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偉：網絡文學的文學史書寫
摘要：網絡文學能否入史與如何入史，在學術界存在爭議。傳統(tǒng)文學史家與激進的網絡文學研究者，都對此持有否定態(tài)度。而網絡文學史的書寫實踐之中，也形成了“視野融合”下的新的文學史觀念。筆者認為，中國網絡文學屬于新媒介影響下的通俗類型文學，即“新類型文學”，它應該被放置于“新世紀文學”的時間維度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學科歸屬之下，進行分析和討論，而它在“中國經驗”與“媒介先鋒”之間的二重性，是其文學史實踐的關注點。
關鍵詞：網絡文學；文學史；當代文學；學科歸屬；中國經驗
經過二十多年發(fā)展，網絡文學已從一個“文學事件”變成了“文學現(xiàn)象”，進而成為不可忽視的“文學潮流”。網絡文學的研究，已從最初的忽視與遮蔽，漸漸變成了研究新熱點。很多學科不斷介入，文藝學、傳播學、比較文學、文化產業(yè)學、現(xiàn)當代文學等諸多學科，都從各自角度介入網絡文學研究，形成了“多元爭鳴”的研究現(xiàn)狀。然而，一方面，由于網絡文學是基于新媒介傳播產生的新文藝，傳統(tǒng)的任何一個學科，已很難從單一學科知識背景出發(fā)，形成真正“有效”的闡釋。其研究方法，必然要求多學科的融合；另一方面，我們對于網絡文學的學科定位和文學史定位，也產生了諸多混亂，很難形成真正統(tǒng)合。這種情況下，“網絡文學入史”也就凸顯了它的復雜性和難度。
一
網絡文學能否入史？如何寫網絡文學史？網絡文學研究已出現(xiàn)歷史化傾向，并出現(xiàn)了文學史寫作，以及將之納入文學史規(guī)劃的努力。研究成果來看，歐陽友權的《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是目前網絡文學史書寫的成功嘗試：“文學史的意義上，該著是對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發(fā)展的系統(tǒng)總結，對網絡文學的歷史地位、貢獻及其問題、局限做了概括與研判，初步形成了中國網絡文學史的概貌，而且該著還對中國網絡文學的理論評論進行了專門的概述，形成了中國網絡文學批評史的雛形，這顯然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保?］如果仔細研讀，會發(fā)現(xiàn)該著作的特點在于，立足大數據，以史論結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方式，細致勾勒中國網絡文學演變脈絡，概覽全民寫作時代興起、文學網站平臺、網絡作家陣容、網絡文學作品、網絡文學產業(yè)經營、網絡文學閱讀、網絡文學理論批評、女性與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等不同分支的發(fā)展歷程。
可以明顯看到，歐陽友權的文學史書寫思路，與傳統(tǒng)中國文學史寫作的不同。它有非常強的媒介性和理論性，不是以“作家作品”為中心，也不是以“文學思想史”“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為經緯，而是立足于“媒介變革”，并非常強調理論和讀者接受，網絡文學平臺媒介和產業(yè)經營的作用被凸顯。這表明了網絡文學形態(tài)本身變化對中國文學史書寫的沖擊；另一個角度而言，其對媒介傳播、讀者接受、邊緣文學史群體（女性與少數民族）的重視，也并非“天外來客”，而是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史書寫的諸多關注熱點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特別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領域，這些年已產生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例如，錢理群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27）》。然而，歐陽友權的這本書，依然有強烈的“網絡時代風格”，即它是建立在研究方法綜合基礎上的，也是建立在學科交叉融合基礎上的。因此，這本網絡文學史，既不同于傳統(tǒng)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也與通俗文學史寫作大異其趣。其傳統(tǒng)的“作品作家論”地位下降，表現(xiàn)在“融合視野”內，則是“專門史”地位上升，與傳統(tǒng)文學史寫作的溝通性，則顯得仍然有待探索。
