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與文學”研究：現(xiàn)狀、空間和路徑
從唐代至民國，書院經(jīng)歷了興起、發(fā)展、推廣、繁榮、普及、改制、復興的歷史階段。在最繁榮的時期，書院的數(shù)量接近六千所，以今日中國版圖而言，遍及除西藏以外的各個省區(qū)。作為傳播知識、交流思想、備戰(zhàn)科舉、傳承文化的重要場所，書院的祭祀、藏書、刻書、講學、考課等活動，與文學或多或少有些關聯(lián)；寫作訓練、詩文唱和、雅集題詠等文學活動，是書院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歷代作家當中，不少人有過書院求學或執(zhí)教的經(jīng)歷，有一些作品完成于書院時期。和“書院與教育”“書院與學術”“書院與科舉”等話題一樣，“書院與文學”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研究領域。
一、“書院與文學”研究的現(xiàn)狀
現(xiàn)代學術意義上的書院研究，自1920年代至今已歷百年，涉及制度、講學、考課、藏書、刻書、祭祀、經(jīng)濟、建筑、改制等諸多方面。其中與文學相關的研究起步較晚，1980年代開始有少量論著，最近一二十年始成氣候?！皶号c文學”研究取得的成果可從兩個方面作簡要梳理。
第一個方面是書院文學史料整理。
從“純文學”的角度看，相關整理以著名書院的詩文選為主，如譚修和周祖文《岳麓書院歷代詩選（注釋本）》（湖南大學出版社1986年）及其增訂本（湖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戴述秋《石鼓書院詩詞選》（湖南地圖出版社2007年）、李寧寧和高峰《白鹿洞書院藝文新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鄧洪波和周郁點校《岳麓詩文鈔》（岳麓書社2009年）、胡迎建《白鹿洞書院詩文選注》（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等。綜合性的書院詩文選則有鄧洪波《中國書院詩詞》（湖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鄭宣陶和楊加清《古代書院詩詞選》（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
從“大文學”的角度看，陳谷嘉和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資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鄧洪波《中國書院學規(guī)集成》（中西書局2011年）、吳欽根《〈申報〉所見晚清書院課題課案匯錄》（鳳凰出版社2018年）等文獻匯編，趙所生和薛正興《中國歷代書院志》（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上海市圖書館《格致書院課藝》（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2016年）、陳東輝《杭州詁經(jīng)精舍課藝合集》（學苑出版社2018年）和《杭州學海堂課藝合集》（學苑出版社2019年）、鄧洪波《中國書院文獻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和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2018、2019年）、魯小俊《清代書院課藝總集叢刊》（北京燕山出版社2021年）等影印叢書，其中有不少與文學相關的史料，或者本身就是文學作品。
第二個方面是書院文學專題研究，主要包括四個專題。
