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我第一次出國，是1980年春天，隨以巴金先生為團長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到日本訪問。

那時出訪，一般都是由日本的友好團體，或企事業(yè)單位、或學術組織、或官方半官方機構邀請接待，但我們這個團與眾不同，由一個臨時組織——中國作家代表團歡迎委員會接待。其實，這個計劃是由友好人士松岡洋子個人提議并一手操辦的，但不幸的是，在緊鑼密鼓的籌備過程中，她不幸病逝，沒能親眼看到計劃的實施、成功及產(chǎn)生的廣泛影響。

松岡洋子倡議發(fā)起的訪日活動

松岡洋子（1916—1979），日本著名評論家，社會活動家、記者、翻譯家，她是日本戰(zhàn)后民主主義啟蒙運動的先驅，日本婦女解放運動的領袖。1946年，她與赤松常子、佐多稻子等人成立了婦女民主俱樂部，并長期擔任委員長和機關報《婦女民主新聞》的主編。她工作能力強，處事果斷，曾任日本筆會事務局長，協(xié)助會長川端康成成功地召開了國際筆會東京大會。1960年，她參加以野間宏為團長的日本文學家代表團，應中國作家協(xié)會邀請訪華，結識了茅盾、巴金、冰心等作家，受到毛主席、周總理、陳毅副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她在長期從事婦女解放運動和傳播民主主義思想的實踐中，深刻認識到日中友好的重要性，所以她把發(fā)展日中友好視為自己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和歷史義務，并愿為此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松岡洋子是中日友好的重要使者。20世紀70年代初，她（右七）訪問中國時受到周恩來（右六）、郭沫若（右八）的接見（圖片來自網(wǎng)絡）

1978年初，時任亞非作家日本委員會事務局長的她就制定了邀請中國作家代表團到日本訪問的計劃，但她想突破當時傳統(tǒng)的交流模式，打破各團體各自為政的藩籬，開拓新的交流途徑，即把各界各階層熱心于日中友好運動的人士聯(lián)合起來，成立一個臨時性的機構，實施交流計劃。1978年7月，她通過朋友正式向中日友協(xié)通報了自己的交流計劃，并發(fā)出了邀請。那時，她已患肺癌，但家人瞞著她。1979年春天，周揚率中國作家團訪日時，曾去醫(yī)院看望她，并表示中國作家協(xié)會將接受邀請，在明年櫻花盛開時訪日。

1979年12月7日，松岡洋子在東京逝世。但她的朋友們繼承她的遺志，組成了一個跨組織、政黨、界別的中國作家代表團歡迎委員會，積極籌備接待事宜。這個委員會有委員兩百多人，代表委員十七人，由政治家古井喜實，作家水上勉，詩人江間章子，劇作家依田義賢，畫家平山郁夫，友好人士西園寺公一，學者吉川幸次郎、貝塚茂樹、桑原武夫，企業(yè)家兼作家堤清二等各界精英組成，下設事務局，負責接待。

巴老率團訪日，冰心任副團長

1979年下半年，日中友協(xié)的西園寺一晃和松山芭蕾舞團團長清水正夫受松岡洋子委托，多次來北京商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日事宜。當時由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書記處常務書記、主持日常工作的詩人李季接待。開始時，日方希望李季親自帶隊，說很多日本朋友想念他，希望他去日本看看。李季說：“1961年，我曾隨巴金先生訪問過日本，但還有很多作家沒去過，也想去看看，還是叫他們先去吧，我以后有機會再說。” 但日方認為，他那次訪問，是參加亞非作家會議常設委員會東京緊急會議，天天開會，沒有時間參觀游覽，如今日本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見見老朋友，了解新情況，商討在新形勢下如何開展文學交流，很有必要。李季笑著說：“我感謝各位的美意，但這次我就不去了。我也很想念日本朋友，請代我向他們問好?！?/p>

