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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說

新時代以來，中國的鄉(xiāng)村發(fā)生了翻天覆地之變，前所未有地消除了絕對貧困，并朝著鄉(xiāng)村振興的新目標邁進。本小輯里，房寧、宋艷麗兩位學者，以中國社會學史上最富盛名的開弦弓村（江村）、臺頭村為觀察對象，讓我們看到了這兩個由于被費孝通和楊懋春書寫而聲名遠播的村莊，數十年來的山鄉(xiāng)之變與新人新風。

今日推送房寧《江村三日》，以饗讀者。

江村三日

房寧

開弦弓村是個陌生的名字，但是說起江村或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那可就是大名鼎鼎了。1936年，年輕的費孝通來開弦弓村養(yǎng)傷，同時在此做社會調查。后來在這次調研基礎上，費孝通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寫出了博士論文《中國農民的生活》。這部英文博士論文后被譯為中文時，書名改為《江村經濟》?！督褰洕房胺Q現代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之作，至少是之一吧?！督褰洕窞橹袊纳鐣W乃至社會科學贏得了國際聲譽，是國際學術界最早了解中國社會科學的一部著作。由于費孝通，由于《江村經濟》，原來普普通通的江南水鄉(xiāng)中的一個小小村落擁有了特殊的聲望，它幾乎成了中國社會學乃至社會科學的一塊圣地，至少在中國社會學界開弦弓村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梢哉f，開弦弓村是中國社會科學界里最知名的一個村莊。

開弦弓村以及所在的七都鎮(zhèn)、吳江區(qū)甚至蘇州市在為江村和費孝通感到驕傲的同時，越來越意識到江村的文化價值以及其可能給當地經濟社會發(fā)展帶來的潛在推動作用。吳江區(qū)將域內農村賦予了一個統一名稱：江村。江村成了像徽派建筑那樣的一個蘇南地區(qū)的文化符號。七都鎮(zhèn)在吳江區(qū)的支持下設立了“江村綜合提升專班”項目，意在把開弦弓村打造成一個“新型文化小鎮(zhèn)”，開創(chuàng)經濟發(fā)達地區(qū)鄉(xiāng)村振興的新典范。

“駐村教授工作室”就是開弦弓村“專班”設立的一個子項目，意在吸引學術界人士來此駐村生活，仿照當年費孝通，讓學者們來鄉(xiāng)間一邊休閑，一邊做些調研，還可以讀書、寫作。這讓人想起了古代書院的體制，也有點像寺廟里的“掛單”。非常榮幸，我竟然成了開弦弓村駐村教授工作室第一位訪問學者。2021年10月14日至17日，我應邀到此小住。三天里，我在開弦弓村生活，每天早起晨練，在村中散步，白天訪問村中居民、商戶，與村民、干部以及外來務工人員聊天，晚上獨居工作室看書、思考、記筆記。三天時間雖短，但收獲頗多，密集訪談、快速閱讀，狼吞虎咽接受到大量信息，加之聯想、思考，確有勝讀幾年書的感覺。

水鄉(xiāng)

江南素有水鄉(xiāng)之稱，而蘇南堪稱水鄉(xiāng)中的澤國，有的地方干脆以澤命名，如震澤、盛澤等就是此地名鎮(zhèn)。這是一片與太湖面積相當的湖網濕地。2017年春，我們徒步考察京杭大運河時，在蘇南沿環(huán)繞太湖東側的京杭運河行走，初夏的水鄉(xiāng)風光讓一行人流連忘返。

太湖東岸河道縱橫，漾蕩成群。這一帶地名幾乎都帶個三點水，是名副其實的水鄉(xiāng)。我粗略地統計一下，太湖東岸的湖網區(qū)域帶三點水的地名多達二十二個，計有：江、河、湖、蕩、漾、港、溇、渡、瀆、洋、澤、淀、浜、灣、漕、涇、溪、溝、池、潭、灘、渚等。

在這些地名中，溇與港是最有地域特色的名稱。太湖以東有七十二港、三十六溇之說，亦有“溇港文化”之稱。所謂“溇”與“港”特指太湖以東的排水渠道。太湖是中國第三大淡水湖，她哺育了中國最為富庶的魚米之鄉(xiāng)。太湖水域廣大，我第一次到太湖邊上，只見煙波浩渺直通天際，水天之處呈一道弧線，寬廣如同大海。太湖在江南平原的中心，地勢低平，平均海拔只有三四米，太湖到東海的直線距離尚有一百多公里。每逢汛期排水泄洪是太湖地區(qū)農業(yè)的命脈。從夏商時起，先民們便在太湖東岸開鑿出一條條水道，將太湖之水引向湖東廣袤大地，編織成縱橫交錯的水網。這個龐大的水利工程系統，堪與灌溉天府之國的都江堰媲美。當地人把一條條太湖引水渠統稱為：溇港。溇與港的區(qū)別是，在浙江湖州地界上稱“溇”，在江蘇蘇州地界上稱“港”。在古代，浙江屬于越國，江蘇屬吳國，想必溇港之稱肇始于春秋時期吧？

太湖流域得天獨厚的氣候、水文、土壤條件，加之自古勤勞的人們世代的勞作，開渠排水、圍圩造地，形成“十里一橫塘、七里一縱浦”的太湖地區(qū)特有塘浦圩田系統，變濕地為豐腴良田，造就了魚米之鄉(xiāng)。南宋時，便有民諺云：“湖蘇熟，天下足?！睆哪菚r起，太湖沿岸“圍田相望，皆千百畝”，男耕女織，水稻、蠶桑、漁業(yè)蓬勃發(fā)展，“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這里成為農產品和紡織品的主產區(qū)，成為名副其實的國之倉廩。