當然，回歸傳統(tǒng)文學史工作，立足作家作品經典化的嘗試，也有很多成功案例。比如中南大學、北京大學、山東大學研究團隊歷年推出的《中國網絡文學年鑒》《中國網絡文學雙年選》和《中國網絡文學理論評論年選》等資料準備。比如邵燕君的《網絡文學經典解讀》《創(chuàng)始者說：網絡文學網站創(chuàng)始人訪談錄》等著作，從網絡文學資料整理、經典化篩選等方面，做了扎實有效工作。單曉曦的《入圈：網絡文學名作細評》《網絡文學的合作式批評》等專著，探索利用傳統(tǒng)細讀方法，研究網絡文學可能性，其他諸如陳定家、桫欏、王祥、李瑋、吳長青等學者，也做了大量文學史基礎工作。
二十年的時間，雖然不是很長，但網絡文學產生了巨量的作品和作家，僅2021年，全國45家主要網絡文學網站全年新增作品250多萬部，存量作品超過3000萬部，新增注冊作者150多萬人，新增簽約作者13萬人［2］。其中每年活躍的作者，大概有70多萬。網絡文學也形成產業(yè)化規(guī)模，創(chuàng)造了巨大經濟效益，其對普通民眾的影響力與海外的影響力，也都有著不容小覷的發(fā)展。2020年網絡文學出海市場規(guī)模增速為145%，海外市場規(guī)模達11.3億，用戶規(guī)模增速160.4%，達8316.1萬人［3］。網絡文學也產生了很多具有一定“共識性”的經典化作品——盡管這種“共識”并非精英文化圈的共識，還主要是產生在網絡文學的作者讀者圈。由此，我們看到，經過二十多年發(fā)展，網絡文學已具備文學史寫作的基礎，也已出現(xiàn)了自身經典化的文學史邏輯訴求。網絡文學形成文學史，抑或說網絡文學入史，也標志著網絡文學走出紛亂的文學批評現(xiàn)場，最終會在史學領域經歷經典化提升。
這個過程之中，也有著不同聲音，也形成了對“網絡文學入史”的質疑。這種質疑聲音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某些傳統(tǒng)文學史研究者，他們堅持精英文學的文學史標準，網絡文學良莠不齊，且大多是通俗類型文學，并不具備進入文學史的資格。這種反對的聲音，主要是在相對保守的精英文學圈，聲音雖不大，但影響深遠；二是在網絡文學研究內部，也存在著反對網絡文學入史的聲音。這種激進化研究思路，受到科技與后現(xiàn)代思維影響，它更強調網絡文學本身斷裂性與自足性，更愿意將網絡文學科技化、符號化與游戲化。這種激進的網絡文學研究思路，試圖將網絡文學變成“事件”，進而將之永久的現(xiàn)場化與理論現(xiàn)象化，更熱衷于討論游戲文本與網絡文本的互文性，凸顯媒介性與產業(yè)性的獨一無二性。它拒絕經典化，拒絕網絡文學的有效學科歸屬，拒絕進入現(xiàn)有文學史研究框架。這種網絡文學認識論，有著取消文學性，以科技屬性替代文學屬性的潛在危險。
二
那么，網絡文學究竟該以何等面目入史呢？它的文學史定位又在哪里？這也是我們討論網絡文學入史的關鍵性問題之一。問題復雜在于，一方面，網絡文學有特殊主體所指，即在新世紀初出現(xiàn)的，由文化產業(yè)與網絡新媒介技術結合，利用通俗文學傳統(tǒng)，形成的“新類型文學”；另一方面，網絡對文學的改變又是決定性的。它不僅影響了類型文學的發(fā)展，也影響了文學的整體形態(tài)，既有多媒介融合的科技化文本形式，也有著后現(xiàn)代先鋒化的網絡短篇，甚至在當下語境之中，還出現(xiàn)了溝通現(xiàn)代文學傳統(tǒng)的新現(xiàn)實主義文藝。這種錯位交集的情況，也導致了網絡文學入史問題的認知混亂。以下，我將從個人觀點出發(fā)，談談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粗淺認識。
一是發(fā)展總態(tài)勢來看，網絡文學屬于新媒介影響下的通俗類型文學，應予以新的命名，即為“新類型文學”。盡管，網絡文學包含不同文學形態(tài)，但類型文學是“主流”，也是決定性因素。對于類型文學的考察，我們不能完全脫離通俗文學研究的固有模式，而應該將網絡文學視為通俗類型文學在網絡語境下的媒介轉換式發(fā)展。例如，玄幻文學與還珠樓主等民國小說的聯(lián)系等。網絡最終對所有文學形態(tài)的改變，也應放在一個大的文學發(fā)展脈絡之中去談，才能彰顯其有效性。一方面，我們要承認網絡的媒介轉型作用，承認網絡對文學形態(tài)的巨大改變和特異性；另一方面，我們不能隔斷網絡語境下文學發(fā)展的前世與傳承，滿足于將之封閉化與自足化，不能因為媒介轉換了，就將“網絡”變成一個筐，什么都往里裝，割裂了傳承性的網絡文學，最終會走入無法有效命名的尷尬。例如，同樣是媒介轉換，我們不能將文學生硬地分為“紙媒文學”與“竹簡文學”兩個截然對立的類別，而是要在總體文類發(fā)展的縱向聯(lián)系，以及文類與社會變遷的橫向聯(lián)系之中，綜合考量文學的發(fā)展。