一是書院的文學教育。個案研究集中于詁經(jīng)精舍和學海堂，如宋巧燕《詁經(jīng)精舍與學海堂兩書院的文學教育研究》（齊魯書社2012年）、翁筱曼《晚清學海堂文學教學與先賢宗奉情結》（《暨南學報》2014年第7期）和《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晚清學海堂文學教學》（《學術研究》2016年第8期）等。綜合研究的代表作是程嫩生《中國書院文學教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版），另有肖徽徽和孫立《論清以前書院的文學教育》（《華文文學》2020年第4期）、宋巧燕《晚清西學書院文學與科舉教育探析》（《教育與考試》2022年第1期）等。
二是書院與文學流派。主要研究對象是桐城派與書院的關系，如曾光光《桐城派的傳承與傳統(tǒng)教育》（《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張維《“嶺南五大家”與書院》（《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柳春蕊《蓮池書院與以吳汝綸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東方論壇》2008年第1期）、李松榮《蓮池書院與后期桐城派》（中山大學2009年博士論文）、陳春華《清代書院與桐城文派的傳衍》（蘇州大學2013年博士論文）等。此外張永剛《東林黨議與晚明文學活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論及東林書院與東林黨的文學活動。
三是書院與地域文學。徐雁平《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論述書院與桐城文派、李兆洛與暨陽書院、詁經(jīng)精舍的學術與文學、道光以來金陵書院與文人活動、課作中的文學與學術等內容，其下編《清代東南書院文士活動年表》是關于東南書院與文學的編年錄。李光生《古代河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論及河南書院與學風、河南書院與地方人文的建構。這方面的成果又有蔡清德《玉屏書院與清代閩臺文人交游考述》（《福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常新《明清關中書院與文學》（《長安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等。
四是書院與文體。涉及詩詞、散文、駢文、辭賦諸體，詩詞方面有胡青《關于朱熹一組書院詩的考辨》（《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詹杭倫《試帖詩與律賦——讀〈關中課士詩賦注〉》（《中國詩歌研究》2002年）和《杜甫詩與清代書院詩賦試題》（《杜甫研究學刊》2002年第1期）、胡迎建《論白鹿洞書院的古代詩歌》（《九江師專學報》2003年第2期）、張文利《論宋代吟詠書院詩——以華林書院和武夷精舍為重點的考察》（《湖南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周戊香和王欣欣《石鼓書院詩詞文化及對湖湘文化的影響》（《圖書館》2014年第1期）、董晨《評“重理求實”與南宋書院詩歌創(chuàng)作觀》（《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和《試論南宋書院詩歌創(chuàng)作觀中的詩體問題——以朱熹的書院教學為中心》（《人文雜志》2021年第11期）、許虹《晚清書院課詩研究》（武漢大學2022年博士論文）等。