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子夜》：成書前的文獻譜系還原
原標題：從實業(yè)與金融，到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子夜》成書前的文獻譜系還原
茅盾對《子夜》的內容曾有過許多概括。例如為《茅盾選集》寫的《自序》中說：“這一部小說寫的是三個方面：買辦金融資本家，反動的工業(yè)資本家，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2]又如為重印《子夜》寫的《再來補充幾句》中，說法與之相近：“這本書寫了三個方面：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者與工人群眾。”[3]這兩處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的說明，對“革命運動者”“工人群眾”一字未易，卻對吳、趙兩派使用了略有差別的表述詞句。金融家與買辦階級、工業(yè)家與民族資產階級，這細微的表述差別背后，究竟有怎樣的不同著眼點？那小說創(chuàng)作最初的表述是什么，又經歷了什么樣的轉換，其間受過何種因素影響？
關于瞿秋白對《子夜》寫作的影響，早已為學界普遍注意到。眾多研究不僅試圖揭示茅盾與瞿秋白的觀念差異[4]，而且嘗試將政治家瞿秋白和文學家瞿秋白的內在差異也呈現(xiàn)出來[5]。然而絕少有研究能夠準確還原茅盾在受瞿秋白影響之前的自身創(chuàng)作意圖，也難以在現(xiàn)存各種版本的《子夜》中有效區(qū)分哪些內容是受瞿秋白影響而創(chuàng)作，哪些內容更多地保留了茅盾自己原有的創(chuàng)作思路。
對《子夜》既有的版本學研究[6]，更多關注初版本之后的各種版本演變[7]。鑒于現(xiàn)存各種版本的《子夜》都是茅盾接受瞿秋白建議改寫之后的產物，很難從《子夜》成書后的各種版本中尋找上述問題的答案。那么在《子夜》以單行本正式出版之前，零散發(fā)表在報刊上的個別章節(jié)，不同時段完成的小說手稿和寫作大綱，以及《提要》和最初的構想“記事珠”等，就為探尋茅盾創(chuàng)作本意和瞿秋白指導意見的差異，以及茅盾寫作過程中的重心轉移與表述轉換，提供了一系列文獻譜系，可從中尋找最基本的文獻證據。
一、小說前四章手稿中遺留的“前瞿”表述
盡管茅盾本人后來的回憶錄并不一定完全可靠，尤其不能作為作者最初意圖的唯一有效說明，但一些原始文獻的存留還是可以印證作者的某些說法。據茅盾回憶錄稱，1931年4月下旬他和夫人孔德芷去看望瞿秋白夫婦，告訴瞿秋白“現(xiàn)正在寫長篇小說，已草成四章，并把前數(shù)章的情節(jié)告訴他”。“過了兩天，記得是一個星期日”，茅盾“帶了原稿和各章大綱和德芷又去，時在午后一時。秋白邊看原稿，邊說他對這幾章及整個大綱的意見，直到六時。”之后瞿秋白在茅盾家住了一兩個星期，“那時天天談《子夜》”。瞿秋白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甚至包括細節(jié)，“原稿上寫吳蓀甫坐的轎車是福特牌，因為那時上海通行福特。秋白認為像吳蓀甫那樣的大資本家應當坐更高級的轎車，他建議改為雪鐵龍”[8]。經瞿秋白的指導，茅盾對已寫成的前四章做了一些修改，并重新寫了后面幾章的大綱，后面相應的章節(jié)也按照新大綱來寫作。
核對1933年開明書店的《子夜》初版本，即可發(fā)現(xiàn)茅盾已據瞿秋白意見將第一章開篇處吳蓀甫的轎車改為了“雪鐵籠”[9]。然而，現(xiàn)存茅盾手稿中第一章開篇處吳蓀甫的轎車仍為“福特”。據此細節(jié)，對《子夜》成書譜系進行詳實考證的漢學家馮鐵發(fā)現(xiàn)，現(xiàn)存手稿的前四章，正是未經瞿秋白建議修改的原寫作稿[10]，不同于后面幾章手稿，未受瞿秋白意見影響。
在后面的章節(jié)中，瞿秋白建議“改變吳蓀甫、趙伯韜兩大集團最后握手言和的結尾，改為一勝一敗。這樣更能強烈地突出工業(yè)資本家斗不過金融買辦資本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沒有出路的”[11]。茅盾按瞿秋白的意見修改后，吳趙之間關系，徹底地變成了絕然對立，并從工業(yè)家與金融家的關系，上升成為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的關系，以此來探討中國是否能夠成功發(fā)展資本主義的社會性質與革命性質問題。而在茅盾的前四章手稿中，卻留下了許多關于實業(yè)與金融的“前瞿”表述：
手稿第一章結尾處，吳老太爺昏厥將死，吳蓀甫、杜竹齋等家人親屬擠在小客廳里忙亂。張素素問經濟學教授李玉亭：“你看我們這社會到底是怎樣的社會？”李玉亭回答：“這倒難以說定?？墒悄阒灰纯催@兒的小客廳，就得了解答。這里面有一位金融界的大亨，又有一位工業(yè)界的巨頭；這小客廳就是中國社會的縮影。”當然，兩人承認小客廳里和內地還有無數(shù)“一到了上海就也要斷氣”的吳老太爺們。手稿上這段對話，是對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種認識。有趣的是，小客廳里的“金融界大亨”，不是趙伯韜，而是吳蓀甫的姐夫杜竹齋，并非買辦，也沒有美國后臺“托辣斯”老板?？梢娦≌f中實業(yè)與金融的對峙關系，比吳趙二人的私人恩怨更具有普遍性。而這種普遍性并不必然體現(xiàn)為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的分野，更多地體現(xiàn)為實體經濟與金融行業(yè)的差異。在瞿秋白提出建議前已經寫成的小說第一章手稿中，茅盾就用金融與工業(yè)作為“中國社會的縮影”，并且到正式成書后也未刪改，遺留了兩人認識中國社會的視角差異。
第二章手稿中吳蓀甫聽到廠里怠工的消息后，抱怨實業(yè)經營之難與金融發(fā)跡之易：“開什么廠！真是淘氣！當初為什么不辦銀行？憑我這資本，這精神，辦銀行該不至于落在人家后面罷？現(xiàn)在聲勢浩大的上海銀行開辦的時候不過十萬塊錢，……”而另一位絲廠老板朱吟秋，則在憂慮如何向銀行續(xù)借貸款，忿忿地說：“從去年以來，上海一埠是現(xiàn)銀過剩。銀根并不緊。然而金融界只曉得做公債，做地皮，一千萬，兩千萬，手面闊得很！碰到我們廠家一時周轉不來，想去做十萬八萬的押款呀，那就簡直像是要了他們的性命；條件的苛刻，真教人生氣！”第三章手稿中火柴廠老板周仲偉也說，“金融界看見我們這伙開廠的一上門，眉頭就皺緊了。但這也難怪。他們把資本運用到交易所公債市場，一天工夫賺進十萬八千，真是稀松平?！盵12]?！敖鹑诳辙D”自身獲利，而未使資本有效投資實業(yè)[13]，成為這些“前瞿”表述的核心。茅盾此時的著眼點，更多地還是在中國經濟中。
小說第二、三章借吳老太爺辦喪事之際，將各方勢力都集中到了吳府。各色人等的交談與密謀，已經構成了整部小說的總體框架。手稿中這兩章除了借眾人之口寫公債受戰(zhàn)事消息影響及金融界三巨頭密謀投機外，還極言工業(yè)的困局：“工人要加工錢，外洋銷路受日本絲的競爭，本國捐稅太重，金融界對于放款又不肯通融！”[14]如此的實業(yè)困局，既不是將來被吳蓀甫的益中公司吞并了就能解決的，自然也不是再被趙伯韜的“工業(yè)托辣斯”或其他外國銀行兼并了就不會存在。
除了金融投機造成實業(yè)資金困難之外，前四章手稿還寫了金融資本支配工業(yè)業(yè)。第三章吳蓀甫叫杜竹齋不要催債反而放債套取抵押品，以擠垮朱吟秋周轉不靈的絲廠。借金融業(yè)來吞并實業(yè)，正是吳蓀甫“大計畫”的意圖所在。而實業(yè)家孫吉仁、王和甫拉吳蓀甫欲辦銀團經營長途汽車、礦山等企業(yè)，“開頭辦的時候，手段還得圓活些”[15]。圓活手段實際上就是自組金融機構到公債市場去投機或“套利”[16]。吳蓀甫集團積極參與金融投機，利用金融業(yè)支配工業(yè)資本，和趙伯韜集團以及其陰謀制造的“工業(yè)托辣斯”，實在并無二致。真正構成對立的，其實是實業(yè)與金融，而不一定非得是吳蓀甫和趙伯韜，也可以是“吳伯韜”和“趙蓀甫”。
第四章寫農民暴動，而瞿秋白“談得最多的是寫農民暴動的一章”，但茅盾并未按照瞿秋白的意見改寫這一章，只做了保留。在《子夜》單行本出版前，1932年6月和7月，茅盾曾將第二章和第四章分別以《火山上》和《騷動》的題名，單獨發(fā)表在新創(chuàng)刊的《文學月報》上，署名“茅盾”[17]。單獨發(fā)表的這兩章，與手稿相比，用字略有不同[18]；與1933年開明書店版單行本《子夜》相比，文字也有極個別差異。由此可見，1932年夏單獨發(fā)表的章節(jié)，是茅盾對現(xiàn)存手稿修改后的產物，到《子夜》單行本出版之前，可能又再次修改。而原欲以《夕陽》為題在1932年1月《小說月報》上發(fā)表的第一章，因“一?二八”戰(zhàn)火，連刊物帶謄錄稿一起都隨商務印書館總廠焚毀，未得存世。原本打算單獨發(fā)表的第一章中，到底有多少接受瞿秋白建議后的修改，也就無據可查了。而前四章手稿與1933年《子夜》初版本對比后可以發(fā)現(xiàn)，雖有異文，數(shù)量卻極少，且全都無關宏旨[20]?？梢娒┒芙邮荟那锇捉ㄗh后，對前四章的修改其實非常有限。
小說前四章手稿中殘留的大量信息顯示，茅盾受瞿秋白影響前，更著意呈現(xiàn)實業(yè)與金融的沖突，甚至為此打破吳趙兩派壁壘，而非將兩派矛盾固化為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的斗爭。
二、最初構想“都市三部曲”中的實業(yè)與金融
既然在未受瞿秋白影響的小說前四章手稿中，茅盾原本意圖是呈現(xiàn)實業(yè)與金融的沖突，那么茅盾這樣的構想最初始于何時，是否從來如此？盡管茅盾在《子夜》初版后記中說“右《子夜》十九章，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脫稿”，但最初的構想與創(chuàng)作準備，早在1930年就開始了。
1930年4月，茅盾從日本回到上海，常去表叔盧鑒泉的公館晤談[21]?！氨R公館的客人中除銀行家外，也有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他們中有開工廠的，有銀行家，有公務員，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中投機的”[22]。1930年秋，茅盾因眼病等原因不能寫小說，他的“日常課程就變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里發(fā)狂地做空頭，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辦什么廠，看人家……”[23]他感受到“流在都市中的資金不但不能促進生產的發(fā)展，反而增添了市場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資金并未投入生產方面，而是投入投機市場”[24]。
《子夜》最初構想的龐大，遠非成稿可比，乃是一部都市與農村的“交響曲”。其中僅都市部分，就已設計了“都市三部曲”——《棉紗》《證券》《標金》，較今之《子夜》仍遠為龐大；但其中的農村部分并未詳細設計。最終，茅盾放棄了都市農村“交響曲”的計劃，而寫出了都市方面的《子夜》，與鄉(xiāng)鎮(zhèn)及農村的《林家鋪子》《春蠶》等不同層面的小說，后又接續(xù)了《秋收》與《殘冬》，倒非一開始就有意寫“農村三部曲”[25]。
而茅盾署名“蒲劍”的《記事珠A——棉紗》《記事珠B——證券》和《記事珠C——標金》，手跡至今存留[26]。這三篇以“記事珠”命名的文獻寫于1930年10月，茅盾稱之為“初步的提綱”，或許是《子夜》創(chuàng)作意圖最早的遺證：
《記事珠A——棉紗》欲寫中國紡織業(yè)從一戰(zhàn)時期獲得發(fā)展，到農村破產，再到與日本紡織業(yè)的激烈競爭中失敗。其中設計了罷工女領袖被離間，和其他紗廠競爭者煽動罷工的情節(jié)[27]。《棉紗》中紗廠廠主雄心大減，其弟卻“看準了中國金融資本之發(fā)展的一幕，勸他哥哥去開銀行”[28]。顯示了實業(yè)的困境與金融的進路。
《記事珠B——證券》手跡中，“表現(xiàn)之主要點”為：“官僚、地主、失敗后的工業(yè)家，都將他們的積累的資本來開銀行，辦交易所，造成了金融資本的堡壘（財閥）”，“和政府勾結，墊款，承銷公債，自己發(fā)財”，“吸收了小資產階級的儲蓄，又向外國銀行借款來做政府的墊款”，最根本的是“剩余資本不做生產事業(yè)而以金融資本的形式來營利”[29]。《證券》設計了兩人被交易所金融家愚弄以致喪盡所有，仇人又聯(lián)合起來開銀行的情節(jié)。留學歸來的工程師變賣家產欲開工廠而招股碰壁，無法從銀行獲得借款，反被銀行總司庫勸說“有錢還是做公債買賣較可靠，沒有人信任什么工業(yè)的”[30]，最終在紐約的股票暴落風潮中破產而成失心瘋。在《證券》的構想中，實業(yè)與金融對立的情形已經初步顯現(xiàn)。
