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皮本”《吶喊》，不應(yīng)忽略的魯迅著作出版特例
1923年8月，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在北京大學學生創(chuàng)辦的新潮社出版（該社《文藝叢書》第3種）。這是五四新文學（以《狂人日記》發(fā)表為標志）以后，體現(xiàn)時代新思潮和文學革命新成就的小說集，也是從問世以來，至今依然影響廣泛、受讀者歡迎（被列為全國中學生課外讀物）的現(xiàn)代文學經(jīng)典。100年里，歷經(jīng)時代變遷，《吶喊》出版過許多不同版本。其中有一種，被稱為“紅皮本”的版本，由于出版于特定年代，是十分稀少而珍貴的版本，而且，這一版本又產(chǎn)生一種特例，值得回顧與研究。
魯迅著作的兩個系列
魯迅的文學創(chuàng)作，從小說開始（首篇署名“魯迅”的《狂人日記》，1918），文學作品的結(jié)集出版，也是從小說開始，即最早的《吶喊》。此前有一本《中國礦產(chǎn)志》（1906），也屬于他的著作（與友人顧瑯合著），但署名是周樹人，從嚴格意義上說，它不是“魯迅”的著作，且非文學創(chuàng)作。
自《吶喊》開始，魯迅文學著作的出版，層出不窮，蔚為大觀。大致說來，可區(qū)分為兩個系列：單行本系列，全集系列。
單行本系列
按其生活時期，以及初版時間先后，有：
北京時期（1912—1926）——《吶喊》（1923.8）、《中國小說史略》（專著，上，1923.12；下，1924.6）、《熱風》（第1本雜文集，1925.11）、《華蓋集》（第2本雜文集，1926.6）、《彷徨》（第2本小說集，1926.8），5種。
廈門、廣 州 時期 （1926—1927）——《墳》（論文集，1927.3）、《華蓋集續(xù)編》（第3本雜文集，1927.5）、《野草》（散文詩集，1927.7），3種。
上海時期（1927—1936）——《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9）、《而已集》（第4本雜文集，1928.10）、《三閑集》（第5本雜文集，1932.9）、《二心集》（第6本雜文集，1932.10）、《兩地書》（通訊集，1933.4）、《偽自由書》（第7本雜文集，1933.10）、《南腔北調(diào)集》（第8本雜文集，1934.3）、《準風月談》（第9本雜文集，1934.12）、《集外集》（第10本雜文集，1935.5）、《故事新編》（歷史小說集，1936.1）、《花邊文學》（第11本雜文集，1936.6），11種。
逝世以后（1937）——《且介亭雜文》（第12本雜文集，1937.7）、《且介亭雜文二集》（第13本雜文集，1937.7）、《且介亭雜文末編》（第14本雜文集，1937.7），3種。
以上單行本均為魯迅親自編定或?qū)彾?，是魯迅著作的典范版本?/p>
全集系列
《魯迅全集》的編纂、出版始于魯迅逝世以后，經(jīng)歷民國和共和國兩個時期，至今已先后出版5種版本：
1938年版（20卷本）《魯迅全集》，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收著作（1—7卷）、輯錄古籍（8—10卷）和譯文（11—20卷）。32開，直排，第1卷卷首有蔡元培《魯迅先生全集·序》，末卷有附錄：《自傳》《魯迅先生年譜》（許壽裳編）等。這是第1部《魯迅全集》，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和導(dǎo)引作用。
1958年版（10卷本）《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專收文學著作（包括創(chuàng)作、評論、文學史專著）和部分書信。大32開，橫排，每卷正文部分后附有各篇作品的注釋。
1973年版（20卷本）《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系1938年版（20卷本）的重排本，內(nèi)容與原版相同，32開，由繁體字改為簡化字，由直排改為橫排，無注釋。