散文方面主要關注書院記，有李光生《宋代書院記的文化闡釋》（《蘭州學刊》2016年第6期）、張文利《理學視域下的宋代書院記》（《文學研究》2019年第2輯）、胡曉和錢建狀《記其本末與書其大者：南宋的書院與書院記》（《江海學刊》2021年第5期）等，以及倪春軍《宋代學記文研究：文本闡釋與文體考察》（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四章《宋代學記文的衍變：南宋書院記》。八股文方面有李群喜和陳水云《路德八股文批評述論》（《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馬昕《晚清教育家孫萬春的八股文教學理論》（《斯文》2020年第2輯）等。駢文方面有曹虹《清代常州書院與駢文流衍》（《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陳曙雯《經(jīng)古學與十九世紀書院的文學生態(tài)與駢文發(fā)展》（南京大學2017年博士論文）等。辭賦方面有張巍和戴偉華《〈唐人賦鈔〉與粵秀書院》（《學術研究》2008年第7期）、許結《論清代書院與辭賦創(chuàng)作》（《湖北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李光生《書院語境下的文學傳播——以朱熹〈白鹿洞賦〉為考察對象》（《山西師大學報》2011年第3期）等。另有一些論文涉及特殊文體，如李光生《宋代書院與語錄體》（《蘭州學刊》2011年第2期）、劉文龍《姚永樸〈起鳳書院答問〉中的文學思想述論》（《明清文學與文獻》2020年）、楊珂和徐雁平《清代書院答問的文獻價值與文化意義——以李兆洛〈暨陽答問〉為中心》（《蘇州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等。
二、“書院與文學”研究的空間
“書院與文學”研究還有哪些空間可以拓展？還是從上述兩個方面來看。
先看書院文學史料整理。已有的史料整理工作成果豐碩，尤其是近年出版的《中國書院文獻叢刊》第1輯、第2輯，以及即將出版的第3輯，作為書院文獻的集大成之作，將對今后的研究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梢哉f，“書院與文學”研究所需的專書文獻，相當一部分都可以從已有的整理成果中獲取。當然仍有不少未收的專書文獻，以書院課藝為例，廣東顏海琴女史的藏書中，《麗正書院課藝》四卷、《續(xù)刻味經(jīng)課藝》不分卷等五種課藝總集，皆不見于已有的各種整理本或影印本。據(jù)筆者進一步普查，目前未收入各種叢書的課藝，至少還有150余種。以臨海市圖書館所藏課藝為例，可以補充影印以廣利用者就有《敷文書院課藝四集》不分卷、《剡山書院小課》一卷、《詁經(jīng)精舍文稿》不分卷（民國抄本）等15種。由此，“清代書院課藝總集叢刊續(xù)編”“中國歷代書院志續(xù)編”之類的文獻集成，仍有匯輯的必要?；蛘吒唧w一點，參照《清代文集人物傳記資料匯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等書的體例，將歷代書院志中的藝文志匯為一輯，成“歷代書院藝文志匯編”，對于“書院與文學”研究也具有直接意義。
書院文學史料整理方面的突破空間還有單篇文獻?！吨袊鴼v代書院志》《中國書院文獻叢刊》等叢書，都是專書文獻的匯輯。收錄單篇文獻的，主要是《中國書院史資料》《中國書院詩詞》《中國書院學規(guī)集成》等。這幾種資料匯編，在當時的條件下盡可能廣搜史料，嘉惠學林，厥功甚偉。而另一方面，近十多年來，大量別集、總集、年譜、方志、日記等文獻影印或點校出版，各種古籍數(shù)據(jù)庫投入使用，查找和獲取史料較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方便很多。根據(jù)這些叢刊或數(shù)據(jù)庫，可以發(fā)現(xiàn)未經(jīng)匯輯的單篇書院文獻，其數(shù)量相當可觀。