《記事珠C——標金》中的“金融資本只做了軍閥的賬房，不能調節(jié)中國工業(yè)”的概括，正是指《證券》中提到的政府借款和對政府公債的投機，占用了大量銀行款項，而工業(yè)發(fā)展則因貸款難獲而流動困難。故事欲寫“中國金融資本的得利及工商業(yè)之倒閉”：一方面“中國金融資本家”“完全是買辦階級化身”；另一方面“中國的工業(yè)家也難以自存”[31]。中國以白銀為貨幣，因金貴銀賤，火柴廠進口原料騰貴，將廠抵押給外國銀行。金融家卻勸廠主得現(xiàn)款做金子生意。其中廠主父親初到上海就被氣暈的情節(jié)，在后來小說手稿寫作時仍然保留，成為吳老太爺故事的最初來源。后來小說中吳蓀甫、周仲偉等實業(yè)家最終的押廠企圖，早在茅盾構思之初就已設計到。
計劃中的“都市三部曲”，尚未出現(xiàn)統(tǒng)一的故事與主人公。盡管紗廠廠主的弟弟就是財閥銀行的總司庫，也是火柴廠老板的表兄弟，但始終未見吳蓀甫那樣的形象。更重要的是，“都市三部曲”一部《棉紗》主寫工業(yè)，一部《證券》主寫金融，最后一部《標金》將兩方面對寫。金融和實業(yè)是作者有意設計的一種對立關系，尤其突出了金融資本不能促進實業(yè)反增其困難的尖銳沖突。這三個“記事珠”中實業(yè)與金融的沖突，顯然保留了茅盾最初的創(chuàng)作視角。
而一旦將瞿秋白強調的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的階級視角，還原為實業(yè)與金融的經濟視角之后，需要探尋的就是茅盾原本究竟打算如何以實業(yè)與金融的視角來呈現(xiàn)1930年的中國社會全景。
三、《提要》中的投機交鋒與兩派同質
茅盾在完成上述“初步的提綱”后，“覺得這種形式不理想”，“擱下了這個計劃”。眼病第二次發(fā)作后經歷了三個月的休息，其間重新考察中國工業(yè)尤其是絲織業(yè)和火柴工業(yè)。之后“重新構思寫出了一個《提要》和一個簡單的提綱”，眼愈后“又據此提綱寫出了約有若干冊的詳細的分章大綱”，但“這些大綱都丟失了”，“《提要》卻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32]。
這份《提要》首先設計了“兩大資產階級的團體”：“吳蓀甫為主要人物之工業(yè)資本家團體”（包含周仲偉、朱吟秋等）和“趙伯韜為主要人物之銀行資本家團體”（包括韓孟翔、杜竹齋等）。在介紹“工業(yè)資本家方面與帝國主義的關系”時，又說“吳蓀甫后來也要和英國銀行家發(fā)生關系”；在介紹“銀行資本家方面與帝國主義的關系”時，說“趙伯韜的后臺老板是美國人。他是銀行買辦”。似乎體現(xiàn)了記事珠《標金》中所謂“中國金融資本家”“完全是買辦階級化身”，同時“中國的工業(yè)家也難以自存”的認識。但《提要》卻又提到了“在此兩大資產階級團體之外獨立者”——“買辦階級：軍火買辦，外國銀行之買辦”[33]。由此可見，至少在茅盾撰寫《提要》時，雖然被定位于“銀行買辦”，但“趙伯韜為主要人物之銀行資本家團體”與所謂“買辦階級：軍火買辦，外國銀行之買辦”仍是兩個不同的團體。《提要》對作品中兩種金融家身份的不同表述，已經顯現(xiàn)出其創(chuàng)作意圖一再變化。至今仍有學者對《子夜》中“趙伯韜的身份角色”存疑[34]。
在《提要》中，茅盾設想的小說題名為《夕陽》，另外還有兩個名字“《燎原》or《野火》”。而“總結構之發(fā)展”共分五部分：
一、“工業(yè)資本家方面之有力者謀組織一銀團，一面抵抗銀行資本家趙伯韜等之壓迫，另一方面則謀吞并工業(yè)資本家之實力薄弱者”。
二、工業(yè)資本家集團陷于多面苦斗。
三、“政治上的與交易所中之種種陰謀”。
四、“謀倒趙者以交易所為戰(zhàn)場；謀倒吳者以工廠為戰(zhàn)場，謀利用勞動者。于此造成了勞動者的第三次罷工”?！坝诖藭r趙吳皆有同歸于盡之勢”。
五、“長沙陷落，促成了此兩派之團結，共謀抵抗無產革命。然兩面都心情陰暗?！眱膳稍趶]山牯嶺相會，韓孟翔吟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35]
其中第一條工業(yè)家組織的銀團本身，也是金融支配實業(yè)的體現(xiàn)。這條設計直到小說手稿第三章中仍有呈現(xiàn)，吳蓀甫密謀杜竹齋套取朱吟秋絲廠的抵押品，正與趙伯韜的手段相同，呈現(xiàn)了吳趙兩派的同質化。而“總結構之發(fā)展”第五條所設計的兩派合作結局，與瞿秋白關于民族資產階級無法戰(zhàn)勝買辦的建議完全不同，在后來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已被改寫。
而該《提要》與后來《子夜》最大的不同，則在于“交易所中”兩集團的較量。《提要》詳寫了幾次交易所斗爭，吳趙第一次聯(lián)手做多頭買漲，“但其后趙即單獨放空?！钡诙谓讳h，“吳得雷參謀之密電，知隴海線上中央軍形勢又利，轉做多頭（陸匡時即為吳之經紀人），狠狠的擠了趙一下?！钡谌谓讳h吳趙各有勝敗，“濟南失陷的消息，吳先一日得到，則又大放空。趙幾為所倒?！迸c后來的小說相反，《提要》中交易所斗法吳蓀甫屢次獲勝，最終也并沒有大敗。吳的姐夫杜竹齋“在工業(yè)資本團與銀行資本團突尖銳化之時，他守了中立”，沒有背叛吳。吳蓀甫是在“既以武力解決占據廠內之工人后即赴避暑地”的，沒有像后來小說中那樣自殺未遂后逃走，《提要》中逃走的是吳蓀甫的經紀人陸匡時。吳先后兩次令陸匡時作空頭，表面上與做多頭的趙伯韜公開對抗，實際上吳自己暗中補進，并在“交易所最后勝利之時（其實他并無多大錢賺進，因為虧空亦甚大也）”[36]，與徐曼麗同往牯嶺。簡言之，《提要》里是吳蓀甫而非趙伯韜取得了交易所斗爭的最終勝利。
非常明顯的是，《提要》中無論是“后來也要和英國銀行家發(fā)生關系”的工業(yè)家吳蓀甫，還是“后臺老板是美國人”的銀行家趙伯韜，都將大筆資金用于金融投機。而工業(yè)發(fā)展則在“為趙派所鼓起”的罷工中，最終走向“武力解決，暫時停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總結構之發(fā)展”中，并不是在公債市場上讓吳派落敗趙派也落?。ㄊ聦嵣隙囝^與空頭不太可能同歸于盡），而所謂的“同歸于盡之勢”是讓工業(yè)家在銀行家唆使的罷工中損失，讓銀行家在同工業(yè)家的投機交鋒中“大失敗”?！短嵋分械亩贩ㄅc合流，始終難見吳、趙之間的本質區(qū)別[37]，反而都在對方的領域戰(zhàn)勝對手。在金融市場上兩大集團都成了各自利益的角逐者，早已不是實業(yè)與金融的代表，呈現(xiàn)為同質性的派系對立?！短嵋分蛔治刺崦褡遒Y產階級企圖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來救國，甚至連“民族”二字也從未出現(xiàn)。反倒是“記事珠”《證券》中提到過的“剩余資本不做生產實業(yè)而以金融資本的形式來營利”，成了《提要》對吳趙兩派共同的描述方式。
四、新大綱及對應小說章節(jié)中的瞿秋白影響
如果說實業(yè)與金融是茅盾最初的著眼點，經歷了表述轉換后才演變?yōu)槊褡遒Y產階級與買辦，那么小說所寫的第三方面即“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與茅盾所構想的金融和實業(yè)之間構成了什么樣的關系？小說在成書過程中經歷了重心轉移之后，三者之間原本的關系又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
按照《提要》和舊大綱寫出小說前四章手稿后，經1931年4月瞿秋白的指導，茅盾改變了吳趙斗爭的結局，并最終“把原定的計劃再次縮小，又重新改寫了分章大綱，這一次是只寫都市而不再正面寫農村了。但已寫好的第四章不忍割舍，還是保留了下來，以至成為全書中的游離部分。這個新的分章大綱比前一個分章大綱簡單多了，現(xiàn)在還保存著其中的一部分”[38]。與前四章手稿不同，新大綱（現(xiàn)存大綱）及其所對應的后幾章手稿中，受到瞿秋白影響較為明顯。
除了農民暴動之外，瞿秋白“也談到后來的工人罷工。寫農民暴動的一章沒有提到土地革命，寫工人罷工，就大綱看，第三次罷工由趙伯韜挑動起來也不合理，把工人階級的覺悟降低了”[39]。顯然，作為革命者的瞿秋白，最關心的并非金融與實業(yè)之間的沖突，而更關注階級層面的問題，尤其是農民暴動的革命性和工人罷工的覺悟問題。在政治家瞿秋白看來如此重要的兩個問題，卻在茅盾的前四章手稿和全書原大綱中嚴重缺失，正顯示了茅盾此前的創(chuàng)作重心并不完全是階級問題。
小說前四章寫成后，茅盾經瞿秋白建議后所寫的“新的分章大綱”，并無第一至六章的部分；茅盾回憶說見瞿秋白時小說“已草成四章”，而現(xiàn)存小說手稿的第五章開頭和第四章結尾是寫在同一張稿紙上的[40]。因此也就無法確定第五、六章小說寫成的準確時間究竟是在兩人見面之前還是之后。第五、六章小說內容究竟是否受過瞿秋白影響，也不得而知。
而存世的大綱中，第七至九章十分簡略，與后面幾章大綱的格式有細微差異，兩部分大綱不一定是同一時期完成的[41]，但顯然都不是原來那份“約有若干冊的詳細的分章大綱”。
現(xiàn)存大綱中第十章以后的部分相對詳細。盡管茅盾已經接受瞿秋白的建議，更多地使用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等表述，但在一些關于經濟活動的書寫中，還是能夠看到實業(yè)與金融的對立。第十二章大綱結尾處，用另一種粗筆字跡，補寫了益中公司遭受儲戶擠兌影響資金流動。這說明益中是混業(yè)經營，即工業(yè)流動資金與金融投機甚至儲戶存款共同使用總資產[42]。在內部資金使用上，實業(yè)與金融投機及存儲之間形成了的對立關系[43]。而大綱第十六章“主要點”則是“蓀甫他們辦企業(yè)的狂熱一過而趨于萎靡；他們不想再擴充而只求維持現(xiàn)狀；他們把資本移用在公債”[44]。益中公司不愿出資幫忙周仲偉的火柴廠，而要集中資金全力投機公債。實業(yè)和金融的對立，并不單一地對應著吳趙兩派的對立，也成為吳蓀甫等一群人內部的沖突。
而現(xiàn)存大綱的后半部分，更多地體現(xiàn)了瞿秋白建議的影響。從小說一開始，益中公司、公債投機、工廠罷工三條戰(zhàn)線就始終并行，罷工問題只占其一。然而現(xiàn)存大綱后幾章的序號涂改情況則改變了這種安排。這部份大綱原來是從第十章到十六章就結束。經修改，將原來頗長的第十三章分為了三部分，相當于各為一章（即第十三、十四、十五章）；將原來的第十四章標題序號用粗筆涂改為第十六章；將原來的第十五章改為第十七、十八兩章；將原來的第十六章標題序號涂改為第十九章。而對章節(jié)劃分的如此改動，最明顯的效果就是把原本已經詳寫裕華絲廠罷工的第十三章，更大地擴充成了三個章。在大綱重新劃分的這三章結尾空白處，還補列了從罷工領袖、女工到工賊、走狗的22個工廠內不同角色名單[45]。可見罷工運動在大綱修訂過程中被逐步突出。
而突出罷工運動在小說內容中所占的比重，無疑會使原名“夕陽”（In Twilight）的小說描繪重心發(fā)生偏移，從一部同時寫吳蓀甫集團三條戰(zhàn)線的“現(xiàn)代中國變革傳奇”（a Romance of Modern China in Transition），或另一最初英文題名所設想的“中國實業(yè)化的故事”（a Novel of Industrialized China）[46]，向一部資本家與工人斗爭的階級問題記錄傾斜[47]。
盡管茅盾已經按照瞿秋白的建議改寫結局，但瞿秋白在小說成書后仍嫌這個結尾太短，還希望能在再多加些有關罷工的內容。在1933年8月13、14日的《中華日報?小貢獻》上，瞿秋白以“施蒂爾”的筆名發(fā)表《讀〈子夜〉》。在肯定了《子夜》的價值并詳述了理由后，瞿秋白提出五點意見，其中最后一條也是整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話：“在《子夜》的收筆，我老是感覺得太突然，我想假使作者從吳蓀甫宣布‘停工’上，再寫一段工人的罷工和示威，這不但可挽回在意識上的歪曲，同時更可增加《子夜》的影響與力量?！盵48]瞿秋白不同意小說中吳蓀甫和屠維岳最終戰(zhàn)勝罷工的設計，認為應該更突出吳蓀甫被工人罷工所打敗，而不僅僅是敗于金融投機。瞿秋白雖與“托派”/“取消派”對中國社會性質看法不同[49]，但還是希望小說不僅突出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之間的矛盾，也要將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一起凸顯出來。這種階級矛盾式的解讀，無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與原作者的表述達成契合，都注定成為后來理解《子夜》的最主要路徑。