1981年版（16卷本）《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版以1958年版為基礎(chǔ)，增加新編《集外集拾遺補編》《古籍序跋集》《譯文序跋集》3種，首次收入《魯迅日記》，并已收集到的全部書信，對原注釋作了修訂和增補，?？北仍姹揪殹?/span>
2005版（18卷本）《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版由1981年版的16卷，增至18卷（書信、日記各增加1卷）。相比上一版，這一版本的修訂，在佚文佚信補收、文本?？?、注釋增改等方面，均有明顯進步與提高。
特殊版本“紅皮本”
所謂“紅皮本”，是研究者、愛好者的說法（簡稱），其正式名稱為：魯迅著作單行本的注釋本（征求意見本）。這是一套特殊的魯迅作品單行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70年代中后期陸續(xù)印行?！凹t皮本”之名，得自于它統(tǒng)一設(shè)計的封面，其顏色為絳紅（近于紫紅）。這套單行本，共27種，28本（《集外集拾遺補編》分為上卷、下卷兩本），包括：
《墳》《吶喊》《野草》《熱風》《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編》《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偽自由書》《南腔北調(diào)集》《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兩地書》《集外集》《集外集拾遺》《集外集拾遺補編 上卷》《集外集拾遺補編下卷》《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輯錄古籍序跋集》《譯文序跋集》（順序參照20卷本《魯迅全集》，書名據(jù)各書實名）。
它之為“魯迅作品的特殊版本”，其特殊性，見于每本書的“編印說明”（印在扉頁后）。文稱：
為了適應(yīng)廣大讀者的需要,我們準備陸續(xù)出版魯迅著作單行本的注釋本，由各地工農(nóng)兵理論隊伍和大學革命師生分別擔任各書的注釋工作。這項工作，目前正在進行中。為慎重起見，我們將視工作進行情況，陸續(xù)將各書的注釋初稿先行排印少量，專供征求意見之用。懇切希望同志們就本書各篇的題解和注釋的內(nèi)容、文字以至排印格式等各個方面提出寶貴意見，以便據(jù)以修改。修改意見請徑寄我社魯迅著作編輯室。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八月
（據(jù)《且介亭雜文》的“編印說明”，后出的其他單行本，文字有的有所改動）。
細一點說，其適應(yīng)對象是“廣大讀者”。據(jù)主事者（魯迅著作編輯室）言：這套單行本的注釋，“著眼于普及”“以相當于初中文化程度的讀者為對象”（王仰晨：《魯迅著作出版工作的十年（1971—1981）》，《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1期。下稱“《十年》”）。承擔注釋任務(wù)的，是社外群眾：“各地工農(nóng)兵理論隊伍和大學革命師生”；實際上，主要是有關(guān)高校的教師。印量有限（每本只印400冊），“專供征求意見之用”（在扉頁上，印有“征求意見本”字樣）；即，非正式出版，不發(fā)行。除注釋外，各篇都有題解，其內(nèi)容是“扼要說明該篇的歷史時代背景、針對性和主題思想，以及當時所產(chǎn)生的作用和影響等”（《十年》）。
“紅皮本”的意義，在于它的“空前絕后”（這種加題解和注釋的普及性單行本，是魯迅著作出版史上的“絕無僅有”），還在于它存世量（持有者）稀少，難以求索（因應(yīng)形勢變化，嗣后沒有正式出版、發(fā)行）。
回看魯迅著作出版史，作為資料和信息，應(yīng)該記下為“紅皮本”付出辛勞和智慧、做出貢獻的各本主要注釋者。它們是（其名稱，據(jù)各書所署；出版時間，據(jù)“編印說明”）：
