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我無力對1990年代的史料工作做一次全面的梳理，所能做的只是談談我的經(jīng)歷以及由此引發(fā)的一些思考。

我是1980年初吉林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后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從沒過多久就開始承擔編撰《中國現(xiàn)代新詩集總目錄》項目算起，史料/文獻整理工作至今已有四十多年。這四十多年，如果大致劃分一下可以分為春夏秋冬四季，1980年代無疑為春，這也正好和整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料工作境遇大致相符。1980年代常常被視為史料工作的春天，樊駿就講：“當我們的考察從歷史的困境進入新時期，見到的是生機蓬勃的新氣象，琳瑯滿目的新成果，以及蘊含于其中的一系列實質(zhì)性的變化、進展和突破——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史料工作終于迎來了自己的春天?！?/p>

樊駿的概括是準確的，1980年代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料工作確可稱之為“生機蓬勃”。其中影響和成就最大的是1979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xiàn)代文學研究室發(fā)起編輯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資料匯編》，該項目分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書》《中國現(xiàn)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中國現(xiàn)代文學書刊資料叢書》甲乙丙三種，是國家社會科學第六個五年計劃，并滾動到“七五”和“八五”的重點工程。該項目計劃出書近200種，引領(lǐng)了現(xiàn)代文學界眾多研究者的參與，可謂盛極一時。當時具體組織該項目工作的張大明說：“申請擔任叢書編選的有三四十家大學的教授、副教授及有實力的講師，各地研究所的研究員、副研究員，各地文聯(lián)系統(tǒng)、作協(xié)系統(tǒng)的熱愛文學的相關(guān)人員，各出版社的編輯，部分作家家屬（家屬編選自己親人的資料有利有弊），等等。以后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范圍還大大地有所擴充，其單位遠不止這些。”我有幸順應了季節(jié)，參與編撰了項目中的《中國現(xiàn)代新詩集總目錄》，也開始了我文獻整理的春天。

說到1990年代現(xiàn)當代文學的史料工作普遍的看法是平靜，這也是我的印象。其實仔細地想想，1990年代并非乏善可陳，除了很多工作仍在繼續(xù)，文獻的空間也有了新的開拓。像陳徒手1998年起連續(xù)在《讀書》上刊出的1949年后中國文壇紀實的系列文章，是對檔案文獻的發(fā)掘和當事人的追問，產(chǎn)生了較大反響，2000年結(jié)集為《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國文壇紀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首版10000冊。還有作家全集的編輯出版，《聞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俞平伯全集》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胡風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馮至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等等?！恶T至全集》的編輯工作我也參與了，詩歌卷就是我編輯的。特別要強調(diào)的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郭小川全集》收入了鑒定、檢查交代及批判會記錄，雖然為“外編”，其文獻的拓展意義應該是大于“正編”。

我想對于1990年代之所以有這樣的印象應該與1980年代相關(guān)，相比1980年代“盛況空前”的集體行動，1990年代確是無法讓人心動。有兩件事很多學者都會談到，一件是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終于1989年在北京成立，另一件是樊駿的長文《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tǒng)工程——關(guān)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同年在《新文學史料》分三期刊出。按理說此后的1990年代史料工作應該是更上一層樓，而美好的愿望沒能實現(xiàn)。其原因，有學者認為主要是因為學會的重要推動者和會長馬良春1991年10月4日不幸病逝。

馬良春的病逝無疑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料界的重大損失，但學會的成立沒能有效地發(fā)揮作用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其實1980年代雖然可以稱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料的“黃金時代”，但也并非完全是風調(diào)雨順。