然而，茅盾在后來的一系列回憶中，認為“寫得最不順手的是關于工廠罷工斗爭的部分”，并承認“這幾章的大綱”“就二易其稿”，“但這些章節(jié)仍然是全書中寫得最不成功的?！盵50]茅盾還說他是按照瞿秋白的要求，改寫了《子夜》當中工人罷工的盲動主義。而且瞿秋白還希望他能夠描繪農村的暴動與土地革命，但茅盾自稱“關于農民暴動，由于我當時連間接的材料都沒有，所以沒有按秋白的意見修改，而只是保留了游離于全書之外的第四章”[51]。在受瞿秋白影響之余，茅盾對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的理解與關注焦點，仍與瞿秋白存在不止一處的差異。
另一方面，《提要》中吳蓀甫在交易所斗法中曾利用軍事消息先“狠狠的擠了趙一下”，后又使“趙幾為所倒”。到新大綱和對應章節(jié)中則恰好相反，吳趙幾乎完全易位，吳蓀甫每次均被趙伯韜暗算，被困資金越來越多。以致出頂益中公司，挪用了益中儲戶的存款，并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且欲抵押絲廠卻最終未果。甚至小說的結局也不再是《提要》中原來設想的樣子。吳蓀甫在公債市場的決戰(zhàn)中因杜竹齋的趁火打劫而大敗，自殺未遂最終逃跑。作為吳蓀甫姐夫的銀行家杜竹齋突然倒戈，把《提要》里實業(yè)與金融在沖突中“雙輸”的局面，改成了民族資產階級斗不過買辦。結局的修改，顯然是瞿秋白對《子夜》最大的影響。
就在茅盾“反復推敲那大綱的時候”，“決定把題目由《夕陽》改為《子夜》”[52]。而正是這樣的表述轉換與重心偏移，使得《提要》和小說手稿中原本“只是近黃昏”的“夕陽無限好”，變成了最黑暗的“子夜”，以此來暗示對中國社會的整體判斷。
結語
《子夜》成書過程的具體文獻譜系雖因部分文獻的缺失而不完整，卻至少可知基本的時間排序——從最初的《棉紗》《證券》《標金》構想，到《提要》及其“若干冊的詳細的分章大綱”（已佚），到現(xiàn)存前四章手稿以及在報刊單獨發(fā)表的第二章和第四章，再到受瞿秋白影響后重寫的新大綱，最后到現(xiàn)存手稿的后半部。在《子夜》正式出版之前的這些文獻所構成的譜系，正為探尋小說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表述轉換與重心轉移，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始證據。
事實上，《子夜》的解讀史幾乎是從瞿秋白最初閱讀前四章時已經開始了。一種階級式的社會分析話語體系，不僅影響著評論者與讀者，更影響著作者的寫作重心與表述方式，甚至自我體認。而由《棉紗》《證券》《標金》三個“記事珠”的最初設想來看，不應過分夸大瞿秋白在小說情節(jié)改動中起到的作用。罷工者被離間、工業(yè)資本家的失敗，以及金融資本家的外國買辦身份，在茅盾的最初設想中已經存在。但這些成分在成稿中最終呈現(xiàn)為多大比重，構成了怎樣的階級式話語邏輯，則不能忽略瞿秋白的影響。瞿秋白在《子夜》成書之后的解讀[53]，也同當時的眾多評論者一同構成了特定時代對《子夜》的特定理解[54]。
此后對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沖突經久不衰的關注，同樣把握了《子夜》主要討論的某一層面問題；只是曾經與此問題并存、卻更為復雜的金融與實業(yè)之間的矛盾，則因后來政治形勢與國家經濟制度變化的多重原因，成為后人較長時間內無法理解的另一層面表述[55]。茅盾創(chuàng)作《子夜》過程中絕不是沒有階級關系的考慮，但這也只是一種表述方式，不應由此而遮蔽另一種關于實業(yè)與金融關系的表述。尤其需注意的是，不管是吳蓀甫，還是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都不是實業(yè)的直接代表者，而與趙伯韜或所謂的買辦資產階級一樣，其所作所為也是實業(yè)受金融掣肘的另一種體現(xiàn)。實業(yè)與金融是微妙的經濟關系，而不一定與具體的個人、群體或階級完全對應；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則是具體的階級關系，主要用于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
而在《子夜》以特定模式被理解多年之后，當階級式的表述在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不再成為衡量文學價值的有效維度時，《子夜》難以為新的“審美”維度所接納[56]，又無法簡單地劃入新時期再度開啟的“啟蒙”討論中去，《子夜》討論的社會性質與經濟問題似乎成為了陳舊甚至不值得繼續(xù)多言的老話題[57]。但隨著世紀之交中國社會的轉型，尤其是金融是否“空轉”而無法服務于實業(yè)等舊問題的重新出現(xiàn)，以及新世紀幾乎純粹依賴風險投資來運行的新興服務業(yè)等新問題的出現(xiàn)，七八十年前曾經為茅盾所關注的實業(yè)與金融之間的沖突，再次喚醒一種重要的當下視角[58]。
實業(yè)與金融其實當年早已被評論者看到。然而《子夜》解讀的焦點一再隨著時代而改變，對作者意圖的解讀重重疊疊，關注細節(jié)與文獻譜系的實證考察卻僅見一二。面對已經改寫并永遠無法完全還原的作者意圖，與不斷重述卻始終無法抹去的社會歷史，初版本之前從“記事珠”、《提要》到大綱與手稿，大量文本碎片中殘留的實業(yè)與金融的視角，或許能夠在某一層面上發(fā)現(xiàn)《子夜》不同創(chuàng)作階段中曾有過的一種想象維度，甚至為理解不同層面的作者打開另一扇窗。
茅盾對《子夜》的內容曾有過許多概括。例如為《茅盾選集》寫的《自序》中說：“這一部小說寫的是三個方面：買辦金融資本家，反動的工業(yè)資本家，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2]又如為重印《子夜》寫的《再來補充幾句》中，說法與之相近：“這本書寫了三個方面：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者與工人群眾?！盵3]這兩處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的說明，對“革命運動者”“工人群眾”一字未易，卻對吳、趙兩派使用了略有差別的表述詞句。金融家與買辦階級、工業(yè)家與民族資產階級，這細微的表述差別背后，究竟有怎樣的不同著眼點？那小說創(chuàng)作最初的表述是什么，又經歷了什么樣的轉換，其間受過何種因素影響？
關于瞿秋白對《子夜》寫作的影響，早已為學界普遍注意到。眾多研究不僅試圖揭示茅盾與瞿秋白的觀念差異[4]，而且嘗試將政治家瞿秋白和文學家瞿秋白的內在差異也呈現(xiàn)出來[5]。然而絕少有研究能夠準確還原茅盾在受瞿秋白影響之前的自身創(chuàng)作意圖，也難以在現(xiàn)存各種版本的《子夜》中有效區(qū)分哪些內容是受瞿秋白影響而創(chuàng)作，哪些內容更多地保留了茅盾自己原有的創(chuàng)作思路。
對《子夜》既有的版本學研究[6]，更多關注初版本之后的各種版本演變[7]。鑒于現(xiàn)存各種版本的《子夜》都是茅盾接受瞿秋白建議改寫之后的產物，很難從《子夜》成書后的各種版本中尋找上述問題的答案。那么在《子夜》以單行本正式出版之前，零散發(fā)表在報刊上的個別章節(jié)，不同時段完成的小說手稿和寫作大綱，以及《提要》和最初的構想“記事珠”等，就為探尋茅盾創(chuàng)作本意和瞿秋白指導意見的差異，以及茅盾寫作過程中的重心轉移與表述轉換，提供了一系列文獻譜系，可從中尋找最基本的文獻證據。
一、小說前四章手稿中遺留的“前瞿”表述
盡管茅盾本人后來的回憶錄并不一定完全可靠，尤其不能作為作者最初意圖的唯一有效說明，但一些原始文獻的存留還是可以印證作者的某些說法。據茅盾回憶錄稱，1931年4月下旬他和夫人孔德芷去看望瞿秋白夫婦，告訴瞿秋白“現(xiàn)正在寫長篇小說，已草成四章，并把前數(shù)章的情節(jié)告訴他”。“過了兩天，記得是一個星期日”，茅盾“帶了原稿和各章大綱和德芷又去，時在午后一時。秋白邊看原稿，邊說他對這幾章及整個大綱的意見，直到六時?！敝篥那锇自诿┒芗易×艘粌蓚€星期，“那時天天談《子夜》”。瞿秋白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甚至包括細節(jié)，“原稿上寫吳蓀甫坐的轎車是福特牌，因為那時上海通行福特。秋白認為像吳蓀甫那樣的大資本家應當坐更高級的轎車，他建議改為雪鐵龍”[8]。經瞿秋白的指導，茅盾對已寫成的前四章做了一些修改，并重新寫了后面幾章的大綱，后面相應的章節(jié)也按照新大綱來寫作。
核對1933年開明書店的《子夜》初版本，即可發(fā)現(xiàn)茅盾已據瞿秋白意見將第一章開篇處吳蓀甫的轎車改為了“雪鐵籠”[9]。然而，現(xiàn)存茅盾手稿中第一章開篇處吳蓀甫的轎車仍為“福特”。據此細節(jié)，對《子夜》成書譜系進行詳實考證的漢學家馮鐵發(fā)現(xiàn)，現(xiàn)存手稿的前四章，正是未經瞿秋白建議修改的原寫作稿[10]，不同于后面幾章手稿，未受瞿秋白意見影響。
在后面的章節(jié)中，瞿秋白建議“改變吳蓀甫、趙伯韜兩大集團最后握手言和的結尾，改為一勝一敗。這樣更能強烈地突出工業(yè)資本家斗不過金融買辦資本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沒有出路的”[11]。茅盾按瞿秋白的意見修改后，吳趙之間關系，徹底地變成了絕然對立，并從工業(yè)家與金融家的關系，上升成為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的關系，以此來探討中國是否能夠成功發(fā)展資本主義的社會性質與革命性質問題。而在茅盾的前四章手稿中，卻留下了許多關于實業(yè)與金融的“前瞿”表述：
手稿第一章結尾處，吳老太爺昏厥將死，吳蓀甫、杜竹齋等家人親屬擠在小客廳里忙亂。張素素問經濟學教授李玉亭：“你看我們這社會到底是怎樣的社會？”李玉亭回答：“這倒難以說定?？墒悄阒灰纯催@兒的小客廳，就得了解答。這里面有一位金融界的大亨，又有一位工業(yè)界的巨頭；這小客廳就是中國社會的縮影?！碑斎?，兩人承認小客廳里和內地還有無數(shù)“一到了上海就也要斷氣”的吳老太爺們。手稿上這段對話，是對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種認識。有趣的是，小客廳里的“金融界大亨”，不是趙伯韜，而是吳蓀甫的姐夫杜竹齋，并非買辦，也沒有美國后臺“托辣斯”老板?？梢娦≌f中實業(yè)與金融的對峙關系，比吳趙二人的私人恩怨更具有普遍性。而這種普遍性并不必然體現(xiàn)為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的分野，更多地體現(xiàn)為實體經濟與金融行業(yè)的差異。在瞿秋白提出建議前已經寫成的小說第一章手稿中，茅盾就用金融與工業(yè)作為“中國社會的縮影”，并且到正式成書后也未刪改，遺留了兩人認識中國社會的視角差異。
第二章手稿中吳蓀甫聽到廠里怠工的消息后，抱怨實業(yè)經營之難與金融發(fā)跡之易：“開什么廠！真是淘氣！當初為什么不辦銀行？憑我這資本，這精神，辦銀行該不至于落在人家后面罷？現(xiàn)在聲勢浩大的上海銀行開辦的時候不過十萬塊錢，……”而另一位絲廠老板朱吟秋，則在憂慮如何向銀行續(xù)借貸款，忿忿地說：“從去年以來，上海一埠是現(xiàn)銀過剩。銀根并不緊。然而金融界只曉得做公債，做地皮，一千萬，兩千萬，手面闊得很！碰到我們廠家一時周轉不來，想去做十萬八萬的押款呀，那就簡直像是要了他們的性命；條件的苛刻，真教人生氣！”第三章手稿中火柴廠老板周仲偉也說，“金融界看見我們這伙開廠的一上門，眉頭就皺緊了。但這也難怪。他們把資本運用到交易所公債市場，一天工夫賺進十萬八千，真是稀松平?！盵12]?！敖鹑诳辙D”自身獲利，而未使資本有效投資實業(yè)[13]，成為這些“前瞿”表述的核心。茅盾此時的著眼點，更多地還是在中國經濟中。
