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藝與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大事要事，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產生了重要影響。其影響之大正如毛澤東當時所感：“實是如天之福?！盵1]西安事變的醞釀及和平解決，也為中國革命貢獻了經驗，楊奎松教授對此概括道：“中共中央也正是從它在陜北的這段頗具戲劇色彩的經歷中，才第一次如此深切地了解到，統(tǒng)戰(zhàn)工作可能具有怎樣神奇的功效?！盵2]三年后，毛澤東在著名的《〈共產黨人〉發(fā)刊詞》中，將“統(tǒng)一戰(zhàn)線”稱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zhàn)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之一。[3]長期以來，西安事變是史學界尤其是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的一個重點。圍繞著西安事變來龍去脈以及周邊人事，迄今已產生了數(shù)量驚人的研究成果。特別是1980年代以來，隨著大量檔案性資料[4]和回憶性資料的[5]浮現(xiàn)，學術界對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歷史作用進行了非常深刻和豐富的闡釋[6]，雖然還存在一些疑點和爭論，但在總體上對于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統(tǒng)戰(zhàn)成就已建立起了比較清晰的認知框架。
然而，在這些統(tǒng)戰(zhàn)研究中，我們罕見對于中國左翼文藝的專門論述。西安事變主要是張學良楊虎城借助中下級軍官勢力形成的。而通過左翼文藝影響東北軍中下級官兵的抗日情緒，正是中共中央對東北軍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重要政策。張學良對此深為感嘆，他直到晚年仍然對左翼文藝在東北軍中的影響記憶深刻。[7]宋美齡在事變當時就已發(fā)覺：“早在事變之前，上海左翼文化人即已潛入西安，非法發(fā)行刊物，詆毀中央，誣蔑領袖?！盵8]而現(xiàn)有的研究著作，基本都將視角集中于中共、東北軍及十七路軍和國民黨的高層人物，僅僅零星述及左翼文藝的個別作品，并未將左翼作家作品在西安事變中的存在和作用作為結構性的研究對象。當然，在西安事變的歷史敘述中，左翼文藝并非顯要環(huán)節(jié)，但它作為歷史事實深刻參與了事變，這決定了它的敘述價值，并將因此而豐富我們對于西安事變這一宏大敘述的建構，同時也為我們認識歷史轉折中的中國左翼文藝運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典型。
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帶領中央紅軍歷盡艱難到達陜北，與劉志丹部會合。在陜北，不足萬人的紅軍又面臨近二十萬東北軍和國民黨十七路軍數(shù)萬人的圍剿。此時的東北軍剛剛被蔣介石調來西安，張學良被委任為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蔣為總司令）。張學良對遠道而來的紅軍非常緊張，唯恐“陜北赤化”，積極布置圍剿，“俟合圍完成，而期一舉殲滅之”。[9]當月月底，趁紅軍立足未穩(wěn)，張學良部署發(fā)動了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然而，紅軍僅以數(shù)連兵力全殲東北軍一個師外加一個團，捉俘虜2000余人。“圍剿”不成，反而使紅軍在陜北扎下根來，張學良對紅軍的戰(zhàn)斗力感到驚懼。
在與東北軍第一次交手中，中共中央就發(fā)現(xiàn)了這支部隊的弱點。用張聞天向共產國際報告的話來說，“東北軍是一支與一般軍閥軍隊有很大不同的軍隊，它一方面被日本帝國主義驅逐，無家可歸。另一方面因不得不附屬于蔣介石之下，以致屢受排擠與削弱，得不到平等待遇”[10]?！巴鰢黾摇钡臇|北軍面對主張“北上抗日”的紅軍，戰(zhàn)斗力不高。在接下來的數(shù)次戰(zhàn)斗中，紅軍通過優(yōu)待俘虜、釋放被俘將領[11]、陣地勸降[12]、戰(zhàn)俘喊話、俘虜帶宣傳品回部隊[13]、給東北軍將士寫公開信[14]等方式，對東北軍進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戰(zhàn)，屢收奇效。也正是通過被俘將領高福源，張學良在1936年初第一次與中共高層建立了聯(lián)系。[15]
心理戰(zhàn)的成功，促使中共知彼知己，迅速改變了對東北軍的策略，逐漸由軍事對抗變?yōu)椤罢螤幦 薄?935年底，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明確將“統(tǒng)一戰(zhàn)線”作為民族革命戰(zhàn)爭中的“黨的策略路線”[16]。針對距離陜北咫尺之遙的東北軍及十七路軍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在中共中央日程表上變得愈發(fā)重要。
1936年6月，《中共中央關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17]出臺，共計十條，這是中共對東北軍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吨泄仓醒腙P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把“爭取東北軍到抗日戰(zhàn)線上來”作為“基本方針”，明確了對東北軍的統(tǒng)戰(zhàn)目的是“把共產黨所提出的關于抗日救國的綱領變?yōu)樗麄冏约旱木V領”，致力于將東北軍轉變?yōu)榭谷諓蹏募t軍友軍。文件規(guī)定了此項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基本策略，即“上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與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同時并進與互相配合”。所謂“上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就是中共領導人針對張學良及其少部分高級將領的工作。從該文件看，中共中央更加關注“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工作原則問題。
所謂“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即針對東北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的統(tǒng)戰(zhàn)。在與東北軍的接觸中，中共發(fā)現(xiàn)東北軍內部的抗日情緒呈現(xiàn)“不平衡不一致”的特點：東北軍諸多高級將領是老帥張作霖時代的老人，資歷較高積累較深，加之九一八事變撤出東北時他們的家眷隨行，因此不愿意冒抗日風險；而大量的少壯派官兵則不同，他們對東北淪陷比較痛心，父母妻兒皆淪于日軍統(tǒng)治之下，因此他們對于少帥張學良渴望“打回老家去”的心態(tài)比較同情。中共據此判斷“中下級官兵中間的抗日情緒是很高漲的，這就便利于我們抗日救國的宣傳與活動”。
在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中共采用的是“外面工作”與“內面工作”相結合的具體方法。“外面工作”，主要是在兩軍駐防交接地帶，“利用我們的宣傳品、喊話、談話、聯(lián)歡、慰勞、演劇等等方式，去影響東北軍”。這是中共長時期以來一直在做的工作。
《中共中央關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更多地指導了“內面工作”方法。中共發(fā)現(xiàn)東北軍的組織性非常差，除了張學良之外，東北軍內缺少穩(wěn)定的核心領導組織，凝聚力薄弱。所謂“內面工作”，就是在東北軍中建立中共的黨組織，以中共黨組織為基礎“在東北軍中創(chuàng)立堅強的領導的核心”，從而“使東北軍的下層官兵在抗日救國的政治目標下團結起來，給東北軍造成一個堅強的下層基礎與推動的力量”，推動高級將領乃至于整個東北軍成為抗日友軍。