以《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中國現(xiàn)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為例，我所見到的1980年代出版的資料共有41種，1982年出版有《丁玲研究資料》（印數(shù)平6600冊，精1050冊）、《郁達夫研究資料》（印數(shù)7600冊）、《張?zhí)煲硌芯抠Y料》（印數(shù)9000冊）；1983年出版有《茅盾研究資料》（印數(shù)13000冊）、《蔣光慈研究資料》（印數(shù)2800冊）、《王統(tǒng)照研究資料》（印數(shù)1900冊）、《林紓研究資料》（印數(shù)4500冊）、《夏衍研究資料》（印數(shù)平5600冊，精1400冊）、《周立波研究資料》（印數(shù)1300冊）；1984年出版有《冰心研究資料》（印數(shù)6400冊）、《師陀研究資料》（印數(shù)4900冊）、《王魯彥研究資料》（印數(shù)2000冊）；1985年出版有《巴金研究資料》（印數(shù)2500冊）、《老舍研究資料》（印數(shù)5500冊）、《李廣田研究資料》（印數(shù)2150冊）、《劉半農(nóng)研究資料》（印數(shù)2900冊）、《陳大悲研究資料》（印數(shù)3400冊）、《荒煤研究資料》（印數(shù)2000冊）、《馬烽西戎研究資料》（印數(shù)4500冊）、《徐懋庸研究資料》（印數(shù)1880冊）、《葉紫研究資料》（印數(shù)1800冊）、《趙樹理研究資料》（印數(shù)1760冊）；1986年出版有《劉大白研究資料》（印數(shù)1400冊）、《聞一多研究資料》（印數(shù)1100冊）、《俞平伯研究資料》（印數(shù)2310冊）、《郭沫若研究資料》（印數(shù)5000冊）、《周作人研究資料》（印數(shù)4000冊）、《李季研究資料》（印數(shù)1130冊）、《丁西林研究資料》（印數(shù)1370冊）、《沙汀研究資料》（印數(shù)3600冊）、《張恨水研究資料》（印數(shù)3000冊）；1987年出版有《宋之的研究資料》（印數(shù)5000冊）；1988年出版有《徐志摩研究資料》（印數(shù)1400冊）、《柯仲平研究資料》（印數(shù)500冊）、《成仿吾研究資料》（印數(shù)3100冊）、《舒群研究資料》（印數(shù)600冊）、《蕭亁研究資料》（印數(shù)1500冊）、《葉圣陶研究資料》（印數(shù)1800冊）、《李輝英研究資料》（印數(shù)600冊）；1989年出版有《胡適研究資料》（印數(shù)1510冊）、《歐陽予倩研究資料》（印數(shù)不詳）。該項目1979年啟動，1982年就能出版《丁玲研究資料》，而且還有精裝本，不能不讓人喜悅，但也要看到在1985和1986年之后，無論是出版的種類還是印數(shù)都在下降。

除了種類和印數(shù)的下降，很多資料的出版又常常是一拖再拖。像《郭沫若研究資料》1982年完成，1986年才出版；《徐志摩研究資料》《葉圣陶研究資料》完成于1983年，出版是1988年；《歐陽予倩研究資料》1984年完成，1989年出版。而像《臧克家研究資料》（印數(shù)1000冊）、《羅淑羅洪研究資料》（印數(shù)120冊）、《綠原研究資料》（印數(shù)1000冊）、《馮文炳研究資料》（印數(shù)1000冊）、《曹禺研究資料》（印數(shù)2000冊）、《草明葛琴研究資料》（印數(shù)850冊）、《李克異研究資料》（印數(shù)770冊）、《馮乃超研究資料》（印數(shù)1000冊）、《陽翰笙研究資料》（印數(shù)500冊）、《路翎研究資料》（印數(shù)1500冊）、《周瘦鵑研究資料》（印數(shù)1500冊）、《光未然研究資料》（印數(shù)1000冊）、《唐弢研究資料》（印數(shù)不詳）、《王西彥研究資料》（印數(shù)不詳）、《鄭伯奇研究資料》（印數(shù)500冊）、《司馬文森研究資料》（印數(shù)1000冊）等資料，均為1980年代完成，最早的是1984年，而出版已經(jīng)是1990年代?？赡墁F(xiàn)在年輕的學者不會想到的，1984年當選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的光未然，其研究資料編成于1985年，1993年才出版，編者《編后記》講：“近年來出版界面臨的困難不少，本書稿交原定出版社已數(shù)年而被壓下了，現(xiàn)蒙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慨然付梓，為現(xiàn)代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作出有益的貢獻，令人感佩！”對此也許可做出多種解讀，我要說明的是史料成果的出版之難。最可悲的是《胡適研究資料》，1984年完成到1989年8月才出版，出版時編者陳金淦已經(jīng)去世，沒能見到其多年辛苦的成果。記得1980年代初陳金淦曾到文學研究所查找資料，趴在桌子上一抄就是一天，午飯我們在食堂解決，他長什么樣子現(xiàn)在都記不清楚了，印象很深的是穿的那件黃舊的軍大衣。2010年《胡適研究資料》編入《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xiàn)代卷》由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重版，2016年聯(lián)系到其子女，通信中我談到此事，其子女復信說：“您提到當年的事情，真讓我們有些感慨，父親說過，他多次去北京查資料，都沒有去過長城，沒有時間，也不舍得花錢?！?/p>