小說第二、三章借吳老太爺辦喪事之際，將各方勢力都集中到了吳府。各色人等的交談與密謀，已經構成了整部小說的總體框架。手稿中這兩章除了借眾人之口寫公債受戰(zhàn)事消息影響及金融界三巨頭密謀投機外，還極言工業(yè)的困局：“工人要加工錢，外洋銷路受日本絲的競爭，本國捐稅太重，金融界對于放款又不肯通融！”[14]如此的實業(yè)困局，既不是將來被吳蓀甫的益中公司吞并了就能解決的，自然也不是再被趙伯韜的“工業(yè)托辣斯”或其他外國銀行兼并了就不會存在。
除了金融投機造成實業(yè)資金困難之外，前四章手稿還寫了金融資本支配工業(yè)業(yè)。第三章吳蓀甫叫杜竹齋不要催債反而放債套取抵押品，以擠垮朱吟秋周轉不靈的絲廠。借金融業(yè)來吞并實業(yè)，正是吳蓀甫“大計畫”的意圖所在。而實業(yè)家孫吉仁、王和甫拉吳蓀甫欲辦銀團經營長途汽車、礦山等企業(yè)，“開頭辦的時候，手段還得圓活些”[15]。圓活手段實際上就是自組金融機構到公債市場去投機或“套利”[16]。吳蓀甫集團積極參與金融投機，利用金融業(yè)支配工業(yè)資本，和趙伯韜集團以及其陰謀制造的“工業(yè)托辣斯”，實在并無二致。真正構成對立的，其實是實業(yè)與金融，而不一定非得是吳蓀甫和趙伯韜，也可以是“吳伯韜”和“趙蓀甫”。
第四章寫農民暴動，而瞿秋白“談得最多的是寫農民暴動的一章”，但茅盾并未按照瞿秋白的意見改寫這一章，只做了保留。在《子夜》單行本出版前，1932年6月和7月，茅盾曾將第二章和第四章分別以《火山上》和《騷動》的題名，單獨發(fā)表在新創(chuàng)刊的《文學月報》上，署名“茅盾”[17]。單獨發(fā)表的這兩章，與手稿相比，用字略有不同[18]；與1933年開明書店版單行本《子夜》相比，文字也有極個別差異。由此可見，1932年夏單獨發(fā)表的章節(jié)，是茅盾對現(xiàn)存手稿修改后的產物，到《子夜》單行本出版之前，可能又再次修改。而原欲以《夕陽》為題在1932年1月《小說月報》上發(fā)表的第一章，因“一?二八”戰(zhàn)火，連刊物帶謄錄稿一起都隨商務印書館總廠焚毀，未得存世。原本打算單獨發(fā)表的第一章中，到底有多少接受瞿秋白建議后的修改，也就無據可查了。而前四章手稿與1933年《子夜》初版本對比后可以發(fā)現(xiàn)，雖有異文，數(shù)量卻極少，且全都無關宏旨[20]。可見茅盾接受瞿秋白建議后，對前四章的修改其實非常有限。
小說前四章手稿中殘留的大量信息顯示，茅盾受瞿秋白影響前，更著意呈現(xiàn)實業(yè)與金融的沖突，甚至為此打破吳趙兩派壁壘，而非將兩派矛盾固化為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的斗爭。
二、最初構想“都市三部曲”中的實業(yè)與金融
既然在未受瞿秋白影響的小說前四章手稿中，茅盾原本意圖是呈現(xiàn)實業(yè)與金融的沖突，那么茅盾這樣的構想最初始于何時，是否從來如此？盡管茅盾在《子夜》初版后記中說“右《子夜》十九章，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脫稿”，但最初的構想與創(chuàng)作準備，早在1930年就開始了。
1930年4月，茅盾從日本回到上海，常去表叔盧鑒泉的公館晤談[21]?！氨R公館的客人中除銀行家外，也有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他們中有開工廠的，有銀行家，有公務員，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中投機的”[22]。1930年秋，茅盾因眼病等原因不能寫小說，他的“日常課程就變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里發(fā)狂地做空頭，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辦什么廠，看人家……”[23]他感受到“流在都市中的資金不但不能促進生產的發(fā)展，反而增添了市場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資金并未投入生產方面，而是投入投機市場”[24]。
《子夜》最初構想的龐大，遠非成稿可比，乃是一部都市與農村的“交響曲”。其中僅都市部分，就已設計了“都市三部曲”——《棉紗》《證券》《標金》，較今之《子夜》仍遠為龐大；但其中的農村部分并未詳細設計。最終，茅盾放棄了都市農村“交響曲”的計劃，而寫出了都市方面的《子夜》，與鄉(xiāng)鎮(zhèn)及農村的《林家鋪子》《春蠶》等不同層面的小說，后又接續(xù)了《秋收》與《殘冬》，倒非一開始就有意寫“農村三部曲”[25]。
而茅盾署名“蒲劍”的《記事珠A——棉紗》《記事珠B——證券》和《記事珠C——標金》，手跡至今存留[26]。這三篇以“記事珠”命名的文獻寫于1930年10月，茅盾稱之為“初步的提綱”，或許是《子夜》創(chuàng)作意圖最早的遺證：
《記事珠A——棉紗》欲寫中國紡織業(yè)從一戰(zhàn)時期獲得發(fā)展，到農村破產，再到與日本紡織業(yè)的激烈競爭中失敗。其中設計了罷工女領袖被離間，和其他紗廠競爭者煽動罷工的情節(jié)[27]?！睹藜啞分屑啅S廠主雄心大減，其弟卻“看準了中國金融資本之發(fā)展的一幕，勸他哥哥去開銀行”[28]。顯示了實業(yè)的困境與金融的進路。
《記事珠B——證券》手跡中，“表現(xiàn)之主要點”為：“官僚、地主、失敗后的工業(yè)家，都將他們的積累的資本來開銀行，辦交易所，造成了金融資本的堡壘（財閥）”，“和政府勾結，墊款，承銷公債，自己發(fā)財”，“吸收了小資產階級的儲蓄，又向外國銀行借款來做政府的墊款”，最根本的是“剩余資本不做生產事業(yè)而以金融資本的形式來營利”[29]?！蹲C券》設計了兩人被交易所金融家愚弄以致喪盡所有，仇人又聯(lián)合起來開銀行的情節(jié)。留學歸來的工程師變賣家產欲開工廠而招股碰壁，無法從銀行獲得借款，反被銀行總司庫勸說“有錢還是做公債買賣較可靠，沒有人信任什么工業(yè)的”[30]，最終在紐約的股票暴落風潮中破產而成失心瘋。在《證券》的構想中，實業(yè)與金融對立的情形已經初步顯現(xiàn)。
《記事珠C——標金》中的“金融資本只做了軍閥的賬房，不能調節(jié)中國工業(yè)”的概括，正是指《證券》中提到的政府借款和對政府公債的投機，占用了大量銀行款項，而工業(yè)發(fā)展則因貸款難獲而流動困難。故事欲寫“中國金融資本的得利及工商業(yè)之倒閉”：一方面“中國金融資本家”“完全是買辦階級化身”；另一方面“中國的工業(yè)家也難以自存”[31]。中國以白銀為貨幣，因金貴銀賤，火柴廠進口原料騰貴，將廠抵押給外國銀行。金融家卻勸廠主得現(xiàn)款做金子生意。其中廠主父親初到上海就被氣暈的情節(jié)，在后來小說手稿寫作時仍然保留，成為吳老太爺故事的最初來源。后來小說中吳蓀甫、周仲偉等實業(yè)家最終的押廠企圖，早在茅盾構思之初就已設計到。
計劃中的“都市三部曲”，尚未出現(xiàn)統(tǒng)一的故事與主人公。盡管紗廠廠主的弟弟就是財閥銀行的總司庫，也是火柴廠老板的表兄弟，但始終未見吳蓀甫那樣的形象。更重要的是，“都市三部曲”一部《棉紗》主寫工業(yè)，一部《證券》主寫金融，最后一部《標金》將兩方面對寫。金融和實業(yè)是作者有意設計的一種對立關系，尤其突出了金融資本不能促進實業(yè)反增其困難的尖銳沖突。這三個“記事珠”中實業(yè)與金融的沖突，顯然保留了茅盾最初的創(chuàng)作視角。
而一旦將瞿秋白強調的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的階級視角，還原為實業(yè)與金融的經濟視角之后，需要探尋的就是茅盾原本究竟打算如何以實業(yè)與金融的視角來呈現(xiàn)1930年的中國社會全景。
三、《提要》中的投機交鋒與兩派同質
茅盾在完成上述“初步的提綱”后，“覺得這種形式不理想”，“擱下了這個計劃”。眼病第二次發(fā)作后經歷了三個月的休息，其間重新考察中國工業(yè)尤其是絲織業(yè)和火柴工業(yè)。之后“重新構思寫出了一個《提要》和一個簡單的提綱”，眼愈后“又據此提綱寫出了約有若干冊的詳細的分章大綱”，但“這些大綱都丟失了”，“《提要》卻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32]。
這份《提要》首先設計了“兩大資產階級的團體”：“吳蓀甫為主要人物之工業(yè)資本家團體”（包含周仲偉、朱吟秋等）和“趙伯韜為主要人物之銀行資本家團體”（包括韓孟翔、杜竹齋等）。在介紹“工業(yè)資本家方面與帝國主義的關系”時，又說“吳蓀甫后來也要和英國銀行家發(fā)生關系”；在介紹“銀行資本家方面與帝國主義的關系”時，說“趙伯韜的后臺老板是美國人。他是銀行買辦”。似乎體現(xiàn)了記事珠《標金》中所謂“中國金融資本家”“完全是買辦階級化身”，同時“中國的工業(yè)家也難以自存”的認識。但《提要》卻又提到了“在此兩大資產階級團體之外獨立者”——“買辦階級：軍火買辦，外國銀行之買辦”[33]。由此可見，至少在茅盾撰寫《提要》時，雖然被定位于“銀行買辦”，但“趙伯韜為主要人物之銀行資本家團體”與所謂“買辦階級：軍火買辦，外國銀行之買辦”仍是兩個不同的團體?！短嵋穼ψ髌分袃煞N金融家身份的不同表述，已經顯現(xiàn)出其創(chuàng)作意圖一再變化。至今仍有學者對《子夜》中“趙伯韜的身份角色”存疑[34]。
在《提要》中，茅盾設想的小說題名為《夕陽》，另外還有兩個名字“《燎原》or《野火》”。而“總結構之發(fā)展”共分五部分：
一、“工業(yè)資本家方面之有力者謀組織一銀團，一面抵抗銀行資本家趙伯韜等之壓迫，另一方面則謀吞并工業(yè)資本家之實力薄弱者”。
二、工業(yè)資本家集團陷于多面苦斗。
三、“政治上的與交易所中之種種陰謀”。
四、“謀倒趙者以交易所為戰(zhàn)場；謀倒吳者以工廠為戰(zhàn)場，謀利用勞動者。于此造成了勞動者的第三次罷工”?！坝诖藭r趙吳皆有同歸于盡之勢”。
五、“長沙陷落，促成了此兩派之團結，共謀抵抗無產革命。然兩面都心情陰暗?！眱膳稍趶]山牯嶺相會，韓孟翔吟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35]
其中第一條工業(yè)家組織的銀團本身，也是金融支配實業(yè)的體現(xiàn)。這條設計直到小說手稿第三章中仍有呈現(xiàn)，吳蓀甫密謀杜竹齋套取朱吟秋絲廠的抵押品，正與趙伯韜的手段相同，呈現(xiàn)了吳趙兩派的同質化。而“總結構之發(fā)展”第五條所設計的兩派合作結局，與瞿秋白關于民族資產階級無法戰(zhàn)勝買辦的建議完全不同，在后來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已被改寫。
而該《提要》與后來《子夜》最大的不同，則在于“交易所中”兩集團的較量?！短嵋吩攲懥藥状谓灰姿窢帲瑓勤w第一次聯(lián)手做多頭買漲，“但其后趙即單獨放空?！钡诙谓讳h，“吳得雷參謀之密電，知隴海線上中央軍形勢又利，轉做多頭（陸匡時即為吳之經紀人），狠狠的擠了趙一下?！钡谌谓讳h吳趙各有勝敗，“濟南失陷的消息，吳先一日得到，則又大放空。趙幾為所倒?！迸c后來的小說相反，《提要》中交易所斗法吳蓀甫屢次獲勝，最終也并沒有大敗。吳的姐夫杜竹齋“在工業(yè)資本團與銀行資本團突尖銳化之時，他守了中立”，沒有背叛吳。吳蓀甫是在“既以武力解決占據廠內之工人后即赴避暑地”的，沒有像后來小說中那樣自殺未遂后逃走，《提要》中逃走的是吳蓀甫的經紀人陸匡時。吳先后兩次令陸匡時作空頭，表面上與做多頭的趙伯韜公開對抗，實際上吳自己暗中補進，并在“交易所最后勝利之時（其實他并無多大錢賺進，因為虧空亦甚大也）”[36]，與徐曼麗同往牯嶺。簡言之，《提要》里是吳蓀甫而非趙伯韜取得了交易所斗爭的最終勝利。
非常明顯的是，《提要》中無論是“后來也要和英國銀行家發(fā)生關系”的工業(yè)家吳蓀甫，還是“后臺老板是美國人”的銀行家趙伯韜，都將大筆資金用于金融投機。而工業(yè)發(fā)展則在“為趙派所鼓起”的罷工中，最終走向“武力解決，暫時停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總結構之發(fā)展”中，并不是在公債市場上讓吳派落敗趙派也落?。ㄊ聦嵣隙囝^與空頭不太可能同歸于盡），而所謂的“同歸于盡之勢”是讓工業(yè)家在銀行家唆使的罷工中損失，讓銀行家在同工業(yè)家的投機交鋒中“大失敗”?！短嵋分械亩贩ㄅc合流，始終難見吳、趙之間的本質區(qū)別[37]，反而都在對方的領域戰(zhàn)勝對手。在金融市場上兩大集團都成了各自利益的角逐者，早已不是實業(yè)與金融的代表，呈現(xiàn)為同質性的派系對立?！短嵋分蛔治刺崦褡遒Y產階級企圖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來救國，甚至連“民族”二字也從未出現(xiàn)。反倒是“記事珠”《證券》中提到過的“剩余資本不做生產實業(yè)而以金融資本的形式來營利”，成了《提要》對吳趙兩派共同的描述方式。
