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昌武：鍥而不舍 金石可鏤
孫昌武，1937年生，遼寧營口人。1961年畢業(yè)于南開大學中文系，1979年任南開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曾任日本神戶大學、韓國嶺南大學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外國人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主攻隋唐五代文學、佛教文學與文化，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較早從事宗教與文學研究的學者，在國際宗教與文學研究領域享有盛譽。著有《柳宗元傳論》《唐代古文運動通論》《佛教與中國文學》《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禪思與詩情》《隋唐五代文化志》《柳宗元評傳》《道教與唐代文學》《中國佛教文化史》（五卷本）等25種；古籍整理有《觀世音應驗記（三種）》《祖堂集》《韓愈集》等6種；譯作有《中國詩歌原理》《中國的神話傳說和古小說》等5種；發(fā)表學術論文200余篇。
當一個人把精神追求視為第一生命，也就意味著他放棄了世間所有的利害關系和物質欲求。無論怎樣的艱險與困境，都不能動搖他心中對真理和精神價值的執(zhí)著追求。具備了這樣的執(zhí)著忘我精神，就能達到所謂“修成正果”的境界。孫昌武先生的學術人生，便是這種執(zhí)著追求到達成功彼岸經歷的真實寫照。
荊棘坎坷 艱難求索
孫昌武，祖籍遼寧營口，幼年失怙，后隨母親到北京上中學。他勤奮好學，不但閱讀了很多古今中外名著，還自學了俄語。青少年時期，他的俄語就達到了口語筆譯順暢交流的程度，中學時翻譯蘇聯作家別里科夫的作品《巴甫連柯的創(chuàng)作道路》，曾引起不小的轟動。
1956年是新中國歷史上科學技術和文化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節(jié)點。鑒于當時國際國內的各種復雜情況，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綱要（修正草案）》。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下，尊重知識、尊重文化成為當時的主流觀念。在時代發(fā)展的洪流中，滿懷讀書熱情的孫昌武考入南開大學中文系，希望在書海遨游馳騁，實現讀書興國的宏愿。
南開大學自建校起即有國文學科，并一度設有文學系。1937年組建西南聯大時，原南開大學文學系張清常、邢公畹等幾位重量級教授加盟西南聯大中文系。至1946年西南聯大解散后，南開大學正式建立獨立建制的中文系。除了引進大量著名學者加盟外，教育部特別選派魯迅研究專家李何林先生出任南開大學中文系主任。到1956年孫昌武考入南開大學時，經過院系調整的南開大學中文系已經漸入佳境，進入全盛時期。
入學后，孫昌武和很多同學一樣，滿懷熱情，躊躇滿志，很快投入緊張而充實的學習生活中。他現在還記得，那時喜歡學習的同學除了上課，課余大量時間都沉浸在圖書館的苦讀中。每當結束一天的課程和自習后，他往往和一二好友買一袋小吃，漫步于新開湖畔，分享交流一天的學習收獲，再回宿舍休息。他說這是大學時代最幸福和快樂的時光。
因為某些原因，1961年，大學畢業(yè)的孫昌武被分配至東北小城營口，任營口師范學校老師。在營口，他一待就是18年。
對于曾經滿懷熱情、憧憬美好未來的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來說，這樣的人生際遇似乎過于殘酷。盡管如此，現實并沒有改變孫昌武對于真理的執(zhí)著和對于學術的追求。
在營口師范學校完成正常教學工作的同時，他給自己制定了讀書和研究計劃，并且長年持之以恒付諸實施。那時，孫昌武全家住在窄小的平房中，冬天的墻上掛著白霜，墨水瓶中的墨水都結冰了。為了晚上的青燈攤書得以維持，妻子總要燒一盆開水，放在孫昌武腳下，讓熱氣溫暖他的身體，融化墻上的寒霜和瓶中的墨水。多年來，雖然身處難以想象的逆境，且當時的形勢又每況愈下，但孫昌武始終沒有被困難壓垮。他鍥而不舍地堅持讀書、鉆研學術的動力，正是源于他對真理的執(zhí)著和對國家社會光明前景的信心。