根據中央的指示，中共地下黨在東北軍中成立“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東工委”），這是中共在東北軍內部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專門領導機關。“我們應該派出最好的同志到東北軍內部去進行工作，并在里面發(fā)展黨的組織”，“培養(yǎng)與訓練一批專門到東北軍中去的干部”，“以實現(xiàn)共產黨在東北軍中的一切策略與決定”。據“東工委”發(fā)起者孫達生介紹，該委員會直接由周恩來與李克農領導，前期核心主要是劉瀾波、苗勃然、孫達生等早期潛伏在東北軍的中共地下黨員，工作經驗豐富。[18]“東工委”的主要任務，是廣泛地建立中共黨組織，“在東北軍中間，應該吸收最優(yōu)秀的分子到共產黨內來”。為此，“東工委”及地下黨員“在東北軍中完全以抗日的積極分子的面目出現(xiàn)”，“組織與團結東北軍中一切抗日救國的積極分子”，“幫助東北軍去發(fā)現(xiàn)、物色與教育一批東北軍自己的勇敢積極的分子，使他們組織成為一個堅強的核心，經過它來推動整個東北軍中抗日救國的工作”。中共中央甚至為這種組織設計了“東北抗日軍人社”“東北抗日會”“復東社”“東望社”等名稱。
中共“東工委”最終在東北軍中下級官兵中建立起了兩個領導組織：王曲軍官訓練團和張學良衛(wèi)隊營學兵隊。1936年6月末，在西安王曲地區(qū)，劉瀾波、劉鼎等中共地下黨員與張學良共同組織了以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少壯派軍官為主體的訓練團，史稱王曲軍官訓練團。該訓練團結構上模仿蔣介石的廬山軍官訓練團，名譽團長是蔣介石，實際團長是張學良，副團長為楊虎城，在西安事變前辦有四期，共計五百余人。據張學良參秘室秘書、訓練團一期學習委員林世權透露，參訓的少壯派軍官“經張學良將軍與劉瀾波等人審定，其中多數(shù)人是從特別人事檔案里選擇出來的”[19]，主要是“連長以上、團長以下的現(xiàn)任軍官”，部分中共地下黨員秘密參與其中。訓練內容有軍事課、政治課和精神講話等。應該說，這是中共幫助建立的東北軍少壯派軍官組織，是東北軍的中堅力量。另一個組織是1936年9月成立的張學良衛(wèi)隊營抗日學生隊（以下簡稱“學兵隊”）。據學兵隊領導人之一、中共地下黨員宋黎回憶，張學良為革新東北軍組織，曾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建議下設想舉辦軍校，“為東北軍培養(yǎng)抗日中下層軍官”，但懼于南京政府，遂改辦學兵隊。學兵隊廣泛招收抗日愛國的學生，并根據張學良指示重點招收東北籍學生，以張學良衛(wèi)隊營為依托，快速地建立起來。[20]據張學良衛(wèi)隊營營長孫銘九所說，學兵隊前后三期，共有四百多人，“隊員大部分是從北京找來的，是通過中共地下組織秘密介紹來的積極抗日分子，其中有大學生、中學生和社會青年，很多人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和參加過‘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隊員，也有一小部分是共產黨員”[21]。課程以政治時事為主，軍事術科為輔，間以思想教育。這是中共幫助張學良建立的中下層軍官后備軍，“張學良將軍對學兵隊寄以厚望。西安事變發(fā)生后，學兵隊員立即調至重要部門”[22]。
在醞釀西安事變的過程中，中共就是在上述這條“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有力借助了左翼文藝的宣傳鼓動作用，對東北軍中下級官兵施加影響。與綱領性的《中共中央關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相應，左翼文藝在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也分為“外面工作”和“內面工作”。
所謂“外面工作”即從外部影響東北軍，主要形式就是在東北軍駐防陣地演劇。1936年初，中共中央專門就轉變宣傳工作作風下發(fā)指示信，明確要求改變先前那種標語口號式的“高談闊論使人厭煩的宣傳”，要多多利用演劇等“普遍深入、通俗簡明”的宣傳鼓動方法。[23]1936年4月，周恩來連續(xù)給紅軍前線將領發(fā)電，指示對于東北軍主力六十七軍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要“加緊最有把握方面的下層官兵工作”[24]，要注意使用各種文藝形式，“動員所有的我們的戰(zhàn)斗員、游擊隊員、赤少隊員、機關工作人員，同他們中下級官兵舉行談話、宣傳、聯(lián)歡、唱歌、演戲，把他們當作自家人，同他們各單位甚至一連、一排、一班進行瞞上不瞞下的協(xié)商，敷衍上級進攻命令，……這樣把六十七軍從政治上轉變?yōu)榭煽康目谷哲姟盵25]。周恩來指示在前線陣地上對東北軍“廣泛散發(fā)《還我河山》《打回老家去》等宣傳材料”，借機與東北軍交朋友。[26]彭德懷指示一軍團利用演劇等形式向東北軍“介紹東北人民痛苦及其希望東北軍打回東北去”[27]。如中共所料，演劇這種形式頗受東北軍中下級軍官歡迎，收效甚大：“紅軍的文工團晚上在邊境上演戲，暗中通知東北軍的弟兄們可以去看戲，到時臺上汽燈一亮，果然戲臺下坐著很多東北軍的士兵。”[28]紅軍將領時常向中央匯報對東北軍演劇的情形，如1936年8月葉劍英專門向周恩來電報匯報人民劇社演?。骸叭嗣駝∩缭诎踩欤硌菖c談話，均得684／R（引按東北軍前線部隊代號）來市場的官兵歡迎，直到最后一次，可吸引五十余個東北軍，五六百群眾來看表演，演到亡國恨這一類悲劇時，東北軍中墮淚者不少。每次小冊子，均能發(fā)出。第三次表演時，發(fā)出105本。‘打回老家’（引按話劇《打回老家去》）進行組織時均介紹到工委去做?！盵29]應該說，戰(zhàn)地演劇是中共極具特色的統(tǒng)戰(zhàn)方式。
所謂“內面工作”，即在中共“東工委”指導下，左翼文藝從東北軍及十七路軍內部發(fā)揮影響。該部分工作情形較為復雜。大體可分為三個方面。
一是實際掌握東北軍及十七路軍的機關報及其文藝副刊。西安事變發(fā)生前后，西安市文化空氣較為活躍，東北軍、十七路軍、其他地方實力派等都辦有報刊。左翼文化工作者在中共“東工委”的指導下，實際掌握了相當部分的報刊，尤其是文藝副刊：《西京民報》是東北軍的機關報，1936年9月，中共地下黨員、左翼新聞工作者張兆麟、陳翰伯在“東工委”負責人宋黎的安排下?lián)慰偩庉嬇c副總編輯[30]；《西北文化日報》是楊虎城十七路軍的機關報，中共地下黨員宋綺云為該報社副社長兼總編輯[31]；《文化周報》是東北軍“抗日同志會”的會刊，中共地下黨員、左翼作家吳奚如在劉鼎安排下成為該報主編[32]；東北軍六十七軍機關報《東望》月刊的主編是中共地下黨員王士達，其上級即“東工委”負責人孫達生[33]；《活路》冊子則是在“東工委”負責人劉瀾波的指示下，由中共地下黨員栗又文、孫達生以及左翼文化人高崇民合力編寫而成[34]?？傊?，東北軍及十七路軍的機關報實際由“東工委”領導下的左翼文化工作者所掌握。大量詩歌、小說、曲詞、話劇等左翼文藝作品，正是通過這種合法途徑在東北軍及十七路軍中廣泛傳播。
二是中共“東工委”將左翼文藝作為東北軍王曲軍官訓練團和張學良衛(wèi)隊營學兵隊的教學內容。據筆者所檢閱的史料，幾乎所有王曲軍官訓練團和學兵隊成員的回憶錄資料和口述性資料中，都提及了他們學唱左翼歌曲、排演觀看左翼話劇、閱讀左翼文學作品的經歷。在劉瀾波等中共地下黨員的安排下，王曲軍官訓練團延請了一些中共黨員前來授課，講授革命史、游擊戰(zhàn)術、長征歷程等。同時，“每個班都發(fā)給一部留聲機，專門放送救亡歌曲”，跟唱學唱，然后集體合唱《義勇軍進行曲》《開路先鋒》《畢業(yè)歌》《大路歌》《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歌曲。[35]據張學良秘書林世權等人回憶，張學良對教唱這些左翼救亡歌曲特別重視。張學良將《義勇軍進行曲》指定為軍官訓練團的畢業(yè)歌曲，要求軍官們人人會唱而且廣泛傳唱。他本人就親自參與傳唱，并認為：“這些歌對抗日教育很大，勝過講課，大家都會唱了，影響也就大了。”[36]學兵隊接受左翼文藝的情況則更加多樣。由于學兵隊成員主要是中共地下黨員和中共影響下的進步青年，隊內左翼文化氣氛十分濃郁。他們不僅閱讀、排演、教唱左翼文藝作品，并且親自創(chuàng)作了一些作品如《上起刺刀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到東北軍中去傳唱和排演。[37]學兵隊創(chuàng)建的圖書館，里面盡是《反杜林論》、《大眾哲學》、《普希金詩選》、魯迅小說散文、高爾基小說等左翼進步書籍。[38]學兵隊出版墻板報，上面登載的是《八一宣言》《西行漫記》。[39]同時，他們還在東北軍內舉辦了形形色色的文藝活動。學兵隊成為在東北軍內乃至整個西安市內傳播左翼救亡文藝的旗兵。
