無疑是民族文化的悲哀。
雖然“娛樂至死”的口號頗為刺耳，但是人們沒有理由否認娛樂的正當性。一個消滅了所有娛樂的社會多半具有偏執(zhí)型的文化性格。文學沒有必要恥于娛樂，永遠不茍言笑，“逗樂”、幻想或者重復“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美夢不會使文學蒙羞。但是文學還可以做些什么？我愿意鄭重其事地指出，娛樂不該讓人遺忘了文學的巨大潛能：啟蒙人心，撼動歷史。如果沒有意識到文學可能打開多大的空間，這多少有些“暴殄天物”。所以當歷史駛入一段特殊的航程——當探索歷史的重任再度擱在一代人的肩上時，人們對于嚴肅文學的期望尤為殷切。
恐怕所有的人都會承認歷史的巨變?nèi)栽诔掷m(xù)。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正在進入縱深，巨大的轉型分解到各個領域，甚至與每一個社會成員相互遭遇。無論是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的選擇，社會制度的創(chuàng)新還是如何調(diào)動文化生產(chǎn)的積極性，多數(shù)現(xiàn)成的模式已然失效，眾多傳統(tǒng)的概念和經(jīng)驗正在接受重新審核。這即是探索歷史的必要性，或者也可以說，這種探索就是理解和造就我們自己的生活。
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之所以一呼百應，文學與社會生活之間內(nèi)在的密切互動肯定是一個重要原因。那個時候，文學提供的經(jīng)驗引人矚目，即使語言形式或者美學風格的分歧仍然會出人意料地突破文學范疇，引爆大規(guī)模的文化論爭。然而現(xiàn)有的文學逐漸邊緣化。首先，許多作家游離于社會生活的劇變，他們的思想、經(jīng)驗開始與這個時代脫節(jié)，他們的文學想象無法介入各種核心問題；其次，由于電影、電視、互聯(lián)網(wǎng)的分流，文學讀者銳減，文學聲音傳播的范圍愈來愈小。人們甚至可能懷疑文學還能不能與身邊的社會生活對話？
嚴肅文學當然沒有理由退卻，然而文學的突圍方向并不是向娛樂靠攏。用哈哈鏡的策略矮化文學經(jīng)典之中的英雄人物或者在嚴峻的歷史事件之中添加情色元素，這更像作家心智枯竭的表征。娛樂可以增添生活之中的笑聲，可是無法負擔介入社會的職責。人們無法用無厘頭的嬉鬧對付財務審計，武俠或者玄幻無助于醫(yī)療或者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穿越文學把讀者送進了桃花源之后還是要回來。娛樂制造了短暫的快樂幻覺，書本合上之后就煙消云散。
相對地說，嚴肅文學時常從書本走入生活：故事結束之后，感慨、憤怒或者思索并沒有結束。所以，盡管嚴肅文學并沒有降低房價，或者提供一個改造鄉(xiāng)村的有效方案，但是眾多的讀者可能因為廣泛的文學閱讀而逐漸成為一個善于思索、富于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主體。他們以何種姿態(tài)的存在很大程度地決定了這個社會未來的面貌。
當然，現(xiàn)今的嚴肅文學不可能回避一種文化環(huán)境——發(fā)達的大眾傳媒體系。從形形色色的小報，時尚雜志到電視節(jié)目，明星晚會，從互聯(lián)網(wǎng)上眼花繚亂的各種網(wǎng)站到博客、微博，這一切時刻簇擁在文學周圍，成為強勁的競爭對手。大眾傳媒不僅以快速傳播和海量的信息見長，而且以優(yōu)厚的待遇誘惑作家的加盟。
因此嚴肅文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大眾傳媒時代的文學意義何在？無論是歷史事件、外交動態(tài)、奇聞軼事還是案件、事故、災難，大眾傳媒總是及時到場，率先發(fā)表各種消息。許多時候，各種消息生動、火爆、懸念叢生，許多人甚至感嘆生活比文學還要好看。這迫使作家考慮他們還能在大眾傳媒退潮之后說出哪些有價值的內(nèi)容？作家的職責不是單純地記錄生活表象，不是滿足于制作一份社會學文獻，而且與通常記者不同的是，作家手握虛構的特權，可以自由地想象。這一切無不匯聚為文學的特殊要求。
作家往往在新聞記者離開之后再度耕耘這個世界。大眾傳媒向人們提供五花八門的消息，人們的文化感官得到了有效的延長，但是大眾傳媒也可能形成一種遮蔽——對于大多數(shù)人說來，世界仿佛就是大眾傳媒所展示的那樣，沒有進入大眾傳媒的事件猶如沒有發(fā)生。作家必須敏銳地覺察這種遮蔽，注重挖掘大眾傳媒之外世界的存在狀態(tài)。當然，作家所接觸的還是同一個社會，甚至是同一批人物或者同一個事件，但是文學具有自己的聚焦和重點。作家不像記者那樣追求時效，數(shù)十年、數(shù)百年乃至更長的時間之后，文學的聚焦和重點仍然可能意義非凡。許多時候，這即是文學始終存在的理由。
當然，作家必須始終關注大眾傳媒已經(jīng)抵達哪里。不論電影、電視還是互聯(lián)網(wǎng)，大眾傳媒孕育了各種前所未有的表現(xiàn)形式。對于單純借助文字符號的文學來說，這是一種啟示，也是一種擠壓。如此的形勢要求作家再度掂量手中的工具，哪些方面是文字符號的擅長，哪些方面需要棄舊圖新？躋身于發(fā)達的大眾傳媒體系，文學的自覺是文學發(fā)展的首要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