江村

開弦弓村便坐落在這片自古以來富饒的水鄉(xiāng)沃土之上。開弦弓村因費孝通而聞名，費孝通學術思想得益于開弦弓村的滋養(yǎng)。我甚至認為，沒有與開弦弓村的偶遇，世間也許就沒有大學者費孝通。開弦弓村加上費孝通，謂之：地靈人杰。

費孝通是大學者，是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界的代表性人物。但即使這樣大名鼎鼎的學者一生的重要學術貢獻也屈指可數。在我看來，費孝通終其一生主要學術貢獻有二：一是，關于中國社會人際關系的理論概括，即人們熟知的“差序格局”的相關概念及理論；二是，關于中國社會矛盾的理論，即“人地矛盾”是阻礙中國社會發(fā)展和貧困問題的根本原因。費孝通這樣聲名浩蕩的大學者的主要學術貢獻不過有二，可見科學道路有多艱難。無論在自然科學抑或社會科學領域，真正能有所發(fā)現、有所發(fā)明、有所創(chuàng)造談何容易！

開弦弓村是費孝通學術成就的發(fā)源之地、滋養(yǎng)之地，對此費孝通念念不忘。從1936年6月到2002年9月，費孝通一生共二十六次訪問開弦弓村，時逾六十六年。在開弦弓村通往費孝通紀念館的路上，像好萊塢星光大道那樣，鑲嵌著二十六塊紀念費孝通到訪次數的石階。

1935年，廣西省政府邀請清華大學人類學教授史祿國來廣西大瑤山對當地少數民族做人類學調查。史祿國工作繁忙不能成行，便推薦他的學生費孝通代為調查。因為那時費孝通已經獲得了赴英國留學資格，而按當時人類學界的規(guī)矩，凡取得博士生資格的學生均應有一年的田野調查經歷。這樣，費孝通便接受了赴廣西開展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工作。為了工作方便，行前費孝通與尚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未婚妻王同惠成婚，是年10月二人一起赴廣西大瑤山調研。

十分不幸的是，當年12月16日，費孝通夫婦在調研途中因向導“先行不候”，而誤入虎阱，費孝通身受重傷，王同惠竟在尋求救助路上不幸墜崖溺水身亡。費孝通掙扎爬行救生，幸運獲救。被救出后，在廣西教育廳和友人幫助下，費孝通輾轉到廣州入醫(yī)院治療，翌年6月回家鄉(xiāng)蘇州吳江休養(yǎng)。

費孝通有個了不起的姐姐費達生。姐弟二人都是長壽之人，費達生年長費孝通七歲，姐弟同于2005年去世，費達生一百零三歲，費孝通九十六歲。費達生早年留學日本入東京高等蠶絲學校制絲科學習，歸國后立志投身實業(yè)救國。費達生回到家鄉(xiāng)吳江四處宣揚推廣新型養(yǎng)蠶技術。一次偶然機會，當時開弦弓村村長陳杏蓀聽到費達生的熱情演講，便邀請她來開弦弓村辦學建廠，發(fā)展桑蠶養(yǎng)殖和絲綢紡織。1924年，費達生來到開弦弓村辦起了蠶業(yè)指導所；1929年，她創(chuàng)辦了開弦弓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簡稱“合作絲廠”。聽聞弟弟受傷，費達生就邀請費孝通來開弦弓村，在她的絲廠里休養(yǎng)考察。費孝通與開弦弓村的故事由此發(fā)生。

姚富坤是開弦弓村的一個奇人。他多年研究費孝通并運用其方法繼續(xù)研究蘇南農村的社會變遷。社會學界一些學者稱他為“農民社會學家”。姚富坤在研究費孝通早年生涯和學術經歷時說過一句話：“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边@句話確實很有見地。費孝通本人似乎也持這樣看法，他在《江村經濟》“著者前言”中寫道：“這本書的寫成可說是并非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結果，而是由于一連串的客觀的偶然因素促成的?！?/p>

任何事物發(fā)生發(fā)展都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費孝通學術成就的取得，其偶然性是大瑤山遇難，這是他人生一大轉折，而必然性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開弦弓村?？梢栽O想，如果沒有開弦弓村的休養(yǎng)和調研，費孝通很可能會沿著他原來生活和學術軌跡成為一位人類學家。提出“人地矛盾”是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觀點是費孝通一生最重要的學術成就，而這正是來自于他對開弦弓村經濟社會情況的實地考察和歸納總結。

開弦弓村緊鄰太湖東岸，費孝通稱之為“水鄉(xiāng)深處”。這里正好是蘇南自然條件最為優(yōu)越、最為富庶的地方，但同時又是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最為突出的地方。自宋代即有“湖蘇熟，天下足”之說，但到了明清此說悄然變?yōu)椤昂V熟，天下足”。明清兩季，洞庭湖流域以及廣東已經取代了太湖流域成為中國糧食的主產地。明嘉靖時期，權臣嚴嵩主張將江浙一半農田改為桑田，嘉靖帝不放心，問：“如果將大量農田改為桑田，農民吃飯怎么辦？”嚴嵩答：“現在每年外省都要給江浙調撥糧食一百萬石。增加了桑田后，繼續(xù)再增調糧食即可?！?/p>

為什么江南魚米之鄉(xiāng)到明清之時糧食不能自給自足了呢？并非糧食少了而是人口增加了。在《江村經濟》中費孝通記載：1935年，開弦弓村人口為1458人，人口密度達每平方英里1980人。這個數字是相當驚人的，因為當時人口密度已居全國前列的江蘇省人口總密度為每平方英里896人。就是說，開弦弓村人口密度是江蘇省人口總密度兩倍以上。1936年費孝通在開弦弓村考察時看到，在如此得天獨厚的富庶之地，村民們生活卻是困難重重，勉強溫飽。費孝通由此領悟：“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p>