除了史料成果出版難這外部因素，史料工作自身存在的不足更需注意。就我所知這些資料的編輯對大多工作者來說是臨時任務，其成果也是研究的副產(chǎn)品，沒有將史料的收集、整理作為長期的“專業(yè)”來做。像李偉江編有《馮乃超研究資料》，他在《編后記》中就講：“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編輯《中國現(xiàn)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我校中文系領(lǐng)導委托我負責編選《馮乃超研究資料》，我高興地接受了。經(jīng)過兩年的努力，終于編成了這本書。”顯然是個“臨時”任務。范伯群編有《冰心研究資料》，他在《編后記》就說“這本《冰心研究資料》可算是我們寫作《冰心評傳》的副產(chǎn)品?！边@些“臨時任務”結(jié)束之后，當然各自就回到了研究的主業(yè)，像范伯群，與曾華鵬合著的《冰心評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后，主要從事的是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研究，主編的《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7年插圖本《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實像領(lǐng)導和具體組織《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工作的馬良春和張大明到1980年代末雖然還在繼續(xù)史料工作，但主要的力量已轉(zhuǎn)到中國現(xiàn)代文學思潮流派的研究上，我也參與了這一工作。該研究1986年在桂林召開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重點課題規(guī)劃會議上列入“七五”國家項目，旋即又被定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點科研項目。馬良春去世后張大明負責，1995年《中國現(xiàn)代文學思潮史》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署名馬良春、張大明主編。據(jù)我所知，《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資料匯編》的工作到1980年代末實際上已經(jīng)基本結(jié)束，前面講了，《中國現(xiàn)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1990年代出版的絕大多數(shù)都完成于1980年代，我所見到的真正意義上的1990年代成果大概只有《梁山丁研究資料》《王禮錫研究資料》兩種，全部問世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資料匯編》還不到該項目計劃出書近200種的一半。

至于樊駿的長文，無疑是關(guān)于現(xiàn)代文學史料工作最重要，也是影響力最大的理論文章，文章對史料工作進行了全面考察，更主要的是作了深刻的反思。樊駿在文章開頭就講：

如果我們的目光不僅局限于這些年的收獲和成就，同時正視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包括所面臨的日益嚴峻的挑戰(zhàn)和自身暴露出來的日益明顯的弱點；如果我們不把史料工作理解為拾遺補缺、剪刀加漿糊之類的簡單勞動，而承認它有自己的領(lǐng)域和職責、嚴密的方法和要求、獨立的品格和價值——不只在整個文學研究事業(yè)中占有不容忽略、無法替代的位置，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項宏大的系統(tǒng)工程；那么就不難發(fā)現(xiàn)迄今所做的，無論就史料工作理應包羅的眾多方面和廣泛內(nèi)容，還是史料工作必須達到的嚴謹程度和科學水平而言，都存在著許多不足。嚴格說來，我們只是有了一個開始，一個雖然不錯卻過于遲緩的開始；今后的任務將更為繁重，難度會越來越大，時間也越來越局促。這些，都呼喚著更為自覺的責任感和緊迫感，更快更多更好的工作成果。

我想這樣的反思之后的平靜才是正常的，真正產(chǎn)生影響需要時間，事實上后來的反響要大于當時。說到時間，讓我想到的一個詞——“夏長”。相對于“春種”和“秋收”，“夏長”不大會被注意，甚至還會被忘記。但“夏長”是四季中的重要一環(huán)，是“春種”的繼續(xù)，通向的是“秋收”，“秋收”是其真正的意義，這用來描述1990年代的史料工作應該是合適的。

