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康巖，一九九〇年生于安徽銅陵，畢業(yè)于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歷。現(xiàn)就職于人民日報社總編室，擔任要聞版編輯。有散文及評論作品見于《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等。曾獲二〇二二年度青花郎·人民文學獎新人獎。

一

轟隆隆……轟隆隆……

日本人的飛機在空中肆意盤旋，像一只只展開雙翼的惡鷹，俯視著上海城里縱橫密布的街巷和道路。飛機不時投下炸彈，轟炸聲中，工廠化為灰燼，學校壁斷垣頹，橋梁轟然斷裂，房屋碎成瓦礫，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被炸得血流滿地。住在真如火車站旁的郭大力正伏案奮筆，突然間，屋外炮火聲大作，手中的筆不聽使喚，掉在了桌下。妻子余信芬和兩個年幼的孩子也被驚醒，霎時間亂作一團。妹妹郭寶璘年紀小，她捂住耳朵，鉆進媽媽懷里，哭叫著：“我害怕，媽媽，我害怕！”

郭大力來不及撫慰驚嚇過度的妻兒，他來到窗邊，眼前的景象讓他欲哭無淚。瘦骨嶙峋的難民、衣衫襤褸的乞丐、號哭的嬰兒……家園一片荒蕪，城市幾成廢墟，街上濃煙滾滾，遠處炮火連天。郭大力忍住悲痛，定了定神，他知道，離家不遠、妻子就讀的上海暨南大學已被炸毀，家附近還有一個國民黨的司令部，日本人的轟炸機肯定不會放過，眼下這片區(qū)域、這棟樓宇就是炮火轟擊的中心，隨時都有槍彈襲來的可能。不能再住下去。郭大力在心底暗暗地說。他急忙來到書桌前，合上自己連日投入心血翻譯的書稿，收壓在行李箱底層，他沉沉地告訴妻子：“信芬，我們帶孩子走。”

這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還有十五天，郭大力年滿三十二周歲。這個來自江西贛州南康縣三江鄉(xiāng)斜角村的青年，一面在上海大夏中學教授倫理學，一面在光華中學教英語。有了孩子后，生活負擔重了不少，他又在暨南大學代課。但這三份教職只是郭大力“書生也為稻粱謀”的手段，他心底還有一個更為遠大輝煌的理想，就是把手頭這部書稿——馬克思的《資本論》，由德文翻譯成中文。一八六七年問世的《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最厚重的著作，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把三卷本《資本論》譯成中文，在當時，對于指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群眾運動，對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尋求解放道路，有著不言而喻的意義。

這不是郭大力第一次翻譯《資本論》。他與《資本論》的首度結緣，還要追溯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國內革命失敗之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在帝國主義和江浙財閥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聯(lián)合專政的反革命政權——南京國民政府。魯迅在《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中寫道：

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zhàn)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

那時上海的革命氣氛，頗有些魯迅筆下寂寞與蒼涼的意味。上海一茬一茬進步的革命力量倒在蔣介石泛著寒光的屠刀下，血淋淋的現(xiàn)實逼問著當時的知識青年們，是扯鼓奪旗、繼續(xù)戰(zhàn)斗，還是在猶疑和彷徨中消沉？向前的道路荊棘密布，險象環(huán)生，一個不留神就會倒在血泊中。退縮則意味著保全性命，在國民黨的統(tǒng)治下蹉跎歲月。一些革命斗志薄弱的人，在瘋狂的鎮(zhèn)壓面前，將革命理想束之高閣，甚至見風使舵，投入了反動派的懷抱。郭大力沒有刀槍在手、武藝傍身，一介書生憑著三尺微命，在風云激蕩和雷霆爆閃之時，并未被風雷擊倒，他要做一個孤高一世、上下求索的勇士，哪怕單槍匹馬在血光和敵陣中沖殺，也要把《資本論》翻譯成中文。這一年，郭大力二十二歲。乳虎嘯谷，鷹隼試翼。郭大力直上云霄的雄心和宏愿何來？這要從他的家庭和成長經歷說起。