那么，為什么江南富庶之地農民收入水平會不斷下降呢？費孝通深入調查了解了開弦弓村的生產結構和農民收入結構。他直觀地看到，江南農村的生產組織以及勞動分工是：男耕女織。后來費孝通解釋說：“蘇南是一個農業(yè)開發(fā)歷史悠久的地區(qū)，農業(yè)經濟的發(fā)展吸引和積聚越來越密集的人口。為了解決人多地少的矛盾，維持住該地區(qū)的‘天堂’之富，這里很早就在農業(yè)穩(wěn)定發(fā)展的基礎上產生了家庭手工業(yè)?！＠煽椗膫髡f反映了夫婦之間的分工與合作，表明了農業(yè)與手工業(yè)在一個家庭內的有機結合。”他的這種認識正好得益于開弦弓村這個典型。當時，開弦弓村的產業(yè)是兩塊：水稻種植和種桑養(yǎng)蠶。1935年，開弦弓村水稻總產量折合成大米約為九十八萬斤，全村人均產量約為六百斤。開弦弓村有80%的農戶養(yǎng)蠶，養(yǎng)蠶戶養(yǎng)蠶收入折合成大米約六百至八百斤。開弦弓村有諺語：“吃靠田里，穿靠匾里?！币簿褪钦f，桑蠶養(yǎng)殖的收入是村民們在水稻種植之外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經濟來源。

在開弦弓村現場觀察啟發(fā)了當時還是青年學生的費孝通，他認識到人多地少的矛盾是中國農村貧窮的根本原因。不僅如此，他根據對開弦弓村“男耕女織”現象的觀察，進一步指出了解決人地矛盾的根本出路。他在《江村經濟》最后一章“中國的土地問題”中寫道：“最終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的辦法不在于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yè)是根本措施。”

費孝通的重要學術貢獻直接來自田野調查，使用的是“觀察—歸納法”，這是社會科學的一種重要研究方法。西方經濟學中的產權理論很大程度上就從牧場和漁場的過度開發(fā)和使用的現場觀察中歸納、總結出來的。費孝通幸運之處正好在于他遇到了一個正確的地點——開弦弓村。在正確地點上，他又運用了正確方法——觀察—歸納法。第一個正確是客觀的，第二個正確則要歸功于他的主觀。他后來總結說，“開弦弓是中國國內蠶絲業(yè)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這個村子作為在中國工業(yè)變遷工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正是這種考察地點的代表性、典型性，使得事物的本質、真相浮出了水面，本質與現象、表象與真相幾乎重疊，使觀察者一目了然。孕育出中國偉大學術思想的主客觀條件、偶然與必然因素在1936年的江村碰頭了，開弦弓村真乃中國社會科學的一塊福地。

費孝通

開弦弓因費孝通而聞名，費孝通也因開弦弓而出名。在來開弦弓村小住之前，我對費孝通的主要理論及學術觀點還是有所了解的，而這次來村里小住主要收獲是，對費孝通這個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的了解和理解。

費孝通的人生以及學術生涯經歷了許多曲折和磨難但終獲成功，可謂“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從自身原因看，我認為費孝通的成功主要得益三方面因素。

向實求知，做時代學問。不同時代有不同學問，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做學問方法。費孝通生活在一個大變動、大變革的時代，而他始終關注時代，關注時代問題，深入社會、深入生活，從社會實踐和人民生活中發(fā)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變動時代是實踐走在理論前面的時代，這樣時代的學問必然要以實踐為導向，學者要向實踐者學習，向實踐求知識。中國古代的戰(zhàn)國時期，秦國因商鞅變法而崛起?！渡叹龝分刑岢觥耙岳魹閹煛?。以吏為師并不能簡單理解為以當官的為榜樣，誰官大誰手中的真理多，而是在提倡向國家治理實踐中的操作者學習。向實踐求知，向有實踐經驗的人學習，主要是用觀察法、歸納法，而不是主要采用演繹和推論方法。觀察法和歸納法是變革時代科學方法論的時代特色，費孝通正是這樣做的。對實踐進行觀察和歸納從而生產出原創(chuàng)性理論，這是費孝通成功的關鍵。

善于觀察，見微知著。喬布斯說過，他很幸運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發(fā)現自己真正喜歡做什么。事業(yè)要成功，一要執(zhí)著，二要擅長。而執(zhí)著首先來自興趣，擅長就是有天賦才能。“興趣+才能”是事業(yè)成功的充分必要條件。松下幸之助創(chuàng)辦松下政經塾為日本培養(yǎng)政治人才，他選擇學生的首要條件就是學生必須是充滿好奇心之人。凡事有興趣，萬事皆文章。費孝通正好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為什么要到現場觀察？因為“魔鬼在細節(jié)”“現場有神靈”。在事物現場有大量的跡象與細節(jié)，捕捉到那些關鍵細節(jié)才能找到通往真相之路。費孝通恰好是一個具有敏銳觀察能力的人，只要他到達現場就會捕捉到那些把認識引導至真相的細節(jié)。在開弦弓村費孝通紀念館里有一張1936年他本人拍攝的照片。這是一張費達生開辦的工廠排水的照片?！佰住笔翘饔蜣r田的特色。因為地勢低洼，太湖周邊特別是東岸農田、村莊需要建起圍堰，然后不斷向外排水以解決內澇。這種圍起來的田地稱為“圩”。現在開弦弓村還可以看到，村里的房前屋后的小塊菜地都被高高堆起來，周圍設溝以排水。這可以說是一種小型的圩。當年農人最苦的活計就是踏水車排水，一天到晚踏水車簡直累死人。當年開弦弓村一共被分成了十一個圩，其中只有費達生的工廠所在的圩是用機械排水。工廠有一臺燃煤鍋爐提供動力的抽水機，費孝通拍下一張抽水機抽水的照片。那時，他發(fā)現開弦弓村只有這個圩里的村民有不少空閑時間，他們甚至有時間打牌賭博。費孝通進而意識到，農業(yè)勞動生產率低下和人口眾多造成的內卷可以通過發(fā)展工副業(yè)得以解決。他認定，農村發(fā)展工副業(yè)是解決人地矛盾的根本之道。