三是中共地下黨員與左翼文藝工作者在東北軍及十七路軍中進行大量播散式的左翼文藝活動。在當時，大量地下黨員分散到東北軍及十七路軍各部。因此中共中央指示“東工委”，要把在東北軍及十七路軍中廣泛傳播左翼救亡文藝作為中共地下黨的政治任務。[40]于是大量中共地下黨員將救亡文藝作為其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公開合法手段，“教唱救亡歌曲更是東北軍地下黨普遍開展的工作”[41]，《松花江上》等歌曲達到了東北軍士兵幾乎人人會唱的地步，直至影響整個西安市的有志救亡人士。
由上而觀，在醞釀西安事變的過程中，中共將左翼文藝視為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重要戰(zhàn)術資源。針對東北軍及十七路軍中下級軍官，中共具體而又深入地發(fā)揮了左翼文藝的統(tǒng)戰(zhàn)功能，呈現(xiàn)出“從上到下”又“內外兼顧”的政策特點：“從上到下”，即中共中央制定基本原則，中共“東工委”負責具體指導，王曲軍官訓練團與學兵隊集中作用，每個地下黨員參與其中；“內外兼顧”即左翼文藝既從東北軍外部施加和輻射其影響，又從東北軍內部產生和播散其影響，“外面工作”與“內面工作”同時并進。不得不說，這種文藝統(tǒng)戰(zhàn)具有鮮明的系統(tǒng)性和高度的組織性，對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建設起到了有力的策應作用。
二
中共通過左翼文藝影響東北軍中下級官兵的策略，主要借助的是打入東北軍內部的一批左翼作家和文藝青年，尤其是一批在黨的原左聯(lián)盟員。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給中共北方局中央下發(fā)指示信，指示將北方左聯(lián)像上海左聯(lián)那樣解散，把廣大盟員“盡量吸收入黨”，然后“有計劃配置到各部門各地方的群眾中去”，“取得公開或半公開的機會”，“發(fā)展他們的天才，建立黨的細胞”，“以擴大與加強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工作”。[42]要而言之，將左聯(lián)盟員投入統(tǒng)一戰(zhàn)線。毋庸諱言，1936年最需要左翼作家的統(tǒng)戰(zhàn)區(qū)域，是西安。
在中共指示下，進入東北軍的左翼作家的情況，可見筆者輯錄下表：
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東工委”的指導下，這些左翼作家對東北軍及十七路軍開展了具有針對性的文藝統(tǒng)戰(zhàn)工作。根據現(xiàn)今資料，產生實際影響的文藝活動可分為四個方面：抗戰(zhàn)歌謠的創(chuàng)作和傳唱，抗戰(zhàn)話劇的創(chuàng)作和上演，魯迅逝世紀念活動的開展，丁玲《一顆未出膛的槍彈》《紅軍長征記》等小說散文的創(chuàng)作和傳播。
第一，左翼文藝在東北軍中影響最著者，當屬抗戰(zhàn)歌謠的創(chuàng)作和傳唱。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左翼文藝界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東北救亡歌曲。1935年“華北事變”后，救亡歌曲的創(chuàng)作再掀高潮。被派入東北軍的左翼作家們對這些歌曲比較熟悉，他們選擇了某些特別適合東北軍情緒的救亡歌曲，組建合唱團，在東北軍中教唱開來。教唱最多的三首歌是：《打回老家去》《畢業(yè)歌》《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由左翼詩人安娥作詞、左翼音樂家任光譜曲，曲調悲愴堅決?！懂厴I(yè)歌》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是一首激越的進行曲。兩首歌曲的歌詞均是直白懇切的呼告，“東北地方是我們的／華北地方是我們的／他殺死我們的同胞／他強占我們的土地／東北同胞快起來，全國同胞快起來／我們不做亡國奴，打回老家去”[54]，“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是選擇戰(zhàn)還是降，我們要做主人去拼死保疆！”[55]，唱出了東北軍中少壯派官兵渴望抗戰(zhàn)復土的心聲?！读x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全曲極具感染力，尤其是第一句“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血肉來筑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56]，非常適合“華北事變”后中華兒女的整體心境。當左翼作家在東北軍內教唱時，張學良聽了大受感動，一起高唱，并將之定為其張學良衛(wèi)隊營學兵隊的隊歌和軍官訓練團的畢業(yè)歌曲。
左翼作家們不僅在東北軍中傳唱已有的救亡歌曲，他們更身體力行地展開了歌謠創(chuàng)作——這是專門為東北軍中下級官兵而創(chuàng)作的，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上起刺刀來》《我們》《前進曲》等?！拔覀兪且蝗毫骼藵h，我們是一群愛國犯／家鄉(xiāng)，家鄉(xiāng)，一片沃野的家鄉(xiāng)／早成了倭寇的屠場”，“聽呵，爹媽兄弟在老家哭叫”，“我們愿受上邊的命令／可是不能無緣無故地調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不給日本做開路先鋒／我們要做民族解放的先鋒”，“上起刺刀來／兄弟們散開／這是我們的國土，我們不掛免戰(zhàn)牌”……[57]這些歌詞反映了東北軍被迫圍剿紅軍無法抗日的苦悶現(xiàn)實，左翼作家們正抓住了這一點，以歌詞為中心，附以簡單的配樂，很快就在東北軍中傳唱開來。
在為東北軍專門創(chuàng)作的歌曲中，《松花江上》是最著名也最廣為流傳的一首，在抗日戰(zhàn)爭中它與《流亡曲》《復仇曲》組成著名的“流亡三部曲”，傳遍大江南北?！端苫ń稀纷髡呤潜狈阶舐?lián)盟員、左翼作家張寒暉。被中共北方局中央派到西安后，張寒暉發(fā)現(xiàn)，西安市民對東北軍士兵存有誤解，東北軍士兵常常遭受譏諷，他們愈發(fā)思念家鄉(xiāng)親人，愈發(fā)渴望打回老家去。然而東北軍卻被國民政府調來西北圍剿紅軍，而紅軍又恰恰是極力主張抗日的軍隊。于是他們情感上內外交迫，矛盾異常，渴望抗日的同時，也希望有人能將他們真實心曲道出?！端苫ń稀氛沁@樣一首歌。
在創(chuàng)作《松花江上》的過程中，張寒暉套用了他所熟悉的河北定縣“寡婦哭墳”的曲調和聲調，全曲以悲愴低回為基調。張寒暉又以他對東北籍士兵和難民心態(tài)的了解，為這首曲子填詞：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xiāng)／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xiāng)／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那無盡的寶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時候，才能歡聚一堂？！[58]
這凄婉哀傷的歌詞，配以寡婦哭墳的定縣曲調，無論是獨唱還是合唱，都是如泣如訴，極具感染力。中共“東工委”負責人孫達生將之傳到學兵隊，繼而迅速傳遍整個東北軍，無數(shù)東北軍官兵為之泣下。[59]不僅在東北軍內，在整個西安，它也成為救亡的號角。西安事變前夕，西安大中學校學生在中共組織下爆發(fā)了紀念“一二·九”運動大游行，學生們萬眾一心開赴臨潼向蔣介石請愿，一路高唱著《松花江上》，“使奉張學良、楊虎城之命來維護秩序的東北軍極為感動”，張學良亦大受感動，“含淚傾聽”，當即向學生們發(fā)表講話，表達了抗日決心。[60]事變發(fā)生初期，周恩來前去東北軍幫助整理軍官間的分歧，發(fā)表贊揚東北軍逼蔣抗日的演講。演講結束后，“軍官們不愿離去。周恩來應邀指揮大家唱起《松花江上》。歌聲引起共鳴，有的低頭哭泣，有的熱淚盈眶，有的緊握拳頭，激發(fā)了他們的抗戰(zhàn)熱忱”[61]。《松花江上》迅速地傳到了西安之外：左翼作家王林將《松花江上》寄給中共北方局領導人黃敬，由黃敬轉給北平學聯(lián)的歌詠隊，從此這首歌在大江南北傳唱起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莫斯科電臺專門播送這首歌，使之成為一首具有世界影響的反法西斯歌曲。[62]
