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雷：尋訪鄧中夏在北京的遺跡
今年是五四運動重要領導者、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工人運動的早期領導人之一鄧中夏英勇就義九十周年。從1917年考入北大到1923年被迫離京，鄧中夏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大約六年，正是在這六年當中，在李大釗等人身旁，鄧中夏親歷“五四”，深入勞工、組建工會，并且還參與了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chuàng)建。鄧中夏在北京書寫了厚重的紅色歷史。
鄧中夏居住過的北京達教胡同內(nèi)“曦園”舊址 馮雷攝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
1917年夏天，鄧中夏由湖南高師畢業(yè)，繼而投考北大。在湖南求學時，鄧中夏就多次因為成績優(yōu)異而獲準免交學費。此外，和當時的許多青年人一樣，他關心時局，常有熱血言行。因此當他考上北大時，他湖南高師的同學贈詩給他，夸贊他是“愛國英雄喜出頭，妙如學士登瀛洲”。20世紀50年代，鄧中夏的北大同窗許寶駒在祭掃南京雨花臺之后曾撰文緬懷鄧中夏，文中寫道，“君治樸學實謹嚴，朱墨燦爛蠅頭字”。從中可以看出鄧中夏學習認真、書寫工整，一副“好學生”的模樣。
北大紅樓西側的西老胡同曾是北大的宿舍區(qū)。1917年初秋，國文門新生鄧中夏便住進了這條胡同。鄧中夏寫于1917年的詩歌現(xiàn)存的共有5首，非常顯眼的是，這5首詩中全都出現(xiàn)了“秋天”的意象，這不免讓人猜測這5首詩是寫于當年的秋天，也就是鄧中夏到北大報到、搬入西老胡同之后。“人是傷心愈感秋，況經(jīng)終日在高樓”“載酒過從思沃酹，滿天風戰(zhàn)一林霜”“荒山雅集興如何，況夫秋生感慨俱”“秋釀新成忍見招，松風吹汝過長橋”，一再吟哦秋天，這是為什么呢，難道是因為在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中只能做一個旁觀者而觸動了“悲秋”的情懷嗎？還是因為離家在外、思念家鄉(xiāng)親友？——1918年3月，鄧中夏便在夢中還鄉(xiāng)，歡喜之至遂寫下了一首56行的詩歌；再或者是像許寶駒所講述的那樣，是為國家前途、民族命運而“徒倚危欄動容愁”？住進西老胡同之后，鄧中夏還曾從文天祥的《正氣歌》和孫樵的《與王霖秀才書》中各取一句湊為一聯(lián)：“清操厲冰雪，赤手縛龍蛇”。這兩句倒頗顯清新、剛勁之氣，一掃那些“詠秋”之作的衰頹、蕭瑟。
鄧中夏入讀北大時，“文學革命”方興未艾，不過作為新生，鄧中夏并沒有什么建樹，他參加了幾個校內(nèi)學生社團，英語期末考試的成績不好不壞，有的資料還說他當時“一心攻讀古文，是個幻想通‘古’入仕的‘古文迷’”。但從第二個學期開始，受到李大釗、陳獨秀等先生的影響，鄧中夏的那種湖湘性格似乎又被激活了。
1918年5月，為了抗議北洋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賣國協(xié)定，由李達等一行四人組成的“留日學生救國團”先遣隊抵達北京，鄧中夏等親自到前門火車站迎接，并一直送到湖南會館。幾天之后他們一起發(fā)起、組織了一場以學生為主體的、聲勢浩大的請愿示威活動。6月，鄧中夏等聯(lián)絡全國各地許多大城市的學生，發(fā)起籌備“大中華民國學生愛國會”。7月，“愛國會”宣告成立，旋即改名為“救國會”，并醞釀創(chuàng)辦《國民》雜志。1919年元旦，《國民》正式創(chuàng)刊。作為《國民》的實際負責人之一，鄧中夏親自動筆，三個月內(nèi)為《國民》撰寫了八篇時評、政論性質(zhì)的文章。《國民》的封面出自徐悲鴻的手筆，主體部分是一位身著學生裝、單手托腮凝神遠眺的男子。有人說封面上的男子是以鄧中夏為模特的，拿鄧中夏的照片來對比，這個說法恐怕不大可信；但說“封面上的青年的精神狀態(tài)，正是五四運動前夜的中國青年的形象”，這似乎倒是可取的，那是一種憧憬著美好未來、認真求索救亡圖存之路的精神狀態(tài)。在為《國民》付出巨大熱情和精力的同時，鄧中夏又于1919年3月發(fā)起成立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并利用4月初為期一周的春假，帶領同學們到街頭去演講。緊接著，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nèi)，鄧中夏組織領導并親身參與了5月4日的游行。有的學生因為“火燒趙家樓”而被捕，社會各界立即展開營救，作為舉措之一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lián)合會”，鄧中夏和高君宇作為北大代表參加了“學聯(lián)”，并被推薦擔任職務。5月，鄧中夏南下湖南，在毛澤東等的幫助下，策動成立了湖南學生聯(lián)合會，宣布全省學校實行總罷課。6月，受北京“學聯(lián)”的委派，鄧中夏趕往上海發(fā)動上海學生成立“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