勇于發(fā)現真理，敢于堅持真理。學界有句話說：“做學問先學做人?！辟M孝通學術生涯對此做出經典注解。在開弦弓村，睹物思人愈發(fā)使我意識到，費孝通之所以能夠發(fā)現真理做出成績，與他的人格、性格頗有關系。我甚至想，如果沒有那份耿直與執(zhí)著，費孝通也許做不出那么一番偉大的學術成就，至少他的學術影響力、現實影響力會打許多折扣。

通觀費孝通一生，他是一個率真坦誠的人。實事求是、直面現實，不虛妄、不矯飾、不逢迎，這是社會科學工作者最基本的也是重要的素質與品格。費孝通正是這樣做的，他有一說一、嚴謹細致、執(zhí)著到有些固執(zhí)。最先發(fā)現費孝通這種品質的是他的恩師、他的貴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授馬林諾夫斯基。馬林諾夫斯基在為費孝通的博士論文《中國農民的生活》出版所作序中指出：來自積貧積弱、處于衰落之中的東方大國的費孝通有著強烈愛國情懷，“費博士是中國的一個年輕愛國者”，而在他的書中“我們能夠發(fā)現著書的道德品質，請允許我強調提出這一點。雖然這本書是一個中國人寫給西方讀者看的，文字中沒有特殊的辯護或自宥的流露。相反倒是一種批評和自我批評”。他指出：“作者的一切觀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態(tài)度尊嚴、超脫、沒有偏見?！瘪R林諾夫斯基非常贊賞他的這位弟子的高貴與正直。

馬林諾夫斯基沒有看錯。后來費孝通起伏跌宕的一生以及他不懈耕耘學術都一再證明了，費孝通勇于探索真理，更敢于堅持真理的高尚人格和正直品質。

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提出人地矛盾是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觀點，在當時是特立獨行的。關于近代中國社會危機與衰落的原因，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當時的主流觀點是認為，主要問題是土地占有不均，在于社會的階級分化與對立。孫中山主張“平均地權”，毛澤東主張發(fā)動階級斗爭，推翻剝削階級統治。當然，費孝通是贊同這些的，但是，費孝通也看到了更為深刻的癥結還是在于生產力領域，而農村工業(yè)化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費孝通在《江村經濟》最后一章“中國的土地問題”中明確指出：“我們必須認識到，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并不能最終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薄白罱K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辦法不在于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yè)是根本措施?！睉撜f，指出中國社會基本矛盾在于人地矛盾，并進一步指出中國農村根本出路在于鄉(xiāng)村工業(yè)化是正確的觀點，但這在當時以及后來很長時間內并未被主流所認可。但費孝通始終堅守這一觀點，還為此付出了代價，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957年3月，費孝通以既興奮又輕松的筆觸寫下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并在《人民日報》發(fā)表。一直對費孝通頗為欣賞并很友好的毛澤東看到此文后，曾當面批評他說，你有什么意見就提出來，不必寫這類文章。費孝通當場表示要像毛主席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那樣，深入農村和基層搞調查研究。是年4月末至5月中旬，費孝通回到了闊別二十一年的開弦弓村。他還帶來了一個七八個人組成的調研小組，住在村里二十多天，認真細致地對開弦弓村的經濟、社會情況進行調查研究。回到北京后，他寫下了《重訪江村》并于當月在《新觀察》雜志上發(fā)表。

對于費孝通來說，重訪開弦弓村的意義絲毫不亞于二十一年前的首訪。費孝通再次來到開弦弓村還來不及體驗一下故地重游的情愫，就立即被帶入了現實的場景當中?！吨卦L江村》開始部分記錄下了他剛剛進村的一幕：見到鄉(xiāng)親們“拉著手不肯放。說什么好呢？問大家生活吧：‘日子過得可好？’許多老婆婆搶著回答：‘好是好了，就是糧食——’說到這里就有人插口了：‘剛見面就講這個，改天再談吧?！奔Z食，這個主題詞在重訪江村第一時間便深深印入費孝通腦海。令費孝通疑惑的是，中國革命已經勝利，新中國已經建立，已經實行了土改，農村甚至已經實行了合作化，而在開弦弓村糧食怎么居然還成了問題？！

這次來村里小住，村里特意安排我到當年費孝通重訪開弦弓村住過的周榮根老師家搭伙吃飯。在周家我們談到了許多往事。當年費孝通一行可謂是廢寢忘食地工作。現在的房子已不是當年的了，但在我們每日吃飯的圓桌旁有一張窄窄的老式條桌，那就是當年費孝通在周家時用過的。周老師說他父親曾告訴他，費孝通還帶來了一臺手搖計算機，每天放在這個桌子上計算村里經濟及村民收入的各種數據。

重訪開弦弓村，費孝通的主要發(fā)現是：解放后實行土改和實行了合作化，稻米產量比二十一年前有了很大增加，但開弦弓村人均收入并沒有增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如二十一年前；稻米產量增加了，但村民們甚至吃不飽，農村的貧困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農民生活水平沒有實質性提高。重訪開弦弓村看到的現實情況，證實了費孝通的博士論文里提出的觀點！但是，他并沒有為此感到一絲高興，而是被深深觸動和震撼了。

耿直的費孝通本著真正學者的道德操守，把重訪江村的調研發(fā)現如實寫出并公開發(fā)表了。他當時也明白這些觀點可能有些“刺耳”。為此，在《重訪江村》的開頭，他做了好多鋪墊，預設了前提，試圖為其觀點提供某種保護。那夜，我坐在駐村教授工作室里翻看《重訪江村》這一段時，不禁啞然失笑。費教授的小心思好可愛。

