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靜，萬物奔——評魯敏新作《金色河流》
讀魯敏的文字，我們能夠深切地感覺到這是一個勇于并善于向自我發(fā)起挑戰(zhàn)的作家，如她在《路人甲與小說家》中所說：“但我并不認為，擁有一個固定的標簽式的版圖或體系就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情，某種程度上，我甚至正在試圖掙脫這個偉大高尚的傳統(tǒng)?！臂`行此種創(chuàng)作理念，魯敏的創(chuàng)作風格幾經變化：“東壩系列”——“暗疾系列”——“午夜談性”——“我是誰”的存在之問，直到最近的新作《金色河流》，她的這種探索精神仍絲毫不減，大有流星趕月、前赴后繼之勢。
《金色河流》前半部分故事的表層，人物盡處一種矛盾糾葛之中：二十余年前，穆有衡私吞了亡友何吉祥的遺產，以此為“第一桶金”發(fā)家致富，成為小有名氣的企業(yè)家，但未能實現的亡友之托一直像鞭子一樣抽打著他的靈魂。而老兒子穆滄、次子王桑，以及干女兒河山，也是他割舍不掉的恩親與牽掛。
故事的轉折與突變來自一份遺囑的制定與公布。一度叱咤風云的商界傳奇穆有衡，終至人生暮年，不僅無奈退出了既有商圈，而且中風癱瘓，飽受疾病的折磨。于此之際，面對有子無人親切、有朋友卻又有愧其囑托的困境，他“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想通過一己之力“超度”身邊眾人。于是，這個精明了一輩子的商人，想出了人生中的最后一個高明之“法”——制定一份遺囑，其內容規(guī)定：“在穆有衡去世之前，兄弟兩個，不論誰，生出孩子來，即可共同繼承全部財產。若兩人皆無生養(yǎng)，那么所有的財產將在穆有衡死亡之后，執(zhí)行全額捐贈。”
這樣的囑托以其金錢之勢能，迅速引起了周邊至親、故舊的關注與行動，讓原本生活于一潭死水中的人們，圍繞這一筆遺產“動”了起來。一紙遺囑激起千層浪，小說中的人物不僅打破了原有的死寂困境，還在新的價值關聯(lián)中產生了彼此交織的關系：河山為免于嫁給穆滄，與穆滄、王桑、王桑之妻丁寧發(fā)生了交集。王桑一方面為助力哥哥穆滄生養(yǎng)，與河山發(fā)生了關聯(lián)；另一方面又要綿延自身血脈，與妻子丁寧再次恢復了關系。丁寧為了有所生養(yǎng)，需有人經常陪伴去醫(yī)院“受刑”，于是，她與穆有衡、王桑、穆滄、河山、謝老師都發(fā)生了關聯(lián)。而謝老師追尋河山之母的訊息，與穆有衡、沈紅蓮、河山、穆滄均產生了關聯(lián)……
馬丁·布伯說，人的價值只有在關系中才能顯現，這對小說中因一紙遺囑而勾連起來的人物關系網同樣適用。正是因為此網的建立，小說中的人物，才以彼此為“鏡”，窺測到了自我人生困境的重要始因。
“鏡子”是小說中多次出現的一個重要意象。如河山，每遇情緒波動，她就要到衛(wèi)生間去照照小鏡子，從而讓自己內心平復，作出有益于自己的價值判斷。無獨有偶，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其實也在不停地“尋鏡”與“照鏡”，只是他們所尋與所照的不是實體性的鏡子，而是以“人”為鏡。
書中，遺囑公布之后，人物關系密切交織，這便為故事中的人物提供了良好的以“人”為“鏡”的機遇。他們分別在身邊之人的鏡照下挖掘到了自我困境的鏡像成因。如河山，她為免于嫁給傻子穆滄，主動承擔起了給穆滄介紹女朋友的工作，在此過程中，她以穆滄為“鏡”，找尋到了自我的“鏡像”。她認識到了童年經歷給她造成的永久性創(chuàng)傷：她長期以來從未真正理解過性與愛的真實情狀。再如王桑，他在小說中一直以一個叛逆者的形象出現。王桑自幼苦于父親的強權干預，無論是工作還是婚姻，都沒有獲得過任何自主權。為反抗這種權力的蠻橫，他在職場上自我放逐、在婚姻中冷落妻子，事業(yè)家庭兩不順。重病的父親，成為了他人生迷惘之際的一面新“鏡子”。人之將死，權利喪失，真情流露，坐在父親的病床前，聽著父親錄音帶里那一聲聲聲淚俱下的“二子”的呼喚，王桑對親情、婚姻、事業(yè)剎那之間有了全新的認識。
同樣，在新的關系網建立之后，王桑之妻丁寧也追憶到了自己的鏡像成因。丁寧年輕時對初戀的感覺有一種信仰式的崇拜。在她看來，愛情就是心動、純潔與美好，但結婚之后的慘狀讓她感覺冰火兩重天。她百般討好，但事與愿違，直至河山的出現，河山以其自身經歷讓丁寧意識到愛情遠不是初戀那一種可能，而是還有十分復雜的，更為多重的面像。
故事的重要參與者謝老師，也是局中之人，是他的調查對象——沈紅蓮的“壯舉”，讓他意識到了自我先前鏡像的迷思。以沈紅蓮為“鏡”，謝老師揭開了他自己的鏡像成因：二十余年來，他心心念念地想以余生之力揭秘民營企業(yè)家的罪惡發(fā)家史，殊不知，時長日久，他對穆有衡及其家族成員的感情早已發(fā)生了變化，無形之中他已成為穆氏家族必不可少的一員……諸此種種，故事中的人物皆以他人為“鏡”，向自己記憶中的河流進行了反思性的挖掘，終于探明了自己的鏡像成因。于此，“我該何為”的問題完成了質的跨越，至于下一步該為何，這既是一個敘事學的問題，也是一個關乎存在之思的問題。
正是經由這一階段的敘事鋪墊，故事終于走向了“正題活動”：小說中的人物“老樹生新芽”，在對自我的否定之中，完成了正面性的超越。小說的結尾暗示，穆有衡其實早已不再強求個人家庭層面的兒孫之福，而是努力追求著人生的另一種可能，“其實全家福差不多都是一回事兒，所有人的好命歹命都混在一起。他們的孫子就是我們的，我們的票子也是他們的，全在大街上，像河一樣，到處流……”
終此，故事在圓滿與和諧中緩緩落下了帷幕，如最后一章標題所示：“一物靜，萬物奔”。反之，“萬物奔，一物靜”。這是魯敏對“我該何為”問題的最終解答，也是她對人性自我救贖的再一次深入挖掘。魯敏一如既往地對自我以及人類精神的困境揮舞起了堂·吉訶德之矛。好的作家需要這樣的魄力與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