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jīng)注意到上面這段回顧在1918年7月到1919年元旦之間出現(xiàn)了一段空白。這段時期正是鄧中夏籌辦《國民》的時間；也正是陳獨秀醞釀創(chuàng)辦“更迅速，刊期短，與現(xiàn)實更直接”的《每周評論》的時間，是李大釗振臂高呼《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Bolshevism，今譯作“布爾什維主義”）的時間。從這樣的一個時間鏈條可見，鄧中夏的思想發(fā)展是緊隨建黨前夜的李大釗與陳獨秀的，他就像巴金小說《家》里的覺慧，像一個“幼稚而大膽的叛徒”一樣，勇敢地告別舊時代、熱情地奔向新生活。
從北大紅樓出發(fā)，沿著東黃城根北街往北，在路東有一條“達教胡同”，1919年9月，也就是在陳獨秀獲釋出獄前后，鄧中夏和十幾位同學一起租下這條胡同的7號院，將“實行新生活”的夢想付諸實踐。他們將這個院子命名為“曦園”，“曦”者，晨光也，不難體會“曦園”這個名字不但包含自況也包含自勵，希望大家像早晨的太陽那樣，“紅日初升，其道大光”。讓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鄧中夏在自己的書桌上立了一塊牌子，上面寫著“五分鐘談話”，既是告訴來人，也是警示自己，閑談不超過五分鐘。這種自勉、自誡，恐怕只有魯迅在三味書屋的書桌上寫的那個“早”字方可媲美吧。鄧中夏搬到曦園并不只是為了找個清靜的自習室。曦園里“沒有嚴密的組織和規(guī)章”，大家“不用聽差，不用廚子，一切有關采購、炊爨、清潔、衛(wèi)生、挑水直至掏糞，全由同學自報公認，負責擔任。盡量訂閱當時本京及外省有進步性的報紙雜志，費用由同學分攤”。曦園里還組建了許多研究小組，經(jīng)常組織報告和討論，毛澤東第二次進京期間“就三天五天不斷地到曦園”（馬非百：《回憶我和鄧中夏同志在一起》），去同鄧中夏、羅章龍等會面。張國燾曾回憶說：“那位帶有學究氣味倡導新生活的鄧中夏，常向人一本正經(jīng)地鼓吹社會改革的大道理?！保◤垏鵂c：《我的回憶》）我曾經(jīng)非常冒失地進到7號院里一探究竟，發(fā)現(xiàn)昔日的大院落早已面目全非，只留下小小的一截，但我仍然覺得，雖然曦園生活只持續(xù)了一年，雖然曦園并非鄧中夏獨有，但在北京舊城的范圍內(nèi)，這里最值得作為紀念鄧中夏的場所，不僅僅是因為這里還留有一個獨門院落，更因為曦園見證了鄧中夏是怎樣從幽靜的書齋走向喧鬧的街頭、怎樣將美好的理想付諸生動的實踐。
鄧中夏等創(chuàng)辦的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舊址 資料圖片
“要作社會的文學，要作社會改造的文學”
在崇文門至東便門之間存有一段明代的城墻，人們把那里改造為一個遺址公園。城墻下芳草如茵，在東便門角樓下立有一塊石碑，告訴人們這里是舊時“蟠桃宮”所在，過去每年的三月三都有規(guī)模盛大的廟會。可能很少有人會意識到，鄧中夏主持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第一炮就是在這里打響的。
1918年3月，在蔡元培的推動下，北大成立了工人夜校性質(zhì)的“校役夜班”，按照計劃，“校外愿學者暫不兼收，俟本班辦有成效時再議擴張”，所以“平民教育講演團”可以視為校役夜班的“二期工程”。1919年3月23日，“平民教育講演團”在北大成立，鄧中夏被選為總務干事。4月3日下午，講演團到東便門的蟠桃宮舉行第一次露天公開演講，之所以選擇這一天，是因為當天是農(nóng)歷三月初三，正是蟠桃宮廟會的日子，自崇文門迤東三里，百戲競陳、衣香人影。除開場白《平民教育講演之意義》外，當日演講的題目還有《如何求幸福》《勤勞與知識》《大家都受教育》《賭博之害》《做一件事當一件事》《勤勞》《改良家庭》《公德》《念書的利益》。趁著廟會人多，“講演團”連講三天，鄧中夏在第二、第三天登臺，演講的題目是《家庭制度》《現(xiàn)在的皇帝倒霉了》。初春的北京“黃沙滿天，不堪張目，而其聽講者之踴躍實出乎意料之外”。之后，“講演團”還在護國寺開展過兩次活動，五四運動后，連續(xù)四個周日在位于東安門、果子巷、西單、護國寺的四城宣講所同時開講，講演內(nèi)容半數(shù)以上是圍繞“青島問題”的，“救亡”的色彩非常濃重，鄧中夏講演的題目就是《青島交涉失敗史》。