那時國門剛剛打開，出國訪向，對個人對家庭都是件大事。第一、能出國，說明政治可靠，工作好，領導信任重視。第二、看看外面的世界，開闊視野，增長見識才干，有利于今后的工作與發(fā)展。第三、根據(jù)規(guī)定，臨時短期出國人員發(fā)制裝費200元，零用錢30美元?，F(xiàn)在看來，這算不了什么，但當時可是一筆巨款，相當一個大學畢業(yè)生半年的工資。第四、回國后，可以到出國人員服務部免稅買一件日本原裝的電器，如電視、電冰箱、洗衣機、收錄機等。那時誰家要是有臺彩色電視機，可是全家的榮耀驕傲，左鄰右舍都會羨慕得要死。

作者與巴金在日本京都周恩來總理詩碑前

中國作協(xié)原擬請冰心老人率團出訪，但日方說，冰心老年屆八旬，當團長要處處講話應酬，費心勞神，很累很苦，怕老人家吃不消。另外，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年輕時讀過巴金的書，如果巴金率團來訪，他想見見巴金。李季為此先后兩次專程去上海，勸說巴老率團訪日。一開始，巴老沒有答應，一是覺得代替冰心當團長不合適；二是太忙，有許多東西要寫，有許多事要做，實在抽不岀時間。但李季說，“文革”中中國作協(xié)被砸，現(xiàn)在剛剛恢復，正是積極開展對外交流，擴大影響的好時機。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是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他的會見，對今后發(fā)展中日友好、擴大文化交流有利。巴老一再猶豫，最后勉強同意。

巴老同意后，代表團正式成立，團員共9名：團長巴金，小說家、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中國作協(xié)第一副主席。副團長冰心，小說家、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中國作協(xié)理事。林林，詩人、中國作協(xié)理事、中國對外友協(xié)副會長。艾蕪，小說家、中國作協(xié)理事。草明，小說家，中國作協(xié)理事。公木（兼秘書長），詩人、中國作協(xié)吉林分會主席。杜鵬程，小說家、中國作協(xié)西安分會副主席。敖德斯爾，小說家、中國作協(xié)內蒙古分會主席。鄧友梅（兼秘書），小說家，中國作協(xié)理事。工作人員3名，巴老女兒李小林和冰心女兒吳青隨行，照顧二老生活，我任隨團翻譯，全團共12人。

代表團甫一成立，就引起了廣泛關注，有人說我們這個團有兩大特點：一、國寶級作家多，規(guī)格之高，名氣之大，可能是空前絕后。二、團員來自北京、上海、四川、陜西、吉林、內蒙古等六地，組團時充分考慮了地區(qū)、民族、年齡、文學門類等因素，有一定代表性。

各顯神通湊禮品

在出訪的前兩周，全團在北京集中學習，宣講外事紀律，傳閱有關文件通報，請外交部有關人士介紹中日關系，請對外友協(xié)夏衍、孫平化等介紹日本政治經(jīng)濟文化以及日本友好團體的情況。夏公講完話后特意叮囑我們說：“你們幾個年輕人，主要任務是照顧好兩位老人，他們是國寶，不能有任何閃失?！庇种钢屠虾捅恼f：“你們要對他們實行一點強制，要管住他們。年紀大的人，有個毛病，就是不服老。我曾陪過沈鈞儒老先生，他就不服老。他走得快了，你說他身體真好，他就走得更快。他走得慢了，你說還是慢點兒好，他以為你嫌他走得慢，馬上加快腳步。人啊，一到這個年紀，就像小孩一樣，爭強好勝，天真任性，這也就是所謂的‘返老還童’吧?！眳乔鄬ξ覕D擠眼說：“這回好了，有了夏公的尚方寶劍，咱們要對他們‘嚴加管束’。”

夏公說的“年輕人”，是指李小林、吳青和我，再加上時稱“小鄧”的鄧友梅，我們四個為小字輩。按理說，鄧友梅是“紅小鬼＋老革命＋名作家”，應該是我們的天然“長官”，但不知為什么，風風火火的吳青卻莫名其妙地成了我們的頂頭上司，把我們指揮得團團轉。到日本后，她更是威風八面，連接待事務局的日本人西園寺一晃（大名鼎鼎的西園寺公一的大公子）也被她收編為部下，并賜雅號，唯她馬首是瞻。

