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安德里亞·埃利奧特和《看不見的孩子》

繼2007年獲得普利策特稿獎之后，《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安德里亞·埃利奧特（Andrea Elliott）憑借《看不見的孩子：美國城市里的貧窮、掙扎與希望》（Invisible child:poverty, survival, and hope in an American city，下文稱《看不見的孩子》）奪得2022年普利策非虛構(gòu)類作品獎。通過連續(xù)八年的沉浸式采訪，埃利奧特深入到了居住在城市邊緣的少數(shù)族裔貧困家庭里，從兒童的視角還原了美國當代社會中這些“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en）的那些“不被看見”的生活。

《看不見的孩子》聚焦紐約非裔少女達薩尼一家。達薩尼與媽媽香奈兒、繼父斯普里姆和另外七個兄弟姐妹一起住在奧本庇護所——政府為貧困人群提供的住宅項目。所謂庇護所能提供的庇護卻非常有限：這里的居住環(huán)境極其惡劣，吸毒、幫派暴力、性侵犯、謀殺等犯罪行為層出不窮。即便如此，為了能夠獲得庇護所的居住條件，達薩尼一家也費盡了周折：他們?nèi)页鰟拥郊~約市游民服務(wù)局（DHS，the Department of Homeless Services）接受了繁瑣的面試、審查和等待，才得到了這個臨時庇護所的許可。勉強有了住處，衣食卻仍無著落，政府發(fā)放的食物券根本不能滿足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雪上加霜的是，香奈兒和斯普里姆夫婦深陷毒癮之中不能自拔。為了填飽肚子，孩子們不得不去偷竊。一家人的處境引起了紐約市兒童福利局（ACS，the 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s Service）的關(guān)注和介入。ACS旨在收集父母在物質(zhì)和精神上存在虐童行為的證據(jù)，以便將父母告上家庭法庭，將孩子送入寄養(yǎng)系統(tǒng)。從2004年開始，香奈兒一家持續(xù)受到了ACS的監(jiān)控和審查。為了不被ACS拆散，他們一直處于高度戒備當中，孩子們從小便練就了應(yīng)對社工審問的本領(lǐng)，但ACS無孔不入的監(jiān)控使這個家庭的問題很難得到掩飾。

達薩尼的上進心和她對改變現(xiàn)狀的強烈渴望引起了埃利奧特的特別關(guān)注。作為長女，達薩尼從小便承擔了與其年齡并不相配的家庭重擔，在家里充當了母親的角色，照料著另外七個兄弟姐妹。她聰明、勇敢、堅韌、活潑，并且具有驚人的運動天賦。麥金尼小學的校長為她成功申請到了好時學校的入學機會。這是一所由美國巧克力大亨、慈善家米爾頓·好時（Milton Hershey）創(chuàng)辦的、招收貧困兒童的免費學校。它為學生提供住房、生活必需品、基本醫(yī)療等條件保障，也提供禮儀培訓等多樣化課程，試圖通過這種“精英教育”使學生實現(xiàn)階層的躍升。在好時學校，達薩尼取得了優(yōu)異成績，但達薩尼的變化并沒有為自己帶來快樂，卻讓她與家人的關(guān)系逐漸疏遠，甚至讓整個家庭遭遇了滅頂之災(zāi)。妹妹嘲笑她變得越來越“白”；七歲的弟弟離家出走；ACS工作人員很快發(fā)現(xiàn)了孩子們處于饑寒交迫的狀態(tài)，他們以忽視孩子為由起訴斯普里姆，并剝奪了他的監(jiān)護權(quán)。七個孩子被強行分配到了不同的寄養(yǎng)家庭，曾經(jīng)貧窮但溫暖的家變得分崩離析。達薩尼為家庭的變故感到內(nèi)疚和焦慮，她開始表現(xiàn)出強烈的暴力傾向，最終被好時學校開除?；氐讲剪斂肆纸诸^的達薩尼同樣被分配進寄養(yǎng)系統(tǒng)。她開始自暴自棄，通過打架樹立威望，卷入幫派的紛爭中而險些喪命。幸運的是，母親香奈兒尋求到了公益律師大衛(wèi)·蘭斯納的幫助。在蘭斯納的據(jù)理力爭下，香奈兒先后收回了達薩尼等三個孩子的監(jiān)護權(quán)。重新回到母親身邊的達薩尼重返正途，她順利完成了高中學業(yè)，成為家族中第一位拿到高中畢業(yè)證的人。

《看不見的孩子》有600余頁之厚，收錄了不同類型的豐富資料，包括約14000份官方文件、埃利奧特的個人記錄和長達127小時的街頭采訪片段等內(nèi)容。從主題以及題目來看，《看不見的孩子》仍然關(guān)注美國種族問題這一痼疾，直接回應(yīng)了非裔作家拉爾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在20世紀50年代的經(jīng)典著作《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1952）中的關(guān)切。在21世紀的今天，美國非裔家庭、非裔兒童仍然是一群“不被看見的人”，他們面臨同樣的生存困境。埃利奧特的調(diào)研為我們揭開了籠罩在這一群體身上的遮擋，讓他們在新式福利覆蓋下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得以暴露。

