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老田，田鐘洛，筆名袁鷹。報社的同志都習(xí)慣稱呼他“老田”。9月1日晚，從“王府井老報人”微信群里獲悉，老田去世了，終年99歲。老田雖然高壽，但我獲悉此消息，心里仍然十分哀傷，凄然良久。直到凌晨，仍無睡意。找出我珍藏了近30年的兩封信、老田甲午年（2014年）送我的兩本書《昨夜星辰昨夜風(fēng)》和《袁鷹自述》，翻閱許久。斯人已逝，風(fēng)范依存。

我生也晚。第一次見到老田是1976年，我進入人民日報社的第二年。當(dāng)時，人民日報社還在王府井大街。報社常在5樓大會議室召開大會。有一天我去開會，一位熟識的同志指著前排兩個低頭談話的人告訴我，那就是田鐘洛，也就是作家袁鷹，邊上和他講話的就是毛主席贊揚過的“小人物”李希凡。我大吃一驚，想不到小學(xué)課本里的作家袁鷹就在我們身邊。

1982年夏天，我到人民日報上海記者站工作。當(dāng)時，記者站還沒有正式掛牌，在漢口路309號三樓（過去的申報館）辦公。大樓屬于解放日報社，因此，樓里還有解放日報社的很多部門。有一天，首席記者章世鴻陪同一位同志進來對我們說：“這位是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田鐘洛同志。新中國成立前他是上海地下黨，在《申報》工作過。他臨時來上海，晚上就住在我們記者站辦公室里。”想不到大名鼎鼎的作家竟然這么隨意、質(zhì)樸。老田告訴我們：“1949年5月25日，我和上海地下黨的同志就是在《申報》編輯了解放軍進上海的第一份報紙，迎來了上海解放的第一道曙光。”2004年，老田在他寫的《漢口路見證》中回憶說：“上海漢口路舊時俗稱‘三馬路’，列在‘大馬路’南京路、‘二馬路’九江路之后，‘四馬路’福州路之前，都屬租界時代的繁華地區(qū)。在上海上千條馬路中，并不算長，更不算寬，甚至無法通行公交車輛。但是在我心頭，它有很重的分量。漢口路309號那座古老的建筑，刻下了一個普通共產(chǎn)黨員大半生的生命軌跡。往大里說，它不僅見證了老《申報》自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至1949年的七十七年和《解放日報》自1949年至今五十五年的歷史，更見證了《解放日報》所反映的上海半個多世紀(jì)的滄桑巨變。”

老田回憶說：“1949年5月25日下午，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jīng)攻占上海市區(qū)，狼狽潰逃的國民黨軍隊殘部還盤踞在蘇州河北一些高層建筑里頑抗，機槍聲時疏時密，零落不斷。我接到地下黨組織領(lǐng)導(dǎo)人夏其言同志電召，從曹家渡華模中學(xué)匆匆趕到漢口路309號報到。地下黨文委姚溱、陳虞孫、馮賓符等同志已于當(dāng)日上午進入《申報》館，正在編《上海人民》報，調(diào)集有關(guān)人員，準(zhǔn)備參加即將公開出版的黨報。第二天下午，就在原《申報》老板的辦公室，身著軍服的惲逸群同志帶領(lǐng)隨軍進入上海的一部分同志來同地下文委的同志會面。他們有的原是熟識的，勝利重逢更加歡快。只見惲逸群同志一面從皮包里拿出一只木托鋅板報頭，一面說，‘中央決定將兩個黨報的名字，《解放日報》給上海，《新華日報》給南京。兩個報頭都是毛主席親筆題的?！督夥湃請蟆愤@個報頭是范長江同志從北京帶來的。’有人問，‘中央的黨報以后叫什么呢？’惲答，‘中央黨報由現(xiàn)在華北的《人民日報》擔(dān)當(dāng)?！易诜块T邊聽他們交談，心里充滿了興奮和喜悅。從那天起就開始了一名黨報工作者漫長的報業(yè)生涯，每天從早到晚在漢口路309號三樓上班，直到1952年底調(diào)北京《人民日報》。”到北京后，老田依然保持著每天閱讀《解放日報》的習(xí)慣。