以一位不太有名的清人戴云官為例。此人曾主講上饒信江、贛州濂溪、嘉應培風書院，有《培花小園詩鈔》十三卷，收入《清代詩文集匯編》。集中與書院相關的詩有《和虔南觀察蔣礪堂夫子甄別濂溪書院諸生四章原韻》《次云岡刺史餞別培風書院諸生秋闈即用賓興字韻》《留別培風書院諸生即以培風二字為韻》《重過嘉應訪培風書院多士時由惠潮至此》《閱濂溪書院課卷口拈》《信江書院感懷》《閱信江書院課卷口拈》《過鵝湖書院用朱陸唱和原韻》《信江主講六年口占》《贈別信江書院諸生鄉(xiāng)試四絕》《信江書院即事》《信江書院感秋》《主講信江七載口占》《信江書院十二景》《十年主講信江思歸之作并以別諸生》《主講信江書院十五年留別多士二首》等數(shù)十首之多。這些詩作匯集起來，可以呈現(xiàn)書院日常生活的部分圖景。由此亦可知，《中國書院詩詞》的增補工作（“中國書院詩詞續(xù)編”）大有可為。
別集和總集中關于書院生活的史料相當豐富，書院的學規(guī)和章程、講義和課藝、師生的年譜和日記中，也有大量關于文學閱讀、寫作和接受的史料。“書院與文學”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有賴于這些資料的匯輯。例如，書院教學對待小說戲曲是怎樣的態(tài)度？明嘉靖間江西提學高賁亨為白鹿洞書院擬的《十戒》中，要求生徒勿“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zhàn)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于圣人之道者皆是?！比f歷間陜西關中書院主講馮從吾擬的《士戒》，也要求諸生“毋看《水滸傳》及笑資戲文諸凡無益之書”，“毋撰造詞曲、雜劇及歌謠、對聯(lián)”，“毋唱詞、作戲、博弈、清譚”。清道光間四川鹽源《柏香書院詳定章程規(guī)約》規(guī)定：“書籍除十三經(jīng)及諸史之外，其余淫詞艷曲、小說雜流與一切消閑遣興等，概不準攜帶入院?！苯够虿惶岢喿x小說、觀看戲曲，以免“害道”，這是書院比較普遍的主流傾向。不過，由此也反向證明了小說戲曲對于士子是有吸引力的。至于清光緒間陜西涇陽味經(jīng)書院山長劉光蕡，他鼓勵生徒“作小說”，認為小說有益于作文：“誦書、講書、作小說、講小學不可廢，廢則士皆趨虛文無實學矣。”“小說之宜作也。讀經(jīng)、讀史，使之實有心得，發(fā)為文章，鞭辟近里也。學力淺者，本底未清者，令作小說，不拘不束，暢所欲言，則層次可清，才思可展，詞調可煉，尤為有益?！边@里所謂的“小說”，不是通俗小說，而是指篇幅短小的論說文體。諸如此類的史料，如果能夠匯輯起來，對于我們了解書院的小說戲曲觀念或概念，無疑是頗有助益的。由此，“歷代書院文學資料匯編”之類的輯錄工作也很有必要。
再看書院文學專題研究。除了少數(shù)學者作了較長時段、較廣區(qū)域的考察，大多數(shù)研究都是以個案、地域、斷代為對象，重點在詁經(jīng)精舍、學海堂等著名書院，東南、嶺南等部分地區(qū)，以及宋代（主要是南宋）、清代（主要是中后期）等時段。今后可以拓展的空間，一是其他著名書院的個案研究，如江陰南菁、江寧惜陰、蘇州紫陽、上海求志、福州致用、武昌經(jīng)心、廣州廣雅、蕪湖中江、昆明經(jīng)正、成都尊經(jīng)等書院，皆在文學方面可圈可點；二是各地區(qū)的非著名書院的文學生態(tài)，包括山長的講義和答問之作、生徒應試的各體詩文、與書院日常生活相關的詩文、課藝作品中的地方文學譜系、書院學規(guī)和章程中的文學觀念等，皆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三是唐代、五代、北宋、元代、明代、清前期、民國這些時段，還有很多的空白可以填補。