從表面上看，今天的美國非裔人群的處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輿論關(guān)注和幫助。非裔兒童有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他們受到了兒童福利局的保護，可以獲得政府公共住房；越來越多的社會工作者正在為非裔兒童的權(quán)益奔走。然而，達薩尼一家的遭遇使我們認識到，政府提供的幫助更多是外在的“拉力”：兒童福利機構(gòu)以“保護和預(yù)防”為由對孩子及其家庭進行嚴密監(jiān)控和干預(yù)，并通過家庭法院，將兒童強制帶離父母身邊，似乎將他們送進寄養(yǎng)系統(tǒng)就能夠一勞永逸地切斷貧窮和犯罪的代際傳播。事實證明，這種福利制度本身問題重重。首先，ACS將“把孩子送入寄養(yǎng)系統(tǒng)”看作是幫扶的最終目的和勝利，而聯(lián)邦政府在寄養(yǎng)系統(tǒng)投入的資金比真正給予貧困家庭的物質(zhì)幫助要多得多；其次，政府的大量資金投入使寄養(yǎng)家庭成為暴利行業(yè)，一些寄養(yǎng)家庭以營利為目的，根本無法給予兒童真正的關(guān)心和愛護。最重要的是，由于罔顧家人之間的親情紐帶，這種“拉力”產(chǎn)生了異化力量。尤其是對兒童來說，他們時刻處于對外界危險因素的警惕中，很容易陷入“戰(zhàn)斗或逃跑”模式，產(chǎn)生叛逆乃至暴力行為。

在《看不見的孩子》中，當達薩尼得知兄弟姐妹都被寄養(yǎng)后，她故意在好時學校挑起事端，放棄繼續(xù)接受教育的機會，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非裔社區(qū)；她的弟弟哈里克失去了父親斯普里姆的管束，最終因為謀殺行為而被逮捕。在政府的介入下，兒童的生存狀況似乎得以改善，但他們的心理問題反而更為嚴重。埃利奧特引導讀者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福利制度？怎樣才能更合理地幫助到貧窮兒童和貧困家庭？如何平衡好政府干預(yù)和家庭自主引導之間的關(guān)系？這些問題也是值得社會各個方面長期關(guān)注和認真思考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看不見的孩子》融合了真實性和文學性，在體現(xiàn)社會問題深度的同時兼具了藝術(shù)之美，是非虛構(gòu)文學的典范之作。與一般的新聞報道不同，非虛構(gòu)文學雖然具有平民化選材的特點，卻同時能夠?qū)v史納入視野之中，具有宏大厚重的立意和深度。在語言藝術(shù)上，非虛構(gòu)文學多采用敘事性話語，但作者也會在忠實于事實的前提下,根據(jù)題材做個性化的剪裁、組織，進行藝術(shù)化的加工，這是非虛構(gòu)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重要條件，也是其具有藝術(shù)性和感染力的保證。

普利策獎評委會評價認為《看不見的孩子》“成功地將文學敘事與時事分析融合在了一起”。在描述事實的過程中，埃利奧特用散文體式的語言風格將故事娓娓道來。她不吝筆墨地詳細描述了被調(diào)查對象的神態(tài)、動作和對話，使讀者產(chǎn)生了深刻的共鳴和移情效果。下面這段文筆細膩優(yōu)美，描述了達薩尼即將啟程離開家時全家人依依不舍的場景和情感：

達薩尼的離開像無聲的鐘表懸掛在他們頭頂。

還有三晚。

達薩尼和阿維安娜默默地打掃廚房，香奈兒站在柜臺前。喇叭里緩緩流淌出碧昂斯的歌曲——《聽》。

阿維安娜哭了。香奈兒和達薩尼趕忙過去。她們站在那里，緊緊地抱在一起，彼此咸濕的淚臉貼在一起，緩緩地跳起舞來。香奈兒講了一個笑話，很快她們就笑了起來。

她們就是這樣趕走悲傷的。

透過簡練又抒情的文字，讀者能夠深切地感受到了達薩尼一家雖然貧窮，但卻充滿溫情和凝聚力；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困難，他們采取了樂觀又堅毅的生活態(tài)度?！犊床灰姷暮⒆印吩跀⑹录记煞矫嬉差H有創(chuàng)新意識。作者使用平行蒙太奇的敘事方式，將看似不連貫、瑣碎的人物故事整合在一起，圍繞同一主題形成了完整的故事線。在敘事視角上，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為主，大量使用直接引語，力圖客觀地對人物動作和對話場景進行白描；與此同時，文本中又穿插著第一人稱敘事，作者帶著作為采訪人的身份介入敘述文本，既是事件的參與者，又是事件的目擊者。埃利奧特還在敘事中將家族成員的歷史片段裁剪融合，插入了黑人詩歌和音樂，提升了敘事的思想厚度和文化底蘊。比如，達薩尼在英語課上寫的一首詩被全文引用。

達薩尼的家庭作業(yè)是寫一首“拼貼詩”（found poem）——用自己的話將書中的詞語重組成一首小詩。她寫道：

把我們帶離家園

“打死他們”

反抗的企圖

虛弱無力

受傷了

沒人在意

我們有色人種祈禱著

“他祈禱著”

遍體鱗傷

就像街上的坑坑洼洼

船底惡臭連連

就像腐爛的食物一般

他們魚缸般的眼中

充滿了悲傷

達薩尼為這首小詩取名“痛苦”。老師把它貼在走廊上展覽。

達薩尼在小詩中描述的是種族的歷史，從奴隸貿(mào)易、種植園到不得已遷往北方的歷史，也是自己的家庭正在經(jīng)歷的苦難。通過客觀、細致地報道和展示城市邊緣非裔美國窮人的“隱形”生活，埃利奧特的“看不見的孩子”與拉爾夫·埃里森的經(jīng)典之作《看不見的人》中無法找尋到自我身份的黑人主人公形成了共鳴。達薩尼11歲時，第一次說出“invisible”這個詞，她把人分為兩種：能被看到的和不被看到的。黑人和窮人都是不被看到的人，而這兩種身份的疊加，使得與達薩尼一家類似的人們游蕩在城市和社會的邊緣，遭遇著雙重的異化，再次淪落為新時期的隱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