1920年3月，“講演團”決定開展“鄉(xiāng)村演講”，“地點定為盧溝橋、豐臺、長辛店、海甸、羅道莊等處”（《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鄉(xiāng)村講演辦法》）。4月4日，鄧中夏等第一次乘著火車到長辛店去，然而由于當天是星期天，工人放假、農(nóng)夫耕種、閑人到教堂去做禮拜，實在沒有什么人來聽。但鄧中夏等一次一次堅持下來，在長辛店先后成立了勞動補習學校、工人俱樂部、鐵路工人俱樂部，“創(chuàng)造了北方職工運動的基礎”（華應申：《鄧中夏同志傳略》）。1922年到1923年，全國工人運動形成了一次高潮，1922年8月，長辛店鐵路工人聯(lián)合起來舉行大罷工，最終取得了光輝的勝利。1922年5月，中國共產(chǎn)黨以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鄧中夏參加了大會并提議組建“中華全國總工會”，大會最終決定“在全國總工會未成立以前，先設一全國總通訊處，委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擔任”。1922年7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被查封，不久遷往北京，鄧中夏臨危受命擔任主任。1925年，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決定正式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
“平民教育講演團”“以教育普及與平等為目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征集團員》），“以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簡章》），這和“文學革命”時期胡適、周作人等倡導的“白話文學”“平民文學”的精神其實是一致的，因而“講演團”也可以視為是“新文化運動”的產(chǎn)物。在“十月革命”“歐戰(zhàn)勝利”和五四運動的推動下，“庶民的勝利”“勞工神圣”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1919年和1920年的5月1日，《晨報》和《新青年》分別推出《勞動節(jié)紀念》專號。同時，在李大釗等的推動下，“到民間去”受到許多人的追捧。所以，“講演團”以及后來的“鄉(xiāng)村演講”事實上也受到了這些思潮的影響。而到平民當中、到社會下層中去講演的經(jīng)歷也實實在在地反向教育了“新文化運動”培養(yǎng)的知識分子?！爸v演團”雖然做了充足的準備，但仍然經(jīng)常會因為聽者寥寥而“不得不‘偃旗息鼓’‘宣告閉幕’”（《長辛店講演組的報告》）。有一次，“講演團”到豐臺大井村講《纏足的危害》，一開始聽的人還不少，但不久“一些女人都半笑半羞地婀婀娜娜地回家去了”。接下來講《平民教育的重要》、講《為什么要讀書》，“有一位年輕的媳婦，才要出門來聽聽，立刻叫一位老婦人痛罵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學好這一類的話。那媳婦馬上關上門了！”（《平民教育講演團報告》）
在運營刊物、從事平民教育和工人運動等的過程中，鄧中夏的文學趣味、文學觀念也發(fā)生了明顯的轉(zhuǎn)折。鄧中夏的文學趣味起初是比較傳統(tǒng)的，不少資料都反映他剛剛就讀北大時，對古典文學的興趣非常濃厚，狠下了一番功夫。在北大求學的過程中，鄧中夏明顯受到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古詩、新詩兼有。從文言改為白話，表達方式的變化其實只是外在的、淺表的，審美趣味、審美標準逐漸由貴族化趨于平民化，這才是更為內(nèi)在的變化，正因如此，“新文化運動”才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講演團”“鄉(xiāng)村演講”的經(jīng)驗和教訓都使鄧中夏深刻地意識到，雖然自己主動俯下身去，可群眾仍然會覺得像是學生遇到了先生，這樣是無法真正獲得群眾的信任的。所以在長辛店建立勞動補習學校的時候，鄧中夏和張?zhí)捉?jīng)常吃住在學校，“開始，工人稱鄧中夏為‘先生’，鄧中夏稱史文彬為‘師傅’。后來，廝混熟了，就以綽號相稱。鄧中夏稱史文彬為‘麻哥’，史文彬稱鄧中夏為‘鄧大炮’”（《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qū)》）。這個過程，借用延安的政治經(jīng)驗來看，其實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走群眾路線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教育了鄧中夏，1921年春鄧中夏短暫地離京到位于保定的直隸高師任教時，已經(jīng)非常自覺地結合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社會改造的角度來看待文學的性質(zhì)和功用，他反對作“闡道翼教”和“風花雪月”的文學，提倡“要作社會的文學，要作社會改造的文學”（鄧中夏：《文學與社會改造》）。在這種認識基礎上完成的《游工人之窟》《疑問》《血和鐵》等詩歌，語言洗練、簡潔，但情感卻非常充沛，富于情感的鼓動性、感染性，和后來的“普羅詩歌”“左翼詩歌”已經(jīng)非常相似了。假如不是投身于革命而英勇就義，那中國現(xiàn)代詩歌的歷史上一定會再鑲嵌上一個閃亮的名字。