鎖定目標 持之以恒
學界大都了解，孫昌武的學術研究起步于以韓愈、柳宗元為代表的唐代古文運動研究，繼而擴大到唐代文學研究，再進一步發(fā)展到整個唐代文化研究。這個軌跡和走向，充分顯示出孫昌武學術視野的扎實和開闊。
孫昌武最早選擇的唐代文學專業(yè)方向定位，從大學入學不久就明確下來了。
1956年，在大學一次全系學生大會上，系主任李何林向全體學生宣講了中文系的培養(yǎng)目標和大家為此應該做好的準備。大意是說：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只培養(yǎng)學者。所以，大家要按學者的方向打造自己，早些選擇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李何林先生的話在學生中引起軒然大波。有些學生已經是小有名氣的作家，聽了這番話大失所望，有的甚至干脆退學了。而另一部分學生則大受鼓舞，躊躇滿志，準備大干一場。孫昌武屬于后者，打算走學術之路。他從中學時就讀過《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等古代文學選本，對古代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所以從那時起，他就立志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其中唐代文學又是古代文學的重要部分。從大學畢業(yè)到營口工作期間，孫昌武的主要精力在唐代文學研究方面。
1965年，孫昌武在《文史哲》發(fā)表了《司空圖〈詩品〉研究的幾個問題》。其主要觀點是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批評否定唐代司空圖《詩品》所提出的詩歌神韻意境說的唯心主義傾向，以及當時學界肯定這一詩歌主張的學術觀點。這個觀點與今天學界主流觀點相左，但回到20世紀60年代的歷史環(huán)境，顯然能夠理解。而且即便在那個時代，這篇文章在批評司空圖及其推崇者的同時，仍然對司空圖《詩品》中某些詩境的說明，及其闡明理論的形象比附方法等，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除此之外，這篇文章的重要價值，就是證明當時孫昌武在學術上已經具備了學術功底和研究能力。該文發(fā)表時，孫昌武大學畢業(yè)剛剛4年，年僅28歲。拋開文章觀點，無論是司空圖《詩品》，還是學界相關研究前沿狀況，他都了然于心。同時，他能從前沿動態(tài)中分析思考，拎出一家之言，自圓其說，并且能夠在《文史哲》這樣的學界重量級刊物發(fā)表學術觀點，更加難能可貴。在磨難中堅持追求學術理想的驚人努力，換來了成功的驗證。
1978年，改革開放春回大地，形勢的變化給孫昌武帶來了命運的改變和無限的學術希望，母校南開大學向他伸出關懷之手。在畢業(yè)18年之后，孫昌武終于回到母校任教。從此，他的學術生命歷程呈破竹之勢，厚積薄發(fā)，學術成果琳瑯滿目，澤被后世。
不斷探索 勇攀高峰
20世紀70年代后期，獲得學術新生的孫昌武把學術研究領域鎖定在以韓愈、柳宗元為首的唐代古文運動代表作家上，先后出版了若干學術專著，發(fā)表過諸多學術論文。從這些成果的內容來看，它們既各有特色，又相互支撐。尤其明顯的是，這些成果在內容上不斷完善革新，一直處于補充變化和升華中，從中能看出孫昌武對這些研究對象的不斷思考、不斷探索。
孫昌武的第一部學術力作是《柳宗元傳論》。在198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前，書中部分精華內容改寫的論文已經在國內一些重要刊物公開發(fā)表。而發(fā)表的時間基本集中在1980年前后。不難看出，從1979年調回南開大學到這些重要文章井噴式發(fā)表，僅有一年時間，他不可能在回到南開大學之后才動手寫作。符合邏輯的解釋只能是：這部洋洋40萬字的巨著，實際上是孫昌武蟄居營口時期多年苦讀鉆研的結晶之一。正是基于優(yōu)秀學者的基本素養(yǎng)，奠定了孫昌武在國內柳宗元研究領域的領先地位。20世紀80年代初，著名學者匡亞明發(fā)起編寫《中國思想家評傳》系列叢書，孫昌武受邀撰寫其中的《柳宗元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該書出版后在學界引起巨大反響?？梢?，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0世紀末這二十年間，孫昌武在柳宗元研究領域的領先地位不但沒有動搖，反而愈加強化。但孫昌武卻認為，該書中文學研究相對不足，甚為遺憾，并且希望在另一位古文運動大家韓愈研究那里得以彌補。