四、新大綱及對應小說章節(jié)中的瞿秋白影響
如果說實業(yè)與金融是茅盾最初的著眼點，經歷了表述轉換后才演變?yōu)槊褡遒Y產階級與買辦，那么小說所寫的第三方面即“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與茅盾所構想的金融和實業(yè)之間構成了什么樣的關系？小說在成書過程中經歷了重心轉移之后，三者之間原本的關系又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
按照《提要》和舊大綱寫出小說前四章手稿后，經1931年4月瞿秋白的指導，茅盾改變了吳趙斗爭的結局，并最終“把原定的計劃再次縮小，又重新改寫了分章大綱，這一次是只寫都市而不再正面寫農村了。但已寫好的第四章不忍割舍，還是保留了下來，以至成為全書中的游離部分。這個新的分章大綱比前一個分章大綱簡單多了，現(xiàn)在還保存著其中的一部分”[38]。與前四章手稿不同，新大綱（現(xiàn)存大綱）及其所對應的后幾章手稿中，受到瞿秋白影響較為明顯。
除了農民暴動之外，瞿秋白“也談到后來的工人罷工。寫農民暴動的一章沒有提到土地革命，寫工人罷工，就大綱看，第三次罷工由趙伯韜挑動起來也不合理，把工人階級的覺悟降低了”[39]。顯然，作為革命者的瞿秋白，最關心的并非金融與實業(yè)之間的沖突，而更關注階級層面的問題，尤其是農民暴動的革命性和工人罷工的覺悟問題。在政治家瞿秋白看來如此重要的兩個問題，卻在茅盾的前四章手稿和全書原大綱中嚴重缺失，正顯示了茅盾此前的創(chuàng)作重心并不完全是階級問題。
小說前四章寫成后，茅盾經瞿秋白建議后所寫的“新的分章大綱”，并無第一至六章的部分；茅盾回憶說見瞿秋白時小說“已草成四章”，而現(xiàn)存小說手稿的第五章開頭和第四章結尾是寫在同一張稿紙上的[40]。因此也就無法確定第五、六章小說寫成的準確時間究竟是在兩人見面之前還是之后。第五、六章小說內容究竟是否受過瞿秋白影響，也不得而知。
而存世的大綱中，第七至九章十分簡略，與后面幾章大綱的格式有細微差異，兩部分大綱不一定是同一時期完成的[41]，但顯然都不是原來那份“約有若干冊的詳細的分章大綱”。
現(xiàn)存大綱中第十章以后的部分相對詳細。盡管茅盾已經接受瞿秋白的建議，更多地使用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等表述，但在一些關于經濟活動的書寫中，還是能夠看到實業(yè)與金融的對立。第十二章大綱結尾處，用另一種粗筆字跡，補寫了益中公司遭受儲戶擠兌影響資金流動。這說明益中是混業(yè)經營，即工業(yè)流動資金與金融投機甚至儲戶存款共同使用總資產[42]。在內部資金使用上，實業(yè)與金融投機及存儲之間形成了的對立關系[43]。而大綱第十六章“主要點”則是“蓀甫他們辦企業(yè)的狂熱一過而趨于萎靡；他們不想再擴充而只求維持現(xiàn)狀；他們把資本移用在公債”[44]。益中公司不愿出資幫忙周仲偉的火柴廠，而要集中資金全力投機公債。實業(yè)和金融的對立，并不單一地對應著吳趙兩派的對立，也成為吳蓀甫等一群人內部的沖突。
而現(xiàn)存大綱的后半部分，更多地體現(xiàn)了瞿秋白建議的影響。從小說一開始，益中公司、公債投機、工廠罷工三條戰(zhàn)線就始終并行，罷工問題只占其一。然而現(xiàn)存大綱后幾章的序號涂改情況則改變了這種安排。這部份大綱原來是從第十章到十六章就結束。經修改，將原來頗長的第十三章分為了三部分，相當于各為一章（即第十三、十四、十五章）；將原來的第十四章標題序號用粗筆涂改為第十六章；將原來的第十五章改為第十七、十八兩章；將原來的第十六章標題序號涂改為第十九章。而對章節(jié)劃分的如此改動，最明顯的效果就是把原本已經詳寫裕華絲廠罷工的第十三章，更大地擴充成了三個章。在大綱重新劃分的這三章結尾空白處，還補列了從罷工領袖、女工到工賊、走狗的22個工廠內不同角色名單[45]。可見罷工運動在大綱修訂過程中被逐步突出。
而突出罷工運動在小說內容中所占的比重，無疑會使原名“夕陽”（In Twilight）的小說描繪重心發(fā)生偏移，從一部同時寫吳蓀甫集團三條戰(zhàn)線的“現(xiàn)代中國變革傳奇”（a Romance of Modern China in Transition），或另一最初英文題名所設想的“中國實業(yè)化的故事”（a Novel of Industrialized China）[46]，向一部資本家與工人斗爭的階級問題記錄傾斜[47]。
盡管茅盾已經按照瞿秋白的建議改寫結局，但瞿秋白在小說成書后仍嫌這個結尾太短，還希望能在再多加些有關罷工的內容。在1933年8月13、14日的《中華日報?小貢獻》上，瞿秋白以“施蒂爾”的筆名發(fā)表《讀〈子夜〉》。在肯定了《子夜》的價值并詳述了理由后，瞿秋白提出五點意見，其中最后一條也是整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話：“在《子夜》的收筆，我老是感覺得太突然，我想假使作者從吳蓀甫宣布‘停工’上，再寫一段工人的罷工和示威，這不但可挽回在意識上的歪曲，同時更可增加《子夜》的影響與力量?！盵48]瞿秋白不同意小說中吳蓀甫和屠維岳最終戰(zhàn)勝罷工的設計，認為應該更突出吳蓀甫被工人罷工所打敗，而不僅僅是敗于金融投機。瞿秋白雖與“托派”/“取消派”對中國社會性質看法不同[49]，但還是希望小說不僅突出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之間的矛盾，也要將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一起凸顯出來。這種階級矛盾式的解讀，無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與原作者的表述達成契合，都注定成為后來理解《子夜》的最主要路徑。
然而，茅盾在后來的一系列回憶中，認為“寫得最不順手的是關于工廠罷工斗爭的部分”，并承認“這幾章的大綱”“就二易其稿”，“但這些章節(jié)仍然是全書中寫得最不成功的?！盵50]茅盾還說他是按照瞿秋白的要求，改寫了《子夜》當中工人罷工的盲動主義。而且瞿秋白還希望他能夠描繪農村的暴動與土地革命，但茅盾自稱“關于農民暴動，由于我當時連間接的材料都沒有，所以沒有按秋白的意見修改，而只是保留了游離于全書之外的第四章”[51]。在受瞿秋白影響之余，茅盾對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的理解與關注焦點，仍與瞿秋白存在不止一處的差異。
另一方面，《提要》中吳蓀甫在交易所斗法中曾利用軍事消息先“狠狠的擠了趙一下”，后又使“趙幾為所倒”。到新大綱和對應章節(jié)中則恰好相反，吳趙幾乎完全易位，吳蓀甫每次均被趙伯韜暗算，被困資金越來越多。以致出頂益中公司，挪用了益中儲戶的存款，并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且欲抵押絲廠卻最終未果。甚至小說的結局也不再是《提要》中原來設想的樣子。吳蓀甫在公債市場的決戰(zhàn)中因杜竹齋的趁火打劫而大敗，自殺未遂最終逃跑。作為吳蓀甫姐夫的銀行家杜竹齋突然倒戈，把《提要》里實業(yè)與金融在沖突中“雙輸”的局面，改成了民族資產階級斗不過買辦。結局的修改，顯然是瞿秋白對《子夜》最大的影響。
就在茅盾“反復推敲那大綱的時候”，“決定把題目由《夕陽》改為《子夜》”[52]。而正是這樣的表述轉換與重心偏移，使得《提要》和小說手稿中原本“只是近黃昏”的“夕陽無限好”，變成了最黑暗的“子夜”，以此來暗示對中國社會的整體判斷。
結語
《子夜》成書過程的具體文獻譜系雖因部分文獻的缺失而不完整，卻至少可知基本的時間排序——從最初的《棉紗》《證券》《標金》構想，到《提要》及其“若干冊的詳細的分章大綱”（已佚），到現(xiàn)存前四章手稿以及在報刊單獨發(fā)表的第二章和第四章，再到受瞿秋白影響后重寫的新大綱，最后到現(xiàn)存手稿的后半部。在《子夜》正式出版之前的這些文獻所構成的譜系，正為探尋小說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表述轉換與重心轉移，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始證據。
事實上，《子夜》的解讀史幾乎是從瞿秋白最初閱讀前四章時已經開始了。一種階級式的社會分析話語體系，不僅影響著評論者與讀者，更影響著作者的寫作重心與表述方式，甚至自我體認。而由《棉紗》《證券》《標金》三個“記事珠”的最初設想來看，不應過分夸大瞿秋白在小說情節(jié)改動中起到的作用。罷工者被離間、工業(yè)資本家的失敗，以及金融資本家的外國買辦身份，在茅盾的最初設想中已經存在。但這些成分在成稿中最終呈現(xiàn)為多大比重，構成了怎樣的階級式話語邏輯，則不能忽略瞿秋白的影響。瞿秋白在《子夜》成書之后的解讀[53]，也同當時的眾多評論者一同構成了特定時代對《子夜》的特定理解[54]。
此后對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沖突經久不衰的關注，同樣把握了《子夜》主要討論的某一層面問題；只是曾經與此問題并存、卻更為復雜的金融與實業(yè)之間的矛盾，則因后來政治形勢與國家經濟制度變化的多重原因，成為后人較長時間內無法理解的另一層面表述[55]。茅盾創(chuàng)作《子夜》過程中絕不是沒有階級關系的考慮，但這也只是一種表述方式，不應由此而遮蔽另一種關于實業(yè)與金融關系的表述。尤其需注意的是，不管是吳蓀甫，還是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都不是實業(yè)的直接代表者，而與趙伯韜或所謂的買辦資產階級一樣，其所作所為也是實業(yè)受金融掣肘的另一種體現(xiàn)。實業(yè)與金融是微妙的經濟關系，而不一定與具體的個人、群體或階級完全對應；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則是具體的階級關系，主要用于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
而在《子夜》以特定模式被理解多年之后，當階級式的表述在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不再成為衡量文學價值的有效維度時，《子夜》難以為新的“審美”維度所接納[56]，又無法簡單地劃入新時期再度開啟的“啟蒙”討論中去，《子夜》討論的社會性質與經濟問題似乎成為了陳舊甚至不值得繼續(xù)多言的老話題[57]。但隨著世紀之交中國社會的轉型，尤其是金融是否“空轉”而無法服務于實業(yè)等舊問題的重新出現(xiàn)，以及新世紀幾乎純粹依賴風險投資來運行的新興服務業(yè)等新問題的出現(xiàn)，七八十年前曾經為茅盾所關注的實業(yè)與金融之間的沖突，再次喚醒一種重要的當下視角[58]。
實業(yè)與金融其實當年早已被評論者看到。然而《子夜》解讀的焦點一再隨著時代而改變，對作者意圖的解讀重重疊疊，關注細節(jié)與文獻譜系的實證考察卻僅見一二。面對已經改寫并永遠無法完全還原的作者意圖，與不斷重述卻始終無法抹去的社會歷史，初版本之前從“記事珠”、《提要》到大綱與手稿，大量文本碎片中殘留的實業(yè)與金融的視角，或許能夠在某一層面上發(fā)現(xiàn)《子夜》不同創(chuàng)作階段中曾有過的一種想象維度，甚至為理解不同層面的作者打開另一扇窗。
注釋：
[1][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民國史視角下茅盾小說創(chuàng)作的精神歷程研究（1927-1936）”，項目編號：17XZW004。
[2]茅盾：《自序》，《茅盾選集》，開明書店1952年版，第9頁。
[3]茅盾：《再來補充幾句》，載《子夜》，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573-576頁。
[4] 傅修海：《文學經典的顏色革命——〈子夜〉接受史中的瞿秋白》，《重慶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5] 王彬彬：《兩個瞿秋白與一部〈子夜〉——從一個角度看文學與政治的歧途》，《南方文壇》2009年第1期。
[6] 金宏宇：《〈子夜〉版本變遷與版本本性》，《中州學刊》2003年第1期。