北京大學中文系（《墳》，1976.10）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集外集》，1977.2）
南開大學中文系（《彷徨》，1976.5）
天津師范學院中文系（《華蓋集》，1976.10；《華蓋集續(xù)編》，1977.5）
復(fù)旦大學中文系（《中國小說史略》，1979.1）
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且介亭雜文》1976.8；《且介亭雜文二集》1977.2）
南京大學《集外集拾遺》注釋組（《集外集拾遺》，1977.11）
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野草》，1977.1）
杭州大學中文系（《朝花夕拾》，1977.2）
山東大學中文系（《故事新編》，1977.8）
山東師范學院（《集外集拾遺補編 下卷》，1977.12）
廈門大學中文系（《漢文學史綱要》，1977.10；《兩地書》，1977.7）
福建師范大學中文系（《輯錄古籍序跋集》，1977.10；《譯文序跋集》，1977.11）
遼寧大學中文系（《準風月談》，1977.3）
吉林大學中文系（《偽自由書》，1976.10）
延邊大學中文系（《二心集》，1976.10）
河北大學中文系（《南腔北調(diào)集》，1977.11）
武漢大學中文系（《熱風》，1978.5）
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花邊文學》，1977.5）
中山大學中文系（《而已集》，1976.10）
廣西大學中文系（《三閑集》，1977.12）
以上21所高校的中文系（或注釋組，或未加“中文系”），共注釋25本。其中，《且介亭雜文二集》未標示注釋者。據(jù)《十年》，承擔《且介亭雜文》和《且介亭雜文二集》注釋任務(wù)者，均為“華東師范大學”，當時校名是“上海師范大學”。查閱各本注釋者，一所高校的中文系，承擔兩種單行本注釋任務(wù)的，有：天津師范學院、上海師范大學、廈門大學、福建師范大學四所高校。僅一所高校的中文系承擔注釋任務(wù)，而無“工農(nóng)兵理論隊伍”參與或合作的，有：河北大學、中山大學、廣西大學，三所高校。
另有3本，注釋者是：
中國人民解放軍51101部隊理論組（《吶喊》，1976.3）
北京電子管廠理論小組（《且介亭雜文末編》，1975.12）
旅大市《集外集拾遺補編》注釋組（《集外集拾遺補編 上卷》,1977.11）
《十年》云，《吶喊》和《且介亭雜文末編》，是出版社“約請了解放軍51101部隊、北京電子管廠和我們一起”注釋的，由出版社編輯“擔任講解并主持撰寫注稿”。即，其注釋者實際是魯編室。《集外集拾遺補編上卷》的注釋任務(wù)，原來分配給遼寧師范學院，后改為旅大市（遼寧師院所在地）；據(jù)相關(guān)資料，該市專門成立了注釋辦公室，組成中心注釋組，并發(fā)動群眾，組織了數(shù)百個“三結(jié)合”注釋小組。
“紅皮本”中的特例
上文說，“紅皮本”是魯迅作品的特殊版本，亦即，它是一套非正式出版，未曾發(fā)行的魯迅著作。但出版社對其處理，也有例外情況，或可稱“特殊中的特殊”：“紅皮本”《吶喊》及《彷徨》，于出版“征求意見本”后，隨即（當年）重排了正式版本，在書店公開出售。在筆者存書中，就有1976年10月版《吶喊》，1976年12月版《彷徨》，系在本地書店購得（后一本的扉頁上寫著，買書時間“1977.3.1”）。這兩本，屬于“紅皮本”（28本）中迅即正式出版的特例。（此舉也許因為，讀者閱讀魯迅小說的需求，更為迫切的緣故。）
以正式出版本與“征求意見本”進行比較，兩者外觀明顯不同：前者的開本（32開），小于后者（大32開）；前者封面的上方，印有魯迅木刻頭像，封面顏色為橘紅，后者沒有頭像，絳紅顏色。正式版的《彷徨》，相比于《吶喊》，封面設(shè)計略有改變，但兩版本的注釋者相同：《吶喊》扉頁背面均印有，“本書注釋者：中國人民解放軍51101部隊理論組”；《彷徨》扉頁背面印的是，“本書注釋者：天津堿廠工人理論組南開大學中文系”。
遺憾的是，對“紅皮本”《吶喊》和《彷徨》于當年正式出版一事，主事者和研究者均有所忽略，在其有關(guān)文章和著作中，似乎“不約而同”，對其無記述，不涉及。