在深入進行韓愈研究之前，孫昌武曾出版了《唐代古文運動通論》，將韓愈、柳宗元等古文運動領袖人物的研究匯入整個唐代古文運動的研究中，由此拉開了韓愈研究的大幕。韓愈研究是孫昌武唐代古文運動研究的又一重鎮(zhèn)，他先后出版《韓愈散文藝術論》（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韓愈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初版，2013年新一版）、《韓愈詩文選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韓愈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版）。與柳宗元研究相比，孫昌武的韓愈研究似乎更偏重于藝術方面。他在《韓愈散文藝術論》“后記”中強調，《柳宗元傳論》《唐代古文運動通論》二書談藝術偏少，希望能在《韓愈散文藝術論》中得到補充，從中可以看出孫昌武在學術問題上的不懈努力和虛懷若谷的風范。
在柳宗元、韓愈和唐代古文運動研究的基礎上，孫昌武又將唐代文學研究提升擴大到整個隋唐五代文化研究。21世紀初，蕭克將軍主編百卷本《中國文化通志》。這項浩大工程包括中國文化“縱橫”兩個維度的多種角度，并且采用向國內外公開招標的方式組織編纂。當時，孫昌武雖年近古稀，仍然主動請纓，積極申報并獲批承擔《隋唐五代文化史》撰寫工作，該書于1998年隨全套通志出版。全書在總結梳理隋唐五代文化背景和特征基礎上，從教育科舉、學術、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宗教、民族關系和國際關系等方面，總結梳理隋唐五代文化的基本脈絡和總體面貌，是全面了解隋唐五代文化歷史的重要參考書，從中可見孫昌武在唐代文學與文化學術研究道路上持續(xù)不斷和逐步深入的學術追求與研究。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改革開放為古代文學研究帶來了重大轉變和無限生機。此前機械唯物論和階級斗爭學說體系為古代文學研究設下的眾多障礙不斷清除，代之以歷史文化學及文學本身的研究視角。孫昌武就是這個時代進步潮流中的代表性學者之一。
另辟蹊徑 精益求精
應該說，能夠代表孫昌武學術成就，奠定其國際學術影響力和學術地位的，還是他的佛教文學與文化研究，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達到了極致的境界。他為此曾遭遇過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也付出了極為艱辛的努力。在1949年之后的大陸學界，佛教與古代文學關系的研究基本處于空白狀態(tài)。1979年孫昌武回南開大學任教，正是佛教文化與古代文學關系研究剛剛起步之時。他及時抓住了這個機遇，成為國內最早一批從古代文學研究轉向佛教文化與文學關系研究的學者。
孫昌武對佛教與文學關系的興趣，產生于思考古代文學研究過程之中。此前他在研究韓愈和柳宗元兩位人物時，一直都在強調他們與佛教對立的“辟佛”一面。但在對兩位作家進行深入研究的過程中，孫昌武發(fā)現，無論是他們的文字作品表述，還是行為本身，都很難說與佛教是水火不容的關系。他在《柳宗元傳論》一書中，實際上已經充分肯定和論證了柳宗元思想中的儒釋統(tǒng)合問題。如果說這個論斷主要基于思想層面的話，那么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孫昌武則花大氣力從佛教文化與文學的關系上來研究唐代文學及整個中國文學。隨著研究的推進，他發(fā)表了一系列關于佛教與文學關系的重要學術論文，如《王維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佛教信仰》（《文學遺產》1981年第2期）、《唐代古文運動與佛教》（《文學遺產》1982年第3期）、《關于中國古典文學中佛教影響的研究》（《文學遺產》1987年第4期））等。這些論文已經基本奠定了他在佛教文化與古代文學關系研究中的專家和權威地位。但他仍然不滿足既有的成績，還花費更大的氣力把佛經佛典搞透，進而更加深入地研究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學的關系。
