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 “探本” ：錢鍾書的詩品倫理學——“批本隨園詩話”現(xiàn)代版
一、“探本”：從詞語到范疇
“探本”作為本文第一關(guān)鍵詞，它最早在《談藝錄》露面時，似是青年錢鍾書偶爾一用的孤立詞語（時32歲）。后來，錢鍾書（1910—1998，下簡稱“錢”）撰《管錐篇》，又從不同視角論及“探本”（時62—65歲），即晚年錢著已將“探本”從詞語衍化為義蘊深邃的概念或范疇。
1942年脫稿的《談藝錄》是在論及袁枚（1716—1798，字子才，下簡稱“袁”）時始用“探本”一詞的，說袁所謂“‘喻詩以禪始嚴氏’云云，亦非探本知源”?！皣朗稀奔磭烙穑?193—1240），號滄浪，其《滄浪詩話》頗多處“論詩如論禪”，袁輕言“喻詩以禪始嚴氏”，錢指袁未臻“探本知源”。由此判“探本”之含義，首先是指在知識學或思辨上宜回到本應(yīng)抵達的歸宿，此即“知源”。若訴諸隱喻，形同“回家”。錢1947年撰文《說“回家”》，先說“中國古代思想家，尤其是道家和禪宗，每逢思辨得到結(jié)論，心靈的追求達到目的，就把‘回家’作為比喻，例如‘歸根復(fù)本’‘自家田地’‘窮子認家門’等等”；后又引德國諾梵立斯（Novalis）的箴言：“哲學其實是思家病，一種要歸居本宅的沖動?！卞X認為，若撇開唯心玄談之嫌，“回家”“這比喻還是正確貼切的，因為它表示人類思想和推理時一種實在的境界”：“回是歷程，家是對象。歷程是回復(fù)以求安息；對象是在一個不陌生的、識舊的、原有的地方從容安息。我想，我們追思而有結(jié)果，解疑而生信仰，那些時的心理常是這樣。”這無形中也就為“探本”下了定義。經(jīng)此定義，“探本”也就由詞語升格為概念。
說“探本”概念在《管錐編》又升格為范疇，是因為此書論及“探本”時，已不僅是在知識—思辨層面作文獻學“探本”，且亦沉潛到發(fā)生學層面去探尋主體為何在此時此地作如此言說的心靈（心理）動因，所謂“析理探本，正復(fù)同出心源”。這就是說，文獻學與發(fā)生學雖皆用“探本”二字，然彼此所“探”之“本”卻迥異，不在同一檔次。前者涉知識、思辨，屬“工具理性”；后者涉心靈、心源，歸“價值理性”。這就導致“探本”概念之外延溢出知識—思辨之“紙面”，而已力透價值—存在之“紙背”。也因此，知識學“探本”這一平面概念，也就飄逸地躍遷為足資涵蓋價值學“探本”的復(fù)合型范疇。古人云“做詩功夫全在詩外”，今人也可說文獻學“探本”之最后謎底，往往靠發(fā)生學“探本”去揭曉。
以此視角去觀照《管錐編》的復(fù)合型“探本”，它酷似一座儀器，頂端裝有一對“通觀”“深察”鏡頭，可隨機調(diào)試著用?！巴ㄓ^”鏡頭主要用作文獻學“探本”（閱讀表層），“深察”鏡頭主要用作發(fā)生學“探本”（人格深層）。
《管錐編》那座由“通觀”“深察”鏡頭合成的方法論儀器很靈，能一下把《談藝錄》為何說袁枚詩話“并非探本”及其人格成因探到骨髓里。這就是說，《隨園詩話》于“詩論尺度”“詩選幅度”所綻露的知識學短板，乍看是袁自信天分，“口角玲瓏”，大凡“立說，每為取快一時，破心奪膽，矯枉過正”，不憚“英雄欺人”；追到人格深處，當是袁自“非目無智珠，不識好丑者”，只是“特乞食作書，聲氣應(yīng)求，利名扇盪，取舍標準，自不能高”。更無須細論，當袁得意忘形，“乃比論詩于選色，而實托風雅為狹邪”，“佻放肆，蕩檢踰閑，盛名之下，占盡韻事，宜同時諸君之由羨生妒，由妒轉(zhuǎn)恨矣”，其著名者即章學誠、趙翼等明斥袁“實乃名教罪人”。這反倒讓錢著作為“批本隨園詩話”的現(xiàn)代版變得好寫了，因為透視袁的“立身—為文”關(guān)系遠比透視李商隱來得爽快，李商隱《無題》詩不諱“放蕩”，然立身未必“放蕩”；袁則為反例，其詩話屢涉“放蕩”，其行世亦身接“放蕩”矣。
錢無心接踵清儒對袁落井下石?！霸喜呸q縱橫，筆舌伶俐，二百年來，公論已定”，更無須諱言隨園“此書家喻戶誦，深入人心，已非一日，自來詩話，無可比倫”這一史實。這不是說清儒以降詬病隨園者無甚意義，而是說類似“責難，大都學識勿足，心氣未平”。故錢的自我定位是“竊不自揆，以《詩話》為據(jù)，取前人論衡所未及者，稍事參稽”，謙詞矣。據(jù)筆者心得，錢之所以針砭隨園，究其質(zhì)，是更想從隨園的“知識—人格”病灶中探取且提煉后世批評史家借以明鑒深省的“詩品倫理學”，以祈中華學術(shù)繼往開來。用錢的話說，即“非敢好謗前輩，求免貽誤來學”。
二、詩論尺度須訴諸“町畦”
無論古今，一部詩話或美學專著，若想在思辨上整體站住腳，首先取決于此書是否有類似“心臟”或“腦中樞”的邏輯起點。邏輯起點又叫“元概念”。“元概念”宛若生物的全息胚，該生物以后長成什么模樣，根系于此。從系統(tǒng)論角度說，這叫“對前提條件的敏感依賴”。因此，當“元概念”最初被預(yù)設(shè)時，須講究內(nèi)涵的純粹性，切忌被摻入“雜種”。這對著者來說是一大考驗。故一個系統(tǒng)思辨修養(yǎng)了得的著者，為了謹防“雜種”對“元概念”的信息污染，其應(yīng)對機制之一，便是在正面定義對象“是什么”之前，先澄清對象“不是什么”?？肆_齊在這方面堪稱西學典范。1912年其《美學綱要》問世，克羅齊在嚴謹?shù)囟x藝術(shù)“是抒情的直覺”（第229頁）之前，先用整整一章篇幅來細述藝術(shù)既不“是物理的事實”（第209頁）；“也不可能是功利的活動”（第211頁）；更“不是一種道德活動”（第213頁）；末了，被著者稱為“最后的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否定”，“否定藝術(shù)具有概念知識的特性”（第215頁）。
如上，“學術(shù)規(guī)范”粗看無涉袁枚，但在錢的眼中怕未必，否則錢不必說“余細按子才議論，知其胸中實未能化卻町畦”一語。“町畦”何謂？置于“學術(shù)規(guī)范”框架，它是喻指學術(shù)書寫若無愧學術(shù)，就務(wù)必在“有限語境說有效的話”，亟待在說明對象“是什么”時很明白它“不是什么”，即在“是什么”與“不是什么”之間劃出邊界。相反，若連對象“是什么”“不是什么”也辨不清，怕就會剛認對象“是什么”，轉(zhuǎn)眼又說對象“不是什么”，這就自相矛盾，連起碼的邏輯同一律也背離了。這誠然有悖一個著者須具備的“應(yīng)知應(yīng)會”即“責任倫理”了?！峨S園詩話》（下簡稱《詩話》）在這方面是否已犯病？是的，《談藝錄》診斷得很明確：正因為著者未能將其胸臆訴諸“町畦”，故“每執(zhí)世之早晚，以判詩之優(yōu)劣，此已與前說矛盾矣。且時而崇遠賤近，時而雄今虐古，矛盾之中，又有矛盾焉”。
錢深知《詩話》之病根，是出在對“性情”（元概念）的涵義界定，從未澄明到“非彼即此”。然批評史界并非誰都看出了這一點。比如，郭紹虞立論隨園“性情”是對明代公安派“獨抒性靈”的“修正”，防范了公安派“真而帶率，新而近纖的流弊，故其論詩，天分與學力，內(nèi)容與形式，自然與雕琢，平淡與精深，學古與詩心，舉凡一切矛盾沖突的觀點，總是雙管齊下，不稍偏畸的”（有人說隨園達到了“藝術(shù)辯證法”），便是范例。錢不會輕易認同這些說法，因為他們?nèi)绱恕疤奖尽彪S園的前世今生，未免漠視了隨園“性情”在批評史上與滄浪“詩者，吟詠情性也”更具直系血緣。這仿佛是在勘探隨園“性情”這座清亭的遺址，究竟用了明代三袁的舊宅基地，還是本就扎根在南宋滄浪故里。