二是就學科歸屬而言，網絡文學應歸屬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下屬三級學科，網絡文學的文學史寫作，也相應將之放置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體制之內，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文學史書寫，有效地解答網絡文學“當下性”等問題。我并不贊成將網絡文學完全當成與現(xiàn)代文學的“斷裂帶”來看待，比如，將現(xiàn)代文學和古典文學全部劃分為傳統(tǒng)文學，將網絡命名為“新文學”，這還是一種現(xiàn)代斷裂思維，過于快速的內部定義和概念叢生，只會讓網絡文學陷入混亂。比如，有研究者將網絡文學又分為“傳統(tǒng)網文”與“二次元文學”。 如果將網絡文學歸屬于文藝學或傳播學，只會強調突出網絡文學的某種特性，而不能全面認識網絡文學發(fā)展和特征，尤其正確認識“網絡文學與現(xiàn)實”的關系，“網絡文學與文學傳統(tǒng)”之間的關系。例如，近十年來，網絡文學出現(xiàn)《大江東去》《浩蕩》《大國重工》《神工》等系列優(yōu)秀現(xiàn)實主義作品。如果按照某些學者認知，這些所謂“網絡現(xiàn)實主義作品”，只是某種政策性應景之作，或生硬的政治套用，然而，這些作品已表現(xiàn)出了強大的現(xiàn)實表征能力與影響力。其實網絡現(xiàn)實主義文學，恰表現(xiàn)了社會主義文藝體制之下，體制力量應對新媒介的變法。其發(fā)展思路和文學形態(tài)，與十七年社會主義現(xiàn)實文學、主旋律文藝有一脈相承的內在邏輯性。如果離開了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傳統(tǒng)的闡釋，就很難講清楚目前網絡類型文學作品的來龍去脈。
三是就文學史分期而言，應將網絡文學視為“新世紀文學”書寫范疇。如韋勒克所言：“一個時期就是一個由文學的規(guī)范，標準和慣例的體系所支配的時間橫斷面，這些規(guī)范，標準和慣例的被采用，傳播，變化，綜合以及消失是能夠加以探索的——一個時期不是一個類型或種類，而是一個以埋藏于歷史過程中并且不能從這個過程中移出的規(guī)范體系所界定的一個時間上的橫斷面。”［4］從物理時間上看，中國網絡文學的出現(xiàn)，主要是在新世紀之后這個時間橫截面上。網絡文學形成主體性標準，進而形成玄幻、穿越、懸疑、競技等諸多類型范式，既反映了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時空觀念的變革，與新世紀中國文化產業(yè)發(fā)展密不可分，也反映了網絡文學對通俗文學、現(xiàn)代文學的吸收借鑒。［5］例如，網絡文學的“超級長度”類型敘事法，“自我實現(xiàn)”的內在訴求，傳統(tǒng)文化與后現(xiàn)代文化的對接。也是在新世紀文學“雅俗互動”的維度下，我們才能看清楚當代文學基本格局的變化，即從上世紀末精英文學、主旋律文藝與大眾通俗文學的三元格局，變?yōu)樾率兰o的精英文學、新時代文藝與網絡文學的三元格局。
三
文學史的寫作，存在“文學”與“歷史”的內部張力，是以文學自身規(guī)律，與社會歷史的變遷規(guī)律，形成某種深層次的嵌套性。沒有任何文學，會脫離于社會生活實踐，也沒有一種文學，是社會實踐的簡單直觀的反映。無論作為現(xiàn)象的網絡文學，還是作為“新文類”的網絡文學，其歷史化視野，從長遠目光來看，都是一個必然結果。因此，編寫網絡文學史，進而將網絡文學放置于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范疇內，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務。這項工作，無疑也對總結網絡文學中國經驗，分析中國網絡文學在傳統(tǒng)與先鋒之間的二重性，有著重要意義。正如黎楊全總結中國網絡文學所指出：“中國經驗基于雙重視野：相對印刷文學而言，它是“網絡文學”的經驗（先鋒性）；相對西方電子文學而言，它是網絡文學的“中國”經驗。網絡文學的中國經驗也許不是某種單一理論能囊括的，而是復數的?！保?］中國網絡文學，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后現(xiàn)代電子文學，也與傳統(tǒng)文學形態(tài)有著差異。它在類型化方向的實踐，既撬動了印刷文學的權威地位，形成了新網絡時代生產獨特體驗，也受到中國文化現(xiàn)實語境的規(guī)訓和制約，并發(fā)展出相應的敘事形式。這種制約性，也更體現(xiàn)在它與傳統(tǒng)的鏈接和對應上。而要體現(xiàn)出這種聯(lián)系性和差異性，就必須將之放置到現(xiàn)有的文學史的描述脈絡之中。