翻過1990年代，我們來看看21世紀。十年之后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料/文獻工作又開始了一次升溫，儼然成為了顯學，可以說是進入了金秋。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成長或成熟于1990年代的新的一代學者涌現(xiàn)出來，隨后又產(chǎn)生了一批豐碩的成果。而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經(jīng)過1990年代觀念開始了變化——“史料”逐漸被“文獻”所替代。我們梳理一下有關(guān)史料這一概念的演變，較早主要稱“材料”，七十年代末改稱“資料”，1980年代多稱“史料”，進入21世紀“文獻”使用越來越多。1970年代末與“材料”告別是一大進步，此前的各種“材料”給知識界帶來的更多是傷害，而從“資料”到“史料”，背后或多或少隱含著走進“學術(shù)”的焦慮。至于從“史料”到“文獻”，焦慮的影響不能沒有，但其中含有深刻的學術(shù)意義。

對于此年青的學者更敏銳，2021年李哲在與我進行對話時首先就提出了史料與文獻的區(qū)別在哪里？雖然我近十多年“文獻”用得很多，甚至“文獻”取代了“史料”，但并沒有深入地思考，只是“覺得這個跟一個學科的成熟或者叫獨立還是有關(guān)系的。因為過去做材料、資料，還是一個附屬的關(guān)系。后來稱呼雖然變成‘史料’，但還是會附屬到‘闡釋’或理論研究的后面”。最近為撰寫本文查找閱讀了一些相關(guān)論述，我在王賀《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70年：回顧與前瞻》一文中找到了知音。王賀在引用了我的一段關(guān)于文獻言論之后講得明確又精準：“就此而言，劉福春的論述代表了21世紀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者最重要的一個觀念，即我們所發(fā)掘、整理、校讀、研究的對象，并非‘史料’，而是‘文獻’。二者的分野其實非常明顯：對于‘史料’而言，其必然臣服于史學，只是史學研究的資料，而對于‘文獻’來說，自有其多方面的參考價值，非只史學（包括文學史學）一端?！?/p>

這是一個有風險的觀念，文學史料為文學史研究服務早已是天經(jīng)地義、不容動搖的存在。1988年馬良春在“中華文學史料學首屆研討會”開幕詞中就著重強調(diào)要明確史料工作的目的：

文學史料學雖然可以獨立作為一個學科而存在，但它又不能也不應當脫離文學史學，因為它的存在說到底還是為文學史的研究服務的。也就是說，文學史料的搜集、研究和篡輯，無不是為探求文學史發(fā)展規(guī)律提供可靠的依據(jù)。毛澤東說過，研究問題，應當“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是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jié)論”。這當中有治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問題，也有目的問題。明確史料工作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強調(diào)史料工作的結(jié)果，很可能又出現(xiàn)為史料而史料的偏向，從而使史料工作帶上盲目性。

這樣的觀念不止主導著1980、90年代，直至現(xiàn)在，論述文獻的意義仍是以文學、文學史研究為中心。我一直追索文獻及文獻工作的獨立價值，因為我堅信其存在。這種堅信不是來自理論，而是我的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

最近的一件事更讓我有了進一步的思考。2022年7月，洪子誠編選的謝冕詩集《愛簡》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詩集編入的是謝冕老師1968年到1972年當時未公開發(fā)表的作品，全部選于我與高秀芹、孫民樂編的2012年出版的《謝冕編年文集》。7月20日，北京的培文書院舉辦座談會，高秀芹主持，孟繁華、洪子誠、姜濤、吳丹鴻、張?zhí)抑?、冷霜、張潔宇、孫民樂參會并發(fā)言。孫民樂講：

聽你們發(fā)言的時候，我其實挺慚愧的。我參與了謝老師文集的編輯工作，《愛簡》中的詩，我十多年前就讀到了，這么豐富的信息卻在我的閱讀中溜之大吉。大約是2010年前后，那時候正在為謝老師的編年文集做準備，謝老師同意將未刊詩稿全部收入，劉福春非常興奮，很快就把400多首詩打印裝訂出來了，厚厚的一大本。他對史料有無邊的興趣，特別希望能盡量把謝老師的書信、日記和未刊文稿一網(wǎng)打盡。我當時也深受感染，以為能從這些秘藏的詩稿里發(fā)現(xiàn)些什么?？墒?，讀后的印象與今天各位的感覺差了不少。