但當錢道破隨園“性情”擬是滄浪“情性”的清代后裔，未必無風險。錢明知隨園非議滄浪處不少，但就是有本事從《詩話》讀出隨園論詩，實與“滄浪等執(zhí)論冥契而不自知”。證據(jù)有四：證據(jù)一，錢發(fā)現(xiàn)“隨園甚推楊誠齋”，而楊（萬里）恰恰是滄浪于南宋詩壇唯一推崇的同朝詩家。證據(jù)二，有涉“深微”與“羚羊掛角”之關(guān)系，錢引《詩話》卷二，說“子才嘗自言：孔子與子夏論詩，高岸深谷，泠泠然不見其里，所謂深微。乃滄浪羚羊掛角之先聲”；錢又謂滄浪拈“羚羊掛角”四字無非喻指詩境重在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是也，這與篇幅長短無關(guān)，“短詩未必好，而好詩必短，意境悠然而長，則篇幅相形見短矣”。何謂“藝術(shù)辯證法”？這就是。甚至還有如此奇跡：長歌行只要有回腸蕩氣之神韻，“雖千萬言謂之辭寡亦可，篇終語了，令人惘惘依依。少陵排律所謂‘篇終接混?！撸且病?。這就正好與孔子所謂“高岸深谷之能微遠”相對接。證據(jù)三，錢確認隨園與滄浪皆心系“詩識”。滄浪所謂“夫詩有別材，非關(guān)書也；詩有別趣，非關(guān)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這段話太有名，但另一句話或許更重要：“夫?qū)W詩者以識為主”。正是在這點上，隨園與滄浪“心有靈犀”。錢引《詩話》卷三：“方子云曰：‘學荒翻得性靈詩’，劉霞裳云：‘讀書久覺詩思澀’。非真讀書能詩者不能道。又曰：‘作史三長才學識’，詩亦如之，而識為最先。非識則才學俱誤，北朝徐遵明指其心曰：‘吾今而知真詩之所在’。識之謂歟”。證據(jù)四，有涉“禪”與“妙悟”，錢謂盡管“子才不好釋氏，或未讀其書”，“故不知禪即非禪，殊歸一途，亦不自知其非禪而實契合于禪耳”。初讀此語有點拗口，其實是說滄浪“論詩如論禪”無非修辭，或曰“妙悟”固然是禪家的看家本領(lǐng)，然也不宜把“妙悟”當作禪家“家私”或?qū)＠?，仿佛若無禪宗，人世間也就從未有“妙悟”一般。錢說得很透，“悟乃人性所本有”“一切學問，深造有得，真積力久則入”，腦海深處也就會隨機而生“妙悟”。這只是普世性的精神現(xiàn)象，但其“舉小包大、立竿見景、神而明之”即“不期而遇”的心理活動形態(tài)，卻又與禪宗酷似。也因此，錢小結(jié)道：“蓋性之靈言其體，悟之妙言其用，二者本一氣相通。妙悟必根植于性靈，而性靈所發(fā)，不必盡為妙悟；妙悟者，性靈之發(fā)而中節(jié)，窮以見幾”而已，此即滄浪本意。也因此，當“子才引司空表圣（論詩“貴得味外味”——引者），尤機鋒洩漏，表圣固滄浪議論之先河；與《李生論詩書》所謂：‘味在酸咸之外，遠而不盡，韻外之致’，即滄浪之神韻耳”。錢不禁贊曰，此真可謂“要言妙道，心同理同，可放諸四海者耶”。
綜上所述，提示有二：一是《談藝錄》的四個證據(jù)足以證明隨園“性情”，委實是從滄浪“情性”那兒來的。二是這對堪稱直系血親的主詞終究闊別了五百余年，這很難不讓隨園“性情”淪為游魂野鬼，擋不住清乾嘉年間的權(quán)門之誘與青樓之媚。于是，近乎“黑色幽默”的一幕也就戲劇性地落到隨園身上：一方面，從批評史角度看，隨園“性情”明明已側(cè)身其詩學老家；另一方面，其內(nèi)心又頗陌生，不敢認滄浪“情性”是其詩學老家。因為他那顆彌滿翰林傲氣、市場濁氣、閨閣脂粉氣、極不安分又自以為是的性靈，實在與滄浪那顆持身若崖、清剛雅正的詩魂有云泥之別。用錢的話說，即“隨園喜作風類己，遂標榜耳”。這無異于埋下禍根，所謂“隨園喜作風類己”，無非說他骨子里就沒想過，應(yīng)在作為“詩論尺度”的“性情”與“作風類己”之間劃出邊界（“町畦”）；所謂“遂標榜耳”，則直白地說隨園是將其清濁莫辨、業(yè)已濫情的私己“性情”，無顧忌地放大為公共性的“詩論尺度”。進而，其“詩選幅度”也就像潰堤洪水，魚龍混雜、“寧濫毋遺”地風靡橫溢。據(jù)《談藝錄》載，隨園“詩論”不純、“詩選”不雅之評議早流播海外，以譯漢詩聞名的英國人Arthur Waley就有此言：“欲觀惡詩，須閱《隨園詩話》”，錢稱他“殊具識力”，且隨即道：“自有談藝以來，稱引無如隨園此書之濫者。尤以卷八引青田才女柯錦機調(diào)郎五言絕，為極糞土之汙。子才不惜筆墨，一至于斯”。
現(xiàn)在總算清楚了，隨園為何從不讓“性情”（詩論尺度）訴諸“町畦”（邏輯界定），根子就在隨園從未想過要從思辨上去定義“性情”“是什么”“不是什么”。當隨園連應(yīng)視作“元概念”的“性情”“是什么”“不是什么”也無界限意識時，其“性情”在邏輯上就算不上是“元概念”，而淪為不講邏輯規(guī)范、只講任性自炫，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玩意兒”了。這是任何正經(jīng)詩話或詩學專著最忌諱的積習，因為它會從整體上腐蝕此書的詩品質(zhì)量。系統(tǒng)論法則就是這般無情：當誰不在乎“詩論尺度”差之毫厘，其“詩選幅度”也將謬乎千里。這就是說，當隨園不限定“性情”“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其《詩話》也就很難不從“什么都是”走向“什么都不是”。這是錢從隨園讀出的“詩品倫理學”第一定律。
三、深閱讀在“全篇”不在“摘句”
“沒有金剛鉆，不攬瓷器活?！边@是錢從隨園提煉的“詩品倫理學”第二定律。否則，無法解釋初版《談藝錄》為何要用三分之一強的珍貴篇幅，去全方位地揭示隨園在“詩論尺度”“詩選幅度”“詩例箋釋”上的遜于“探本”或“探而不本”。中華書局1984年新版《談藝錄》是補訂本，全書計622頁，上半卷304頁系1948年初版體量，下半卷318頁系此書“補遺”。這就是說，《談藝錄》初版篇幅從第195—304頁（計109頁），竟都耗在隨園身上。相比較，此書用在黃庭堅（第5—22頁）、王國維（第23—25頁）、李賀（第44—59頁）、韓愈（第62—83頁）、陶淵明（第88—92頁）、王士禛（第96—110頁）、陸游（第115—132頁）、趙翼（第132—133頁）、錢籜石（第175—194頁）的篇幅，卻依次只有17頁、2頁、15頁、11頁、4頁、14頁、17頁、1頁、19頁?！墩勊囦洝穼﹄S園之用心用力，與此書對詩史暨批評史的其他諸家相比，為何厚此薄彼得極不對稱？只有一個原因：隨園在乾隆以降的批評史所享有的顯赫影響與袁枚的學力、人品境況相對照，實“德不配位”暨“盛名之下，其學難符”。故《談藝錄》有膽氣、有使命、亦有才學博識，要為批評史還一個隨園的本來面目。本章側(cè)重隨園學識。
錢在評價趙翼（甌北）詩時曾“予嘗妄言：詩之情韻氣脈須厚實，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語意必須銳易，如刀之有鋒也。鋒不利，則不能入物；背不厚，則其入物也不深。甌北輩詩動目而不耐看，猶朋友之不能交久以敬，正緣刃薄鋒利而背不厚耳”。把這段話移作診斷隨園，幾乎不改一字，便可掐住其命門。因為甌北詩藝上的軟肋，恰可影射《隨園詩論》的結(jié)構(gòu)性隱患：正緣其學識刀背不厚才制約其對“詩例箋釋”的鋒刃嫌薄，入物猶淺。故說隨園也是“生平浪學不知株”可也?！爸辍保疽?。錢“按意謂不知學之根本或首要所在也”，即不足“探本”或“探而未本”也。