郭大力出生在斜角村的一棟三層土坯房里。祖父在村里做裁縫，靠手藝吃飯，平日生活上節(jié)衣縮食，郭大力的父親才得以接受教育，頭懸梁錐刺股，通過科舉鄉(xiāng)試中了秀才。但考中沒多久，清政府便發(fā)布“上諭”，宣布“自丙午（公元一九〇六年）科為始，所有鄉(xiāng)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在中國封建王朝延續(xù)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走向了歷史的終點。科舉的廢除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無異于一次徹頭徹尾的“大變法”，不僅變了清朝的“祖宗之法”，更是變了自漢唐以降歷朝歷代封建王朝的“千年大法”。無數傳統(tǒng)中國的寒門士子自此魂斷取士路，讀四書五經、釣布衣卿相的美夢，倏忽間化為一枕黃粱。傳統(tǒng)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分崩離析，作鳥獸散。在歷史轉折關頭，他們有去給官員做幕僚的，有給軍閥當文書的，還有下海做買賣、上山當袍哥的。更有賬房、郎中、問卜算卦、代寫書信者，數不勝數。幸運的是，父親郭傳科已謀得南康縣立高等小學校長之職，不用像那些屢試不第、科舉不成的老童生，變成“文不會拆字、武不能賣拳”的廢人，被鄉(xiāng)里鄉(xiāng)親奚落和嘲笑。更為幸運的是，郭大力終于不用跟父親一樣，被沿襲千年的功名頭銜所負累，整日學些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的八股文章，而是用全新的“橫向行文”，在父親任職的小學，學習“算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動植物學和外國文”。

斜角村有“嶺上”和“田心里”兩個屋場，郭家住在“田心里”。春天是伴著細細的雨絲一起到來的，在如酥般的春雨中，小小的郭大力聽著細雨滴落窗前，看著大地萬物被雨水滋潤，遠處山坡上植被的嫩芽破土的破土、吐芽的吐芽、開花的開花。最誘人的要算成片的青草，無論是山坡上、田野間，還是小溪畔、壟道旁，一叢叢青翠鮮嫩的小草組成一張仿佛天大的地毯，把他溫軟地包裹著，他覺得這無邊無際的綠，是世間最美的顏色。

夏天是玩水的好季節(jié)。悠悠的章江水從家門前流過，日復一日，不舍晝夜。江水跟人一樣，不發(fā)脾氣的時候溫柔又安靜，樹上的麻雀、水底的魚兒、隔壁屋的玩伴都聚在水邊，大家玩耍嬉鬧，根本不知道太陽是什么時候下了山，月亮又是什么時候悄悄地爬上了星空。江水要是生起氣來，那可了不得，先是一陣陣狂風呼嘯，隨即又下起了大雨，天幕像是破了洞的口袋，落雨往江里灌。江面掀起的水浪把岸邊的草木蟲魚都裹挾進去，一個浪頭高過一個浪頭。年幼的郭大力耳畔響起了父親的呵斥：“別出門，小心被風浪卷走！”母親這時候就會附和說：“快進屋，快進屋，一會兒爹要生氣了。”躲進屋里，郭大力隔著門縫看著外頭水浪滔天的景象，他想，什么時候這一排排浪濤真能把自己拍打出去，拍打到這片遼闊的水域之外，某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呢？那時的郭大力還不知道，多年以后，他將從一千公里外的遠方，帶回一本改變他命運的書籍。

陽光、云朵、青草、月亮……還有勤勞善良的父母，給郭大力的童年涂抹了一層明亮的底色，更教會他如何正直為人，涵養(yǎng)坦蕩的胸懷、端正的品行和敢擔當敢挑戰(zhàn)的責任感。中學畢業(yè)后的郭大力，想學習自然科學，便考入廈門大學，學習化學。那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群眾革命運動蓬勃開展，馬克思主義在華夏大地傳播得越發(fā)廣泛。革命的實踐運動和革命的指導思想相結合，鼓舞了一批又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獻身革命，加入傳播馬克思主義薪火的隊伍。正值青年的郭大力，顯然是其中一分子。他逐漸認識到，當下中國，“科學救國”是一場遙遠的幻夢，根本行不通。就像魯迅“棄醫(yī)從文”，郭大力也意識到，祖國的億萬同胞身體康健，但精神上的絕望無助、思想上的麻木遲鈍才是最迫切的問題。如何使國人的靈魂覺醒，進而進行革命和反抗，郭大力把問道的目光投向了馬克思主義，他決心改學社會科學，從“理工男”轉身成為“文科生”。