歷代書院的文學作品，最終成為文學經(jīng)典的并不多。除了朱熹《白鹿洞賦》等少數(shù)名作，絕大多數(shù)作品都不存在“經(jīng)典化”的過程。而這恰恰是“書院與文學”研究的價值所在——由此可以呈現(xiàn)特定群體、特定階段的文學活動的一般狀態(tài)。譬如書院的課藝，幾乎都是生徒習作，其中有八股文，也有學術文和各體詩賦。不僅可以為別集提供輯佚和校勘資料（例如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林則徐全集》即未收林則徐《正誼書院課選序》），更重要的是留存了士人在特定階段的創(chuàng)作實踐（一個明顯的例證是，課藝多署早期名字，如林群玉即林紓、吳朓即吳稚暉、金楙基即金天翮、蔣國亮即蔣智由、廖登廷即廖平）。在思想史領域，葛兆光曾經(jīng)反思：“思想史是否應該有一個‘一般思想史’？過去的思想史是懸浮在一般思想水準之上的‘精英思想史’，但少數(shù)思想天才的思想未必與普遍知識水準與一般思想狀況相關，故有凸起，有凹陷，有斷裂，有反復，并不易于成為思想史之敘述理路?！毖刂@一思路來看書院課藝，它的“非名家名著”（即便其中有名家，也多為成名之前）的性質，恰恰可以拓展“一般文學史”的文獻資料，由此建構有別于光榮榜或者點鬼簿的、具有細節(jié)和過程的文學史敘述，當具有更充分的可能性。
具體而言，“書院與文學”可以從哪些路徑入手呢？以下分別舉書院文學活動和書院教學文體為例，試作拋磚之論。
三、研究路徑之一：書院文學活動
美國文學理論家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ǒng)》中提出，每一件藝術品總要涉及四個要素，即作品、藝術家、世界、欣賞者?！皬倪^程論的角度看，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論，可解釋為文學活動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讀者所構成的動態(tài)過程?！边@一理論強調的是社會歷史語境中的文學創(chuàng)作、欣賞和批評，注重各個要素的交互影響。
具體到歷代書院，作為有形的建筑，它可以依山傍水，也可地處阛阓，內有講堂書齋、園林景觀。在書院之中，來往過很多人物，發(fā)生過很多事情，這里是一個特定的“小世界”；在這座有形的建筑之外，也仍有相關的人和事，可以跨越時空。例如宋淳熙七年（1180）朱熹作《白鹿洞書院揭示》，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京師大學堂以朱子《白鹿洞揭示》榜示全堂；杭州詁經(jīng)精舍于清光緒三十年（1904）停辦，兩年后俞樾有《詁經(jīng)精舍歌》《與客談詁經(jīng)精舍舊事》等詩；光緒三十一年（1905）袁嘉谷在日本與昆明經(jīng)正書院同學相聚，有《經(jīng)正書院舊友游日本國者十數(shù)人，同飲照相，補作同門錄，題后二首》詩。京師大學堂的榜示、俞樾的懷舊詩、袁嘉谷的日本同學聚會，仍從屬于白鹿洞書院、詁經(jīng)精舍、經(jīng)正書院的“大世界”。
山長（掌教、主講）和生徒自然是書院的“作家”。還有一類需要納入進來的“作家”，就是與書院有關的地方官員，例如為成都尊經(jīng)書院諸生寫作《輶軒語》的學政張之洞。山長、生徒、地方官員同時也是“讀者”，再加上地方士紳，構成了書院的主要“讀者群”。晚清黃州經(jīng)古書院的《黃州課士錄》，附錄《題辭》三十多則，作者有生徒，也有官員和鄉(xiāng)紳。書院山長、書院生徒和地方官紳，圍繞書院總集，形成了一個命題、答卷、閱讀、品評的體系。其中最能引起共鳴的，就是鄉(xiāng)邦情結。如畢惠康題辭：“自從茂叔講筵開，鑄就英英絕世才。一代鴻文今讓楚，須知桃李賴人栽。”余錦琪題辭：“炳靈江漢英，蘄黃堪領袖?！边@種鄉(xiāng)邦情結，最簡明的表述就是“惟楚有材”（《黃州課士錄》中有賦作名曰《惟楚有材賦》）。
書院的讀者群往往有地域性，以本院、本地讀者為多。不過這只是一般情況。即便不是山長名篇而只是生徒習作，也仍有一定的院外讀者市場。例如晚清江蘇東臺人吉城的日記中，記錄他閱讀過的課藝總集有《尊經(jīng)書院五刻》《尊經(jīng)書院課藝六刻》《金臺書院課藝》《紫陽書院課藝》《格致書院課藝》《南菁書院文集》等。這些總集中有一位名叫陳光宇的作者，系尊經(jīng)書院生徒，最令吉城嘆服，日記中多次記錄燈下抄讀陳光宇時文。這樣，書院的“讀者”和“世界”又有很大的延展性。