位于北京西單附近的蒙藏學校舊址，鄧中夏曾在此開展革命工作。馮雷攝
“丈夫意氣尚堅決，創(chuàng)造乾坤有何難！”
回顧鄧中夏的一生會發(fā)現(xiàn)，他其實有很多次機會去選擇更為體面、穩(wěn)定、輕松的生活。比如自湖南高師畢業(yè)之后，他原本可以選擇回鄉(xiāng)教書，過殷實的小日子；比如1919年夏天，他原本可以接受資助留學，日后像他的許多同學一樣成為某個領域的名家；又比如1920年夏天自北大畢業(yè)之際，他原本可以接受父親的安排到北洋政府中去任職，待遇優(yōu)厚。但是鄧中夏全都放棄、拒絕了。1919年11月，在“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yè)調(diào)查表”上，鄧中夏在“欲終身研究之學術”一欄里寫下：達爾文生物學說，馬克思經(jīng)濟學說。如果說先前的鄧中夏是出于對民主主義的擁護而朦朦朧朧地去追尋真理，那么此時的鄧中夏則已經(jīng)非常清晰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他和李大釗等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先驅(qū)一起，建立了黨組織和團組織。
在湖南求學時，鄧中夏和毛澤東、蔡和森就一同拜在楊昌濟門下。1918年夏天，楊昌濟被聘為北大教授，搬到了鼓樓下的豆腐池胡同。8月，毛澤東為了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而第一次來到北京，同蔡和森一起落腳在老師楊昌濟家，隨后搬到離北大更近的吉安所左巷。從鄧中夏常住的西老胡同經(jīng)吉安所左巷走到豆腐池胡同，大約三公里。想必，當時這幾個地方時常會響起一串串熱鬧非凡，但外鄉(xiāng)人卻難以聽懂的湘音吧。
1919年5月起，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號上連載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是中國第一篇較為系統(tǒng)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也標志著李大釗從一位民主主義者自覺地轉(zhuǎn)變?yōu)橐晃获R克思主義者。1919年7月，李大釗等在北京今天的安福胡同成立了“少年中國學會”。10月9日，在北大紅樓北邊的嵩祝寺附近召開的會員大會上，鄧中夏被選為庶務股主任。1920年7月1日，在今天北京盆兒胡同的岳云別墅中召開的會議上，鄧中夏又被選為執(zhí)行部副主任。嵩祝寺和岳云別墅今天都并非完全無跡可尋，只是岳云別墅地處北京“西城”，許多資料卻都以訛傳訛地將其支到了“西山”去了。1921年10月，在鄧中夏等的推動下，“學會”北京總會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鄧中夏被推選為該會的書記。而此時，鄧中夏已經(jīng)是一名共產(chǎn)黨員了。
1920年3月，李大釗、鄧中夏等發(fā)起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只不過為了避免引起當局注意，最初定名為“馬爾格斯學說研究會”，“以便在必要時對警廳機構說這個團體是研究人口論的而非研究共產(chǎn)主義的”（朱務善：《回憶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1年11月，“研究會”轉(zhuǎn)為公開活動，蔡元培撥出西齋兩間房屋供其使用，大家取“共產(chǎn)主義”的英文發(fā)音名之曰“亢慕義齋”，還湊了一副對聯(lián)“出實驗室入監(jiān)獄，南方兼有北方強”（羅章龍：《回憶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建黨百年之際，“亢慕義齋”舊址被明確標志出來，當我實地尋訪的時候發(fā)現(xiàn)它就正沖著西老胡同的北口。我覺得冥冥之中，這仿佛正是對鄧中夏的一種紀念。