[7] 肖進：《〈子夜〉的刪節(jié)本和翻印本》，《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4期。
[8]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4期。
[9] 茅盾《子夜》，開明書店1933年1月初版，出版時間與茅盾回憶不符。茅盾回憶認為“《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這是實際出版的時間，開明版《子夜》的版權頁上印的初版時間是三三年四月?！保┒埽骸丁醋右埂祵懽鞯那扒昂蠛蟆貞涗沎十三]》）。朱金順考證茅盾回憶有誤，關于《子夜》平裝初版本和精裝初版本的具體出版時間問題，參見朱金順《〈子夜〉版本探微》（《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3期）。
[10] [瑞士]馮鐵著，李萍譯：《由“福特”到“雪鐵籠”——關于茅盾小說〈子夜〉（1933年）譜系之思考》，載[瑞士]馮鐵著《在拿波里的胡同里》，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479頁。
[11]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12] 茅盾：《子夜（手跡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第55頁，第36頁，第63頁。
[13] “金融作為儲蓄與投資的媒介，其基本任務應該是把社會儲蓄經過間接及直接融資方式轉化為有效率的投資，并提升投資的產出效率，這是金融服務好實體經濟的核心涵義?！薄八^‘金融空轉’，應該指金融行業(yè)沒有把其中介角色扮演好，也就是沒有能夠把社會的儲蓄資金（可貸資金）轉化為投資后形成有效率的產出?！币娙A而誠、妥佳媛：《“金融空轉”了嗎》（《金融發(fā)展評論》2013年第7期）。
[14] 茅盾：《子夜（手跡本）》，第36頁。
[15] 茅盾：《子夜（手跡本）》，第72頁，第69頁。
[16] 茅盾對“套利”有過專門解釋，舉例“銀行家以五六厘的年息吸收了存款去轉購二分多利息的公債”，認為“普通的商業(yè)銀行就這樣的把買賣公債作為重要的業(yè)務。這說起來，還是穩(wěn)健的營業(yè)，不算投機?！笨梢娒┒芩f的“套利”與“投機”應作為兩種不同行為來看待。見玄《質疑與解答：公債買賣》（《中學生》1933年第36期）。
[17] 茅盾：《火山上》，《文學月報》1932年第1卷第1號；茅盾：《騷動》，《文學月報》1932年第1卷第2號。
[18] 例如手稿第四章里機關槍槍聲的擬聲詞，用“達達達達”，而《騷動》和初版本第四章一致，都用“卜卜卜卜”。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98頁；茅盾《騷動》（《文學月報》1932年第1卷第2號，第94頁）；茅盾《子夜》（開明書店1933年1月初版，第120頁）。
[19] 例如手稿第二章和《火山上》的結尾，最后一段最后一句都為“他又渾身充滿了大規(guī)模地進行企業(yè)的野心和活力了！”而初版本第二章最后一段最后一句為“他又渾身充滿了大規(guī)模地進行企業(yè)的活力和野心了！”語序有所調整。不過，手稿和初版本第二章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都是“清晨五時許，疏疏落落下了幾點雨?！倍痘鹕缴稀烽_頭第一段第一句話卻是“清晨五時許，蕭蕭疏疏地下了幾點雨?！边@或許表明，茅盾在發(fā)表《火山上》時對第二章的修改，最終在初版本中并未保留。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26-56頁；茅盾《火山上》（《文學月報》1932年第1卷第1號，第19-42頁）；茅盾《子夜》（開明書店1933年1月初版，第29-69頁）。
[20] 除了上述幾處和“雪鐵籠”改為“福特”之外，還有其他一些修改。例如手稿第三章結尾處，倒數(shù)第四段最后兩句是“雷參謀俯下頭去。一個長時間的接吻?！倍醢姹具@段最后一句是“雷參謀俯下頭去，兩個嘴唇接在一處?！笔指宓谌伦詈笠欢蔚淖詈笠痪涫恰罢f不明白的一種味兒將這位可憐的少婦的芳心壓碎了！”而初版本這段最后一句是“說不明白的一種味兒將這位少婦的芳心狠狠地在揉，揉！”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78頁；茅盾《子夜》（開明書店1933年1月初版，第94-95頁）。
[21] 盧鑒泉名學溥，盧父的續(xù)弦為茅盾父親的姑母，故盧鑒泉與茅盾的父親只是名義上的表兄弟。盧鑒泉會試落地后回鄉(xiāng)為紳，曾任烏青鎮(zhèn)國民初等男學校長，對學生茅盾十分賞識。北洋政府時期盧鑒泉曾任財政部公債司司長，并發(fā)表演說鼓勵民眾購買北洋政府的公債，1916年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欲以京華印書局承印政府公債債票，故巴結盧鑒泉，茅盾借此得以去商務印書館工作。到國民革命后盧鑒泉又被南京國民政府派任交通銀行任董事長，及南京中國銀行監(jiān)察。盧鑒泉當時雖在上海作寓公，卻仍在擔任浙江實業(yè)銀行常務理事等職。甚至在1930年蔣馮閻桂中原大戰(zhàn)之時觀望局勢，并不馬上接受南京政府有意委任的上海造幣廠廠長一職。參見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1、112、114頁）。
[22]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23] 茅盾：《我的回顧》，《茅盾自選集》，天馬書店1933年版，第6頁?！段业幕仡櫋穼懹?932年12月，據此，高利克對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茅盾回鄉(xiāng)的時間及其對《子夜》中鄉(xiāng)村部分描寫的影響，做出了推斷；而茅盾1960年對高利克該文的批注并不否認這一點，見高利克著、茅盾批注《茅盾傳略》（《現(xiàn)代中文學刊》2013年第4期）。
[24] 茅盾：《子夜是怎樣寫成的？——茅盾先生在副刊座談會上的講演》，《新疆日報·綠洲》，1939年6月1日（星期四），第4版。
[25] 茅盾：《〈春蠶〉、〈林家鋪子〉及農村題材的作品——回憶錄[十四]》，《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1期。
[26] 這三個記事珠輯錄發(fā)表于茅盾：《茅盾作品經典》第1卷，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9-513頁，但輯錄有部分文字認讀錯誤。三個記事珠首頁的照片可參見孫中田《圖本茅盾傳》（長春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頁），照片中三張首頁之后均不可見下頁具體內容的照片。1980年茅盾據此撰寫了《〈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當中的相關部分。關于這三個記事珠手跡的保存，參見學思：《茅盾〈子夜〉手稿》（《檔案工作》1987年第3期）。
[27] 為寫棉紗紡織業(yè)，茅盾還專門研讀了井村薰雄所著、周培蘭翻譯的《中國之紡織業(yè)及其出品》。有趣的是，正是在這本研究中國棉紡織業(yè)及日商在華紡織業(yè)的經濟學著作中，日本學者井村薰雄認為日商在華紡織廠“今日強烈罷工運動之背后，除共產主義者之煽動外，又有華商紗廠之策畫”。井村薰雄書中對罷工因素的這種認識，影響到了后來小說提要中對罷工運動受其他資本家煽動的設計，又才會有后來瞿秋白的不同意見。[日] 井村薰雄著，周培蘭譯：《中國之紡織業(yè)及其出品》，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第318頁。
[28] 茅盾：《〈子夜〉最初構想——記事珠》，《茅盾作品經典》第1卷，第504頁。
[29] 見三個記事珠首頁的照片，載孫中田《圖本茅盾傳》（第128頁）。
[30] 茅盾：《〈子夜〉最初構想——記事珠》，《茅盾作品經典》第1卷，第507頁。
[31]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32]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33] 茅盾：《提要》，載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45、446、447、446頁。
[34] 梁競男、張?zhí)脮骸丁醋右埂抵袇巧p甫、趙伯韜矛盾斗爭存疑》，《名作欣賞》2011年第11期。
[35] 茅盾：《提要》，載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48-452頁。
[36]《提要》介紹兩派的政治背景時說“工業(yè)資本家傾向改組派（即汪精衛(wèi)派）”，而“銀行資本家中，趙伯韜是蔣派”。在茅盾該《提要》手跡上，原文“工業(yè)資本家傾向改組派”之后，并無“即汪精衛(wèi)派”幾個字，這五個字是在《提要》原文旁茅盾用另一支粗筆標注的，標注顯然與《提要》的原文撰寫不是同一次完成。粗筆修訂與《提要》手跡上的細筆刪改也不是同一時間完成的。這種明顯粗筆的字跡在《提要》手跡上極少出現(xiàn)，另兩次是工賊“屬于黃色工會中之改組派者”的“改”字，和“研究系之銀行家”的“系之”兩字，三次粗筆修訂都出現(xiàn)在對人物身份的闡釋中。類似這種粗筆的修訂字跡，在現(xiàn)存的大綱中也曾多次出現(xiàn)。說明粗筆修改可能產生于現(xiàn)存大綱寫作修訂時。以上幾處粗筆修改，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48-449、445、464、467、471、476、479、483頁。本文所引茅盾該《提要》，均出于《子夜（手跡本）》，而《〈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茅盾所抄錄的《提要》，有極個別字句異文，有可能是1980年茅盾抄錄時筆誤所致。關于吳蓀甫政治立場與投機傾向的關系，參見妥佳寧《〈子夜〉對國民革命的“留別”》（《文學評論》2019年第5期）。
[37] 段從學：《〈子夜〉的敘事倫理與吳蓀甫的“悲劇”》，《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
[38]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這份新大綱，與現(xiàn)存《子夜》寫作手稿一同于1996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前身是開明書店）影印出版。此后，同一份《子夜》寫作手稿又兩度影印出版。各影印本雖保留了茅盾字跡的影像真實，卻都因重新分頁等問題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原稿紙張的版式。見茅盾手跡、韋韜主編《茅盾手跡——子夜篇》（華寶齋書社2001年版）；茅盾著、桐鄉(xiāng)市檔案局（館）編《茅盾珍檔手跡·子夜》（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39]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40] 茅盾：《子夜（手跡本）》，第102頁。
[41] 現(xiàn)存《子夜》分章大綱1984年在《茅盾研究》輯刊發(fā)表，但核對手跡影印可發(fā)現(xiàn)《茅盾研究》的這次抄錄有個別字句抄寫錯誤。且編者誤認為這是“在《提要》基礎上寫下的分章大綱”。同時，編者指出第七至九章的大綱與第十章以后的大綱，“是兩次完成的，這兩次的前后，現(xiàn)在尚不能斷定?！本幷邔⒌谄咧辆耪碌拇缶V排在版面的最后，并用分割線與其它章大綱區(qū)別開。這一輯《茅盾研究》還在卷首圖片中，影印了第七章大綱的部分內容。見《茅盾研究》第一輯（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8頁）?，F(xiàn)存《子夜》分章大綱也見《茅盾作品經典》第1卷第523-547頁，輯錄存在部分錯誤。