第二，左翼作家們在東北軍內組織較大規(guī)模的演劇隊和劇團，為東北軍專門創(chuàng)作和演出救亡話劇。由于東北軍中下級官兵的文化水平不高，歌謠和演劇成為他們普遍易于接受的文藝形式，通常是演劇和歌謠合唱組合進行。為此，左翼作家們不僅搬演已有的左翼救亡話劇，如《蘇州夜話》《回春之曲》《中華的母親》《壓迫》等，并且身體力行地創(chuàng)作了《打回老家去》《火山口上》《鳥國》等新劇。《打回老家去》講的是一個東北的老母親歷盡艱險來到東北軍，終于找到了當兵的兒子。老母親向兒子講述了家鄉(xiāng)山河破碎的苦難，希望兒子“打回老家去”。而這時，兒子的排長卻將老母親視為中共派來的密探，準備槍斃。當?shù)弥浯_系下屬的老母親時，排長仍然堅決地驅逐了老母親，不準再談論“打回老家去”。于是老母親含淚告別兒子，再次在異鄉(xiāng)流浪。這部劇在上演時，“許多士兵痛哭流涕，紛紛要求打回老家去，拒絕再打內戰(zhàn)”，有的士兵“哭得鼻子發(fā)酸”，甚至當場“有一個剿匪總部的士兵放聲大哭，被官長逐出”[63]。戲里戲外可謂如出一轍。
規(guī)模最大、影響最深的劇作，是王林創(chuàng)作的獨幕劇《火山口上》。這是一個典型的“革命+戀愛”式的悲劇。一個主張抗日的東北軍官，暗戀著一位前來西北尋找父親的東北流浪女學生。美麗單純的女學生此時卻愛上了表面溫和的國民黨特務。國民黨特務借助女學生之手毒殺了這位東北軍官。東北軍官在臨死之際告訴這位女學生，女學生的殺父仇人，正是她的情人國民黨特務。女學生幡然悔悟，借機殺死了特務，之后自己也服毒自盡。在公演時，由王林親自擔任男主角，女主角則由著名左翼文藝女青年吳光偉扮演，表演十分生動，尤其結尾處過于感人，現(xiàn)場觀眾發(fā)出陣陣怒吼。該劇不僅在東北軍內公演，而且在當時西安最大的可容納兩千多人的易俗社公演，連演三天，“其盛況可謂空前，甚至連前線的許多軍官也告假回來看這出戲”[64]。該劇成為當時西安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街頭巷尾常聞人們對于劇情和人物的評價，一些左翼文化人掌握的報刊也對此劇進行了高度評價。
第三，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左翼作家們在東北軍中開展了魯迅紀念系列活動。在中共地下黨的周密安排下，西安市文化界教育界各統(tǒng)戰(zhàn)團體舉行了三次規(guī)模較大的魯迅紀念活動[65]，頗有聲勢，張學良楊虎城敬送花圈表示支持[66]。左翼文化人掌握的各類文藝副刊紛紛刊載魯迅逝世的消息和紀念文章，東北軍機關報《西京民報》副刊刊出“紀念魯迅專刊”[67]。與魯迅有過許多聯(lián)系的左聯(lián)盟員吳奚如，此時正是東北軍“抗日同志會”機關報《文化周刊》的主編。他對魯迅逝世感到悲痛，寫下《遙遠的吊唁》一文，發(fā)表在該報創(chuàng)刊號上。[68]
張學良衛(wèi)隊營學兵隊成員中有數(shù)位左翼作家和大量進步學生，他們對魯迅懷有深深的崇敬之情。魯迅去世的噩耗傳來，在中共“東工委”的具體指示下，學兵隊于當日舉行“追悼魯迅先生逝世大會”。地下黨員、左翼作家和青年學生們陸續(xù)登臺，追懷魯迅的戰(zhàn)斗精神，尤其借助魯迅的一些作品來闡釋魯迅的民族精神，現(xiàn)場起到了相當?shù)墓奈枳饔?。[69]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10月正值蔣介石五十誕辰，西安市內國民黨軍政機關張燈結彩、大事慶祝：西安市中心的鼓樓，“從上到下掛著長幅紅布標語，上寫‘蔣委員長萬歲’”。面對如此情景，學兵隊員們開展的魯迅紀念活動完全是針鋒相對，“與此遙遙對峙的則是東城門樓上高懸白布闊幅橫標，大書‘魯迅先生永垂不朽’”[70]。一邊是紅布喜事一邊是白布喪事，一邊是祈禱萬歲一邊是永垂不朽，學兵隊員們用這種決絕姿態(tài)表達了對魯迅的悼念，一時引人注目。
在遙遠的上海，中共借助魯迅逝世紀念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人們高唱著《打回老家去》《義勇軍進行曲》送別魯迅。[71]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安，這樣的紀念活動同樣開展著。在當時中國的其他地方，這樣的魯迅紀念活動同樣開展著，它們都有共同的寄托：緬懷民族英雄魯迅，呼吁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
以上所述主要是東北軍中左翼作家們所進行的文化統(tǒng)戰(zhàn)活動。而在陜北，也有數(shù)位左翼作家，他們雖未身臨其境，但也為文藝統(tǒng)戰(zhàn)付出了努力。1936年8月，中共中央軍委號召全體參與長征的紅軍將士根據親身經歷，以一個月的時間突擊寫作回憶性散文，由丁玲、徐夢秋、成仿吾等人編輯，合集而成《紅軍長征記》[72]。這是1949年之前整個中國乃至世界認識紅軍長征的藍本性作品?！都t軍長征記》的部分作品也被中共地下黨員帶到了東北軍中，在王曲軍官訓練團傳看，劉鼎、劉瀾波等人借此講述紅軍長征，使東北軍官兵更加認識中共和紅軍“北上抗日”的決心。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部分東北軍部隊奉南京政府之命進攻紅軍。丁玲在戎馬倥傯之際，以這類東北軍為對象寫了著名的小說《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小說寫一個十幾歲的小紅軍被東北軍的一個連長抓住了，行將處決。小紅軍十分鎮(zhèn)靜，臨死之際他說：“紅軍不是土匪，我們從來沒有騷擾過老百姓，我們四處受人歡迎，我們對東北軍士兵是好的，我們爭取你們和我們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們終會明白過來的！”小紅軍請求連長用刀殺掉他，這樣可以省下一顆子彈打日本。東北軍連長大受感動，義釋小紅軍，他大聲地斥責周圍的東北軍士兵：“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們的家鄉(xiāng)，殺了我們的父母妻子，我們不去報仇，卻老在這里殺中國人?？催@個小紅軍，我們配拿什么來比他！”[73]這個小說的口徑與《打回老家去》《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松花江上》等作品完全一致，在西安事變后的西北地區(qū)產生了很大影響。
可以看到，這次文藝統(tǒng)戰(zhàn)的主要方式是“內面工作”，也即在東北軍內部開展文藝統(tǒng)戰(zhàn)工作；其主體即打入東北軍內部的在黨左翼作家和左翼青年；其主要對象是東北軍團長以下軍官和士兵；其主要方法就是根據東北軍中下級官兵的實際心態(tài)，有針對性地創(chuàng)作和迅速傳播救亡性質的文藝作品；其主要載體是話劇、歌謠、聯(lián)歡活動、紀念活動等大眾化文藝形式。應該說，十分符合中共中央當初對東北軍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設想。
三
實事求是地看，在東北軍中傳播左翼救亡文藝，無論是對中共還是對東北軍而言，都是非常有利的舉措，因為“抗日”正是二者的共識地帶。中共對東北軍的文藝統(tǒng)戰(zhàn)就是在這個共識地帶中展開的，其目的在于爭取東北軍抗日，而不在爭取東北軍本身——西安事變發(fā)生后，中共中央明確指示紅軍各部，決不能趁火打劫，“堅持不收東北軍（也包括十七路軍）一人一槍一彈的原則”，拒絕收容主動要求加入紅軍的東北軍部隊。這使張學良楊虎城非常感動，認為紅軍是真正抗日的友軍。[74]這也是此次左翼文藝統(tǒng)戰(zhàn)的范圍和界限。
在東北軍方面，中共文藝統(tǒng)戰(zhàn)的直接作用，是給予東北軍中下級軍官以教育作用和組織作用。中共借助救亡文藝，以“誨人不倦的教師的精神”[75]給東北軍實施了大規(guī)模的國恥教育和抗日教育，給東北軍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禮。張學良當時即已心知肚明，“當是時也，共產黨之停止內戰(zhàn)，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實攻我心，并已動搖大部分東北軍將士，至少深入少壯者之心”[76]。
張學良對此持肯定和支持態(tài)度，他不僅將救亡文藝作為改變東北軍士氣的教育手段，并將之作為少壯派官兵的組織手段。在張學良與周恩來等人的會晤中，張學良表示“東北軍有抗日情緒，但無組織，且求不到得力人材”，感嘆“自己連教導團或隨營學校都沒有”[77]。因此，中共接受張學良請求，最終協(xié)助張學良在東北軍中建立了王曲軍官訓練團和衛(wèi)隊營學兵隊。這兩個組織也因此成為東北軍中左翼文藝的大本營，中共“東工委”和左翼作家大部分都活動在這兩個組織中。在張學良的支持下，左翼救亡文藝不僅成為這兩個組織的學習和訓練內容，而且借此向外擴散影響直至大部分東北軍將士。