中國作家代表團在京都，前排左起清水正夫、作者、李小林、吳青、王大軍（新華社駐東京記者），后排左起杜鵬程、敖德斯爾、鄧友梅、草明、巴金、冰心、公木、艾蕪、秋岡家榮、林林

有一次參加招待會，吳青對我說；“你看我娘臭美，要穿半高跟皮鞋，我說八十歲老太太不能穿，太危險，容易崴腳，她不聽，非穿不可，我怎么攔也攔不住?！蔽页斓姆较蚩戳丝矗睦先苏驹陉犑?，果然穿了雙半高跟黑皮鞋，一身黑灰色中式套裝，短發(fā)，沒戴任何首飾，但精神抖擻，光彩照人。我說：“你瞧瞧，老人家那氣質，那風度，那高雅，那瀟灑，為全團長臉爭光提氣，你就別抱怨了！”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氣哼哼地走了。沒過兩天，吳青又對我說：“我說不行吧，她死活不信，這回不穿了，把腳崴啦！”我說：“哪有你這樣的‘小棉襖’，不但不同情，反而‘幸災樂禍’。你趕快站到老人家身后去，照看著點，千萬別摔跤！”

那時出國，代表團有禮品費200元。但日本人有送禮的習俗，逢年過節(jié)，婚喪嫁娶，生兒育女，甚至出差旅行，都要給親朋好友、上司部下、妻子兒女帶禮物。這樣大一個團，在日本訪問17天，要會見許多政界經(jīng)濟界文化界的大人物，需要很多像樣、拿得出手的禮品，但這點禮品費是杯水車薪，捉襟見肘。無奈之下，我寫信打電話，請大家根據(jù)情況，量力而行，分頭準備，屆時統(tǒng)一使用。

巴老從上海帶來了程十發(fā)、唐云、陳秋草等名家新作，都已經(jīng)裱好，還買了十幾個裝畫的錦盒。不說別的，僅那錦盒，大概就不會少于200元！作協(xié)領導說，畫是巴老請畫家畫的，但裱畫和買盒，也花了不少錢，應該由作協(xié)報銷。我對李小林說了多次，但巴老堅持自己出，只好作罷。艾蕪老也從成都帶來了十幾幅書畫，但聽說日本潮濕，容易卷曲，就沒裱，只是拓了一下，以便裝鏡框懸掛。全團集中在北緯飯店的一個房間里，一幅幅看、選，根據(jù)畫的內容、水平，參照在日本將會見的人員名單，決定送給誰。屋子太小，十幾個人擠在一起，轉身都困難。鄧友梅請老人們坐下來，慢慢選，但誰也不肯坐，全都站著，七嘴八舌地品評，興致很高。有些畫上有菊花荷花，冰心老人說：“這個得挑出來。日本人認為這是喪花，不吉利?！碑敯徖夏贸鲆环镒訒r，冰心老人連聲說：“這個好，這個小猴活潑可愛，機敏靈活，今年又是猴年，干脆別送日本朋友，送給我吧?！倍旱么蠹液逄么笮?。

我們幾個小字輩，把大家選好的畫一一記上名字，包好，放在旁邊。一直議論了近兩個小時，才算選完。整理完畢，大家才坐在床上、椅子上、沙發(fā)上聊天。我拿了張報紙墊在地上，坐下來。草明看我坐在地上，馬上說：“水泥地太涼，快起來。這次出去，老人多，全靠你們幾個年輕人，生病就麻煩了。別不聽話，快起來?！闭f著，把我拉起來，擠坐在她身邊。

