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李存葆和金庸，在今天看，風馬牛不相及，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其實是一伙兒的。英雄主義約等于中國傳統(tǒng)的江湖俠義。故而，金庸和李存葆實則為如何“重勘現(xiàn)象級文本”提供了兩種具有典型性的文本——在一個英雄沉淪但需要英雄的時代，他們從不同的途徑進入八十年代文學場。

傅逸塵論李存葆的中篇小說《高山下的花環(huán)》，是重勘李存葆創(chuàng)作《高山下的花環(huán)》前后的歷史的第一現(xiàn)場，通過歷史資料梳理與當事人、見證者的回憶追述，“還原建構一個當年的‘文學場’”[1]。就傅逸塵而言，“在這個場域里進行我的研究與分析，這樣得出的判斷或許才是相對可靠的，或言之是接近歷史本相的”。傅逸塵建構的關乎1980年代初期的“文學場”。值得注意到的是，當下幾成共識的1980年代“黃金時代”的，與之關聯(lián)的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huán)》的創(chuàng)作動機、發(fā)表過程和讀者反響等皆有了不同尋常(甚至是同主流的當代文學史敘述有所出入)之處——作為現(xiàn)象級文本的《高山下的花環(huán)》的文學面貌與文學史面貌，也便愈發(fā)復雜纏繞。

李瑋教授分析金庸及其“盛世江湖”，取徑的則是另一種研究視角方法。她將金庸武俠小說的影響意義放置于后設歷史的“九十年代”，如汪暉所言的“漫長的‘九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的終結”進行比照論述。在此維度下，八九十年代金庸小說刀光劍影的武俠江湖成為更為寬廣多元的文學史脈絡。李瑋所述，“八十年代”至“漫長的‘九十年代’”的“金庸熱”，以及新世紀“后金庸”時代——武俠小說這一小說類型在現(xiàn)今語境下的式微，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外部社會趨勢與社群精神結構的凸顯與轉向(李瑋教授特別強調了改革開放時代背景下全球化趨勢、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等因素對于金庸武俠小說在國內傳播推廣產生的影響)，讀者(包括專業(yè)讀者與普通讀者)看待金庸的武俠小說、看待“后金庸”時代的追隨者與揚言“革其命”者，看待武俠小說改革開放時代以來的興衰流變，都會由于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經濟狀況和文化心理而產生獨特的觀念立場，這也就是李瑋教授講到的“金庸的出版和傳播體現(xiàn)出改革開放后中國人意識和潛意識的變化”[2]。需要指出，所謂“現(xiàn)象級文本”，不單指涉文學作品在問世后所擁有的非凡影響力，也聯(lián)系著是怎樣的讀者群體、文化氛圍、傳播媒介催生出相應的“現(xiàn)象級文本”。李瑋教授以金庸武俠小說在“八十年代”與“漫長的‘九十年代’”的“熱”與“九十年代”終結以后純武俠小說遭遇的“冷”為切口，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不同階段國內閱讀市場、研究界與批評界的審美趣味、精神訴求、現(xiàn)實境遇、時代想象等方面的深刻變化。

有必要指出，這期作為“現(xiàn)象級文本”考察樣本的《高山下的花環(huán)》與金庸武俠小說，看似沒有顯性的邏輯關聯(lián)，但事實上，正是通過這兩個考察樣本的比較分析，從而引出了“現(xiàn)象級文本”與嚴肅文學、通俗文學之間關系的議題。去年我為《小說評論》“重勘現(xiàn)象級文本”欄目第一期所寫的“主持人語”里，就指出：“我們指認一個文本的‘現(xiàn)象級’，會綜合考量它所關聯(lián)的——或公共議題、或讀者參與、或審美嘩變的公共性和社會性等等，而不是經典還是非經典，嚴肅還是通俗?！盵3]時隔一年，同樣適用于這期“重堪現(xiàn)象級文本”欄目所關注的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huán)》與金庸武俠小說。《高山下的花環(huán)》與金庸武俠小說之所以能迅速成為各自時代的爆款熱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兩者內蘊的英雄主義氣質同讀者對象心理訴求之間的緊密呼應，而英雄氣質的背后則是公眾群體關乎公平、正義、自由等命題的叩問與探尋。金庸在《射雕英雄傳》《天龍八部》想象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江湖俠士形象，《高山下的花環(huán)》對于階段性的腐敗現(xiàn)象與人情關系網的直擊與批判以及對于戰(zhàn)士壯烈犧牲的英雄行為的渲染，對接了社會有關英雄、英雄主義的期盼，這也使得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huán)》與金庸武俠小說恰逢其時，順理成章地成為矚目的“現(xiàn)象級文本”。多數(shù)以“嚴肅”或“通俗”作為“現(xiàn)象級文本”研究落腳點的觀察者恰恰忽略了這一點?！陡呱较碌幕ōh(huán)》與金庸武俠小說，因了彼時的英雄主義，從而擊穿了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形式壁壘，具有了共通的可能性，這也從側面再次呼應了我先前拋出的那個觀點：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從來都不是區(qū)分“現(xiàn)象級文本”與否的門檻標尺。

不僅如此，傅逸塵經由《高山下的花環(huán)》引出的“黃金時代”與“失蹤者”、李瑋通過金庸、溫瑞安、鳳歌、步非煙、三弦、任怨等人作品加以辨析“江湖”與“烏托邦”在不同時間節(jié)點的張力結構，也說明了“現(xiàn)象級文本”在經歷復雜“現(xiàn)實”的淘洗與篩選后極其耐人尋味的“歷史”走向——它們也許將會占據(jù)文學史的一方角隅，也許就此銷聲匿跡。而“現(xiàn)象級文本”的興與衰、流變軌跡、生成動因以及意義局限等，由此引申出“我們如何書寫(重寫)文學史”“文學經典化的機制與標準究竟是什么”等一系列更為宏觀層面的問題。顯然，傅逸塵與李瑋兩位學者，從各自的視野領域、趣味經驗和價值取舍等角度出發(fā)，對于“現(xiàn)象級文本”具體的浮沉命運與當代文學圖譜相關細部的發(fā)展歷程，作出了積極而富于深意的實踐探索。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注 釋

[1]傅逸塵：《“失蹤者”：文學史的遺漏與文學場的角力——“寫真實”語境里的李存葆和<高山下的花環(huán)>》，《小說評論》2023年第1期。

[2]李瑋：《“盛世江湖”與漫長的“九十年代”：從金庸，“后金庸”到純武俠的衰落》，《小說評論》2023年第1期。

[3]何平：《主持人語：時間之流的文本浮標》，《小說評論》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