這兩個組織中的少壯派軍官，正是張學良日后發(fā)動西安事變的依靠力量。左翼救亡文藝統(tǒng)戰(zhàn)給東北軍少壯派官兵以極大刺激，這些經過精神洗禮的靈魂終于和民族的命運熔鑄在一起，直至激起兵諫。這是左翼文藝統(tǒng)戰(zhàn)的深遠影響。
事實上，在西安事變前夕，南京國民政府高層對東北軍與紅軍相互和解并合力抗日的情況已有相當?shù)牧私?。僅以蔣介石在事變之前所接觸到的信息來看：西北“剿總”秘書長晏道剛給蔣介石的密函稱：“東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軍官家屬逃到關內，流離失所，生活極感困苦。對日寇敵愾同仇，是東北軍官兵普遍心理。前線官兵已有許多與共產黨聯(lián)系……”[78]國民黨情報負責人之一、中央新聞檢查處處長賀衷寒察覺了王曲軍官訓練團的諸多異動情形，親自向蔣介石匯報[79]；陳誠電告蔣介石，湯恩伯部截獲了陜北紅軍與東北軍秘密聯(lián)絡相約抗日的諸多文件[80]；一些左翼文化“反動刊物”甚至被國民黨特務偵查，送到了蔣介石的面前，蔣介石下令將主導的左翼文化人“直接逮捕解京”[81]……也就是說，蔣介石對東北軍中下級官兵受中共抗日宣傳的情況比較了解，宋美齡說事變之前左翼文化人潛入西安從事“反動宣傳”亦非虛言。
張學良親自給蔣介石發(fā)了數(shù)封電報來解釋。電報中，他出人意料地向蔣介石匯報了東北軍青年軍官受中共統(tǒng)戰(zhàn)影響的情況，“此間東北青年暨官佐尤多富于抗日情緒。赤匪投機，更往往以抗日口號肆其謠惑”[82]，“共匪宣傳，亦遂乘機以抗日口號動搖軍心”，“近曾親赴前方視察，遍詢官兵，深感不抗日無以維軍心，且將釀成巨變”[83]。借此，張學良向蔣介石傾訴他聲言抗日并非自發(fā)，其實深有苦衷，就是為了穩(wěn)定軍心：“良為領導部下鏟除共逆計，尤不能不以明示抗日為鎮(zhèn)壓分歧統(tǒng)一意志之策略。區(qū)區(qū)之苦衷，諒蒙垂察。”[84]
張學良不僅向蔣介石訴說這一番“心曲”，而且向蔣身邊要人傾訴“苦衷”。如他對陳誠發(fā)電說：“此間多數(shù)東北青年及各級官佐，激于愛國之誠，發(fā)為抗日之論，群情激昂，弗可抑止。而共匪宣傳，亦遂乘機以抗日口號動搖軍心，因思領導部下，納于正軌。亦惟有以表里如一之態(tài)度與理論，明白宣示抗日之主張，始足以鎮(zhèn)壓分歧，統(tǒng)一意志，而收因勢利導之效，正與兄所謂勿失陷中央于被動之用意同?！盵85]陳誠將這封電報以“特急”轉給蔣介石。再如張學良對晏道剛發(fā)電，請他向蔣介石解釋誤會：“王曲軍官訓練團的學員對提起‘蔣委員長’四字沒有立正，豈是我教給他們的嗎？前線官兵與共產黨私有來往，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這許多。他們甚至說我與共產黨曾有聯(lián)系，真是無中生有?！盵86]晏道剛比較同情張學良，他向蔣介石發(fā)電為張學良求情：“前線官兵已有許多與共產黨聯(lián)系。張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揮確有困難，萬望對于張副司令不要督責過嚴使他難于忍受……”[87]
無論是從張學良親自給蔣介石的電報，還是從蔣介石身邊要人轉呈張學良意見的電報，明確反映出一個信息：東北軍抗日情緒高漲是實情，其受中共宣傳統(tǒng)戰(zhàn)亦是實情，這些中下級官兵的種種“抗日悖逆”言動，并非張學良主使，張學良反而受到這些激進部下們的“倒逼”才不得不聲言抗日。顯然，張學良借此種情形又對蔣介石形成了“倒逼”。
這都影響蔣介石對張學良本人的基本判斷。1927年，張作霖曾絞殺中共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大釗。1929年張學良又挑起“中東路事件”從而與蘇聯(lián)結怨。一般看來，這樣一個張學良很難被中共接受。而張學良對蔣介石，正如張學良給蔣介石電報中所言“良年來擁護統(tǒng)一，服從領袖，人縱有所不諒，我亦矢志不渝”[88]。在后期北伐、中原大戰(zhàn)等關鍵性時刻，張學良都給予蔣介石以決定性支持。九一八事變后，喪失故土的張學良對蔣介石更行擁護。所以蔣介石對張學良本人聯(lián)共抗日一事并未深信。蔣介石所擔心的是倒逼張學良的那些東北軍中下級軍官和中共的秘密統(tǒng)戰(zhàn)。因此，1936年9月22日蔣介石給張學良復電，囑咐他約束部下，警惕中共，全文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以后請勿與之言，并囑其對所部嚴戒其慎行謹言，勿中奸計?！盵89]1936年10月下旬，蔣介石親赴王曲軍官訓練團，向這些“悖逆抗日”的中下級軍官訓話，重申“安內攘外”。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在幾乎沒有戒備的情況下再來西安督促張學良“圍剿”紅軍。12日凌晨，事變爆發(fā)了，蔣介石幾個小時后被抓繼而被扣。抓蔣扣蔣的人，主要就是王曲軍官訓練團和張學良衛(wèi)隊營的中下級軍官們。[90]
應該說，如果沒有這些群情激昂的東北軍少壯派官兵，張學良難以發(fā)動西安事變；如果沒有中共的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則東北軍少壯派官兵難以被動員和組織起來。左翼救亡文藝的傳播有力地策應了中共下層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教育和動員了大量東北軍少壯派官兵。這些少壯派官兵客觀上對張學良等東北軍高層走向抗日具有推動作用，張學良又因勢利導，通過東北軍的抗日要求對蔣介石施加了實際壓力，從而形成西安事變。1936年9月，中共中央果斷改變“抗日反蔣”的口號，采用“逼蔣抗日”的總方針。[91]左翼文藝在東北軍中的傳播所形成的這種自下而上的連鎖反應，恰恰是“逼蔣抗日”總方針的重要線索和重要面相?！@是左翼文藝在西安事變中的事功。
在中共方面，此次文藝統(tǒng)戰(zhàn)最直接的作用，當然是策動西安事變。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深遠影響，那就是使中共第一次意識到左翼文藝巨大的統(tǒng)戰(zhàn)勢能。左翼文藝在中國出現(xiàn)，主要是適應國民革命失敗后中共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政治路線。為此，中共主導成立了左聯(lián)等革命外圍組織，有意識地將左翼文藝設計為具有鮮明對抗性的政治力量，這在當時被稱為文藝戰(zhàn)線。在1927—1936年的歷史情境下，左翼文藝明顯不具備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空間和有機性，“關門主義”成為文藝戰(zhàn)線的特點，甚至連中共也因為執(zhí)行“王明路線”而數(shù)次喪失了較好的統(tǒng)戰(zhàn)機遇。這一切，都在1936年開始發(fā)生改變。
通過西安事變，中共前所未有地深刻體會到統(tǒng)一戰(zhàn)線“具有怎樣的神奇功效”，當然，他們也前所未有地體會到左翼文藝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具有怎樣的神奇功效”。接下來中共建設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左翼文藝作為重要的戰(zhàn)術資源被納入其中。1936年8月，中共中央指令左聯(lián)全部解散，將廣大左翼作家盡量投入統(tǒng)一戰(zhàn)線。受西安事變的直接啟發(fā)，大量的左翼作家被分派到各抗日軍隊。據筆者統(tǒng)計，左聯(lián)解散前后，單是直接進入國民黨軍隊進行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原左聯(lián)盟員有：宣俠父、張寒暉、吳奚如、方之中、莊啟東、張永年、司馬文森、伍石夫、劉昭、楊秀怡、李岫石、李兆瑞、吳振剛、何家槐、谷牧、張秀中、張?zhí)焯?、阿累、陳大戈、陳落、秦川、徐平羽、郭維城、雷濺波、麗尼、沈起予、雷石榆、潘丙心……以“戰(zhàn)地服務團”形式在國民黨軍隊中開展文藝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左聯(lián)盟員有：錢亦石、任白戈、吳奚如、孟超、韓勁風、凌鶴、高敏夫、林伯修、王玉清、田間、孫慎、何家槐、張?zhí)焯摗㈥惵?、雷濺波、柳倩、楊騷、唐瑜、龔川琦、馬加、于黑丁……左聯(lián)解散了，左翼作家的統(tǒng)戰(zhàn)使命才剛剛開始。[92]
