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周刊如何團結知識分子
在抗戰(zhàn)時期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群眾》周刊是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唯一公開出版的政治理論刊物?？箲?zhàn)之前，中國共產黨沒有全國性言論機關，普通民眾不了解真實情況。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內容之一就是允許共產黨在國統(tǒng)區(qū)出版黨報黨刊。在周恩來的親自關心指導下，《群眾》周刊應運而生。
《群眾》周刊始終把及時、準確傳播中共中央的聲音作為自己的重要政治任務，設有專載、來件等欄目，及時刊登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文章。如毛澤東的《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周恩來的《致大公報張季鸞、王蕓生兩先生》，朱德的《抗日游擊戰(zhàn)爭》，劉少奇的《鞏固團結 粉碎敵人的陰謀》，鄧小平的《八路軍堅持華北抗戰(zhàn)》。
在文化領域，《群眾》周刊也刊登了許多中共中央關于知識分子政策的文章。比如毛澤東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即《整頓黨的作風》）《解放區(qū)文化統(tǒng)一戰(zhàn)線方針》。其中，最能代表中國共產黨文藝觀、文藝政策的，要數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當時，由于國民黨的重重阻撓，《群眾》周刊并沒有及時刊登座談會講話的全文。不過，《群眾》周刊仍然刊登了一系列解讀文章。如郭沫若的《新陳代謝》、夏衍的《如何做大眾的?！?、何其芳的《關于藝術群眾化問題》、劉白羽的《新的藝術、新的群眾》。這些文章，以座談會的講話精神為本，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文藝理論，指出文藝要以人民為本位，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了群眾、依靠群眾、向群眾學習，是文藝、文藝工作者不斷進步的根本原因。通過這些文章，《群眾》周刊及時向國統(tǒng)區(qū)廣大軍民傳播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立場、觀點，向知識分子闡釋了中共中央在文化方面的方針政策。讓廣大知識分子了解到，中國共產黨是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
尊重、禮待知識分子，是做好知識分子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前提。周恩來曾多次教育干部在向文化人做工作時，一定要注意以誠相待、肝膽相照，平等待人，不要以領導者自居。《群眾》周刊的同志遵照周恩來的教導，以誠摯友好、平等待人的態(tài)度廣交文化界的朋友，利用登門拜訪、聚會談話、講演等一切可能的機會和方式開展知識分子統(tǒng)戰(zhàn)工作，取得了顯著效果。
郭沫若是抗戰(zhàn)文化戰(zhàn)線的重要代表，也是《群眾》周刊的老作者。1941年，在郭沫若的50壽辰和創(chuàng)作生活25周年之際，周恩來提出為他籌備并舉行慶祝會。1941年，在周恩來關心支持下，重慶大學商學院師生舉行了“馬寅初六十壽辰大會”。1945年，又舉辦慶祝茅盾五十周年誕辰和從事文學活動25周年的紀念活動。此外，還有慶祝老舍等人的活動，這些紀念活動的規(guī)模都比較大，據《群眾》周刊戈寶權回憶，這些紀念活動人數都很多，參加茅盾慶祝紀念活動的就有七八百人。有些紀念會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人甚至會親自聯(lián)名書寫壽聯(lián)相贈，充分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堅持進步的愛國知識分子的贊揚、關心和愛護。當然，這些活動也不僅是一場祝壽、一次紀念。正如周恩來對郭沫若所說的：為你祝壽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政治斗爭，為你舉行二十五周年紀念又是一場重大的文化斗爭。
除了文藝界知識分子，《群眾》周刊對自然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也極為關心，支持他們成立社團、協(xié)會。如1939年，在周恩來領導下，由章漢夫、潘梓年（《群眾》周刊的兩位領導）負責，邀集一批進步的科技人士，在重慶成立自然科學座談會，主張廣大自然科學工作者要團結在抗日的旗幟下，支援抗戰(zhàn)、為人民服務。在中共南方局的影響下，1944年，竺可楨、李四光等發(fā)起組織了“中國科學工作者協(xié)會籌備會”，并于1945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中國科學工作者協(xié)會”，從而推動了進步科學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
《群眾》周刊需要團結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也需要《群眾》周刊這樣的陣地發(fā)聲。為了爭取更多知識分子站到黨領導下的抗日文化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來，在周恩來的關心和指導下，《群眾》周刊開辟了知識分子的發(fā)聲渠道，有“紀念甲申三百年”等史學欄目，“文藝問題特輯”等文藝欄目，還有為編輯與讀者溝通而設置的欄目。這些欄目刊發(fā)了很多進步知識分子的文章，從而吸引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和進步作家。
以史學文章為例，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胡繩等知識分子為《群眾》周刊撰寫了一大批文章——郭沫若的《古代研究的自我評判》《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呂不韋與秦代政治》，翦伯贊的《杜甫研究》《殷族與史前渤海諸氏族關系》《桃花扇底看南朝》《論中日甲午之戰(zhàn)》，范文瀾的《中國歷史講座》，胡繩的《在“九一八”紀念中學習》，柳亞子的《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侯外廬的《周代社會底諸制度考》，陳家康的《明末農民運動研究》等。文藝作品方面，艾青、姚雪垠、臧克家、趙樹理等也發(fā)表了許多文藝文章。如趙樹理著名的《李有才板話》即在《群眾》周刊發(fā)表。
《群眾》周刊團結了馬寅初、茅盾、老舍、鄒韜奮、陶行知等一大批民主進步人士和社會賢達，形成了一支為民族解放而吶喊戰(zhàn)斗的文化大軍。在戰(zhàn)火連天的歲月里，他們以文藝為武器，以筆為槍進行文化宣傳，形成了強大的社會輿論中心，壯大了中國共產黨力量，為抗戰(zhàn)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段培華，系群眾雜志社編輯，江蘇省周恩來研究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