《重訪江村》剛一發(fā)表，很快從北京來了一個調研組進駐開弦弓村，其中一部分人還住在費孝通住過的周家，他們對費孝通來了個反調查，意在證明費孝通反映假情況，欺罔視聽。費孝通頓感大事不妙但為時已晚，是年9月，費孝通開始了一生中最為艱辛的蹉跎歲月。

從1936年到1957年，從1957年到1978年，都是二十一年?？梢哉f，這兩個二十一年是費孝通一生及學術生涯的兩個重要階段。第一個二十一年里，費孝通提出了平生最重要的學術思想并被證實。第二個二十一年是費孝通沉默隱忍的二十一年，與此同時，我們也走了彎路，吃了大虧。慘痛的教訓讓中國人民在眼淚中明白了是與非，這其中也包括費孝通告訴過大家的真理。而在那二十一年的艱辛歲月里，費孝通用他的沉默與隱忍堅持著他的觀點。二十一年后他的堅守為真理增添了光輝，他的忍辱負重增強了真理的說服力。

作為政治學者，對于費孝通我還有個看法。在我看來，費孝通最重要的學術貢獻，一是關于中國人社會關系的學說；二是關于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如果非要從所謂學科上劃分，費孝通這兩大學說，前者屬于社會學，而后者則應該屬于政治學。但費孝通一概被稱為社會學家，我想這與費孝通在英國學習時的專業(yè)和后來工作所屬的學科范圍以及他的門生弟子大多是社會學專業(yè)出身有關。但我本人認為，費孝通對中國政治學以及對中國工業(yè)化、現代化的貢獻遠遠超越于社會科學的理論層面以及社會學的學術范圍。

姚富坤

費孝通的成就與成功并非僅僅依靠一己之力。費孝通在一定程度上開創(chuàng)了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一種學術風格和研究范式，對當代中國社會學起到了奠基作用。但這種作用應該說費孝通有一半功勞，中國社會科學界、社會學界的共同努力是另一半。前人的奠基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傳承賦予的，沒有傳承和發(fā)揚，前人的價值就會慢慢消磨乃至消失。在這個意義上，費孝通奠基了中國社會學，中國社會學成就了費大師。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國際政治要補課。由此，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中這四個學科得以恢復或重建。四十多年過去了，這四大“補習生”補課補得怎么樣？在我看來，社會學的重建和恢復發(fā)展是非常成功和出色的。中國社會學發(fā)展成功之處在于，在前人開拓基礎上，在中國社會實踐發(fā)展的根基上，形成了中國社會學大大小小的學術共同體。學術共同體是學術生產的土壤和工廠。正是這些學術共同體把中國社會學推上了專業(yè)化水平，使中國社會學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概念體系和方法體系的學科。

在中國社會學界無數學人中有一位相當特殊，這就是被稱為“農民社會學家”的姚富坤。我見到姚富坤是四年前第一次到訪開弦弓村的時候。2017年春天，我們徒步考察京杭大運河，在蘇州我們停留了三天。這三天里我們特意訪問了兩個有特殊意義的村莊——江陰華西村和吳江開弦弓村。在費孝通紀念館我見到了十分消瘦、人稱姚老師的姚富坤。那次接觸時間不長，但我感受到這位姚老師不僅十分了解費孝通的學術，而這些在書本大部分能了解到，他更知道許多費孝通文章著述背后的東西，這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五次來開弦弓村，我確定的第一個訪談對象就是姚富坤。在村中逗留的三天里，我倆談話不少于十小時。姚富坤是本村人，他的父親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廟港鎮(zhèn)當過鎮(zhèn)長。1975年，姚富坤在村里擔任農業(yè)技術員一直到現在。自1981年費孝通“三訪江村”開始，姚富坤參加了歷次接待工作，他記錄下了費孝通來開弦弓村的全部訪問活動。自那時起，他向費孝通學習，同時刻苦自學了大量社會學知識。姚富坤是一位費孝通學術及鄉(xiāng)村研究的傳承者，多年來他在學習研究費孝通以及社會學、經濟學知識的基礎上，繼續(xù)了費孝通對開弦弓村以及江南經濟發(fā)達地區(qū)農村社會及工業(yè)化的研究工作。2010年，姚富坤與人合作出版《江村變遷：江蘇開弦弓村調查》，這部著作堪稱《江村經濟》的續(xù)篇。

住村幾日里，通過交談我感覺姚富坤確實十分了解費孝通，理解費孝通的學術，他甚至可以說是費孝通的一位忘年交。他向我談起費孝通與他交往時說起的諸多往事，費孝通和他說過許多心里話。費孝通桃李滿天下，倒不多姚富坤這么一個未進師門的學生。但姚富坤的價值或許又是費孝通的許多門生弟子所不及的。這就是他對于開發(fā)費孝通的精神文化價值所起到的獨特作用。

“差序格局”“人地矛盾”這些學術思想體現了費孝通的科學價值。費孝通“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學術道路以及為此經歷的坎坷磨難，則體現了他的精神價值。費孝通一生在很大程度上堪稱近代以來中國愛國知識分子人生經歷的一個縮影。費孝通的精神價值與其科學價值同樣具有重要意義。開弦弓村的傳奇是費孝通精神價值的載體。

我原來一直以為姚富坤是開弦弓村費孝通紀念館的館長，第一次見他就是在紀念館內他寬大的辦公室里。這次來他帶我再一次參觀紀念館。那天我們來得早，紀念館還沒開門，他帶我走到一個小側門前，拿出鑰匙打開門領我進去。進去后他熟練地開燈，打開各種設備，領我參觀，為我講解。這一切就像在自己家里。平時，姚富坤大部分時間都在紀念館里，但在這里他卻沒有任何正式職務和崗位。