[42] 茅盾：《大綱》，載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67頁?；鞓I(yè)經營，即銀行可以將儲戶存款用于投機，收益大風險也較大；與混業(yè)經營對立的另一種情況是分業(yè)經營，即金融機構進行投機時不允許使用儲戶存款，存貸款業(yè)務與金融投機業(yè)務各自獨立。
[43] 益中公司的混業(yè)經營還讓實業(yè)與金融投機以及存儲共用總資產，在該大綱對應的小說手稿第十二章里，益中接洽好的十萬存款臨時變卦不再存入，借孫吉人之口寫辦廠與投機的矛盾：“公司組織的時候實收資本八十萬，后來頂進這益中，收買那八個廠，現(xiàn)在杜竹翁又拆股退出，就只存現(xiàn)款四十多萬，陸續(xù)都作了公債?！?月份益中由空頭轉作多頭，“這一次拿公司里的資本全部做了公債”，以致要擴充那八個小廠所需的三十萬也被挪用。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272、275頁。
[44] 茅盾：《大綱》，載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79頁。
[45] 茅盾：《大綱》，載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77-478頁。
[46] 小說手稿第一章前面最初的英文題名In Twilight之后有兩個副標題：a Romance of Modern China in Transition，或a Novel of Industrialized China，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1頁。而小說改名《子夜》并正式出版后，扉頁上的英文標題則是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見茅盾《子夜》（開明書店1933年1月，扉頁）。
[47] 妥佳寧：《作為〈子夜〉“左翼”創(chuàng)作視野的黃色工會》，《文學評論》2015年第3期。
[48] 瞿秋白：《讀〈子夜〉》，引自瞿秋白著、朱正編《論〈子夜〉及其它》，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124頁。
[49] 妥佳寧：《從汪蔣之爭到“回答托派”：茅盾對〈子夜〉主題的改寫》，《中山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50]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51] 茅盾：《回憶秋白烈士》，《茅盾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445頁。
[52]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53] 除上述《讀〈子夜〉》之外，1933年4月2日、3日瞿秋白與魯迅在《申報?自由談》上一同以樂雯筆名發(fā)表《〈子夜〉和國貨年》，對瞿秋白和魯迅合寫該文的考證，參見丁景唐、王保林《談瞿秋白和魯迅合作的雜文——〈《子夜》和國貨年〉》（《學術月刊》1984年第4期）。
[54] 蕓夫：《〈子夜〉中所表現(xiàn)中國現(xiàn)階段的經濟的性質》（《中學生》1934年1月第41號）。這一期的《中學生》雜志特別開辟了“中國現(xiàn)勢特輯”，專門刊登《中國都市金融的現(xiàn)狀》《中國農業(yè)的現(xiàn)勢》《中國民族工業(yè)的前途》等文章。此文作者“蕓夫”實為孫犁（見孫犁《裝書小記——關于〈子夜〉的回憶》，《光明日報》1978年6月25日）。另外，日本學者桑島由美子曾將蕓夫從《子夜》中總結出的七個相關問題，與茅盾的弟弟沈澤民從蘇聯(lián)學習歸國后1931年在瞿秋白辦的中共秘密刊物《布爾塞維克》上發(fā)表的《第三時期的中國經濟》中的七個標題逐一對照，以此分析茅盾如何用《子夜》形象化地回應了當時中國社會性質論戰(zhàn)中的相關問題。見[日]桑島由美子著，袁暌譯：《茅盾的政治與文學的側面觀——〈子夜〉的國際環(huán)境背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3期）。
[55] 甚至對對《子夜》中的金融投機研究也較少，較深入的有鄭富成《漫談〈子夜〉中公債市場的斗爭》（《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鄭富成未能見到上述《提要》，是針對《子夜》小說文本中的投機交鋒而談，與《提要》設想有所不同。
[56] 妥佳寧：《“高級形式的社會文件”何以妨害審美——關于〈子夜〉評價史》，《當代文壇》2018年第4期。
[57] 關于1949年以前的《子夜》評論，和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作為無產階級文學范本的“定向與放大”，及新時期《子夜》的接受史，參見陳思廣《未完成的展示——1933-1948年的〈子夜〉接受研究》（《江漢論壇》2008年第5期）與《放大與懸置——〈子夜〉接受研究60年（1951-2011）述評》（《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58] 曹萬生在1996年茅盾誕辰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fā)言《從悲劇與丑，看茅盾的產業(yè)意識》已經意識到，甚或進一步預言到“中國當代的社會經濟改革已經提出和解決的問題正在越來越多地與茅盾當年思考的問題、采用的題材、塑造的人物有了越來越密切的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已經導致了對《子夜》主題的重新審視?！币姴苋f生《茅盾在當下中國的意義》（《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1][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民國史視角下茅盾小說創(chuàng)作的精神歷程研究（1927-1936）”，項目編號：17XZW004。
[2]茅盾：《自序》，《茅盾選集》，開明書店1952年版，第9頁。
[3]茅盾：《再來補充幾句》，載《子夜》，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573-576頁。
[4] 傅修海：《文學經典的顏色革命——〈子夜〉接受史中的瞿秋白》，《重慶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5] 王彬彬：《兩個瞿秋白與一部〈子夜〉——從一個角度看文學與政治的歧途》，《南方文壇》2009年第1期。
[6] 金宏宇：《〈子夜〉版本變遷與版本本性》，《中州學刊》2003年第1期。
[7] 肖進：《〈子夜〉的刪節(jié)本和翻印本》，《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4期。
[8]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4期。
[9] 茅盾《子夜》，開明書店1933年1月初版，出版時間與茅盾回憶不符。茅盾回憶認為“《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這是實際出版的時間，開明版《子夜》的版權頁上印的初版時間是三三年四月?！保┒埽骸丁醋右埂祵懽鞯那扒昂蠛蟆貞涗沎十三]》）。朱金順考證茅盾回憶有誤，關于《子夜》平裝初版本和精裝初版本的具體出版時間問題，參見朱金順《〈子夜〉版本探微》（《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3期）。
[10] [瑞士]馮鐵著，李萍譯：《由“福特”到“雪鐵籠”——關于茅盾小說〈子夜〉（1933年）譜系之思考》，載[瑞士]馮鐵著《在拿波里的胡同里》，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479頁。
[11]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12] 茅盾：《子夜（手跡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第55頁，第36頁，第63頁。
[13] “金融作為儲蓄與投資的媒介，其基本任務應該是把社會儲蓄經過間接及直接融資方式轉化為有效率的投資，并提升投資的產出效率，這是金融服務好實體經濟的核心涵義?！薄八^‘金融空轉’，應該指金融行業(yè)沒有把其中介角色扮演好，也就是沒有能夠把社會的儲蓄資金（可貸資金）轉化為投資后形成有效率的產出?！币娙A而誠、妥佳媛：《“金融空轉”了嗎》（《金融發(fā)展評論》2013年第7期）。
[14] 茅盾：《子夜（手跡本）》，第36頁。
[15] 茅盾：《子夜（手跡本）》，第72頁，第69頁。
[16] 茅盾對“套利”有過專門解釋，舉例“銀行家以五六厘的年息吸收了存款去轉購二分多利息的公債”，認為“普通的商業(yè)銀行就這樣的把買賣公債作為重要的業(yè)務。這說起來，還是穩(wěn)健的營業(yè)，不算投機?！笨梢娒┒芩f的“套利”與“投機”應作為兩種不同行為來看待。見玄《質疑與解答：公債買賣》（《中學生》1933年第36期）。
[17] 茅盾：《火山上》，《文學月報》1932年第1卷第1號；茅盾：《騷動》，《文學月報》1932年第1卷第2號。
[18] 例如手稿第四章里機關槍槍聲的擬聲詞，用“達達達達”，而《騷動》和初版本第四章一致，都用“卜卜卜卜”。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98頁；茅盾《騷動》（《文學月報》1932年第1卷第2號，第94頁）；茅盾《子夜》（開明書店1933年1月初版，第120頁）。
[19] 例如手稿第二章和《火山上》的結尾，最后一段最后一句都為“他又渾身充滿了大規(guī)模地進行企業(yè)的野心和活力了！”而初版本第二章最后一段最后一句為“他又渾身充滿了大規(guī)模地進行企業(yè)的活力和野心了！”語序有所調整。不過，手稿和初版本第二章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都是“清晨五時許，疏疏落落下了幾點雨?！倍痘鹕缴稀烽_頭第一段第一句話卻是“清晨五時許，蕭蕭疏疏地下了幾點雨?！边@或許表明，茅盾在發(fā)表《火山上》時對第二章的修改，最終在初版本中并未保留。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26-56頁；茅盾《火山上》（《文學月報》1932年第1卷第1號，第19-42頁）；茅盾《子夜》（開明書店1933年1月初版，第29-69頁）。
[20] 除了上述幾處和“雪鐵籠”改為“福特”之外，還有其他一些修改。例如手稿第三章結尾處，倒數(shù)第四段最后兩句是“雷參謀俯下頭去。一個長時間的接吻?！倍醢姹具@段最后一句是“雷參謀俯下頭去，兩個嘴唇接在一處?！笔指宓谌伦詈笠欢蔚淖詈笠痪涫恰罢f不明白的一種味兒將這位可憐的少婦的芳心壓碎了！”而初版本這段最后一句是“說不明白的一種味兒將這位少婦的芳心狠狠地在揉，揉！”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78頁；茅盾《子夜》（開明書店1933年1月初版，第94-95頁）。
[21] 盧鑒泉名學溥，盧父的續(xù)弦為茅盾父親的姑母，故盧鑒泉與茅盾的父親只是名義上的表兄弟。盧鑒泉會試落地后回鄉(xiāng)為紳，曾任烏青鎮(zhèn)國民初等男學校長，對學生茅盾十分賞識。北洋政府時期盧鑒泉曾任財政部公債司司長，并發(fā)表演說鼓勵民眾購買北洋政府的公債，1916年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欲以京華印書局承印政府公債債票，故巴結盧鑒泉，茅盾借此得以去商務印書館工作。到國民革命后盧鑒泉又被南京國民政府派任交通銀行任董事長，及南京中國銀行監(jiān)察。盧鑒泉當時雖在上海作寓公，卻仍在擔任浙江實業(yè)銀行常務理事等職。甚至在1930年蔣馮閻桂中原大戰(zhàn)之時觀望局勢，并不馬上接受南京政府有意委任的上海造幣廠廠長一職。參見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1、112、114頁）。