選完畫后，發(fā)現(xiàn)禮品還是不夠。尤其是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年輕時讀過巴老的書，要接見全團，需要專門準備一份“國禮”。大家議論了一會兒，但一時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這時冰心老人自告奮勇說：“我去吳作人府上求畫，以解燃眉之急?！北睦先擞H自上門，吳作人夫婦揮毫潑墨，繪成《友誼之花》。大家看了，都說珠聯(lián)璧合，相得益彰，花美字秀，意境幽遠，于是決定托人送到榮寶齋加急裱成冊頁，送給大平首相。

在京都嵐山，左起巴金、李小林、作者、冰心、王大軍

具有時代特色的制裝流程

那時，我調到中國作協(xié)工作不到半年，情況還不熟悉，但從領導通知我隨團出訪那天開始，我就忙著打報告，辦護照，申請簽證，買禮品，訂機票，迎來送往，忙得天昏地暗。不僅忙于公務，還有件私事，也令人頭疼，但又非辦不可，那就是制裝。俗話說，人是衣服馬是鞍，平素衣冠整潔，不僅讓自己感覺好，也是表示對人的尊重，走出國門，更是如此，否則有失國格，但那時物資匱乏，買什么東西都要票，要置辦一套合適的西裝革履，十分困難。

那時大街上沒有穿西裝的，商店里也沒有賣的，男子一律是中山裝，而且只有灰、藍兩色。我駐外使節(jié)、臨時出國人員，必須帶著出國介紹信，到北京紅都服裝店定做。紅都是在周總理親切關懷下從上海遷京的，專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國首腦政要及駐華使節(jié)、中國外交官及臨時出國人員制裝，一般人根本進不去。當時規(guī)定：臨時岀國人員發(fā)200元制裝費，隔整一年后再出國，再發(fā)100元，距第一次出國整三年之后再出國，再發(fā)200元。這200元可做好料子的西裝、中山裝各一套，但至少要去三次，分別是選料量尺寸、試樣子、試成衣。如果體形特殊，需要反復修改，那就不知要跑多少次啦！外地有不少地方做不好西服，出國人員要到北京制裝。有了西服，還要配襯衫、皮鞋、領帶、腰帶，有時跑遍北京城，累個半死，煩得要命，也買不著合適的。

如今出國制裝，什么樣式，什么品牌，什么衣料，什么價位的沒有呢？用不著費心勞神、四處奔波、托人走后門，就能置辦齊全。一些衣飾講究的人，根本用不著制裝，隨時可出入國門，絕無失格之虞。回想當年的情景，恍如隔世！

還有一件事，不妨也記一筆?！侗Ｐl(wèi)延安》的作者杜鵬程，是位真誠坦蕩熱情如火的人。20世紀50年代他訪問過歐洲，穿過西服，打過領帶，在北緯飯店還教過我們。但他有心臟病，血壓高，在日本訪問期間，太忙太累，整天迷迷糊糊，連怎樣打領帶都忘了，每天早晨出發(fā)前，我要去他房間，幫他把領帶弄好……

大平正芳首相接見

清點行李時，出了件怪事：別人的行李都在，獨獨團長巴金的箱子不翼而飛。按照日程，第二天上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將在首相官邸接見全團。要命的是，巴老要換的衣服，以及禮品、書畫，都放在那只箱子里。我急得冒火，在機場多方查詢，但一時沒有結果，只好到飯店等待。直到午夜，箱子才找到，大家總算松了一口氣。原來這只箱子搭錯航班，飛到了上海，幸好當天有上海飛東京的航班，才沒誤事。

那時候，國內名片還不流行，我們出國前匆匆忙忙用中文趕印了代表團名單，李小林、吳青和我排在最后，列為“工作人員”。這本來沒有什么不妥，但問題是中日兩國都用漢字，而不懂漢語的日本人，看到這幾個漢字，會引起不妙的聯(lián)想，因為日語中的“工作員”，意為間諜、特務。這還了得，一個代表團竟然有三個特務，而且還明目張膽地標明身份！事務局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馬上幫助重印了名單，把我們的身份改為中日通用的“隨員”。