姚富坤領著我在紀念館里一邊走一邊看一邊講，漸漸地我感覺已經化入了開弦弓村過往歷史當中，那些照片、展品似乎活了起來，我的思緒完全被拉入了幾十年前的開弦弓村。而姚富坤似乎是在和費孝通對話、拉家常，似乎是在用費孝通的眼光看今天的世界，用費孝通的語氣講話。

在開弦弓村的幾天里對我觸動最大、引發(fā)我思考最多的，是費孝通的經歷和他的精神，這些僅僅在費孝通的著作和文章中是不能完全感受和領悟到的。開弦弓村、費孝通紀念館，復原了那近百年的風雨滄桑，帶領后人走過前輩的心路。費孝通紀念館不是為一個人樹碑立傳，它是一個時代的路圖，它是一座精神的豐碑。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也更了解和理解了姚富坤。

周會計

周會計叫周春燕，是開弦弓行政村唯一的會計，也是村委會委員。她是當年接待費孝通重訪江村的周家的第四代。周會計是個“80后”，正好趕上改革開放，是中國農村工業(yè)化時代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

就像費孝通說的，當代中國的社會問題都與工業(yè)化有關。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總體上是以中國工業(yè)化為背景的，是工業(yè)化時代的學問。費孝通學術的要點之一就是工業(yè)化對于中國農業(yè)社會的意義以及中國農村如何走工業(yè)化道路。今天，開弦弓村以及整個蘇南地區(qū)已經實現了工業(yè)化。2017年，我們走讀京杭大運河時得出一個觀點，即中國城鄉(xiāng)可以區(qū)分為工業(yè)化區(qū)域的城鄉(xiāng)與未完成工業(yè)化區(qū)域的城鄉(xiāng)，這就補充和發(fā)展了原來我們只知道中國有城鄉(xiāng)差別的知識。在走運河的路上，我們竟然發(fā)現了中國南北工業(yè)化區(qū)域鄉(xiāng)村與未完成工業(yè)化區(qū)域鄉(xiāng)村的明顯分界線，這條界線就在蘇北淮安與揚州接壤的地方。

那天，我們從淮安啟程沿京杭運河向寶應進發(fā)，寶應在揚州最北部，與淮安接壤。兩地以運河支流上的一座橋閘——運西閘為界。運西閘南面那個村子叫“春光村”，一到春光村景象大變。一個月前，我們從天津靜海區(qū)著名的九宣閘出發(fā)后，在華北大平原上的鄉(xiāng)村行走了一千多里，這是以種植業(yè)為主的“18億畝耕地紅線”內的農村地帶，我們路過數以百計的村莊。在這千里農村地帶，村中無餐館、鎮(zhèn)上無旅館，田野里鮮見設施農業(yè)，想投宿必須到縣城。這說明這千里農村地帶的商品化、貨幣化程度很低，我們稱其為“半自然經濟地帶”。春光村里景象與運西閘北面截然不同，我們看到了辭別九宣閘后在村莊里的第一家農家樂——大兵餐廳。這村子里居然還有連排的超市，超市里有了本地生產的品牌日用品和食品，我們終于看到了“綠茶”飲料而不是“緣茶”，看到了“康師傅”方便面而不是“康食府”……田野里景色也變了，到處是成片的設施農業(yè)。這里依然是農村，但這里是中國工業(yè)化區(qū)域的農村。

費孝通的學問是中國行將進入工業(yè)化時代的學問，而今天可以告慰他的是中國已經初步實現了工業(yè)化，行將進入后工業(yè)化時代。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學問，假如費孝通先生今天還健在，他會做什么樣的學問呢？再訪開弦弓村他會關注什么呢？我想，他首先會關注已經實現工業(yè)化的開弦弓村的治理問題，因為這是現在最顯而易見的問題。費孝通做學問的方法是現場觀察法，是從表象出發(fā)探求真相。這也是我們今天運用的方法。

作為政治學者，關注和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制度是我們的必修課。在當代中國四大政治制度中，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改革開放以來創(chuàng)制的新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主要內容是農村群眾自治，其主要形式便是村民委員會。這次村居，我自然也會順便了解一下蘇南村民自治以及鄉(xiāng)村治理。周會計自然成了我的觀察對象。

在農村，村兩委，即黨委會（黨支部）和村委會，是整個國家社會治理的終端，即治理主體與治理對象相交的界面。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基層，村之上的各個層級都是治理的決策和傳導部門及其環(huán)節(jié)，整個治理體系的政策措施最終要靠村兩委實施實行。好比一輛汽車，汽車有動力系統、方向系統、傳動系統、制動系統以及安全系統等等，但汽車行駛最終是靠輪胎與路面作用，輪胎與路面相交摩擦是汽車運動的界面。在農村，社會治理是通過村兩委實現的。按開弦弓村黨委副書記譚玉根的話說就是：“我們是面對群眾的?！笔茄?，所有的干部、公務員都有下級，唯有村兩委沒了下級，他們是整個國家治理體系最終的著力點。

開弦弓村村兩委一共八個人。村黨委會有：書記、副書記、紀檢書記、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共五人。村委會有：村主任由黨委書記兼任、副主任和兩名村委會委員。周春燕是分管村會計工作的村委會委員，另一名村委委員分管農業(yè)。因為開弦弓村的特殊性，在村兩委之外還有一個由七都鎮(zhèn)派駐村里的管理機構“江村綜合提升專班”。專班體制是近年來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加強基層建設和治理的一種新機制。當前基層治理任務十分繁重，現有村兩委實在無法顧全。為了加強村級組織和新農村建設、鄉(xiāng)村振興，一般由鎮(zhèn)政府負責設立專班，派遣到村負責專門項目。專班與村兩委的分工是：專班負責專項任務，村兩委負責日常管理。