至于“作品”，既有講學、答問、日記、考課之作，也有日常題詠、感懷、酬唱、雅集之作。較為特殊之處在于，書院“作品”多數(shù)是“寫”的，也有一部分是先“講”后“記”的，又有一部分是模仿“講”而“擬”的。后面兩種類型主要是講學、答問之作，具有明顯的語錄體風格。先“講”后“記”者如康有為《萬木草堂口說》、姚永樸《起鳳書院答問》，模仿“講”而“擬”者如張之洞《輶軒語》、惲毓鼎《云峰書院勵學語》。無論哪種情況，都具有或追求“現(xiàn)場感”。書院作品的語錄體風格除了“現(xiàn)場感”之外，還有口語化。尤其在明代，不少書院面向社會開放，有一種大眾化的傾向。影響所及，書院講義很多也偏于通俗易懂、輕松活潑。
綜上所述，書院文學活動的四個方面（世界、作家、作品、讀者），與一般的文學活動有相似處，也有其獨特性。有鑒于此，關于書院的文學活動，可以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
其一，書院背景。包括書院的建置、祭祀、經(jīng)濟、建筑、儒學、漢學、科舉、藏書、刻書等諸多方面，有必要考察其中與文學活動有關聯(lián)者。例如，不同書院膏火的發(fā)放額度不一樣。晚清項藻馨先是參加杭州多所書院的考課，后來應上海格致書院之課，發(fā)現(xiàn)格致書院“獎金優(yōu)厚，較之杭地竟數(shù)倍焉”。膏火收入不同，會影響生徒考課的積極性，從而影響課藝作品的數(shù)量，因此膏火問題對于文學活動而言，也具有特別意義。這是書院文學活動的“外環(huán)”。
其二，文學日常。以有關書院的詩文和寫于書院的詩文為基本史料，輔之以書院志、地方志、年譜、日記、報刊中的相關記載，可以再現(xiàn)書院的日常文學圖景。
例如唐天寶間樊鑄《及第后讀書院詠物十首上禮部李侍郎》，分別吟詠簾鉤、鞭鞘、箭括、門店、鑰匙、藥臼、井轆轤等，這些都是書院日常生活的設施或用具。詩中有句“丈夫立身須自省，知禍知福如形影”，成為后世經(jīng)常引用的格言。
再如明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到達貴州龍場驛，當?shù)厝藶槠鋭?chuàng)建龍岡書院，王有《龍岡新構》詩紀之。在龍岡期間，存有詩文《諸生來》《諸生夜坐》《龍岡漫興五首》《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等，書院生活的常態(tài)和王守仁的志趣，于此可見一斑。
又如清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十五日，《申報》刊登許耀《書院月課吟》組詩。該詩詠到院、晨敘、唱點、論題、午餐、私越、翻檢、抄襲、倩代、賣詩、互贊、交卷、探案、涂名、閱批、花紅諸事，對書院月課的全程以及各種流弊有生動的再現(xiàn)。
又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周大荒進入衡陽船山書院讀書。某日讀山長王闿運古風一首，其詩有“秦兵取蜀燒彝陵，吳人上峽燒蜀兵。鼉鼓連天動江水，臥龍空守八陣營”“荊襄湘越勢首尾，誰令驕將開兵端？江湖咫尺不相顧，空復馳驅五丈原”云云，讀罷大喜，對湘綺先生甚為嘆服。周大荒后來著有《反三國志演義》，于“楔子”中記錄了這段文字因緣。
諸如此類作品，涉及書院題詠、感懷、酬唱、雅集、講學、論學、考課等日常生活，這是書院文學活動的“中環(huán)”。
其三，文學教學。講學、論學、自修、考課等活動當中，有不少內容與文學密切相關，這是書院文學活動的“內環(huán)”?！巴猸h(huán)”“中環(huán)”“內環(huán)”互為補充和印證，共同構成書院文學活動的基本面貌?！皟拳h(huán)”具體呈現(xiàn)為各種教學文體，因涉及的內容較為獨特和重要，可視作另一種研究路徑，故在下文單獨論之。