[22]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23] 茅盾：《我的回顧》，《茅盾自選集》，天馬書店1933年版，第6頁。《我的回顧》寫于1932年12月，據此，高利克對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茅盾回鄉(xiāng)的時間及其對《子夜》中鄉(xiāng)村部分描寫的影響，做出了推斷；而茅盾1960年對高利克該文的批注并不否認這一點，見高利克著、茅盾批注《茅盾傳略》（《現(xiàn)代中文學刊》2013年第4期）。
[24] 茅盾：《子夜是怎樣寫成的？——茅盾先生在副刊座談會上的講演》，《新疆日報·綠洲》，1939年6月1日（星期四），第4版。
[25] 茅盾：《〈春蠶〉、〈林家鋪子〉及農村題材的作品——回憶錄[十四]》，《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1期。
[26] 這三個記事珠輯錄發(fā)表于茅盾：《茅盾作品經典》第1卷，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9-513頁，但輯錄有部分文字認讀錯誤。三個記事珠首頁的照片可參見孫中田《圖本茅盾傳》（長春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頁），照片中三張首頁之后均不可見下頁具體內容的照片。1980年茅盾據此撰寫了《〈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當中的相關部分。關于這三個記事珠手跡的保存，參見學思：《茅盾〈子夜〉手稿》（《檔案工作》1987年第3期）。
[27] 為寫棉紗紡織業(yè)，茅盾還專門研讀了井村薰雄所著、周培蘭翻譯的《中國之紡織業(yè)及其出品》。有趣的是，正是在這本研究中國棉紡織業(yè)及日商在華紡織業(yè)的經濟學著作中，日本學者井村薰雄認為日商在華紡織廠“今日強烈罷工運動之背后，除共產主義者之煽動外，又有華商紗廠之策畫”。井村薰雄書中對罷工因素的這種認識，影響到了后來小說提要中對罷工運動受其他資本家煽動的設計，又才會有后來瞿秋白的不同意見。[日] 井村薰雄著，周培蘭譯：《中國之紡織業(yè)及其出品》，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第318頁。
[28] 茅盾：《〈子夜〉最初構想——記事珠》，《茅盾作品經典》第1卷，第504頁。
[29] 見三個記事珠首頁的照片，載孫中田《圖本茅盾傳》（第128頁）。
[30] 茅盾：《〈子夜〉最初構想——記事珠》，《茅盾作品經典》第1卷，第507頁。
[31]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32]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33] 茅盾：《提要》，載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45、446、447、446頁。
[34] 梁競男、張?zhí)脮骸丁醋右埂抵袇巧p甫、趙伯韜矛盾斗爭存疑》，《名作欣賞》2011年第11期。
[35] 茅盾：《提要》，載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48-452頁。
[36]《提要》介紹兩派的政治背景時說“工業(yè)資本家傾向改組派（即汪精衛(wèi)派）”，而“銀行資本家中，趙伯韜是蔣派”。在茅盾該《提要》手跡上，原文“工業(yè)資本家傾向改組派”之后，并無“即汪精衛(wèi)派”幾個字，這五個字是在《提要》原文旁茅盾用另一支粗筆標注的，標注顯然與《提要》的原文撰寫不是同一次完成。粗筆修訂與《提要》手跡上的細筆刪改也不是同一時間完成的。這種明顯粗筆的字跡在《提要》手跡上極少出現(xiàn)，另兩次是工賊“屬于黃色工會中之改組派者”的“改”字，和“研究系之銀行家”的“系之”兩字，三次粗筆修訂都出現(xiàn)在對人物身份的闡釋中。類似這種粗筆的修訂字跡，在現(xiàn)存的大綱中也曾多次出現(xiàn)。說明粗筆修改可能產生于現(xiàn)存大綱寫作修訂時。以上幾處粗筆修改，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48-449、445、464、467、471、476、479、483頁。本文所引茅盾該《提要》，均出于《子夜（手跡本）》，而《〈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茅盾所抄錄的《提要》，有極個別字句異文，有可能是1980年茅盾抄錄時筆誤所致。關于吳蓀甫政治立場與投機傾向的關系，參見妥佳寧《〈子夜〉對國民革命的“留別”》（《文學評論》2019年第5期）。
[37] 段從學：《〈子夜〉的敘事倫理與吳蓀甫的“悲劇”》，《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
[38]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這份新大綱，與現(xiàn)存《子夜》寫作手稿一同于1996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前身是開明書店）影印出版。此后，同一份《子夜》寫作手稿又兩度影印出版。各影印本雖保留了茅盾字跡的影像真實，卻都因重新分頁等問題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原稿紙張的版式。見茅盾手跡、韋韜主編《茅盾手跡——子夜篇》（華寶齋書社2001年版）；茅盾著、桐鄉(xiāng)市檔案局（館）編《茅盾珍檔手跡·子夜》（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39]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40] 茅盾：《子夜（手跡本）》，第102頁。
[41] 現(xiàn)存《子夜》分章大綱1984年在《茅盾研究》輯刊發(fā)表，但核對手跡影印可發(fā)現(xiàn)《茅盾研究》的這次抄錄有個別字句抄寫錯誤。且編者誤認為這是“在《提要》基礎上寫下的分章大綱”。同時，編者指出第七至九章的大綱與第十章以后的大綱，“是兩次完成的，這兩次的前后，現(xiàn)在尚不能斷定?！本幷邔⒌谄咧辆耪碌拇缶V排在版面的最后，并用分割線與其它章大綱區(qū)別開。這一輯《茅盾研究》還在卷首圖片中，影印了第七章大綱的部分內容。見《茅盾研究》第一輯（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8頁）。現(xiàn)存《子夜》分章大綱也見《茅盾作品經典》第1卷第523-547頁，輯錄存在部分錯誤。
[42] 茅盾：《大綱》，載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67頁。混業(yè)經營，即銀行可以將儲戶存款用于投機，收益大風險也較大；與混業(yè)經營對立的另一種情況是分業(yè)經營，即金融機構進行投機時不允許使用儲戶存款，存貸款業(yè)務與金融投機業(yè)務各自獨立。
[43] 益中公司的混業(yè)經營還讓實業(yè)與金融投機以及存儲共用總資產，在該大綱對應的小說手稿第十二章里，益中接洽好的十萬存款臨時變卦不再存入，借孫吉人之口寫辦廠與投機的矛盾：“公司組織的時候實收資本八十萬，后來頂進這益中，收買那八個廠，現(xiàn)在杜竹翁又拆股退出，就只存現(xiàn)款四十多萬，陸續(xù)都作了公債?！?月份益中由空頭轉作多頭，“這一次拿公司里的資本全部做了公債”，以致要擴充那八個小廠所需的三十萬也被挪用。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272、275頁。
[44] 茅盾：《大綱》，載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79頁。
[45] 茅盾：《大綱》，載茅盾《子夜（手跡本）》，第477-478頁。
[46] 小說手稿第一章前面最初的英文題名In Twilight之后有兩個副標題：a Romance of Modern China in Transition，或a Novel of Industrialized China，見茅盾《子夜（手跡本）》第1頁。而小說改名《子夜》并正式出版后，扉頁上的英文標題則是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見茅盾《子夜》（開明書店1933年1月，扉頁）。
[47] 妥佳寧：《作為〈子夜〉“左翼”創(chuàng)作視野的黃色工會》，《文學評論》2015年第3期。
[48] 瞿秋白：《讀〈子夜〉》，引自瞿秋白著、朱正編《論〈子夜〉及其它》，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124頁。
[49] 妥佳寧：《從汪蔣之爭到“回答托派”：茅盾對〈子夜〉主題的改寫》，《中山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50]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51] 茅盾：《回憶秋白烈士》，《茅盾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445頁。
[52] 茅盾：《〈子夜〉寫作的前前后后——回憶錄[十三]》。
[53] 除上述《讀〈子夜〉》之外，1933年4月2日、3日瞿秋白與魯迅在《申報?自由談》上一同以樂雯筆名發(fā)表《〈子夜〉和國貨年》，對瞿秋白和魯迅合寫該文的考證，參見丁景唐、王保林《談瞿秋白和魯迅合作的雜文——〈《子夜》和國貨年〉》（《學術月刊》1984年第4期）。
[54] 蕓夫：《〈子夜〉中所表現(xiàn)中國現(xiàn)階段的經濟的性質》（《中學生》1934年1月第41號）。這一期的《中學生》雜志特別開辟了“中國現(xiàn)勢特輯”，專門刊登《中國都市金融的現(xiàn)狀》《中國農業(yè)的現(xiàn)勢》《中國民族工業(yè)的前途》等文章。此文作者“蕓夫”實為孫犁（見孫犁《裝書小記——關于〈子夜〉的回憶》，《光明日報》1978年6月25日）。另外，日本學者桑島由美子曾將蕓夫從《子夜》中總結出的七個相關問題，與茅盾的弟弟沈澤民從蘇聯(lián)學習歸國后1931年在瞿秋白辦的中共秘密刊物《布爾塞維克》上發(fā)表的《第三時期的中國經濟》中的七個標題逐一對照，以此分析茅盾如何用《子夜》形象化地回應了當時中國社會性質論戰(zhàn)中的相關問題。見[日]桑島由美子著，袁暌譯：《茅盾的政治與文學的側面觀——〈子夜〉的國際環(huán)境背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3期）。
[55] 甚至對對《子夜》中的金融投機研究也較少，較深入的有鄭富成《漫談〈子夜〉中公債市場的斗爭》（《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鄭富成未能見到上述《提要》，是針對《子夜》小說文本中的投機交鋒而談，與《提要》設想有所不同。
[56] 妥佳寧：《“高級形式的社會文件”何以妨害審美——關于〈子夜〉評價史》，《當代文壇》2018年第4期。
[57] 關于1949年以前的《子夜》評論，和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作為無產階級文學范本的“定向與放大”，及新時期《子夜》的接受史，參見陳思廣《未完成的展示——1933-1948年的〈子夜〉接受研究》（《江漢論壇》2008年第5期）與《放大與懸置——〈子夜〉接受研究60年（1951-2011）述評》（《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58] 曹萬生在1996年茅盾誕辰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fā)言《從悲劇與丑，看茅盾的產業(yè)意識》已經意識到，甚或進一步預言到“中國當代的社會經濟改革已經提出和解決的問題正在越來越多地與茅盾當年思考的問題、采用的題材、塑造的人物有了越來越密切的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已經導致了對《子夜》主題的重新審視?！币姴苋f生《茅盾在當下中國的意義》（《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