4月2日上午10點，我們乘坐五輛黑色奔馳轎車由新大谷飯店出發(fā)，前往位于千代田區(qū)永田町的首相官邸。

永田町這一帶，是日本的政治中樞，國會大廈、各政黨總部，大都在這里。江戶時代，這里是大名（諸侯）們的府第，因永田氏曾在這里居住而得名。首相官邸是座不起眼的兩層小樓，樓頂掛著國旗。我隨巴老、冰心坐第一輛車，進到院子時，戴著白手套的警察紛紛敬禮，禮賓官跑過來開車門，引領大家走進會客廳。會客廳陳設簡樸，鋪著紅地毯，擺著兩排沙發(fā)和茶幾。

1980年，日中文化交流協(xié)會為中國作家代表團舉辦歡迎酒會，前排左起巴金、井上靖，后排左起冰心、林林、艾蕪、草明、公木

大家剛剛坐下，大平正芳首相、伊東正義官房長官、日中友好議員聯(lián)盟會長古井喜實和國會議員小川平二一起走了進來。幾十名記者擁上前去拍照，快門聲、閃光燈聲響成一片。大平首相雖然頭發(fā)花白，但步履矯健，迅速跨越記者群，過來與巴老握手。

大平首相多次來我國訪問，為建立和發(fā)展日中兩國和平友好合作關系嘔心瀝血。大平首相出身于香川縣農(nóng)家，素以慎思而著稱。說話時，語調沉緩，好像認真地選擇每一個詞。他說：“歡迎諸位來日本訪問。我很高興地看到，日中兩國建交后，由于政府和民間的不斷努力，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體育等各方面的交流都得到了發(fā)展。日中兩國歷史不同，性質不同，開出了不同的花，結出了不同的果。在世界歷史上，文化的交流、普及、合作，推動了文化發(fā)展。我雖然不是文化專家，但我認為，像日中兩國這樣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值得自豪的。”說到這里，他停了停，用手擦了擦臉，繼續(xù)說：“但是，在兩國文化相互研究方面還不夠，還需要加強。中國作家到日本來，是個促進，會使文化交流、研究有更大的發(fā)展?！?/p>

巴老說：“受到大平正芳首相的熱情歡迎，我們感到榮幸。首相為中日兩國關系正?；龀隽撕艽筘暙I，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的。誠如首相所說，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漫長歷史歲月中，有許多動人的歷史故事、傳說和史實，至今仍激動著人們的心。中日兩國人民在相互學習和幫助的過程中結下的深厚友誼，值得我們共同珍重和發(fā)揚。我們到日本來，是向日本作家、日本文化界、日本人民學習的。今后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在首相的幫助和支持下，必將更加繁榮。大平首相在百忙中和中國作家代表團全體成員見面，我非常感謝?！?/p>

大平首相全神貫注地聽巴老講話，不時微微點頭，翻譯話音剛落，他就說：“感謝諸位對我的期望。在日本人民中間，流傳著許多關于中國的故事。日本人到中國去，得到了中國人民的支持和幫助，學到了許多東西，但我們學得多，幫得少，今后愿意為你們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做出貢獻。現(xiàn)在正是櫻花盛開的時候，是日本最美的季節(jié)，希望你們多走走，多看看，多交朋友。”

說到櫻花，大廳里頓時活躍起來。巴老說：“我很愛櫻花。1935年，我曾在上野看過櫻花。在座的冰心女士寫過櫻花。”

大平首相想起了他送給中國的櫻樹，問道：“我們送給貴國的櫻樹長得怎么樣？”伊東正義官房長官說：“已經(jīng)開花了。”大平首相很高興，接著問：“櫻花是日本的象征。象征中國的是什么花？”巴老說：“梅花?！币翓|正義官房長官說：“中國幅員遼闊，奇花異卉很多，選岀一種代表中國的花，可不容易?！?/p>

大平首相問大家來過日本沒有？巴老說：“我和冰心來過幾次，林林在日本留過學。”大平首相問林林：“哪個學校？”林林說：“早稻田大學?！贝笃绞紫嗾f：“你們都來過日本，對日本的好與壞、長與短都一清二楚?！贝蠹倚α似饋怼?/p>