目前七都鎮(zhèn)派駐開弦弓村的“江村綜合提升專班”的任務是打造經濟、社會、文旅全面發(fā)展的特色村莊。專班共有七人，他們單獨辦公，帶有專項經費，頗有點“二村委”的味道。專班對于開弦弓村的整體村容村貌進行統一設計、包裝、改造，在村里建立了俱樂部、圖書室、小劇場以及其他一些公共設施。我所居住的駐村教授工作室就是專班建立和運營的，駐村期間學者的食宿費用由專班提供。

現在的開弦弓村是前些年合村并鄉(xiāng)時以原來開弦弓村和其他三個自然村新組建的行政村。開弦弓自然村有421戶，戶籍人口1622人，開弦弓行政村有734戶，戶籍人口2841人。這四個自然村比較分散，最遠的兩個自然村相距三公里左右。

開弦弓村，在農牧漁業(yè)方面有水稻種植、水產養(yǎng)殖、特色農產品種（養(yǎng)）植、桑蠶養(yǎng)殖等等；在工業(yè)方面，村里有四家紡織廠；第三產業(yè)方面，有綜合市場、旅游民宿以及房屋廠房租賃等等。經濟發(fā)達加之人口密集，使開弦弓村的日常管理工作非常繁重。村兩委一共八人，平均每人要管理355人。如今最令基層頭疼的是來自上級單位下派的海量任務，任務重、頭緒多，要求高、難度大，時間緊、督查嚴，搞得村干部每日從早到晚腳打后腦勺，疲于奔命，窮于應付。

村里734戶2841人，農業(yè)、漁業(yè)、工業(yè)、商場各類經濟活動活躍，加之村民家庭、個人的財務稅收業(yè)務服務林林總總，反正就是周會計一人負責。在我印象里，周會計總是騎著一輛小電動車到處跑，一會兒在村委會、一會兒去工廠、一會兒去銀行、一會兒跑村民家……一天到晚似乎很難站得住腳。我在她家搭伙，幾天里沒見她和大家一起吃頓安生飯。我問她，累不累、煩不煩？她說：“還好，書記、副書記更忙。只要周末能休息一下，陪陪孩子，就很知足了?！蔽艺媸呛芘宸≈艿墓ぷ骶瘛Ｎ腋渌v村干部開玩笑地說，小周是這村里的哪吒，那個小“電驢子”是她的“風火輪”。

其實，比起超負荷的工作，村干部們更受到待遇問題的困擾。這些年蘇南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公務員待遇有了很大改善，鄉(xiāng)鎮(zhèn)主要干部一年下來至少能拿二三十萬，區(qū)一級主要干部能拿到四五十萬。但是，真正處于管理界面上、每天要“面對群眾”的村干部就差得遠了。

我國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村級管理機構屬于村民自治組織。因此，他們不算是公務員，也不是事業(yè)編，甚至不是政府聘用人員。那么，村兩委干部算什么呢？在當地從待遇上來說，他們分別叫“定工干部”和“誤工干部”。

以開弦弓村來說，村黨委會書記夏志驍是下派干部屬于事業(yè)編，而村兩委其他七人目前都是定工干部。定工干部的薪酬待遇確定十分復雜，我問了幾次才基本搞清楚。定工干部薪酬標準由鎮(zhèn)里根據一套相當復雜的考核體系確定，而且是一村一策，一年一核。2021年，開弦弓村定工干部核定年薪酬基數是：8.3萬。不同崗位村干部薪酬計算是基數乘一個系數，如村黨委會書記的基數是1.35，副書記和其他村委是1.15。這樣算下來，周會計每年從村里拿到薪酬一共95450元，譚副書記也是這個數。誤工干部待遇就更低一些，其薪酬核定標準是定工干部的60%，其核定公式是：（1×1.35）×0.6。除此之外，即使村集體有錢也絕對不能給村干部發(fā)放任何額外報酬。這樣算起來，開弦弓村村兩委班子除書記外，每人每個月拿不到8000塊錢！這要明顯低于本村全勞力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按村干部自己的話說，這點錢不夠養(yǎng)家。不要忘了他們可是一天忙到晚的全職干部呀！更不要忘了這里是蘇南富庶之地呀！他們干點什么不能掙到更多？！

村干部薪酬背后蘊含著一個深層次問題。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農村情況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社會治理體系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在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建立之初，村委會確實是一個村民自治組織，其職能、責任、權利、義務等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本村具體情況自定義的。而當下，在農村尤其是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的農村，村兩委實際上已經轉變成為基層政府的派出機構，其工作任務、職責范圍、賦予資源以及薪酬待遇等都是由鄉(xiāng)鎮(zhèn)政府規(guī)定、下派和督促檢查的。但在這種情況下，村干部的身份卻沒有任何變化，他們連政府雇員都不是，也不受勞動合同法的保護，他們在鄉(xiāng)鎮(zhèn)政府核發(fā)的薪酬之外沒有“五險一金”的社會保障。這一現象在提醒人們，我國四大政治制度之一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已經發(fā)生了重要變化。

因工作需要，長期以來我一直關注中國黨政干部、公務員待遇問題。這次駐村我也在明里暗里觀察，同幾位村干部談及過此事，也得到過一些回答。但是，坦白地講，我并不認為我真正了解和理解這種現象以及干部們的行為，我權當他們是“志愿者”“發(fā)燒友”吧。

錢副鎮(zhèn)長

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qū)社會治理體系中，村莊是政府與社會接壤的界面，村兩委是政府與社會的連接器。村兩委，既不是“政府”，也不算“社會”。從政府角度看它是治理工具，在村民眼里它是政府代表。村兩委背后是鄉(xiāng)鎮(zhèn)，鄉(xiāng)鎮(zhèn)黨委、政府是中國五級政府體制中的末端，又是治理體系中的前沿。