查閱《十年》，關(guān)于《吶喊》《彷徨》那十年中的出版，僅見于1976年3月的一處文字：“《吶喊》的‘征求意見本’于3月末出版。其后《彷徨》《且介亭雜文》《而已集》等的‘征求意見本’相繼陸續(xù)出書?！髑笠庖姳尽?、注釋外，對每篇作品都做了題解?！睂ν?0月的正式出版，未著一字。
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相關(guān)專著或論文中，情況同于《十年》。如，一本專門研究魯迅著譯版本問題的著作，關(guān)于《吶喊》（《彷徨》與其相似）歷年出版情況的記述，從1973年接著就到1979年，無1976年的記事：其版次記錄，有1973年的幾種和1978年的一種，不見1976年的版本。（參看《魯迅著譯版本研究編目》，“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資料叢書”甲種，72、74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10月）。再如《〈吶喊〉各版過眼錄》一文，從1923年8月（初版），至1981年12月（16卷本《魯迅全集》出版，縷述其所見諸多《吶喊》版本情狀，這對了解《吶喊》幾十年中出版概況，極具參考意義。此文述及“紅皮本”《吶喊》：“此后，魯迅著作編輯室就開始進行新版注釋工作。1976年10月，又有深紅色封面版，與《彷徨》《阿Q正傳》兩本小冊子差不多同時出版，這就是‘紅皮本’。這一版，作了新的注釋，按照當時的做法，先征求意見，再正式出版?！保ㄌ茝|等著：《魯迅著作版本叢談》，58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不過，其關(guān)于“紅皮本”《吶喊》出版時間（實際是1976年3月）、封面顏色（非深紅色）等，記述有失精準；而且，只說“先征求意見，再正式出版”，沒有說它的實際正式出版（“1976年10月”，實為正式出版、發(fā)行的時間）。
近有一篇研究《魯迅全集》編注的課題論文，系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其關(guān)于“紅皮本”《吶喊》，稱：“《且介亭雜文末編》《吶喊》的單行本注釋”“分別于1975年8月、1976年1月出版。作為嘗試和探索，僅在內(nèi)部發(fā)行，專供征求意見使用。”（《〈魯迅全集〉編注史上的“征求意見本”》，《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4期）。此處說法亦有不確處?！凹t皮本”《吶喊》于“1976年1月出版”，這與《十年》所說（“《吶喊》的‘征求意見本’于3月末出版”）時間不一致。“僅在內(nèi)部發(fā)行”非事實（“內(nèi)部發(fā)行”也是“發(fā)行”，只是有別于“公開發(fā)行”），實際是，“征求意見本”僅“分發(fā)”，未“發(fā)行“（《十年》：“‘征求意見本’的分發(fā)范圍是一些高等院校的中文系和有關(guān)的學術(shù)單位、專家、學者等?！睂Α凹t皮本”《吶喊》的正式出版，亦不著一字。
“紅皮本”《吶喊》和《彷徨》的正式版本，出版于特定時期，曾經(jīng)在全國廣泛發(fā)行，是一種魯迅著作的重要版本，不應(yīng)該被忽略。今日回顧，其獨特價值在于：
第一，從讀者對象看，它是魯迅著作出版史上，唯一明確揭示“適應(yīng)廣大讀者”“著眼于普及”的魯迅著作版本，更適宜于魯迅作品的流布、魯迅精神的傳揚。其注重普及的出版精神，具有現(xiàn)實的積極意義。
第二，從注釋內(nèi)容看，相比于其他版本，“注釋要詳細一些，力求通俗易懂，盡量避免使用較生僻不常見的字詞及文言語句”等（《十年》），如此，更符合普通讀者閱讀的需求。
第三，從魯迅研究史、接受史看，據(jù)其獨有的作品題解，可方便查看和了解特定時期學界對每篇作品的主導(dǎo)性觀點，讀者大眾（包括學校師生）對作品的普遍認知，這有益于魯學研究的深入和發(fā)展，乃至讀者的進一步閱讀和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