考辨隨園的學識觀，錢注意到了這一現(xiàn)象：即清代“初學讀《隨園詩話》者，莫不以為任心可揚，探喉而滿，將作詩看成方便事。只知隨園所謂‘天機湊合’，忘卻隨園所謂‘學力成熟’；粗浮淺率，自信能詩。故隨園此書，無補詩心，卻添詩膽。所以江河不廢，正由涯岸不高；惟其平易近人，遂為廣大膽主”。真可謂“羊毛乃出在羊身上”。這就是說，考察隨園的生平言行，不僅要看他怎么說，又怎么做，能否“知行合一”；更要慎對他滿嘴的“藝術(shù)辯證法”，乍聽面面俱到“不稍偏畸”（郭紹虞語），細辨卻是有玄關(guān)暗線在焉。比如，他雖說“天籟須向人工求”，但披閱隨園全書，并不見他補白“天籟怎樣須求自人工”。又如他表態(tài)愿像杜甫一般“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然其內(nèi)心或許更想輕易地“取其神”，故其詩話永遠不會披露他讀書怎樣“破萬卷”。相反，隨園更熱衷于張揚的是他如何甚具天分（“磨鐵可以成針，磨磚不可以成針”），仿佛其詩論既主性靈，所謂“凡作詩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或謂“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也就不必真在學業(yè)博識上下苦功了。
故《談藝錄》一語道破天機：“夫直寫性靈，初非易事。性之不靈，何貴直寫？”這就是說，隨園“直寫性靈”雖語近韓愈“詞必己出”，然韓愈何等巨子，其“文起八代之衰”的雄渾氣象、精深學淵，豈是隨園才子可以比肩？錢說對了，韓愈“詞必出己”之“己”，是以孟子式的“萬物皆備”、陸象山式的“六經(jīng)相注”作根基的，而隨園僅“浪學”文人而已。用章學誠的刻薄話說，“一命為文人便無足觀”。章氏與隨園是同世代人，彼此間多爭訟，但隨園心躁氣浮，自戀于什么都懂，卻懂得甚淺近陋的作派，難入章氏的法眼。豈止“難入法眼”，檢索章氏1797年的一篇檄文《書坊刻詩話后》，簡直把隨園痛詆得一錢不值，不僅“其人不學無識”系“無知之徒”“無知小子”，更因他在經(jīng)史方面的輕率筆墨而讓“大抵經(jīng)史學家，視如不共戴天，故竭力排擠”。錢是著眼“詩品倫理學”視角，而從150年前的隨園身上提取古典樣本的，故他也就特擅長從“詩例箋釋”方面來追溯這位才子如何因膚廓“浪學”而難臻“探本”或“探而未本”的。
錢認為真正專業(yè)、經(jīng)得起證偽的“詩例箋釋”（無論對“名家”“大家”），第一步是須“讀其全集”，以及對待箋釋的詩章切忌“不玩全篇，僅知摘句”。這是任何講規(guī)矩的“詩例箋釋”事先須做的功課，即“深閱讀”。“深閱讀”是任何學術(shù)“探本”的必要條件，最起碼亦最基本。否則，只能算是業(yè)余的“淺閱讀”。《談藝錄》不諱言隨園“詩例箋釋”的業(yè)余性，毛病就在他既不讀“全集”亦“不玩全篇”。
病例一，《談藝錄》細辨隨園有兩處點評東坡詩自相抵捂，蓋緣自袁“以成見梗胸，不肯讀其全集”所致。先是《詩話》卷三：“東坡近體詩，少蘊釀烹煉之功，故言盡而意亦止，絕無弦外之音、味外之味。”因這點評系“特稱判斷”并非“全稱判斷”，故錢有理由認其“論東坡語較平允”。后是《詩話》卷七：“東坡詩，有才而無情，多趣而少韻：由于天分高，學力淺也。”錢不禁啞然生笑，不僅笑隨園此語系“全稱判斷”而非“特稱判斷”，誠屬出格，也就過猶不及；更是笑隨園竟好意思說東坡比他“學力淺”，無怪錢反唇調(diào)侃：“蓋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亦拙?！贝恕凹菏隆碑斨浮捌略娗轫嵅粎T者匪少，如為子由所賦詩，即什九情深文明，子才輕心易念，未嘗加意。蓋子才讀人詩，多注重近體，標舉句聯(lián)，而東坡之下筆開生面者，乃五七古，近體相形見絀”，然隨園卻“直以卷三論東坡近體者，推以為東坡全體耳”。這不正是“不肯讀其全集”而讓自己掉進溝里嗎？
然笑點還未完。隨園不是粗率地、一言以蔽之地嫌東坡詩“有才無情、多趣少韻”么？錢偏偏覓得一例，又給隨園補了遲到一課?！对娫挕肪硎暮苜澷p“嚴冬友嘗誦厲太鴻《感舊》云：‘朱欄今已朽，何況倚欄人？’可謂情深?！彪S園即曰：“此有所本也。歐陽詹《懷妓》云：‘高城不可見，何況城中人？’”沒料到錢其實更清楚歐陽詹詩原題為《初發(fā)太原途中寄所思》，原句曰：“驅(qū)馬覺漸遠，回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fù)城中人?！卞X按：“明是綿綿思遠道，恨空間之阻隔，與太鴻之撫今追往，恨時光之消逝，大不相侔。”言下之意，當說隨園似是而非地將歐陽詹懷妓詩“探”為太鴻感舊詩之“有所本”，是亂點鴛鴦譜了。更讓人發(fā)噱的是，錢竟還搜出一首東坡《法惠寺橫翠閣》詩：“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鼻艺f：“茍曰太鴻《湖樓題壁》末語‘有所本’，當舉東坡詩也。不知隨園若九泉有聞，會臉紅否？
病例二，是《談藝錄》診斷隨園在點評晁君誠與黃庭堅的兩篇同題材作品的詩緣時所以失當，根子亦在隨園自作聰明地“不玩全篇，僅知摘句”。《詩話》卷九：“晁君誠詩：‘小雨愔愔人不寐，臥聽羸馬龁殘芻?！骒o中妙境也。黃魯直學之云：‘馬龁枯萁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涔P太狠，便無意致?！毙姨濆X對此來龍去脈熟識得如數(shù)家珍，輯錄如下：
本事蓋出《石林詩話》：“外祖晁君誠善詩，黃魯直嘗誦其小雨愔愔云云，愛賞不已。他曰得句：馬龁枯萁云云，自以為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fā)于乃翁前聯(lián)。余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于逆旅，聞旁舍有澎湃鞺鞳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于槽，水與草齟齬于槽間，而為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殆適相遇而得之”。竊謂石林所記，即可盡信，亦未得此詩作意?！渡焦葍?nèi)集·六月十七日晝寢》云：“紅塵席帽烏驊里，想見滄洲白鳥雙。馬龁枯萁喧午枕，夢成風雨浪翻江?！碧焐缱⒃唬骸奥勸R龁草聲，遂成此夢也。《楞嚴》曰：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于彼睡時，搗練舂米；其人夢中聞舂搗聲，別作他物，或為擊鼓，或為撞鐘。此詩略采其意。以言江湖之念深，兼想與因，遂成此夢”云云。真能抉作者之心矣。夫此詩關(guān)鍵，全在第二句；“想見”二字，遙射“夢成”二字。“滄洲”二字，與“江浪”亦正映帶。第一句晝寢苦暑，第二句苦暑思涼，第三句思涼聞聲，第四句合湊成夢；意根緣此聞塵，遂幻結(jié)夢境，天社所謂“兼想與因”也。脈絡(luò)甚細，與晁氏之僅寫耳識者，迥乎不同。諸君不玩全篇，僅知摘句，遂覺二語之險怪突兀耳。
補白兩條：一是如上“諸君”，首指隨園；二是隨園讀不出山谷詩是對晁君誠詩的“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反倒微詞山谷是對晁氏的“青出于藍而遜于藍”，就專業(yè)規(guī)范而言，當屬隨園散漫自負慣了，故“不玩全篇，僅知摘句”成痞矣。