這背后包含著中共領導人對左翼文藝的深刻認識。在西安事變過程中，由于東北軍中下級官兵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中共的文藝統(tǒng)戰(zhàn)更多地采取演劇、歌謠、群眾活動等大眾化的方式。這種成功經驗為中共領導人所倚重。尤其在毛澤東的意識中，左翼文藝不只是戰(zhàn)術資源，更是十分重要的戰(zhàn)略資源。毛澤東所制訂的民族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方案，他所設計的“工農兵文藝”方向，他對于“普及”的高度重視，當然寄寓著階級斗爭的宏大理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內蘊著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務實考量。
西安事變爆發(fā)時，丁玲正隨紅一方面軍聶榮臻部在前線與國民黨胡宗南部作戰(zhàn)。該月底，她接到聶榮臻轉交的一封軍事電報，電報內容是毛澤東發(fā)來的《臨江仙·給丁玲同志》，其中有個名句為后人稱頌：“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盵93]毛澤東何以將“一支纖筆”與“三千毛瑟精兵”相提并論？一直以來，人們大都以為這是革命領袖的浪漫主義夸張。然而，如果我們真正了解正在爆發(fā)的西安事變中這“一支纖筆”起了何種作用，如果我們意識到在接下來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這“一支纖筆”將會起到何種作用，那么我們也終將會感到：毛澤東的這句詞竟是如此現(xiàn)實主義的表達。
注釋：
[1]“西安事變爆發(fā)，國家處于重大危險面前，其危險性就在日本必然乘機進攻，其得和平解決，實是如天之福。”《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毛澤東和史沫特萊的談話》（1937年3月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4），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頁。
[2]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頁。
[3]《〈共產黨人〉發(fā)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頁。
[4]據筆者所及，主要為：中央檔案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選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件選編》（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2011年版）所涉大量資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開放部分檔案，并選輯的《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1986年版）；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選的《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臺北“國史館”編錄的《西安事變史料》（內含大量國民黨高層電報往來）等。
[5]據筆者所及，主要是張學良晚年口述、親歷事變的十余位東北軍軍官晚年回憶、親歷事變的中共地下黨回憶以及王明、張國燾等人的海外回憶錄等。
[6]筆者所及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全國政協(xié)文史委員會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詹姆斯·門羅·貝特蘭《一個西方記者眼中的西安事變》（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張魁堂《挽救危亡的史詩——西安事變》（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李義彬《震驚世界的一幕：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
[7]見張學良口述、張之丙與張之宇訪談《張學良口述歷史》編委會整理：《張學良口述歷史》第十二次訪談、第二十五次訪談，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版，第367、809頁。
[8]吳殿堯：《劉鼎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頁。又見張魁堂《張學良在臺灣》，新華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頁。
[9]可參看《蔣介石張學良致東北軍電令》（1935年11月5日）及《張學良致六十七軍電令》（1935年9月23日）、《張學良致六十七軍電》（1935年10月12日）、《張學良致蔣介石電》（1935年10月17日），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電文》（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152~153頁。
[10]《洛甫致共產國際電》（1936年7月2日），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電文》（上），第113、152~153頁。
[11]見《張聞天關于優(yōu)待被俘東北軍軍官問題給毛澤東的電報》（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2），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64頁。
[12]見《中共陜甘晉省委關于慶祝勞山大捷及奪取瓦窯堡空前勝利的緊急通知》（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2），第438頁。
[13]見《左權、聶榮臻關于對東北軍以政治爭取為原則給李天佑、黃克誠電》（1936年6月19日），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電文》（上），第52頁。
[14]見《毛澤東給董英斌的信》（1935年11月26日），此信在東北軍中廣泛發(fā)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2），第465~467、488頁。又見毛澤東與周恩來、彭德懷等二十位紅軍將領聯(lián)名發(fā)出《為紅軍愿意同東北軍聯(lián)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頁。
[15]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第44頁。
[16]《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1935年12月25日通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2），第535頁。
[17]《中共中央關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3），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163頁。
[18]孫達生：《西安事變中的一些事件的見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西安事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438頁。
[19]林世權：《王曲軍官訓練團》，《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西安事變》，第159頁。