四、研究路徑之二：書院教學文體
書院不只是教學機構，但教學確是書院最主要的職能。教學是“語言+文字”的活動，而部分語言最終也會落實到文字上面。運用什么樣的文體，這是關乎教學活動不同階段、不同側面的問題。傳統(tǒng)的書院志往往設“藝文志”或者“文翰志”，收錄與書院有關的各體詩文。例如明周偉《白鹿洞書院志》卷五至卷十為“文志”，包括奏疏、公移、洞規(guī)、策問、講義、說、戒、論、疏、記、序、告文、銘、辭、賦、詩等文體。清廖文英《白鹿洞書院志》卷十至十四為“文翰”，包括記、序、告文、辭、啟、銘、書、詩、賦諸體，而卷七至卷九“明教”部分的洞規(guī)、策問、講義、說、答問、戒、論、公移，其實也可以算在“文翰”之列。目前較受文學研究者關注的，只有記和詩賦，此外還有大量書院文體，尚未有學者從文學的角度做過研究。
書院的這些文體中，有一部分是與教學的相關度比較高的，再加上書院志一般不收的日記、課藝，我們可按現(xiàn)代分類方式，把書院的教學文體分作三個類別：一是規(guī)章制度類，以章程和學規(guī)為代表；二是官師授課類，主要是講義和答問；三是生徒研習類，日記和課藝最為典型。
單從“純文學”的角度看，這些教學文體或多或少與文學有些關聯(lián)。書院的章程和學規(guī)中，有很多關于文學教學的理念、設計和安排；書院的講義和答問，作為師生教學活動的基本史料，留存了關于文學話題的講解和討論，或者運用了富有文學性的教學手法；書院的日記和課藝，是生徒學習生活的記錄，其中有大量文學作品、文學評論。
例如書院學規(guī)中有不少涉及文學閱讀和寫作的規(guī)定或建議。明弘治間陜西三原《弘道書院學規(guī)》，要求“諸生學古文者，每日讀謝疊山所選《文章軌范》文字一首。學詩者，每日讀楊襄城所選《唐音》詩二首”，而且“每月朔請古文題二、詩題四，俟舉業(yè)工夫有暇作之，辭尚體要，至月終呈稿改正”。清康熙間長沙《岳麓書院學規(guī)》建議：“至于作文，當規(guī)仿古文，宜取賈、韓、歐、曾數(shù)家文字熟讀，自得其用。”“論詩專以少陵為則，而后可及于諸家，先律體后古風，先五言后七言，庶可循次漸進于風雅之林矣?！奔螒c間陜西藍田《玉山書院規(guī)條摘要》規(guī)定“課卷如有失粘者，每一字罰錢五文，出句用平聲住腳者，罰錢二十文”，并且“一三五如不調諧，即是失粘，俗論所為‘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者，斷不可從”。同治間浙江臺州《重定正學東湖廣文書院規(guī)條》，要求在院生童不得擅取東湖所養(yǎng)之魚，理由是“東湖蓄水養(yǎng)魚，欲遂其生，藉培地脈，兼暢文機”。經(jīng)由這樣的學規(guī)，可以了解書院在文學教材、文學技法等方面的一些理念。
再如“答問”中也有關于文學話題的討論。清同治四年（1865），李聯(lián)琇主講江寧鐘山書院。是年秋，弟子劉壽曾拜入門下?！跋壬加兄v授，輒書于幅之傅別，旁行斜上，淋漓滿紙。壽曾感先生訓勖之厚，謹仿《鄭志》之例，條錄所聞，以類相次，為《臨川答問》一卷。”《臨川答問》凡四十則，涉及經(jīng)史以及石鼓文、韓文、唐賦等。光緒二十七年（1901）姚永樸在信宜起鳳書院，弟子李學淵問“《九歌》終于《國殤》，何也”，梁宗俊問“《風賦》大旨”，梁廷拔問“陶淵明何以作《閑情賦》”，李維詢問“《古文詞類纂》選《過秦論》三篇，次序何以與《史記》不同”等等，姚山長皆有回答。通過這些答問，可以了解書院文學教學的基本情形。
而從“大文學”的角度看，章程、學規(guī)、講義、答問、日記、課藝等，本身就有文體學的價值。例如，南宋景定五年（1264），文天祥出席瑞州西澗書院的釋菜典禮并作演講。他向諸生申明“君子德業(yè)之義”，不僅講道理，還講了司馬光和劉安世早年的故事。這篇演講即《西澗書院釋菜講義》，講道理和講故事相結合，具有很好的教育效果。明末顧憲成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闡釋《論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等義，謂“人生天地間，日子不是胡亂度的，屋不是胡亂住的，飯不是胡亂吃的，朋友不是胡亂搭的，話不是胡亂說的，事不是胡亂做的”云云，幾乎就是白話，語體風格偏于通俗平易。先有言說，再經(jīng)記錄（或復述）而形成的講義，是一種典型的教學文體。