隨園不自省積學不厚、偏吐舌偏鋒所誘發(fā)的“探本”病例，遠不止如上所示。限于篇幅，故本章只想再添兩則，有趣者可讀作批評史“花絮”，有識者依舊視之為錢擬構(gòu)“詩品倫理學”的精巧憑證。
憑證一，“春江水暖鴨先知”。
《詩話》卷三載毛西河對東坡詩“詆之太過。或引‘春江水暖鴨先知’，以為是坡詩近體之佳者。西河云：‘春江水暖，定該鴨知，鵝不知焉？’此言則太鶻突矣。若持此詩論，則《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鳩、鳴鳩皆可在也，何必‘雎鳩’耶？止丘隅者，黑鳥、白鳥皆可止也，何必‘黃鳥’耶？”
這是隨園難得為東坡說公道話。但錢仍嫌隨園“探本”有所不爽。錢“按《西河合集·詩話》卷五有一則，記與汪蛟門論宋詩，略云：汪舉‘春江水暖鴨先知’，不遠勝唐人乎。予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花間覓路鳥先知，此唐人句也。覓路在人，先知在鳥，鳥習花間故也，先者，先人也。若鴨則先誰乎。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以鴨，妄矣?！鳖H能詭辯。王漁洋《居易錄》及《漁洋詩話》遂概括西河言為“‘鵝豈不先知’遂成笑枋……反駁亦未為不是，惜尚非扼要”。“扼要”，亟須掐中七寸咽喉。錢給出“標準答案”如下：
東坡此句見題《惠崇春江晚景》第一首：“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笔潜鼗莩绠嬛杏刑摇⒅?、蘆、鴨等物，故詩中遂遍及之。正鐘記室《詩品·序》所謂：“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薄跋取闭撸唷跋热恕币?。西河未顧坡詩題目，遂有此滅裂之談。
憑證二，“堤遠意相隨”。
《詩話》卷一：“李義山《詠柳》云：‘堤遠意相隨’。真寫柳之魂魄。與唐人‘山遠始為容，江奔地為隨’之句，皆是嘔心鏤骨而成。粗才每每讀過”。話當不錯，然又不得不提隨園在此不過是說說而已，因他既未追溯義山“柳”之出處，亦未深究義山詠柳區(qū)區(qū)五字，為何是“真寫柳之魂魄”？或此柳魂又是如何“嘔心鏤骨而成”？若不解如上諸惑，恐怕隨園只是“粗才每每讀過”也。
隨園剛吐出“柳之魂魄”四字，又兀地咽了回去，再也說不出什么來下轉(zhuǎn)語。說到底，這并非隨園一人之錯。大凡劉熙載、王國維前的古賢點評大致如此，往往點而乏評，或雖點得頗重，然又評得甚輕乃至輕得漸無音息。而《談藝錄》《管錐編》就有這一本事，同樣用古色古香的文言，是能將古賢藏掖在點評折皺里的微妙幽邃一一剔出且敞亮，說得讓當世讀者豁然領(lǐng)悟。這大概是錢這輩子最愿作的“古典今釋”。這就是說，詩貴含蓄，學須剔透。詩以“含蓄”的名義，玩一點“意到筆不到”的游戲，無傷大雅；但訴諸系統(tǒng)思維的現(xiàn)代學術(shù)當須做到“意到筆亦到”，否則，怕稱不上專業(yè)的“學者之學”，而只是尚業(yè)余的“詩人之學”。這也就意味著，在錢看來，大約典籍中沒啥奧義是絕對“妙不可言”的。被歷代烘抬得幾近神秘的“妙不可言”者一俟到錢的腕下，幾乎全變得可言可說，且屢屢說得后學頓悟醍醐灌頂，拍案叫絕。比如，針對隨園所謂“真寫柳之魂魄”，《談藝錄》首先指明此語乃典出《詩經(jīng)》，自“‘楊柳依依’四字化出”；而義山詠柳“添一‘意’字，便覺著力”。后《管錐編》又從《詩經(jīng)》“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引出李嘉佑《自蘇臺至望亭驛、悵然有作》詩：“遠樹依依如送客”。錢按：“于此二語如齊一變至于魯，尚著跡留痕也。李商隱《贈柳》：‘堤遠意相隨’，《隨園詩話》卷一嘆為‘真寫柳之魂魄’者，于此二語遺貌存神，庶幾魯一變至于道矣？”亦即義山“相隨”即嘉佑“依依如送”耳。這就把歷代詩人如此“嘔心鏤骨”出“柳之魂魄”，交代得既曲折起伏，又歷歷在目焉。被隨園點評咽下去的話，全由錢著重新掏出來了。
四、詩學之“心不待境靜而靜”
將“心不待境靜而靜”讀作針砭隨園時所提純的“詩品倫理學”第三定律，有兩個理由：理由一，錢屢屢認同“滄浪欲通禪于詩”，除了將“禪”解釋成詩人對其內(nèi)心萌動的意象之審美直覺，更重要的原因是激賞滄浪持身若崖的君子品格：“風雅與騷些，歷歷在肺腑。持論傷太高，與世或齟齬”，只須能坦蕩地說透詩道人性，滄浪不計較坊間鄉(xiāng)愿將咋想。一句話能否說或怎么說，其內(nèi)驅(qū)力若不是發(fā)自李贄式“童心”或康德式“絕對律令”，而是窩囊地隨大流，窗外吆喝什么，人也緊跟著回應(yīng)什么，其內(nèi)心也就俗了，無計脫俗遑論不俗。故而，錢會重視“辟佛如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末段亦以浮屠淡泊治心之學，比勘草書法”；更贊賞“權(quán)載之《送靈澈上人廬山回歸沃州序》曰：‘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其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讀其詞者，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無須說，這個“心不待境”之“常境”，當指沉潛于幽邃心境的詩人務(wù)必疏離的、世事紛擾的日常語境。
明乎此，再看理由二，此即隨園為何會在“詩論尺度”“詩例闡釋”諸項，接踵有?！霸娖穫惱韺W”的第一定律（不予“畦町”）及第二定律（僅限“摘句”），而鑄成其詩話遜于“探本”或“探而未本”？最大病根就出在隨園本人“心亂”，不僅不認“心不待境靜而靜”這第三定律，更有甚者，他是唯恐天下不亂，“水至清則無魚”，只有把水攪混了，才輪得到他撈大魚。這在無形中又佐證了《談藝錄》評述袁枚時，為何提及章學誠這個名字？同理，《管錐編》又為何異常地在卷四深切地反芻章學誠《文德》一文？緣由就在，章學誠（1738—1801）為隨園同時代人，他不僅是思想史上將“才、學、識、德”諸關(guān)系講得極精確的第一人，而且是清乾隆年間能將“心不待境靜而靜”這第三定律演示成生命樣式的君子楷?！源藶閰⒄眨S園作為有悖第三定律的人，其人格也就大相徑庭。
積讀《文史通義》之心得，敢謂章氏所以把“心不待境靜而靜”活成了清代學圣的生命樣式，其關(guān)鍵乃在錢穆所提示的：“有志于學者，必先知俗尚與道真之辨”。轉(zhuǎn)換為章氏語式，即學問之道，大抵是“為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亦即“將于是中求其本末源流，是志于古之不朽者也”。章氏又常將“俗尚”概述為一個“世”字（著重號系引者所加，下同）。比如，“凡人之足以千古者，必有得于古人之所謂誠然而終身憂樂其中，不顧舉世之所為是與非也”；又如，“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與，雖大如泰山，不遑顧也；世之所忽而茍為吾意之所期與，雖細如秋毫，不敢略也”。不難想見，像章氏那般極具家國情懷、又恐俗塵沾身的澡雪君子，當他把刊刻詩話的隨園當作“傾邪之人”，若不憤慨也難。章氏呵斥隨園“害在世道人心，則將醉天下之聰明才智，而網(wǎng)人于禽獸之域也，其機甚深，其術(shù)甚狡”；狡就狡在隨園明明“欲有取于世，則先標榜聲氣，騷激人心。又恐人之不為動也，則誘人以好名，甚且倡為邪說，至云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好名也。夫好名之人，矯情飾偽，競趨時譽，雖禽獸所不為耳”；故“名義君子，不可不峻其防而嚴其辨也”。