巴老說：“日本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贝笃绞紫嘈χf：“在技術方面，日本站在稍前一點，但在精神文化方面，要向中國學習。我現(xiàn)在還?？粗袊墓诺湮墨I。小川平二君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很有研究?！?/p>

大平首相是日本政界少有的讀書家。他曾說：“無論怎樣忙，每星期都要到附近的書店去一次，買幾本新書。當我翻閱新書時，聞著新書的香味，心里就會產(chǎn)生一種柔和的感覺，感到生的喜悅?！?/p>

巴老拿起藍綢面的特裝本《家》《春》《秋》說：“聽說大平首相喜歡讀書，送幾本書做紀念。我們還帶來一幅畫，是著名畫家吳作人夫婦合作的，題目是‘友誼之花’?！?/p>

這幅畫是冊頁，蕭淑芳畫的郁金香，吳作人題詞“友誼之花”，由榮寶齋用錦緞裝裱。大平首相接過書和畫，觀賞良久，不斷點頭，向巴老表示感謝。

原本計劃會見十五分鐘，但大平首相興致勃勃，談笑風生，不知不覺過去了半個多小時。巴老說：“大平首相公務繁忙，我們就此告辭了?！贝笃绞紫?，伊東正義官房長官、古井喜實、小川平二過來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別。

沒想到，這是大平首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會見中國作家代表團。兩個月后，大平首相不幸病故，但他樸實親切的笑容，對中國人民的美好感情，以及他為發(fā)展日中兩國的友好關系所作岀的巨大貢獻，令人敬重和懷念。

中國作家團訪問奈良。左起杜鵬程、作者、草明、冰心、陪同人員、巴金、李小林、敖德斯爾

巴金的講稿

訪日期間，巴老應日方要求，發(fā)表了兩次講演。第一次是1980年4月4日，在東京朝日講堂發(fā)表了題為《文學生活五十年》（見《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559頁）的講演。第二次是1980年4月11日，在京都文化講演會發(fā)表了題為《我與文學》（見《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267頁》的講演。

《文學生活五十年》是巴老在上海寫的，中文七千字，譯成日文約一萬字，是在國內譯好帶去的。在商談日程時，日方說屆時由精通漢語的八木紫上臺代讀日文稿，但在開會的前一天晚上，日方突然臨時決定，由不懂中文的女作家豐田正子宣讀日文稿，八木協(xié)助，兩人同時登臺。事務局的負責人說，之所以如此變動，是考慮豐田正子既是作家，也是巴金的老朋友，而且生于東京長于東京，講一口純正的東京話，能夠準確地把握表達巴金的思想感情。

時任亞非作家日本委員會事務局長的豐田正子，個子不高，穿一身蠟染藍花布衣褲，齊耳短發(fā)，樸素得像一個中國農(nóng)村的中年婦女。她每天與我們一起活動，既是向導，也是體貼入微的老大姐，隨行的“保健醫(yī)”，比如誰睡眠不好，誰咳嗽，誰血壓高，誰暈車，誰胃口不佳……她都細心觀察，噓寒問暖，準備些日常用藥，悉心照料。為了準確流暢地表達巴老的思想感情，她徹夜未眠，把字跡潦草的日文稿重抄了一遍。

1980年4月4日下午，由朝日新聞社主辦的“巴金來日紀念講演會”如期舉行。偌大的講堂，座無虛席，一些后來者，只好坐在臺階上、走道上。舞臺中央，有一個講臺，講臺左邊放一張長條桌。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巴金走到講臺前，豐田正子和八木紫也隨著巴老走進來，在長條桌前就座。巴金說：“我是一個不善于講話的人，唯其不善于講話，有思想表達不出，有感情無法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紙筆，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于是我寫了小說……”