五四運動前后的國際、國內(nèi)形勢大大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北京，以李大釗為核心，涌現(xiàn)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的青年信徒，這引起了共產(chǎn)國際的重視。1920年4月，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維經(jīng)斯基來到北京。通過同李大釗的接觸，維經(jīng)斯基認為中國已經(jīng)具備了建立共產(chǎn)黨的條件。離京前，在北大圖書館辦公室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維經(jīng)斯基“同意邀請參加座談會的人是共產(chǎn)黨員，并表示要向共產(chǎn)國際匯報”（《羅章龍回憶維經(jīng)斯基》），以這樣的方式，參加會議的李大釗、鄧中夏等就成為中國最早的共產(chǎn)黨員。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chǎn)主義小組；10月，北京也建立了共產(chǎn)黨小組，11月小組吸收鄧中夏等加入，并改組為中國共產(chǎn)黨北京支部。1921年6月，北京支部接到通知籌備參加黨的一大，當時鄧中夏、張國燾、劉仁靜等幾個來自北大的黨員正在辟才胡同租了個房子辦補習學校，接到通知后，幾個人就地商討人選。第一個推選的是張國燾，推舉第二個代表時，鄧中夏和羅章龍都因為已有安排無法成行，于是就定下來由劉仁靜去（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盡管如此，鄧中夏依然悉心投入籌備工作中，他和劉仁靜在西山碧云寺租了間房，精心整理著參加一大必需的文件。1922年7月，在黨的二大上，鄧中夏與陳獨秀等一起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
就在組建北京共產(chǎn)黨小組的同時，鄧中夏等同步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11月，“青年團”正式成立。1921年底，在北京團組織工作陷于不利局面的情況下，鄧中夏等重新恢復了團組織，在北大召開了團員大會。他的工作思路受到許多人的擁護，因此隨后被推選為北京團組織的負責人。很快，北京團組織的機關報《先驅(qū)》創(chuàng)刊，鄧中夏親自擔任主編。1922年5月5日，團的一大在廣州勝利開幕，鄧中夏作為北京團組織的負責人參加了會議的前期籌備，并出席了大會。1923年8月，團的二大成立臨時中央局，鄧中夏當選為臨時中央局委員長。1925年1月，在鄧中夏等的主持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召開三大，大會決定團組織改稱“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
1923年2月，吳佩孚血腥鎮(zhèn)壓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鄧中夏亦遭到通緝，在冒險處理完工作之后，3月底鄧中夏離京南下。1923年冬，鄧中夏曾零零星星地幾次返京，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同李大釗、趙世炎等一道，在位于今天北京西單附近的蒙藏學校開展工作，在烏蘭夫、吉雅泰等少數(shù)民族青年的心中埋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火種。1925年，第一個由少數(shù)民族黨員組成的黨支部在蒙藏學校誕生。經(jīng)過修復，今年3月蒙藏學校舊址正式面向社會開放。而這也許是目前有案可查的、鄧中夏在北京的最后一處遺跡。
尋訪鄧中夏，真的讓人心生敬意。中國共產(chǎn)黨、中國共青團、中華全國總工會，這些深刻影響和改變中國的組織都已經(jīng)成立了一百余年，而追溯歷史會發(fā)現(xiàn)，它們?nèi)己袜囍邢挠兄浅Ｖ苯拥年P系。在當年的工作中，鄧中夏經(jīng)常是多頭并進，比如在1920年春，他前一天還在組織、鼓勵人力車夫和印刷工人成立工會，過幾天又抽身去創(chuàng)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不幾日又組織少年中國學會的聚會，再過幾天又帶領著平民教育演講團商討下一步的工作。這樣的工作節(jié)奏、工作局面讓人梳理起來大有眼花繚亂之感。還有一個細節(jié)也讓我頗受觸動，鄧中夏其實并非原名，1922年4月間，為了便于從事工人運動、為了讓工人們更容易記住自己，他取自己的字“仲澥”的諧音，改名為“中夏”。不僅如此，李立三的原名和常用名為“李隆郅”，基于同樣的考慮，鄧中夏勸他改名為“李立三”。鄧中夏一輩人何以能彪炳史冊、創(chuàng)造一個新世界呢？人們從他們那種無畏、無我、忘我的精神中似乎也可以體會到些什么。如他在詩中所寫：“丈夫意氣尚堅決，創(chuàng)造乾坤有何難！”
（作者：馮雷，系北方工業(yè)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