當我讀到座談會的發(fā)言時，我的感受是和孫民樂一樣的——慚愧和遺憾，可現(xiàn)在撰寫此文我重新面對時認識發(fā)生了180度的轉(zhuǎn)變，不再是慚愧和遺憾，而是自豪，因為我們做的是文獻整理，發(fā)掘出文獻并完整地呈現(xiàn)出來工作的意義就實現(xiàn)了。文學文獻的整理與文學、文學史研究是相互聯(lián)系又相對獨立的學科，文獻整理者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包打天下。文獻到文獻為止。洪子誠老師的發(fā)現(xiàn)也證明了我們?nèi)齻€“眼力不夠”的編者所編《謝冕編年文集》的文獻價值。

也許有人會問，文獻整理者能夠明確所整理的文獻其研究價值不更有力于文獻整理嗎？也許是這樣?？上覀儾皇呛槔蠋煟瑳]有洪老師的眼力，當時我們?nèi)绻皇窍駥O民樂所說的“對史料有無邊的興趣，特別希望能盡量把謝老師的書信、日記和未刊文稿一網(wǎng)打盡”，而是著眼于研究價值卻又沒有能力發(fā)現(xiàn)的話，有可能文集就失收了。我一直警惕文獻整理的“價值”和“意義”的傷害，在文獻收集整理中往往會因為“看重”文獻的研究價值又認識不到位與很多文獻失之交臂，可能永遠失去了機會。比如1990年代收集新詩書刊文獻，我聯(lián)系到1940年代詩刊《鐵兵營》的編者，他非常熱情地將所保留的詩刊寄來讓我復印?？蛇@些詩刊大部分是油印的，印得不是很清楚，我覺得價值也不大，就只復印了鉛印本第11輯?，F(xiàn)在我想完整地整理這份詩刊，最容易找到的就是鉛印本，油印本至今無法收集全。

值得我們重視的是，早在2004年劉納就提醒不能依賴已有的“依照預設意義搜集、選擇、整理的”史料成果。她寫道：

近20年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資料搜集整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實績。這在給研究者提供著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當我們面對已經(jīng)并非散亂無章的資料，我們能夠依賴資料整理者的成果嗎？那一本本“作品選”、“研究資料”、“史料選編”等等無不是依照預設意義搜集、選擇、整理的，對資料重要性或者不重要性的確認受到搜集整理者預設目標的決定性影響。法國“新史學”派歷史學家認為：“資料本身并不是純粹客觀的，它不僅要經(jīng)過史學家的選擇，而且其本身也部分受產(chǎn)生它的時代和地點的制約，它是以往社會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產(chǎn)物，既是為了說出‘史實’，也是為了把過去的形象強加于人。”（雅克·勒高夫：《新史學》）同樣，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所面對的資料也并非是純粹客觀的，它們早已經(jīng)過一批批研究者的選擇整理。一個個系列分別按照某種預設建立起來，它們的編碼分別突出著某種預設意義和評價尺度。雖然已經(jīng)整理的現(xiàn)有資料可能被利用來做另外的研究目標的“根據(jù)”，并賦予其新的意義，但是，研究工作的深入與創(chuàng)新仍然有賴于資料的重新搜集、整理，建立起新的資料系列。

在1990年代法國文學翻譯家羅新璋先生和我講述的他在法國圖書館查閱巴黎公社公告的經(jīng)歷對我影響非常大，好在這段經(jīng)歷他在后來的訪談中也講過，現(xiàn)抄錄在下面和大家分享：

