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叔湘與《葉氏英文法精義》
呂叔湘先生在《中國文法要略》（1956年）的修訂版本序中提到“那時葉氏的《英語語法要義》新出版，偶然看到，覺得比《納氏文法》之類的書高明得多，于是不但用來做教學上的參考，并且費了不少時間把它譯出來交給書店出版（我始終沒有見到譯本，但是有人告訴我，是出版了的，就在‘八一三’前幾天）”。言語中提到的《英語語法要義》指的是丹麥語言學家葉斯柏森在1933年出版的語法書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葉氏的語言觀傾向于實證主義，尤為我國學者推崇，特別是他在語法體系中提出“三品說”更是適用于漢語詞類和語法結構的分析，因此得到王力、何容、呂叔湘等不少學者的引介和應用。引介國外理論的一種方式是通過翻譯著作，這一方式從民國時期沿用至今。針對葉氏的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的譯本，目前有明確信息的為以下三本：其一為吳干的譯本《哲氏英文文法》（1963年）。這本書由文星書店出版。這個版本在國內幾乎鮮有學者了解。筆者之前聯系中國臺灣地區(qū)圖書館獲得該譯本；其二為熊寅谷的譯本《英語語法精義》（1980年），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三是由商務印書館翻譯組翻譯的《英語語法要略》（1989年），但呂叔湘的譯本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出版或內容的信息。
雖然呂叔湘先生提到自己曾翻譯過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但由于戰(zhàn)亂他都沒有見到譯本，俞敏、施向東承認這個譯本，但提出這個譯本沒有被廣大讀者看到。任紹曾也提到“呂叔湘率先翻譯了，中文書名為《英語語法精義》”，但筆者認為俞、施以及任三位學者在對呂叔湘譯本的真實性上基本上根據《要略》修訂版本提到的信息，應該歸位二手材料，至于這個譯本的真實面貌其實不是很了解，這一點從任紹曾先生對譯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其實這個譯本名為《葉氏英文法精義》，由呂叔湘譯注、陸殿揚校對，于1935年7月由中正書局出版（中正書局是1931年在南京創(chuàng)辦的出版機構，創(chuàng)建之初，該出版機構側重于編輯中學教科書和課外讀物，呂氏譯本《葉氏英文法精義》便是其中之一）。
從原書到譯本的出版這段時間來看，呂叔湘應該是在蘇州中學教書，故在《要略》修訂版中提到翻譯此書是為了教學上參考，當然譯本并非僅僅專門為了教學用途，在《葉氏英文法精義》的譯者前沿部分中，呂叔湘提到譯本并非是他一個人的主意，而是“由于朋友們的勸誘”，目的是為了提高大家英語水平，尤其是為那些有了一點英語基礎但“似通未通”的人準備的，因為這本書“有實地敘述英語的語法現象，而不是悍然地命令應該怎樣和不得怎樣的”，同時“立論簡明而扼要，取例精當而富趣味，”這么看來，呂叔湘譯本是為了幫助國人更熟悉英語的規(guī)律而出現的產物，在眾多當時流行的語法書籍中，呂叔湘等人選擇葉斯柏森的這本語法的原因也比較明確：（1）該書是描寫性的，而非規(guī)定性的；（2）該書的根據取自實際應用的語言，而非“削足適履的臨時制造品”；（3）相比起葉斯柏森的大部頭語法七卷（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1909-1949），這本書更適用于普通讀者。除了以上三點，呂叔湘還談到了此書另外的“高明”之處，而這一點恰恰影響了呂叔湘先生對于《要略》的組織：此書的體系盡量擺脫拉丁文法的束縛而另立系統，葉斯柏森是用功能綜合形式與意義，不同于一般語法書中或從意義到形式或從形式到意義的寫法，雖然呂叔湘在撰寫《中國文法要略》并未嚴格完全采用葉氏的語法體系，但是《要略》中的很多方面都體現出葉氏的影子，比如在討論詞的組配關系方面。此外，從《要略》修訂本序（1956年）以及重印題記（1982年）中我們發(fā)現呂叔湘先生對葉氏語法體系的欣賞，故欣賞革新的語法體系也可以看作呂叔湘翻譯此書的一個因素。在葉氏與我國學者的淵源中，似乎學者經常談葉斯柏森對于王力的影響，鮮有人談前者對于呂叔湘的影響。筆者查閱了國學網對于呂叔湘的介紹，發(fā)現文章提到呂叔湘“閱讀了丹麥學者葉斯柏森的《語法哲學》等語言學名著，為以后走上語言學研究的道路打下了基礎，”言外之意是葉氏的《語法哲學》對呂叔湘本人的影響大，但事實似乎并不是這樣。因為呂叔湘在自己的語法著作《中國文法要略》中其實并沒有談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語法哲學》，而是談了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那么我們現在說呂叔湘受到了《語法哲學》影響是否因為這本書的影響力遠超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筆者認為書的影響力只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呂叔湘先生沒有提及《語法哲學》是因為此書雖然也涉及到了語法體系，但并不像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把這個體系呈現地十分清楚和完整。此外，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是呂叔湘先生在譯本中并未談到影響自己較深的“三品說”思想，說明在剛接觸葉氏思想時，“三品說”并沒有像語法系統的構建一樣吸引呂叔湘先生。
那么這個版本是否值得后人品讀？ 筆者認為呂叔湘先生的譯本《葉氏英文法精義》至少在三個方面給我們提供有價值的信息。第一，我們確定了譯本的真實性以及譯本的相關信息，比如譯本的目的以及出版信息；第二，從語言學史的角度，我們通過譯本可以進一步了解譯者呂叔湘先生的思想和語法觀，比如語法體系的構建過程，這為我們研究“學者之間的影響”提供了一個證據；第三，從譯學史的角度，可以比較呂叔湘先生的譯本與已經獲得的三個譯本，從而進一步思考不同學者在翻譯過程中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