與村兩委相比，鄉(xiāng)鎮(zhèn)擁有決策權并握有一定資源。因此，鄉(xiāng)鎮(zhèn)可以說是鄉(xiāng)村治理的發(fā)動機和指揮所。鄉(xiāng)鎮(zhèn)雖然權力不大、資源不多，但事情多，事難辦。在公務員系統里，鄉(xiāng)鎮(zhèn)干部肯定是坐辦公室最少的“行動派”，有點像警察中的刑警和交警。盡管權力小、資源少，但社會治理實際成效往往取決于鄉(xiāng)鎮(zhèn)這一級。在中國社會治理舞臺上，鄉(xiāng)鎮(zhèn)干部出場最多，離“觀眾”最近，扮演著關鍵角色。

在七都鎮(zhèn)干部中，我最熟悉的是副鎮(zhèn)長錢鋒。我第一次和他認識不是在蘇州而是在上海。2021年9月的一天，錢副鎮(zhèn)長帶著幾個人來上海找我，談開弦弓村的綜合提升問題。而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自然幫不上忙，但他們這種不恥下問的敬業(yè)精神著實令我感動。那天一見面，錢鋒就拿出七都鎮(zhèn)地圖攤在桌上，就著地圖講七都。我歷來主張“腳底板做學問”，常年做田野調查，自然離不開地圖，未到一地先看地圖。錢鋒看圖說事兒，讓我頓生好感。盛情難卻，當月我就第四次走訪開弦弓村。

開始和錢副鎮(zhèn)長交往，我有許多疑惑。他個子高高的，人很干練、帥氣?？聪嗝?、聽口音，他肯定不是本地人。他的談吐透露出見多識廣，其觀念和話語更像是在大城市知識分子圈里的人。從工作能力、作風看，他也不像地道的基層干部，至少應該在大機關里工作過。隨著交往加深，我對他有了進一步了解。

錢副鎮(zhèn)長是科班出身的警察。他本科考入沈陽刑警學院。在校期間，被送到英國大學聯合培養(yǎng)。他進入了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奧斯特大學。作為一名警察專業(yè)的學生，貝爾法斯特可真是個好地方。他在奧斯特大學拿下了比較刑事司法專業(yè)本科文憑，后轉到倫敦布魯內爾大學獲得了國際法專業(yè)的碩士學位。回國后，他通過公務員考試考回了母親家鄉(xiāng)的蘇州市公安局，被分配到派出所“辦案隊”。2014年，因工作需要被借調到蘇州市編制辦協助工作，期間又被借調到北京中組部的中央編辦。他的父母在北京的公安部工作，本來也可以想辦法留在父母身邊工作，可他覺得北京并不適合他，還是回了蘇州?；氐教K州正好趕上2018年大部制改革，他被提拔為蘇州編辦體改處副處長。在旁人看來，年紀輕輕的就成了市政府機關的副處級干部是令人羨慕的。但是，錢鋒并不想沿著科層制體系中晉升階梯一步一步往上走。相反，他要求下基層掛職鍛煉，2020年初，他來到七都鎮(zhèn)掛職副鎮(zhèn)長，一下子喜歡上了這個地方和這個崗位，干脆就轉為留任。

錢鋒這樣的履歷和經歷多少讓人感到有些驚訝，他和那些通常在黨政機關見到的謹慎精明的年輕人相比，至少在志趣上大相徑庭。我原以為錢鋒這樣的年輕人是干部隊伍里的奇葩，但在開弦弓村，特別是江村綜合提升專班里，我發(fā)現在錢鋒周圍有一群和他志趣相投的年輕干部。這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想了解他們。

在交談和觀察中，我漸漸地對這個年輕群體有了一些感覺，慢慢地似乎也解開了心中的一些疑惑。在傳統意義上，追求進步、積極向上是好青年的標準。對于公務員來說，那就是謙虛謹慎，努力工作，不斷進步。公務員“進步”臺階就是職級，科級、處級、廳局級、部級……逐級向上。但“錢鋒們”似乎不持這樣的觀念。那天和一位家境不錯的女干部聊天，她流露出這樣一種看法，在她看來，如果把更高職級當作目標，工作就成了手段，久而久之工作本身就會失去意義，沿著科層階梯一步步向上會成為重點。但“進步”的終點在哪里呢？現實點看，對基層干部而言實際上是沒有“終點”的。她的這種感覺讓我想起了一句歌詞：“一路上的好景色沒仔細琢磨，回到家里還照樣推碾子拉磨……”我覺得我有點明白了，他們是不甘心在科層制階梯上“內卷”一生。他們是想“活出一個自己的人生”，他們并不想棲息于職位、地位光環(huán)之下，而想自己發(fā)光、自帶光芒。

來到基層，來到村里，臉貼到地上，腳踩進土里，沒了“面子”，沒了虛妄，剩下的也許就是事情和事業(yè)。山重水復之處，才是事業(yè)生發(fā)之地。至少對于年輕一代來說，也許只有這里才是屬于他們的天地。這也讓我聯想到一直在思考的“后現代”問題。

什么是“后現代”？工業(yè)化帶來了物質財富豐裕，漸漸地去除人的“物化”。一場以追求個性化高峰體驗為核心內容的價值觀革命悄然來到，以物質與財富定義和標識的傳統價值漸漸消解，代之以個性化高峰體驗為追求和志趣的價值觀?！澳愠粤藛?？”“你發(fā)了嗎？”“你升了嗎？”，正在被“你玩了嗎？”“你跑了嗎？”“你開心嗎？”所取代。這或許就是“后現代”，這或許就是支撐“錢鋒們”在江村、在七都鎮(zhèn)終日奔波、自得其樂的精神動力吧！

【房寧，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社會主義是一種和諧》《向實求學：政治學方法五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