姑且不議章氏如此苛評隨園有否失當，也不提章的教化立場有否“衛(wèi)道”之嫌，這里，一個更具批評史義蘊且繞不過的疑問是：既然隨園生前在章氏眼中不過是“胸無點墨，凡語涉學問……開口便成笑端”的“無知之徒”，僅“妄作雌黃以為詩話”而已；既然針對“其筆墨顛倒是非，誣枉黑白，大抵經(jīng)史家學，視如不共戴天，故竭力排擠”，且大凡“識者一見知其猥陋，無能惑人”——那么，為何隨園這桿風流江南的旗幟仍像“迷魂湯”一般，從權(quán)門命臣到閨閣倩女，皆被灌得如癡如醉，不亦樂乎，以至于章氏驚呼“其禍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呢？不得不正視這一現(xiàn)象：無論隨園是否當?shù)闷鹎∧觊g的“詩佛”，然隨園終將詩話搞成了一個既傾倒朝野、又捋袖淘金且漁色甚豐的“致富寶”或“時尚文化工程”，怎么說也堪稱“贏家”暨“成功人士”。誠然，這與其說是詩歌的勝利，毋寧說是隨園作為一個會寫詩、更擅將詩話做成大品牌生意的“文化資本家”的勝利。
《管錐編》曾引北宋晁補之云：“文學不足以發(fā)身，詩又文學之余事，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這是歷代文士的通識?？吭娫拋碲A取榮華富貴，更像癡人說夢。然隨園偏不賣賬。故稱隨園是自北宋歐陽修《六一詩話》以降，到清代王士禛《漁洋詩話》、沈德潛《說詩晬語》、葉燮《原詩》、趙翼《甌北詩話》等，近八百年間唯一能把“詩話”做成“大買賣”的批評史傳奇，并不過分。其秘訣何在？秘訣是在，隨園確比一般詩家多長了一顆極精明的“經(jīng)濟大腦”，以致他幾乎能將平生所遭逢的每條人際縫隙都變成“可能盈利”后“果然盈利”的財路。
落到實處，即寄居江寧小倉山（今南京所轄）的隨園敏銳地發(fā)現(xiàn)他所處的東南寶地，不僅米魚豐產(chǎn)、商賈云集，并且斯文古雅、吟誦成風，不論是俯仰官場的顯貴、歡燕村泉的清流、旖旎春閨的紅袖皆嗜抒懷唱酬，縱然是棲身底層的俚女村姬、畦氓野老也渴望貴人能批閱且點贊他們的詩篇。于是，一條能將“詩話”轉(zhuǎn)換成“生意經(jīng)”，極具操作性或執(zhí)行力，由“情”→“詩”→“名”→“贏”四環(huán)連綴的“隨園品牌鏈”也就蠢蠢欲出地表。不得不說，這是靠隨園的“經(jīng)營大腦”才被發(fā)現(xiàn)且開拓的、潛能可觀的文化消費市場。市場是什么？市場是用商業(yè)渠道來交易且持續(xù)的，對不時滋長的社會性需求能有效供給的系統(tǒng)。哪里有需求以及滿足此需求的空間，哪里就有市場。當隨園深信其已具“品牌效應(yīng)”（文化公信力）的詩話，能像鏈條一樣將朝野人士由“抒情”→“吟詩”→“好名”所驅(qū)動的消費性文化剛需串到一塊，批評史終將見證隨園“贏定”了。因為在清乾隆年間，詩壇確乎沒有第二人能像隨園把“詩話”打成大算盤，并打得狡慧、頗具規(guī)模，接連將權(quán)門、閨閣及城鄉(xiāng)追星族這三類人玩于股掌中。這是批評史上“前無古人、后難來者”的奇觀：“一條品牌鏈，三家連鎖店”?？磥磉€得感念隨園，其詩話寫得率性、翔實、瑣屑、無甚拘束，宛若現(xiàn)場攝像，實錄了他具體采集且品鑒各式篇什的細節(jié)和動機。這在客觀上，為后世從“文獻—發(fā)生學”視角立體考辨隨園如何把“詩話”做成了大生意，蒐萃了詳盡、寶貴的第一手史料。這是在回放18世紀“老鏡頭”，可誘人琢磨隨園是怎樣機巧地將那“品牌鏈”行銷到三家“連鎖店”的。
連鎖一，“權(quán)門保駕”。
史上頗有人指責隨園選詩過濫，特別是對公卿大吏的吐屬風雅也極在意，仿佛其隨風拋擲的唾沫也貴如玉屑，非點點滴滴地搜集、輯錄不可。指責者其實不懂隨園心機甚深。隨園為何少年得志，21歲被薦舉博學鴻詞科（1737年），23歲入進士且躋身翰林院（1739年）？就是因為隨園早早幸逢一對峨冠博帶的貴人，先是金震方（廣西巡撫）力薦他得以晉京，后是尹文端（歷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云貴廣三省總督、刑部尚書、文化殿大學士）在朝考時提攜隨園，且呵護他一生平安。據(jù)隨園《答尹相國書》披露，世人有“公寵枚，縱枚，過譽枚，聽從枚”之說。無怪隨園會尊金震方為“生平第一知己”、尹文端為“第二知己”且特地將此輯入詩話卷一，這誠然是巧用顯赫權(quán)門來為其詩話之風行江南鳴鑼開道且保駕護航，但又以難忘師恩之名義，何其狡慧乃爾。
隨園還喜記載封疆大臣懷柔詩壇、嘉獎文士之雅事，順手將當朝實力派的尊姓大名輯錄詩話，當也增色非淺。比如，“公卿在事，則有唐公英之在九江，鄂公敏之在西湖，皆以宏獎為己任”；又如，“李敏達公撫浙時，威不可犯，獨能敬讀書人。設(shè)志局修書，所延皆一時名士”；再如，“乾隆戊寅，盧雅雨轉(zhuǎn)運揚州，一時名士，趨之若云”；復(fù)如，“畢尚書宏獎風流，一時學士文人，趨之若鶩。尚書已刻黃仲則等八人詩，號《吳會英才集》”，等等。隨園為何對朝野雅集于文苑如此關(guān)切？或許與隨園26歲因滿文考試不及格，以翰林改官江南，外放為溧水縣知縣（1742年）不無干系。既然想當皇上文學侍從的青春夢想落空，后又掛冠歸隱倉山，流離于體制外，但其心仍眷戀體制，故對當朝高官潤澤民間詩苑之類，也就格外暖心，別有一番滋味跳蕩于懷。
隨園亦當想分一杯羹。其竅門是用詩話當金鑰匙，來撬開諸公卿的風雅情懷。隨園早就瞄準重器在握者若腹有詩書，他也渴望有中意者能陪他玩。詩話曾詳記“尹文端公好和韻，尤好疊韻。每與人角勝，多多益善”之軼事：
庚辰十月，為勾當公事，與嘉興錢香樹尚書相遇蘇州，和詩至十余次。一時材官傔從，為送兩家詩，至于馬疲人倦。尚書還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于吳江。尚書覆札云：“歲事匆匆，實不能再和矣！愿公遍告同人，說香樹老子，戰(zhàn)敗于吳江道上。何如？”
對公卿貴胄的日常心態(tài)摸得很透的章學誠，也說過類似的話：“貴人公退之余，亦思娛樂，優(yōu)伶是其習見，狗馬亦所常調(diào)，數(shù)見不鮮，神思倦亦。忽見通文墨之優(yōu)伶，解聲歌之犬馬，屈曲如意，宛約解人，能不愛憐，幾于得寶！”隨園就是最能為公卿心理解乏提供尤物級服務(wù)的“文學侍從”?！对娫挕肪妥酚浨迩〖何矗?733年）隨園17歲因乞假歸娶，皇城便不乏依依不舍之“諸公卿有送行詩冊”；半世紀后，曾與隨園髫年赴試的永州太守，為與隨園締結(jié)詩緣，竟“出小像索詩”，盡管太守詩打油得像當今“老干體”仍興奮得鶴發(fā)童顏，“挑燈倚幾”，樂不可支。最搞笑的是，某巨公邀隨園閱其詩，“余覽之倦而想臥，因告之曰：‘詩甚清老，頗有工夫；然而非之無可非也，刺之無可刺也，選之無可選也，摘之無可摘也?！比詿o礙此公求隨園選它入《詩話》。
隨園如此處心積慮、又不無屈尊地陪權(quán)門玩詩，權(quán)門大悅，自當回報不菲。隨園又事無巨細，像葛朗臺將一筆筆收入俱錄在冊。于是，《詩話》又華麗轉(zhuǎn)身為一塊向朝野推銷其“隨園品牌”的金字紅榜。草草匯攏，試舉七例：