巴老回顧了自己如何接近文學，如何苦苦尋找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如何講真話、講實話、對人民對歷史負責。他無情地解剖自己，敞開心扉，掏出一顆赤誠的心。豐田正子含著熱淚，懷著對巴老的景仰尊敬，把巴老那發(fā)自肺腑的心聲，連同自己的感動、共鳴，送到每一個聽眾的心里……

巴老的第二篇講稿的題目是《我與文學》，長約四千字，是在旅行中趕出來的，篇未注明“四月九日凌晨一時于廣島寫完”。一路走來，巴老是全團最累最辛苦的人。他要會見地方官員、作家、讀者、記者，要應酬、講話、題詞留念，還要接受報紙雜志電臺電視臺的采訪。我心疼巴老，怕老人家累病了，勸說道：“不是有《文學生活五十年》的底稿嗎，京都講演就不用寫了，念念就行了。每天日程都安排得滿滿的，再趕稿子，太累了?！卑屠险f：“不能炒冷飯，每次講話都要有些新的東西才好。”在京都講演時，巴老最后說：“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愿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決不停止手中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卑屠现v完話后，禮堂里響起了海潮般熱烈的掌聲。人們遲遲不愿離去，而是站起來，盡情地鼓掌，表達他們的感動與感謝。

珍貴手稿見證深情厚誼

遺憾的是，巴老這兩次重要講話的原件，沒有帶回來，而是送給了日本友人。

1980年4月9日，我們結束在廣島的訪問，乘新干線去京都。車廂里人不多，很安靜。巴老看了會兒報紙，抬起頭，看著窗外掠過的城鄉(xiāng)田園，若有所思。遠處的山巒上有幾簇櫻花，籠罩在蒙蒙煙雨中，好像萬綠叢中一抹粉紅色的水霧，在蔓延、滋潤……

這時，清水正夫先生走過來對我說：“我有個想法，想把巴金先生的講稿留在日本。不是我個人想保存巴金先生的珍貴手稿，而是想把它捐給日本文學館或博物館，作為文物收藏。巴金先生是有世界影響的著名作家，有不少作家推薦他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他的作品也深為廣大日本人民喜愛，有多種譯本。如果在日本文學館或博物館中陳列巴金先生的手稿，告訴我們的下一代，偉大的中國作家巴金，帶著他對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誼，不顧年老體弱，七十六歲時來到日本，發(fā)表了真誠友好的講話。這對于促進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都有重要意義?！?/p>

我與清水先生走到巴老身邊，對巴老講了清水先生的想法。巴老說：“我的手稿算不了什么，可以送給你們作紀念，但不值得當文物陳列在博物館里。如果它能喚起人們的美好記憶，使我們共同珍重友情，發(fā)展友情，我就會感到榮幸、高興?！?/p>

巴老說著，從隨身的手提包里，找岀了《文學生活五十年》和剛剛在廣島寫完、準備在京都發(fā)表的《我和文學》，交給了清水正夫先生。清水先生說：“這是送給日本人民最珍貴的禮物。它充滿了巴金先生對日本人民的深厚感情，同時也告訴人們，要做一個正直樸實、有社會和歷史責任感的作家，首先要做一個正直樸實、有社會和歷史責任感的人?！?/p>

《文學生活五十年》手稿共15頁，用的是 《杭州文藝》300字稿紙和“杭州市文化局群眾藝術館”300字的稿紙?！段液臀膶W》手稿共8頁，前6頁用的是“人民文學”240字稿紙，后面兩頁用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320字稿紙。

清水正夫先生畢業(yè)于日本大學工學系，一級建筑師，著名友好人士。1948年，他與松山樹子創(chuàng)建松山芭蕾舞團并任團長，先后訪華百余次，并多次率團來中國演出由該團創(chuàng)作的芭蕾舞劇《白毛女》，2008年6月23日，因多臟器衰竭病故，享年87歲。

四十多年過去了，當時我留下做紀念的手稿復印件，墨跡越來越淺、越來越淡，有的地方已經(jīng)看不清了。想必再過幾年，上面的字跡會蕩然無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