[20]宋黎：《難忘的1936年》，《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西安事變》，第259~260頁。又見學兵隊隊員任志遠、衛(wèi)之《東北學兵隊史實》，《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西安事變》，第277~279頁。
[21]孫銘九：《記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做的幾件事》，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5~86頁。
[22]宋黎：《難忘的1936年》，《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西安事變》，第260頁。
[23]《中共中央關于轉變目前宣傳工作給各級黨部的信》（193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3），第18頁。
[24]《周恩來關于軍事上對東北軍應采取的具體辦法給朱理治、肖勁光等電》（1936年4月19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頁。
[25]《中央關于對六十七軍官兵的態(tài)度方針口號等給張浩、朱理治、肖勁光等電》（1936年4月2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59頁。
[26]劉培植：《關于中國共產黨爭取東北軍聯(lián)合抗日的回憶》，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68頁。
[27]《彭德懷關于東北軍的政治工作給一軍團電》（1936年6月1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77頁。
[28]申伯純：《爭取張學良聯(lián)合抗日的經過》，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回憶錄》（上），第147頁。
[29]《葉劍英關于東北軍工作給周恩來的報告》（1936年8月15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第104頁。
[30]張兆麟：《西安事變前后的新聞宣傳工作》，《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西安事變》，第440~442頁。
[31]葉再生：《中國近代現(xiàn)代出版通史》第3卷，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頁。
[32]吳殿堯：《劉鼎傳》，第215~217頁。
[33]孫達生：《西安事變前上海地下黨與東北軍聯(lián)系的一些情況》，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上海黨史資料匯編》第2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下），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2頁。
[34]栗又文：《西安事變與張學良將軍》，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回憶錄》（上），第380頁。
[35]栗又文：《西安事變與張學良將軍》，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回憶錄》（上），第383頁。
[36]林世權：《王曲軍官訓練團》，《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西安事變》，第160~161頁。又見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回憶錄》（上），第170頁。又見孫銘九《記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做的幾件事》，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第83頁。
[37]商同昌：《鼓動西安事變的三支歌曲》，《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西安事變》，第447頁。
[38]冷拙：《西安學兵隊生活片段》，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回憶錄》（中），第511頁。
[39]康博纓：《西安事變前的東北軍學兵隊》，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回憶錄》（中），第506頁。
[40]《董畏給劉瀾波宋杰人對東北軍工作指示信》（1936年8月13日），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書信、報告、日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頁。
[41]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陜西歷史人物傳》第4卷，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頁。
[42]《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北方局工作給劉少奇等的指示信》（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3），第219頁。
[43]據郭維城之女郭梅《郭維城在西安事變中》，《百年潮》雜志社編：《中國政治局勢的重大轉變·紀念西安事變及和平解決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130頁。
[44]此據呂東來《臺兒莊大戰(zhàn)中的中共黨員》（上），團結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頁。
[45]陳大戈與徐平羽為夫妻，二人情況見陳大戈《我和徐平羽》，高郵縣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高郵文史資料》第8輯，高郵縣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內部資料，1988年，第105~114頁。
[46]據中共東北軍黨史組編《中共東北軍黨史已故人物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頁。
[47]此據呂東來《臺兒莊大戰(zhàn)中的中共黨員》（上），第377頁。
[48]據秦川之女秦友友《秦川在東北軍學兵隊》，《百年潮》雜志社編：《中國政治局勢的重大轉變·紀念西安事變及和平解決文集》，第259~261頁。
[49]據王春之子王端陽《王林和張寒暉的一段交往》，《百年潮》雜志社編：《中國政治局勢的重大轉變·紀念西安事變及和平解決文集》，第286~287頁。
[50]據《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1頁。
[51]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陜西歷史人物傳》第4卷，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16頁。
[52]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人物辭典·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472頁；又見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武漢市志·人物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75頁。
[53]《東北軍學兵隊簡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240頁。
[54]《打回老家去》，《任光歌曲選》，人民音樂出版社1982年版，第54~55頁。
[55]《畢業(yè)歌》，楊新宇主編：《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歌曲集》，河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頁。