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舉辦了一個佛學講習班，主要請老一輩佛教學者（主要有黃心川、巫白慧、虞愚等著名佛學專家）為中青年佛教學者和大專院校教師授課。孫昌武聽到這個消息時，班上授課已經過半，但他還是積極報名參加聽課。這個班每周六上午八點半開課，那時京津之間沒有高鐵，快車也要兩個多小時。聽課這天，已經46歲的孫昌武需要早上五點多趕最早班公交車到天津站，再趕最早一班火車。八點多到北京站下車后，他需要一溜小跑趕到建國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教室，才能不遲到。在班上，孫昌武主要聽了近代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弟子、精通法相唯識之學的虞愚先生所講的《因明入正理論》和《百法因明論》。這次學習讓孫昌武眼界大開，收獲頗豐，他認為是虞愚先生的授課和點撥使他真正進入了佛學大門。這尤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研究佛教和佛教學術重點要放在準確理解名相即佛教概念；二是要關注佛教部派的劃分及其教理的基本內容、特點等基礎知識。盡管師從虞愚先生的時間不長，但虞先生卻是真正指點迷津，把孫昌武引向學習佛學正路和入門的導師。這個學習過程也充分體現了孫昌武孜孜以求、永無止境的求學精神。
可以說，這次講習班學習是孫昌武從事佛教文化與文學關系研究的一個轉折點，由此形成了自己獨立的佛學態(tài)度和治學理念：一是把佛學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對象，而不是自身去信奉實踐的宗教信仰；二是始終把佛教的中國化作為佛教文化與文學關系研究的底線和基礎。從此開始，孫昌武出版發(fā)表了大量佛教與中國文學研究論著，把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學研究推向了高潮。
孫昌武從中國佛教文學與文化的普及性研究起步，在對佛教文化進行了整體性的概括、梳理和描述后，將研究視野拓展得更為廣闊。《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是孫昌武較早期的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學研究成果，他擷取了維摩與觀音這兩位大乘佛教中影響面最廣、知名度最大、接受最為普遍的菩薩，從民眾信仰的獨特角度出發(fā)，總結梳理中國士大夫佛教與世俗佛教兩個相互聯系又相互區(qū)別的佛教信仰體系，為學界的中國佛教與文學研究奠定了一塊重要的開創(chuàng)性基石。
除了對佛教與中國文學的關系作出一般性描述外，孫昌武的另一個核心學術思想是探討禪宗思想與古代文學之間的交互關系。他是國內學界首位提出“禪文學”概念的學者，對禪宗影響作出了全新評價。《禪思與詩情》（中華書局1997年版，2006年增訂版）即是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研究向縱深發(fā)展的一個例證?！岸U思”指禪宗史上從東山法門到南禪宗、洪州禪、分燈禪的思想演變軌跡，“詩情”是指詩歌史上的盛唐詩、中唐詩、晚唐至五代詩、北宋詩的文學演變過程。孫昌武通過大量事例分析，探討說明二者之間禪史與詩史、思想與情感的互動邏輯關聯，進而發(fā)現總結佛教與文學之間的有機關聯。該書角度新穎，論證縝密深入，是學界佛教與文學研究的重大成果。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馬奔騰認為：“孫昌武對中國禪宗的發(fā)展，禪文學的發(fā)展，禪宗對詩歌、詩人的影響三個方面進行‘描述’，這些問題看似都已為很多人涉及過，但孫先生的研究論述精深，發(fā)人之未見，更令人信服?！?/p>