一九七三年出土文物展，到法國去，需要翻譯，就找了我。展覽在PetitPalais（小宮殿）展出，展團成員有空就到法國國立圖書館查閱有關(guān)的敦煌寫卷。一天，我名下那部分敦煌文物查畢，便想看看值得一看的典籍?！鞍屠韫绻妗保惡酢拔母铩敝械耐ǜ嫱?。差不多有大半年時間跟文物界朋友在一起，耳濡目染，以觀賞真品為貴，表示想看看公告原件，自己沒找到書號，求助于圖書管理員，他翻了卡，查了編目本，也沒找到，便打電話到里面去問，里面說二十分鐘后再告知。結(jié)果借到的是完整的一套公告原件，拿出來兩大厚本，是個寶藏，可謂世界上獨一無二。這部公告藏品，說不定連法國人都沒發(fā)現(xiàn)，因為他們自己會查目錄，查得到公告圖書。我原意在看原件，看幾張真品，過過文物癮，不想圖書管理員不怕麻煩，真把原件書號找了出來，這批原件幾乎包括全部公告，是手稿部（Cabinet des manuscrits）的藏品，還注明A la réserve（特藏）！公告編號，從第五號開始，編到三百1990八號，共存三百六十多件，其他地方還散有多件。這些公告，有的是原件，有的是校樣，有的是從墻上揭下的，還留有硝煙彈痕呢！翻閱之下，原件，實物，好像接觸到了真實的歷史，字里行間風云激蕩，使人感奮，作為文獻，覺得非常有價值，決定副錄下來。抄書是我的看家本領(lǐng)（當時，拍照要兩萬法郎，哪里有這筆經(jīng)費）！上次是抄中文，這次是抄法文。一天抄十件，一個多月即可抄完。抄，核，再加上展會文案一攤事，每天只睡五小時，也跟十三年前在侯位胡同抄傅譯一樣。出國時定做的兩件襯衫，有一個紙盒，回國時正好裝了六厘米厚的抄稿。

聽了羅新璋先生的講述，首先是法國圖書館的服務讓我非常羨慕，對此去過我們的圖書館查閱文獻的朋友們都會有很深的體會；而令我更加敬佩的是法國圖書館的專業(yè)精神，我不認為他們當時收藏這些文獻已經(jīng)清楚了其研究的價值。2000年10月，國家圖書館一位副館長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征求意見，我作為院圖書館委員參加了座談。我的建議是應該收藏“民間”出版物，這位副館長給我的解釋是他們只收藏地市級以上的“內(nèi)部資料”，不知2008年國家圖書館發(fā)出《關(guān)于“非正式出版文獻”的征集函》時這位副館長是否還能想起我的提議。記得座談結(jié)束后與朋友聊起這事，我說假如我當圖書館館長，一定在圖書館門口寫上：有漢字的紙都收藏。當然這只能是假如。2002年3月20日，祝曉風用筆名啟發(fā)在《中華讀書報》刊出有關(guān)我的報道，題目是《“與新詩有關(guān)系的‘紙’我都收集”——一個學者和新詩的故事》。標題引用的是我的話，這樣表述雖然有些夸張，但基本上還是符合實際，或是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這表達的是理想，其背后的含義是對“意義”和“價值”的拒絕。所以當有朋友問我收藏詩集有什么標準時，我的回答是：標準只有一個，就是詩集。

對于羅新璋先生的講述，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地思考。講述關(guān)乎到兩種文獻，一種是原始文獻的收集和典藏，一種是原始文獻的發(fā)現(xiàn)和呈現(xiàn)。羅新璋先生歸國后將所抄文獻編譯為《巴黎公社公告集》，1978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之后還關(guān)聯(lián)著文獻的使用和研究。我在想這三者之間到底是一個什么關(guān)系，前者的意義是否一定要靠后者才能實現(xiàn)，最后者是否又更重要。如果不是這樣，為什么現(xiàn)在所見的項目大都是“××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我在前面梳理了有關(guān)史料這一概念的演變，其實與這些名詞相關(guān)聯(lián)的動詞更有意思。材料是“整”，資料和史料是“搞”，文獻是“整理”?！罢蹦繕俗蠲鞔_，“搞”也有些預設，“整理”客觀了一點，然而不管如何變化，統(tǒng)稱是“工作”，絕非是“研究”。樊駿雖然講“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tǒng)工程”，論述還是“關(guān)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我在這篇文章中使用的也是“工作”，不敢稱“研究”。

我認為，文獻工作與文獻整理應該稱之文獻研究。文學文獻研究具有獨立的價值，其意義不依靠文學研究來提升或?qū)崿F(xiàn)，反而要努力排除的是文學研究意義預設的干擾。文獻研究與文學研究同樣可以照亮文獻，但文獻自身也可以發(fā)光。文學文獻研究與文學研究是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其關(guān)系是互動的。當然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不過經(jīng)過了春種、夏長、秋收并進入了冬藏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文獻研究也確需要冷靜下來做一些思考，以便走進下一個春天。因此《當代文壇》開設專欄回顧1990年代是必要的，而我能完成此文不僅要感謝潔宇的約稿，更感謝她的督促。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