1.托庸，字師健，號瞻園，曾任江蘇布政使（方伯），官至吏部尚書?！对娫挕份d托庸做江寧方伯時，曾用公函“極言公風雅，強余入謁。果一見如平生歡。”后隨園有五言記彼此情誼：“無端一面交，大恨相知晚。愛我神超群，呼為心中人。”
2.“戊辰秋，余初得隋織造園，改為隨園。王孟亭太守，商寶意、陶西圃兩太史，置酒相賀，各有詩見贈?！?/p>
3.袁枚弟，名香亭?！跋阃ぴ啄详?，大將軍明公瑞之弟諱仁者，領(lǐng)軍征西川，路過其邑。于未到前三日，飛羽檄寄香亭；合署大駭，拆視，乃詩一首，云：‘雙丁、二陸聞名久，今日相逢在道途。寄問南陽賢令尹，風流得似子才無？’嗚呼！枚與公絕無一面，蒙其推挹如此?！?/p>
4.“余病廣州。樂昌令吳公世賢，每公事稍暇，必至床前問訊。余愛其詩筆清麗，可作陳琳之檄。”陳琳（？—217年），建安七子之一，因撰討伐曹操的《討逆檄文》甚有名。
5.“裴二知中丞，巡撫皖江，每至隨園，依依不去?！?/p>
6.“余在南昌，謝蘊山太守招飲，以詩見示。題其妾姚秀英小照云：‘宜男花小最宜春，故故相偎意態(tài)真。并作一身形與影，不應(yīng)僅號比肩人?！?/p>
7.“和希齋大司空，為致齋公相之弟，征苗功大，皇上加封伯爵。而公位愈尊，心愈下，寄書黃小松司馬云：‘袁簡齋圣世奇才，久思立雪。客中攜《小倉山集》一部，朝夕捧誦，虔等梵經(jīng)，如親儀范’，云云。又寄隨園札云：‘……讀先生之文，知先生之為人。以故愿為弟子之心，拳拳不釋?！瘑韬?！此丙辰五月間公親筆也。不料至八月，而公竟薨于軍中。余感知己恩深，傷心一慟?！?/p>
或許是難得被隨園非逢場作戲的誠摯所觸動，故校注者特在此條目留了“批注：和琳（希齋）于袁枚如此敬重，袁枚亦視其為‘知己’。此高官攀附袁枚，非袁枚去巴結(jié)高官也”。這表明，隨園與權(quán)門之關(guān)系擬分兩種：“常態(tài)—異態(tài)”。和希齋如此傾心推崇隨園，怕不屬“常態(tài)”。其“常態(tài)”約可概述為“賞玩—被賞玩”。不得不嘆喟隨園有時亦坦誠得驚人，因為他竟這般說：“然士大夫?qū)帪闄?quán)門之草木，勿為權(quán)門之鷹犬。何也？草木不過供其賞玩，可以免禍，恰無害于人；為其鷹犬，則有害于人，而己亦終難免禍?！边@用魯迅的話說，即寧為“幫閑”，切忌“幫兇”。也正因為隨園取媚權(quán)門未必不無不得已，故他又會說出另一番話來：“人但知滿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不趨公卿之人更俗。予嘗箴一名士云：‘吟詩羞作野才子，行己莫為小丈夫。’”頗有點兒當代作家王朔放言“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痞子式坦蕩?；蛟S與另一些滿肚子男盜女娼、偏又不認自己是“流氓”的流氓相比，隨園內(nèi)心遠非良知全泯。
讀隨園讀到其心底，竟隱約可辨其幽邃心悸：無論心機有多深，畢竟未深到古今皆測不定。在取媚權(quán)門一案，隨園并非不知他有不當，這表明良知未泯；但此良知尚未強大到足以遏制詩話的非道德動機，這又是鐵的史實。當后世以此新視角再深察隨園，也就不滿足章氏對隨園的矢口痛詆，痛詆雖不無痛快，然終究不如錢的老吏斷獄般的那段裁判——袁當“非目無智珠，不識好丑者”，只是“特乞食作書，聲氣相求，利名扇盪，取舍標準，自不能高”——更沉凝精準，既鐵板釘釘，又惟妙惟肖。章氏給隨園畫了一副反道德臉譜，錢則寫了隨園心中書生氣和痞子氣的糾纏，最后讓痞子的油膩掩飾了書生的顫慄。
連鎖二，“閨秀站隊”。
這是最令章氏心痛得要吐血的奇葩。章氏是清代史學家暨學術(shù)思想家，自期甚高、自律甚嚴，平生不主張寫時文，卻破例在1797年連撰《詩話》《書坊刻詩話后》《題〈隨園詩話〉》《婦學》《〈婦學〉篇書后》等檄文，辭鋒尖刻得大概只有陳琳討伐曹操時的筆墨可媲美。章氏直言隨園屬“有小慧而無學識者”，若“濟以心術(shù)之傾邪，斯為小人而無忌憚矣，何所不至哉！”其最大罪過是在蠱惑妙齡女子：“惟于少年弱冠之輩，不曰美如好女，必曰顧影堪憐；不曰玉映冰膚，必曰蘭薰蕙質(zhì)；不知其意將何為也！甚至盛稱邪說，以為禮制，但旌節(jié)婦，不褒貞男。以見美男之不妨作嬖。斯乃人首畜鳴，而毅然筆為《詩話》，人可戮而書可焚矣?！?/p>
章氏眼中的隨園之有辱體統(tǒng)，乍看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yún)怯菰凇缎虑嗄辍芳埠簟按虻箍准业辍?，但返回歷史現(xiàn)場，則詩話的動機仍意在釀造“隨園品牌”的轟動效應(yīng)。隨園深知華夏國情特點之一，是道德上的族群性“內(nèi)卷”即自我糾結(jié)：當朝野上下愈被禮教規(guī)訓得“非禮勿視、非禮勿聞”，或當女性肢體愈被綢緞棉帛遮得神秘兮兮，植根于天然個體的正常欲念就愈被壓縮成病態(tài)的“窺探癖”，隨時會心癢癢地探個究竟。這叫“物極必反”。孔子對此早悟透，否則，《論語》不會有“好德不如好色”這六字。隨園也深諳此道。“隨園品牌”成功與否的關(guān)卡之一，不就在最大限度地吸引天下眾生之眼球嗎？隨園手握一張即興可擲、出奇制勝的王牌，就叫“閨秀牌”。
有案可查，煌煌《詩話》二十六卷（含“補遺”十卷）至少有三處對“閨秀牌”言之鑿鑿。一是補遺卷四：“從來閨秀及方外詩之佳者，最易流傳”。二是卷十：“凡詩之傳，雖藉詩佳，亦藉其人所居之位份。如女子、青樓、山僧、野道，茍成一首，人皆有味乎其言，較士大夫最易流布。”“女子”閨秀被冠首位。三是卷六有點詭異，隨園先引一段宋人沈朗給皇上的奏折：“《關(guān)雎》，夫婦之詩，頗嫌狎褻，不可冠《國風》”；繼而佯怒，斥沈朗“敢翻孔子之案，迂謬已極；而理宗嘉之，賜帛百匹。余嘗笑曰：‘《易》’以《乾》《坤》二卦為首，亦陰陽夫婦之義。沈朗何不再別撰二卦以進乎？”有識者“批注：袁枚好情詩，而借經(jīng)典與圣人之名倡導之，甚是‘狡猾’”。
如上“閨秀牌”，夠不上“婦女解放”宣言，只是“隨園品牌”自我行銷的“傳播學”謀略?？赐高@一命門，對隨園的相應(yīng)言行也就無須錯愕，不過在為行將引爆的“轟動效應(yīng)”逐步累積火藥而已——
1.清乾隆十年（1745年），隨園29歲任江寧縣令就設(shè)帳授徒。諸門生皆成其詩弟子。至晚境女弟子有二十余人（含其三妹袁機“品貌端麗”“聰穎工詩”），隨園謂其中“如蕊珠之博雅，金纖纖之領(lǐng)解，席佩蘭之推尊本朝第一：皆閨中之三大知己也”。
2.一再擇地西子湖畔舉辦“湖樓女弟子詩會”，且編印“《閨秀集》，即《隨園女弟子詩選》”，這誠然是江南才女群情亢奮地為隨園“站隊”的集結(jié)號，也果真爆紅了類似“嘉年華”的清代“女詩人節(jié)”。可以想象，被“女子無才便是德”“俗稱女子不宜為詩”的千年禮制憋得胸悶的那群佳麗，一俟得以浩浩蕩蕩、漂漂亮亮、痛痛快快地聚眾唱酬于湖光山色間，那確鑿不遜于高峽上堰塞湖的轟然跌宕作驚天動地之瀑。不得不說，隨園那張“閨秀牌”絕妙，贏得太爽。只需略舉兩例就足矣。一是“金陵閨秀陳淑蘭，愛上隨園，繡詩見贈云：‘儂作門生真有幸，碧桃種向彩云邊?！倍潜环Q為隨園第一女弟子的虞山席佩蘭的獻詩：“慕公名字讀公詩，海內(nèi)人人望見遲?！纲I杭州絲五色，絲絲親自繡袁絲?！彼J定《隨園詩話》“一編早定千年業(yè)，片語能生四海春”。