此后，孫昌武并未停下佛學研究的腳步。經過近30年孜孜以求的鉆研，孫昌武對于佛教在中國文化傳承發(fā)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更加深入的體會和認識。2010年，長達180萬字的皇皇巨著《中國佛教文化史》五卷本問世，這套叢書正是孫昌武多年來對中國佛教文化深入研究的結晶。
在孫昌武看來，之所以要將中國佛教文化作為一個獨立整體加以系統(tǒng)研究，固然是由于佛教在與中華文化長期相互磨合、相互交融的基礎上，逐漸形成體大思精的中國佛教文化，并構成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三大支柱之一所致。更重要的一層原因在于：盡管信仰是宗教的核心，但是在具有濃厚理性精神和人本觀念的中國傳統(tǒng)中，佛教文化本身已超越了純粹的信仰意義，取得了獨立的價值和意義?；谶@樣一種深思熟慮的文化信念，孫昌武提出了一個精辟的觀點：“中國佛教的核心和特色不在其信仰層面，而在于其文化層面?！边@個高屋建瓴的深刻論斷，準確概括出該書的全部立論基礎，更重要的是，其為人們正確認識中國佛教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學視角，并把學界的佛教文化研究提升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水到渠成 如魚得水
作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佛教文化與文學研究破冰方隊的領軍人物之一，孫昌武在該領域作出的杰出貢獻為學界所共識；同時他也能夠與國際同行對話，是世界漢學領域屈指可數的杰出中國學者之一。
艱苦的環(huán)境錘煉了孫昌武堅毅的品格，更堅定了他求知的治學態(tài)度。在多年的學術研究中，他深刻認識到做好學術研究必須熟練地掌握外語，這既能更好地與國外同行交流，也能推動中國學術“走出去”。多年來，孫昌武一直十分注重外語學習，他在早年熟練地用俄語進行會話閱讀和翻譯的基礎上，又自學了英語和日語（閱讀翻譯）。外語方面的苦讀和積累，使他在學術研究中如魚得水般地與國外同行交流，成為出類拔萃的國際型學者。
機會是為有備而來者準備的禮物。外語為孫昌武插上了翱翔學術天空的翅膀，使他能夠自由地在國際學界飛翔馳騁。1984年，孫昌武以中國大學教授身份，赴日本神戶大學任教，1986年結束訪學回國。兩年間，孫昌武除了正常的教學工作外，又以他扎實雄厚的學術積累和外語能力，打開了與國際學術同行交流接軌的大門。在此期間，他不但與國際漢學、中國學領域的外國學術同行進行學術交流，結識諸多國際同行，建立廣泛的國際學術聯系，并且代表中國學界多次參與出席重要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為中國學術尤其是中國佛教文化和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不僅如此，孫昌武還不遺余力地為國內學者的對外學術交流提供了大量幫助，促成了很多中國學生和學者的對外學術交流事項。1993年，孫昌武應邀到韓國嶺南大學任教，獲得高度贊譽。1995年，韓國高麗大學又邀請他去該校任教。孫昌武在與該校進行溝通后，竟然把這個機會讓給了筆者，讓筆者有幸赴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任教一年。據現中國佛教協會副主席、北京大學東語系教授湛如介紹，他在20世紀90年代赴日本留學前，曾專程拜訪孫昌武。孫先生向他介紹了很多日本漢學學者，尤其是佛教研究領域的重要專家，為湛如在日本的學習交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幫助。
筆者和孫昌武已經結識30多年，以筆者對他的了解，從20世紀50年代到今天大約70年的人生歷程中，孫昌武先生除了學術，好像什么也沒做過。他幾乎沒有其他嗜好，甚至缺乏起碼的生活自理能力。1993年，受邀去韓國嶺南大學任教時，因為孫先生不會做飯，生活沒人照顧，校方只好派專人來負責孫先生的飲食起居。嘗到這個苦頭，校方很快緊急辦理孫昌武的夫人高老師赴韓事宜，這才解決了這個難題。
俗話說“有舍有得”，孫昌武在其他方面的放棄之“舍”，換來的恰是學術領域的驚人之“得”?！板浂簧?，金石可鏤”正是對孫昌武先生學術人生的精準概括和真實寫照。
（作者系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