[56]向延生：《關于影片〈風云兒女〉及其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6年第3期。
[57]所引歌詞均見商同昌《鼓動西安事變的三支歌曲》，《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西安事變》，第447頁。
[58]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陜西歷史人物傳》第4卷，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215頁。
[59][62]據王春之子王端陽《王林和張寒暉的一段交往》，《百年潮》雜志社編：《中國政治局勢的重大轉變·紀念西安事變及和平解決文集》，第286，287、291頁。
[60]王世芳：《張學良將軍對學生的一次講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西安事變》，第225~226頁。又見《毛澤東與張寒暉》，河北省檔案局編：《毛澤東與河北》（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7~288頁。
[61]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陜西歷史人物傳》第4卷，陜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頁。
[63]張庚：《四十年來劇運編年史》，轉引自王林《火山口上：劇作集》“后記”，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頁；賀小威：《賀威與宋子文的交談》，《百年潮》雜志社編：《中國政治局勢的重大轉變·紀念西安事變及和平解決文集》，第225頁。
[64]王端陽：《東北軍“一二·一二”劇團》，馮克力主編：《老照片》第109輯，山東畫報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119頁。
[65]見曹冷泉《一九三六年西安追悼魯迅先生大會的前前后后》，山東師范學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圖書館編：《魯迅在西安》，內部資料，1978年，第166~173頁。
[66]宋黎：《我所了解的東北軍地下黨》，大連市史志辦公室編：《宋黎紀念文集》，大連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頁。
[67]張兆麟：《西安事變前后的新聞宣傳工作》，《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西安事變》，第441~442頁。
[68]吳殿堯：《劉鼎傳》，第217頁。
[69]見任志遠、衛(wèi)之《東北學兵隊史實》，《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西安事變》，第281頁。又見康博纓《西安事變前的東北軍學兵隊》，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回憶錄》（中），第506頁。
[70]冷拙：《西安學兵隊生活片段》，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回憶錄》（中），第512頁。
[71]見王彬彬《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魯迅喪事》，《瞻前顧后——民國史論集》，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153頁。
[72]《為出版〈長征記〉征稿》，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15—1937》，學習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4頁。
[73]丁玲：《一顆未出膛的槍彈》，《解放周刊》1937年4月24日創(chuàng)刊號。
[74]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第437頁。
[75]《中共中央關于新發(fā)展地區(qū)的地方工作的指示》（1936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3），第433頁。
[76]張學良：《回憶西安事變》，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回憶錄》（中），第64頁。
[77]《周恩來致彭毛電》（1936年4月13日），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第87頁。
[78]《晏道剛呈蔣委員長望勿對張學良副司令督責過嚴函》（1936年11月25日），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重要函電·上），“國史館”1993年編印，第10頁。
[79]《賀衷寒處長上蔣委員長轉述西北政訓處報告電》（1936年8月5日），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重要函電·上），第10頁。
[80]《陳誠上蔣委員長報告馮庸所言非虛電》（1936年9月21日），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重要函電·上），第19~20頁。
[81]即《活路》事件。參看郭增愷《我在西安事變前后的親身經歷》，《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西安事變》，第683~684頁。
[82][84]《張學良上蔣委員長電再陳其抗日救國主張電》（1936年9月22日），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重要函電·上），第21、21頁。
[83]《陳誠上蔣委員長轉述張學良托馮庸稱不愿剿匪只圖抗日電》（1936年9月19日），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重要函電·上），第18頁。
[85]《陳誠電呈蔣委員長轉述張學良電文內容》（1936年9月25日），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重要函電·上），第27頁。
[86]《張學良致晏道剛請速電蔣委員長解釋誤會電》（1936年7月20日），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重要函電·上），第9頁。
[87]《晏道剛呈蔣委員長望勿對張學良副司令督責過嚴函》（1936年11月25日），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重要函電·上），第10頁。
[88]《張學良上蔣委員長電再陳其抗日救國主張電》（1936年9月22日），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重要函電·上），第21頁。
[89]《蔣委員長復張學良囑其嚴飭所部言行電》（1936年9月24日），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重要函電·上），第24頁。
[90]參看劉多荃《扣蔣前夕》、孫銘九《臨潼扣蔣》、王玉瓚《扣蔣回憶》、常國賓《白鳳翔臨潼扣蔣》、商同昌《扣蔣回憶》、汪日章《蔣介石被扣經過》等事變親歷者文章，均收入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
[91]《中共中央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3），第276頁。
[92]關于左聯(lián)解散后盟員參與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情況，可參看郭帥《“合法的秘密工作者”——左聯(lián)解散后多數(shù)盟員的去向問題（1936—1938）》，《現(xiàn)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22年第3期。
[93]王增如、李向東編：《丁玲年譜長編（1904—1986）》（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