網絡文學進入文學史，必然要有一個接受文學標準檢驗問題，也是如何將網絡文學與當下公認文學史標準對接的問題。如何將網絡文學納入現(xiàn)有文學史框架，介入文學史研究的現(xiàn)有問題與方法，在“特殊性”與“個體性”基礎上，形成文學研究的溝通，促進中國網絡文學經典化進程。這個過程中，必須確定網絡文學經典作家與經典作品。作品的數量太大，作家的隊伍太過龐大，而相應的網絡文學的批評與研究力量薄弱，是問題的難點之一。第二個問題在于，如何溝通紙媒意義的經典與網絡媒介下的經典。我的基本看法是，網絡文學發(fā)展史曾有過重大影響的作品，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作品，具有鮮明網生性特質的作品，溝通紙媒經驗與網生經驗的優(yōu)秀作品，都應放在經典序列中予以重視。
例如，《第一次親密接觸》是早期論壇時代重要作品，直接引發(fā)網絡書寫體驗熱潮，應予以經典化；江南等集體創(chuàng)作的《九州》系列玄幻作品，既聯(lián)系羅森等港臺早期網絡作品的經驗，又上承民國玄幻書寫經驗，下啟網絡玄幻風潮，具有文學史意義；《鬼吹燈》《盜墓筆記》是盜墓懸疑類網絡經典開山之作，改編成影視后，產生了廣泛影響，應予以重視；《凡人修仙傳》既是中國本土網絡玄幻類型集大成之作，開創(chuàng)諸多敘事模式，也鮮明表現(xiàn)出中國網生體驗，應予以文學史經典化研究。類似網生性強，又具類型經典意義作品，還包括天瑞說符的《死在火星上》這樣有創(chuàng)意的網絡科幻作品，煙雨江南的《狩魔筆記》這類經典網絡廢土文學。其實最具爭議的，應是“溝通紙媒經驗與網生經驗”的優(yōu)秀作品。一方面，這些具有紙媒與網生雙重經驗意義的優(yōu)秀作品，往往不能得到傳統(tǒng)經典文學與網生文學的承認。在比較激進的網文研究者眼中，經典話題本身就應被消解，而這種具有雙重性質的作品，本身就不夠具有網生性，比如，天使奧斯卡的《宋時歸》，榴彈怕水的《紹宋》，酒徒的《家園》等網絡歷史小說，往往既有穿越等網絡虛擬體驗，又具有傳統(tǒng)歷史小說的情節(jié)性和人物塑造法，甚至在“說書人”的口傳文學特點之上，發(fā)展出了“全高潮敘事法”等具有浸入性網絡體驗特質的敘事法則。又比如，魯班尺的《青囊尸衣》，既符合盜墓小說的類型設定，又有著追求個性解放，反思權力禁錮等精英文學訴求，并在網絡文學的民間性上，有著很強的代表性。
另外，將網絡文學作品很好“嵌入”當代新世紀文學史脈絡中，必須具有說服力的結合機制，才能更好地實現(xiàn)網絡文學史與當代文學史的整合。比如，將網絡文學整體歸入通俗類型文藝在新時代的崛起。而在具體亞類型分析時，要注意其具體特征與時代文學主流的關系，例如，網絡現(xiàn)實主義文學與主流話語的關系，網絡先鋒性作品與后現(xiàn)代文學的關系等。當然，“網絡文學入史”還在嘗試過程之中，不同觀點和方法的碰撞，也會產生諸多分歧，這都有待于更多學者，提出新的理解。
【注釋】
［1］何弘：《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序》，歐陽友權《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4頁。
［2］中國作家協(xié)會網絡文學中心：《2021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文藝報》，2022年8月22日。
［3］《網絡文學創(chuàng)新“出?！蹦Ｊ健?，《人民網》，2021年10月21日。
［4］［美］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邢培明、陳圣生、李哲明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第306—307頁。
［5］房偉：《時空拓展、功能轉換與媒介變革——中國網絡小說的“長度”問題研究》，《文學評論》，2022年第4期。
［6］黎楊全：《網絡文學、本土經驗與新媒介文論中國話語的建構》，《文學評論》，2020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