再如日記非書院專有，但書院的日記有其特殊性：第一，它的內容主要是學業(yè)，其次是修身；第二，它不只是寫給自己看的，其讀者還有山長、同學或地方官員。南宋文天祥《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明代汪可受《白鷺洲書院館例》、清代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jīng)書院記》中都曾要求或建議諸生寫日記。晚清蘇州《學古堂日記》、沈恩孚《龍門書院讀書日記》、唐文治《南菁書院日記》等，都是書院生活的實錄。胡適的父親胡傳曾在龍門書院讀書，《胡適口述自傳》中談到過書院的日記教學：“這些‘日記’和‘日程’父親均保留下來。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紅字的宋儒朱熹和張載等人的語錄。其中一份張載的語錄便是：‘為學要不疑處有疑，才是進步！’這是個完全中國文明傳統(tǒng)之內的書院精神。”日記是書院行之有效的一種教學文體。
又如課藝乃生徒習作，其內容有八股時文、經(jīng)史詞章、時務西學等類。時文書院以舉業(yè)訓練為要務，八股時文這類舉業(yè)型的課藝自然是主流。而另一方面，過于重視八股文，將書院辦成科舉的培訓基地，又存在許多弊端。經(jīng)史詞章這類學術型的課藝，是對書院淪為科舉附庸的糾偏。到了清末，“尊西法而抑中學，侈經(jīng)濟而陋詞章，崇策論而卑八股”成為時代風尚。時務西學這類經(jīng)世型的課藝，是對時代風尚的呼應。因此課藝的內容相當駁雜，其中有《經(jīng)正書院小課》《云間小課》《奎光書院賦鈔》《關中書院詩賦錄》這樣的“純文學”作品，同時《鰲峰書院課藝》《滇秀集》《蜀秀集》《格致書院課藝》等總集中的八股文、學術文、經(jīng)世文，則屬于“大文學”的范疇。
概而言之，在書院的教學活動中，章程、學規(guī)、講義、答問、日記、課藝等文體，廣泛運用，且自成體系，涵蓋了規(guī)誡、講授和研習的整套流程，既是書院教學活動的書面載體，也是書院教學的歷史見證。拿今日的學校教學作類比，大致來說，章程和學規(guī)相當于“行為規(guī)范”和“學習指南”；講義相當于“教案”“講稿”，答問則類似于“教輔資料”或“課堂筆記”；日記是“讀書筆記”，課藝則近于“練習冊”和“模擬試卷”。胡適有言：“一千年以來，書院實在占教育上一個重要位置，國內的最高學府和思想的淵源，惟書院是賴?！表樦@個思路看，文學思想的傳播、文學寫作的實踐，也在一定程度上“惟書院是賴”，書院也應該在文學上占“一個重要位置”。
結語
鄧洪波教授在《書院學檔案》前言中展望書院學的未來趨勢，指出：“多學科的交叉必將是書院學發(fā)展的重要方向。任何一門學科要發(fā)展壯大，都離不開多學科交叉研究。新的思維、新的方法便是新鮮的血液。隨著國內學術的繁榮發(fā)展以及與國外交往的不斷深入，新學科向書院學的滲透是必然之事。”“書院與文學”正是在書院研究和文學研究的交叉地帶，尋求新的學術突破。具體而言，書院研究界關注較多的是書院的制度、教育、藏書、祭祀、理學、漢學、科舉等話題，文學話題則處于相對比較邊緣的位置；而文學研究界對于文學與“場域”關系的研究，涉及鄉(xiāng)村、城市、山水、園林、社團、幕府、試院、寺院、道觀等項，書院自然也是其中之一，目前還有很多值得充分挖掘的寶藏?？梢灶A見，“書院與文學”研究融合教育史與文學史，將是未來有較大生長空間的學術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