后來，老田又到上海記者站住過幾次。這不僅是他的質(zhì)樸使然，也是他對自己在這里迎來上海解放的“第一道曙光”和“為解放上海、建設(shè)上海盡過力”那些歲月的眷戀。我們記者站中工作間隙用以休息的兩張簡陋的木床，在老田看來，比高級賓館的席夢思軟床舒適多了。他每次來上海，都喜歡住在這里。他很隨和，和記者站的同志親如一家。記者站的司機兼干事馬師傅總是親熱地喊他“田鐘洛同志”。他也在這里見證了我們的努力和悲歡。1985年7月，馬師傅生病住院了。一天中午，老田回來，看到我就說：“小郭，你知道嗎？馬師傅昨夜去世了?！蔽乙汇?，趴在馬師傅為我擦拭過無數(shù)次的辦公桌上失聲痛哭。老田像長輩一樣，輕輕過來撫摸著我，安慰我。后來，老田又和我們一起去殯儀館為馬師傅送葬。

1986年5月，我受報社委派，前往墨西哥城擔(dān)任常駐記者，從那以后，沒再見過老田。但是，常把老田記掛在心里。1992年秋天，我回到上海記者站。1993年春節(jié)前，我的母親去世。一年后，我寫了一篇紀(jì)念母親的文章《最后的玫瑰》發(fā)表在1994年5月3日的《解放日報》上。想不到，老田在北京讀到了這篇小文。幾天后，我就收到了老田5月4日寫的信，令我十分感動。老田在信上說：

“偉成同志：你好！你從國外歸來又回上海后，很少晤面，卻常在報紙上看到你發(fā)的新聞和通訊，從中可以看到和想象到你們上海幾位的辛苦忙碌情狀，同上海騰飛腳步一樣意氣風(fēng)發(fā)，熱氣騰騰。身體都好吧？

今天促使我寫信致意，是剛剛讀了你在（解放日報）《朝花》上發(fā)的散文《最后的玫瑰》。你寫得樸素自然，然而真情深摯，寫出了你那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她真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位令人尊敬的媽媽。請代我在她靈前、遺像前致以一個不相識的共產(chǎn)黨員的敬意和悼念；也請代向你的父親致慰問之忱。雖然我不知道他們兩位的名字，但是我們都在上海工作過，都為解放上海、建設(shè)上海盡過力。心意也是相通的吧。正值上海解放45周年之際，你這篇文章的意義就不只是懷念自己的母親，那束玫瑰是獻(xiàn)給所有同她一樣的先行者的?！?/span>

讀畢，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那時，老田一定很忙，既要主持報社文藝部的工作，又要和社會各界知名人士聯(lián)絡(luò)，還要作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領(lǐng)導(dǎo)成員承擔(dān)社會工作，但他仍然忙里抽空給我寫了這封信。同時，這也不是一封普通來信，而是充溢著一個為革命理想奮斗不止的老共產(chǎn)黨員、老一輩新聞工作者的熱烈情懷。后來，我得到老田的同意，把這封信作為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最后的玫瑰》的開篇。

1996年4月17日，老田讀了當(dāng)天的《人民日報》再次給我寫了信。當(dāng)時，他已經(jīng)離休，因此還特意自己貼了郵票來郵寄。他在信里說：“偉成同志：你好！今天讀到本報頭版頭條你的長篇通訊（《普通勞動者的榜樣——徐虎》郭偉成與戴玉慶合作）十分高興。徐虎這樣的先進人物是一顆真正的星。比那些硬炒出來的什么星高不知多少倍，也亮不知多少倍！我建議你不妨繼續(xù)追蹤，深入發(fā)掘，還可以寫一篇報告文學(xué)或別的紀(jì)實作品，是非常值得的……”

老田讀到的這篇通訊，被評為當(dāng)年的“人民日報精品獎”。令我慚愧的是，我沒有按照老田的建議深入挖掘；使我感動的是，老田對我、對報社年輕同志始終如一的關(guān)懷。可以想見，老田能夠?qū)懗瞿敲炊嗟膬?yōu)秀作品，以一個新聞記者，成為中國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要付出多么艱巨、多么勤奮的勞動。我感到慚愧的是，自己對任何題材都淺嘗輒止，一輩子也沒有像老田那樣勤奮、艱苦地創(chuàng)作。

謹(jǐn)用老田《袁鷹自述》代前記的一首《如夢令》來結(jié)束此文，以寄托我無盡的哀思：“回首迢迢來路，往事悲欣幾許？歲月本多情，況在波濤險處。幸遇，幸遇。走過春風(fēng)秋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