3.隨園還將“閨秀牌”打到青樓歌姬身上，這是極挑逗、亦頗具爭議的。然隨園樂此不疲。這就不僅僅是出于“品牌效應(yīng)”的商業(yè)性放大了?！坝鄳蚩桃凰接?，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xiāng)親’之句。某尚書過金陵，索余詩冊。余一時率意用之。尚書大加苛責。余初猶遜謝，既而責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為此印不倫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官一品，蘇小賤矣。誠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蘇小，不復(fù)知有公也?！蛔鶉先弧！彪S園對青春歌姬委實有某種非一語可道明的復(fù)雜情愫。他說：“王夢樓太守，精于音律。家中歌姬輕云、寶云，皆余所取名也。有柔卿者，兼工吟詠?！庇腥舜驁A場：“清代女子多工詩者，歌姬之作亦有詩味?！贝嗽捯嘁说惯^來講，隨園置身青樓寫詩，往往才寫得更來勁。隨園坦陳：“游仙之夢，斑竹最佳。離天臺五十里，四面高山亂灘，青樓二十余家，壓山而建。中多女郎，簪山花，浣衣溪口，坐溪石上。與語，了無驚猜，亦不作態(tài)，楚楚可人；釵釧之色，耀入煙云，雅有仙意”——遂留宿，翌晨，隨園有五言：“花野得真意，竹多生暮寒?！庇腥擞执驁A場：“文人嫖妓，乃當時社會風氣，當作風流韻事，并不以為是見不得人之事?！边@就大可不必。因為隨園即使不打“閨秀牌”，其內(nèi)心最神往的日子，未必就不是與青樓歌姬酣醉得不知今夕何夕?！对娫挕凡环τ涊d。比如，“余初意慶六旬，欲仿康對山集名妓百人，唱《百年歌》”；又如，“常州鈕牧村，天才縱逸，倜儻不羈。壬申歲……與余元旦登妓樓，遍召諸姬，評花張飲”。這已無涉“隨園品牌”之推廣，用錢鍾書的話說：“狎語蝶言”，不足為訓。
連鎖三，“追星紅利”。
這才是“隨園品牌”在自我推銷過程中，最傾注心機、也是最消魂、最享受、最有資格顯擺他“贏家通吃”的輕狂豪氣的地方?！白沸羌t利”擬分兩塊：一曰“造星自炫”；二曰“追星共醉”。
“造星自炫”，是指隨園似比誰都更想把自己打造成形同當今娛樂圈走紅地毯的歌星、影星等傾城傾國的公眾人物。可惜他生早了，18世紀的金陵還沒有制造明星的大眾傳媒、簽約公司或經(jīng)紀人。故隨園只能獨自闖蕩。他做得最嫻熟、最開心的活兒，就是煞費苦心、搜盡枯腸去發(fā)掘自身履歷中的“閃光點”，再喋喋不休、滔滔不絕、不厭其細、不厭其煩地訴諸詩話，仿佛每個“閃光點”就是一片薄薄的金箔，積以時日，便可從頭到腳把自己裹成奧斯卡式的明星“金像”。其核心，無非太“好名”，相信只有先把自己包裝成出類拔萃的“天才”，那群被章氏嘲為“無根之智”的粉絲仰慕他的瞳仁才會反射金光。此即“造星自炫”。
“詩文之道，全關(guān)天分。聰穎之人，一指便悟?！惫省霸煨恰钡谝徊?，隨園暗示其天分不輸東坡：“余少貧不能買書，然好之頗切。每過書肆，垂涎翻閱；若價貴不能得，夜輒行之夢寐。曾作詩曰：‘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白龉俸螅彆f卷，翻不暇讀矣。有如少時牙齒堅強，貧不得食；衰年珍羞滿前，而齒落腹果，不能饜飫，為可嘆也！偶讀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甚言少時得書之難，后書多而轉(zhuǎn)無人讀：正與此意相同?！毖韵轮猓S園者，東坡第二也。
何以見證隨園確是曠世難得之天才？這是“造星”第二步，隨園給出了“虛—實”相濟的一對例證?！疤摗?，姑妄聽之，無可核實；“實”，是經(jīng)得起證偽的史跡。“諺云：‘讀書是前世事?！嘤讜r，家中無書，借得《文選》，見《長門賦》一篇，恍如讀過，《離騷》亦然。方知諺語之非誣。毛俟園廣文有句云：‘名須沒世稱才好，書到今生讀已遲?！贝酥^“虛”。至于“實”，當屬值得隨園榮耀一生、名載史冊的足跡：“乾隆丙辰，召試博學宏詞。海內(nèi)薦者二百余人。至九月而試保和殿者一百八十人。……二百人中，年最高者，萬九沙先生諱經(jīng)；最少者為枚。全謝山庶常作《公車征士錄》，以先生居首，枚署尾。己亥枚還杭州，先生之少子名福者，持先生小像索詩。余題一律，有‘當年丹詔召耆英，驥尾龍頭記得清’之句?！?/p>
“造星”第三步，是須強化隨園天才的卓而不群，其竅門是借陰損他人來影射自己儼然“大家”。所謂陰損，是指隨園從不在字面直接數(shù)落他人，卻巧用第二者聲音來讓自己“水落石出”。這是在玩平面幾何定律：若選項1小于選項2，選項2小于選項3，則選項1必小于選項3。比如，“趙云松觀察謂余曰：‘我本欲占人間第一流，而無如總作第三人。’蓋云松辛巳探花，而于詩只推服心馀與隨園故也。云松才氣，橫絕一時；獨王夢樓不以為然。嘗謂余云：‘佛家重正眼法藏，不重神通。心馀、云松詩，專顯神通，非正法眼藏。惟隨園能兼二義，故我獨頭低；而彼二公亦心折也。’”又如，“余向讀孫淵如詩，嘆為奇才。后見近作，鋒铓小頹。詢其故，緣逃入考據(jù)之學故也。孫知余意，乃見贈云：‘等身書卷著初成，絕地通天寫性靈。我覺千秋難第一，避公才筆去研經(jīng)。’”再如，江寧司馬陳省齋原隨園舊長官，其兒梅岑年十五，性耽吟詩，不愛時文，眼界不低，一般“名家”不入其法眼，即攜兒至小倉山，“命受業(yè)門下，曰：‘此兒聰明跳蕩，非隨園不能為之師?！灰娤嗟谩痹圃啤?/p>
于是，“造星”第四步，水到渠成，出自如此天分、如此盛名之大手筆的《詩話》，若非頂尖一流、洛陽紙貴，才怪。有涉《詩話》奇遇之傳說果真絡(luò)繹不絕：不是“余刻《詩話》《尺牘》二種，被人翻板”（盜版）；就是某“秀才交十五金買《全集》三部，余歸如數(shù)寄之。未幾，信來，說信面改‘三’作‘二’，有揠補痕，方知寄書人竊去一部矣”；至于“余去杭州，杭人知作《詩話》，爭以詩來，求摘句者，無慮百首。”識者“批注：袁枚編《隨園詩話》聲傳遐邇，實為詩壇一大事，清代其他人詩話無法比擬?！逼洹霸煨亲造拧彼男臋C、功夫，恐也“史無前例”。
讀隨園“造星自炫”留下的深刻印記，是愈讀愈憶念德國哲學狂人尼采，因為千年西哲史只有尼采才敢在寫《瞧！這個人》時，給頭三章接連標上“為什么我這樣智慧”“為什么我這樣聰明”“為什么我會寫出如此優(yōu)越的書”，實謂驚世駭俗。這大概就是尼采說的“酒神”氣質(zhì)。相比較，隨園“造星自炫”所閃灼的語氣、用詞要溫文爾雅、婉約內(nèi)斂些，跡近尼采說的“日神”氣質(zhì)。然尼采也有不及隨園的地方，尼采因強調(diào)其心靈高貴已遠高出歐洲文化的地平線，故他是不屑放下身段與公眾（追星族）共享彼此生命之歡悅的。正是在這點，隨園要接地氣得多，也討人喜歡得多。且講下回隨園的“追星共醉”。
“追星共醉”，當指粉絲所憧憬的、與偶像相遇而激活的、真假參半的幻覺式生命共享。所謂真，是粉絲畢竟是在日常時空與偶像交集，可被目擊、答問乃至閃電式執(zhí)手相擁。所謂假，這對偶像而言，更具即興表演性，那是逢場作戲，是在走程序，過眼煙云耳，雖則親證粉絲的熱誠簇擁及頂禮膜拜，其身心也滿足得不無醉意?！对娫挕吩谶@兩方面輯錄甚細。大體說來，粉絲追星更為入戲，頗多“范進中舉”式的癲狂失態(tài)，更有醉得生死相系，死去活來，啼笑因緣，否極泰來的，活像一幕幕悲喜劇的折子戲。
1.“己卯鄉(xiāng)試，丹陽貢生于震，負詩一冊，踵門求見，年五十余矣。曰：‘苦吟半生，無一知己；今所望者惟先生，故以詩呈教。如先生亦無所取，則震將投江死矣。’余駭且笑，急讀之?！?/p>
2.“吾鄉(xiāng)王文莊公際華，與余有總角之好?！窆丫?，次子朝揚選江寧司馬，來修通家之禮，與談竟日，清遠絕塵……見贈云：‘夢想名園二十年，今朝花里識神仙?？铋T行處真如畫，人勝渾疑別有天?！弥；垭p修到，贏得聲名海內(nèi)傳?！?/p>
3.“何春巢向余云：‘沙竹嶼，如皋寒士，性孤傲不群；應(yīng)試不售，遂棄書遠游，足跡遍天下。其所推重者，惟先生一人?！逼溆衅哐浴蹲x〈隨園詩話〉》云：“瓣香好下隨園拜，安得黃金鑄此人？”
4.“余嘗謂文字之交，比骨肉妻孥猶為真摯，非云泥所能判，關(guān)山所能隔者。如惠制府瑤圃、法學士時帆諸公，都已載入《詩話》。近又得何水部道生、劉舍人錫五二賢焉；抱英絕之才，而獨惓惓于隨園……何云：‘愿署隨園詩弟子，此生端不羨封侯’。矜寵一至于斯，使我顏汗！”
5.“庚戌冬，余有感于相士壽終七六之言，戲作生挽詩，招同人和之。不料壬子春，竟有傳余已故者。信至蘇州，徐朗齋孝廉邀王西林、林遠峰諸人，為位以哭，見挽云：‘名滿人間六十年，忽聞騎鶴上青天。騷壇痛失袁臨汝，仙界爭迎葛稚川。……’余讀之，笑曰：‘昔范蜀公誤哭東坡，有淚無詩。今諸君誤哭隨園，有詩無淚。然而淚盡數(shù)行，詩留千古矣。’”
6.“呂仲篤讀《隨園詩話》，贈云：‘大海自能含萬派，名山真不負千秋?！妒萆x《隨園集》，贈云：‘有筆有書有音節(jié)，一朝兼者一先生?！?/p>
7.“布衣黃允修客死秦中，臨危，囑其家人云：‘必葬我于隨園之側(cè)。’自題一聯(lián)云：‘生執(zhí)一經(jīng)為弟子，死營孤冢傍先生?！?/p>
8.“小秋妹婿張卓堂，弱冠，以瘵疾亡。彌留時，執(zhí)小秋手曰：“子能代理吾詩稿，擇數(shù)句刻入隨園先生《詩話》中，吾雖死猶生也。”
與鐵粉以生命抵押的深情烈度相比，隨園的感念分量輕了許多。尤其讀到《詩話》津津樂道地逐一盤點粉絲贈品時那按捺不住的竊喜勁兒，總讓人遐想隨園此刻的眼珠子，恐會骨碌碌靈動得像打得飛快的算盤玄珠：
1.“新安方如川秀才，來金陵鄉(xiāng)試，贈墨百螺，上鐫‘隨園先生著作之墨’。余不覺驚喜，覺弟子束脩，未有雅如秀才者。錄其《席間有贈》詩?！?/p>
2.“余過太倉，秋帆尚書之子曉山孝廉苦留小住，至藏匿行李，不許上船。甚矣，主人之尊賢禮士，綽有家風也！”
3.“古無自刻文集者，惟五代和凝以其文鏤板行世，人多譏之。至今庸夫淺士，多有集行世，殊為可嗤。然素無一面，而為之代刻其詩文以行世者，古未有也。近日滿洲趙碌亭佩德侍御，絕無交往，而為我鐫《自壽詩》十四首，自以隸、楷二體書之，備極精工，與李調(diào)元太史同有嗜痂之癖。二人者，吾沒齒不能忘也”
4.“揚州洪錫豫，字建侯，年甫弱冠，姿貌如玉；生長于華腴之家，而性耽風雅，以詩書為鼓吹，與名流相過從”?！芭ⅲ汉殄a豫出。資為袁枚刊刻《小倉山房尺牘》六卷，袁枚選錄洪詩入《詩話》表示謝意?？梢姟对娫挕凡稍娕c人情的關(guān)系”。
5.“余編《詩話》，為助刻資者，畢弇山尚書、孫稆田司馬也。畢公詩，采錄甚多；而孫君不幸早卒”。批注者實話實說：“袁枚善拉贊助，《詩話》得以付梓，并公開出售，可知子才不是書呆子，頗有經(jīng)濟頭腦。而批本語：‘一部《詩話》，助刻資者，豈但畢秋帆、孫稆田二人？有替人求入選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雖門生寒士，亦不免有飲食細微之敬?；驶示捺?，而擇而可存者，十不及一，然子才已致富矣?！峙乱彩菍嵡?。”
五、尾聲或答問
或問，本文明明標題《釋“探本”：錢鍾書的詩品倫理學》，前文為何用如此大篇幅去對《隨園詩話》作這般系統(tǒng)、細深的法醫(yī)式剖析？答曰，意圖有兩：一是為了對應(yīng)《談藝錄》對隨園的學術(shù)權(quán)重，因初版《談藝錄》也耗了非同尋常的體量；二是所謂法醫(yī)式解剖，既在表征對批評史文獻的高度嚴肅，同時也是驗證錢的“詩品倫理學”，確是在全方位解析隨園的過程中積學反思而成，也可謂“有破有立”，“在批判舊世界中發(fā)現(xiàn)新世界”。這就是說，若無計追隨錢的理路，從隨園“思維—知識”層的未臻“探本”追尋到其“人格—心術(shù)”層的病根，則本文指涉“詩品倫理學”的釋“探本”，恐也是“探而未本”，行九十而猶半百，即拿不到相反相成的活的案例。
現(xiàn)在好了，面對清代迄今遺下的，“為何打著‘性情’或‘獨抒性靈’旗號的隨園選詩會極俗濫”這個老話題，后學可用錢的“詩品倫理學”來答復(fù)了：其首當其沖者，是隨園“性情”既非嚴羽式君子“情性”，亦非三袁式坊間“性靈”，隨園“性靈”之獨特體現(xiàn)在其“性”屬“鄙俗之性”，其“靈”屬“濫情之靈”。論及隨園“鄙俗之性”，是提示后世莫被隨園所謂“直寫懷抱”“惟吾所適”“即情即景”“味欲其鮮，趣欲其真”“赤子之心”那套說辭套住，因為隨園內(nèi)心真正獨鐘的是“選詩如選色”“好詩如好色”，須臾不離一“色”字?？鬃油裰S：“好德不如好色”，隨園如此唯“色”是瞻，怎會不讓其“性情”因薰蕕不辨而淪為鄙俗，用其表白，即“情所為先，莫如男女”，弄到后來，分明是異味彌散的“如廁詩”恐也很難不被捧成香噴噴的“愈癡愈妙”了。
這也就意味著，隨園未必不知其“性情”尺度會因“泛情”“俗情”而滑向“濫情”，也未必不知“人有訾余《詩話》收取太濫者”，更未必不知這般選詩或“取悅中人，而不能牢籠上智也”，但某種人格化的“資本”本能仍驅(qū)動詩話寧取“下里巴人”式的低門檻，且美其名曰：“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兩句，雖李、杜復(fù)生，必為低首者。此詩之以為大也。作詩者必知此二義，而后能求詩與書中，得詩于書外”。由此可窺隨園為何中意追星族的這兩句詩：“先生宗白我推袁，萬古心香共此源？”因為“宗白”（白居易，字香山）二字道著了《詩話》的經(jīng)營秘笈。錢鍾書按：
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詞沓意盡，調(diào)俗氣靡，于詩家遠微深厚之境，有間未達。其寫懷學淵明之閑適，則一高玄，一瑣直，形而見絀矣。其寫實比少陵之真質(zhì)，則一沉摯，一鋪張，況而自下矣。故余嘗謂：香山作詩，欲使老嫗都解，而每似老嫗作詩，欲使香山都解；蓋使老嫗解，必語意淺易，而老嫗使解，必詞氣煩絮。淺易可也，煩絮不可也。兩人好之，當是樂其淺近易解、凡近易譯，足以自便耳。
但也恰恰那位譯漢詩的英國人Arthur Waley說了大實話：“欲觀惡詩，須閱《隨園詩話》?！彪S園選詩之“濫”，濫觴于此。
詩話欲追求“資本”意義上的利益最大化，不吝讓“詩所以為詩”的純美淪為墊腳石。這用隨園引“西崖先生云：‘詩話作而詩亡’”來解，豈非一語成讖？《談藝錄》則謂“殆亦夫子之自道乎”。史實確實如此。對《隨園詩話》作地毯式細讀，并不乏閃耀如電、又過眼難忘者，比如，“野徑無人問，隨牛自得村”，“欲問春深淺，桃花淡不言”，“泉細但聞響，山香不見花”，就頗含王維式遺風；又如，“但覺路幾曲，不知身漸高”，“莫嫌秋老山容淡，山到深秋紅更多”，“無夢不隨流水去，有香只在此山中”，更具思理筋骨之宋調(diào)。但與明顯為了徇情或挑逗鄙念的滿紙濫詩相比，古今識者又不得不像李方膺（揚州八怪之一）那樣嘆喟：“觸目橫斜千萬朵，賞心只有兩三枝?！崩献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妨說《隨園詩話》為其“商業(yè)化”成功，視詩為芻狗。
辛丑立秋于滬上學僧西渡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