一九二四年，廈門大學校長扶植親信，引發(fā)了大批學生集體抗議，郭大力也身在其中?？棺h行動愈演愈烈，學生和校方的矛盾越發(fā)不可調和。時任廈門大學教育科主任兼總務長的歐元懷毅然站在學生一方，竟被校方借故提前解聘。一氣之下，歐元懷與三百三十多名學生脫離廈門大學來到上海。為避免學生失學，他和王毓祥等教授在王伯群等同盟會元老的資助下，籌備成立了大夏大學。大夏大學最初取名為“大廈大學”，意為比廈門大學辦得還要大，而改為“大夏”，寓意“光大華夏”。來到上海后的郭大力，在大夏大學改學哲學，并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求通過思想啟蒙和群眾運動，給處在黑暗中的人們帶去光明與希望。

大夏大學的校址，設在上海工人較為聚集的地區(qū)——曹家渡，這里聚居的以曹姓人為主。蘇州河從北面流過，很多年前還有過渡口。晚清時期，政府先后在此開設油車坊、繅絲廠、面粉廠，定居于此的男女工人達數千人。等到洋人來了，租界當局越界筑勞勃生路（今長壽路）、白利南路（今長寧路）、康腦脫路（今康定路）、星加坡路（今余姚路）等多條道路。外商也隨即開設洋紗廠、織布廠、雞毛廠、牛皮廠、榨油廠、電燈廠等。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便有工人居民約萬家。學校初建，經費緊張，沒有校舍，就在曹家渡搭了一座小小的棚房，充當臨時校舍。校舍周邊，被一間間破落的棚房環(huán)繞，里面住的，多是些底層產業(yè)工人。朝夕相處之下，郭大力逐漸能夠想工人之所想、諒工人之所諒，他們生活中的艱辛勞苦，他也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

郭大力開始自修德文，研究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尤其是集中精力攻讀《資本論》。《資本論》里的思想，在他的心里也有了更深刻的印象、更深層的觸動。那些個挑燈夜讀的夜晚，郭大力的心情既沉重，也輕盈。沉重是因為他看到工人們的生活太苦太糟，工廠里最臟最累的活兒都交給他們干，經常在機器旁邊忍受著噪音、粉塵和污染。還有那些嚴苛的制度，工作期間有人監(jiān)管，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他們就像被皮鞭不停抽打的陀螺，重復旋轉，無休無止。輕盈是因為，他的內心已經萌發(fā)翻譯《資本論》的計劃，如果身邊這些工人都能通過中文直接閱讀馬克思原著，進而點燃他們思想的火種，激發(fā)他們反抗黑暗如漆、腥穢如血、冷酷如鐵的舊世界，爭取當家做主的自由權利，那么以后的生活就有希望，國家就有出路。

當郭大力的心中燃起翻譯《資本論》的火苗時，郭沫若和李石岑的出現(xiàn)，為這叢微弱的火苗增添了燃料。一九二五年春，郭沫若被大夏大學聘為講師，主講文學概論和詩歌。十月，學校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合一的黨團組織，后來首次將《反杜林論》全書譯成中文的紅色翻譯家吳亮平、馬克思主義法學家雷經天等都是主要成員。大夏大學立校時，尊崇“四種精神”——革命、犧牲、創(chuàng)造和合作，這與郭沫若昂首天外的詩句、振聾發(fā)聵的聲調不謀而合，郭沫若沉浸在這種吶喊革命與創(chuàng)造的自由氛圍中。

早在一九二四年冬，郭沫若就將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由日文譯成中文。在書中，河上肇通過對原始資本積累與增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所有制關系、社會組織和社會革命等方面的闡釋，大體勾勒出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fā)展的基本原則、主要特征，并提出馬克思社會主義以階級斗爭學說為根本……河上肇否定社會改良，支持以政黨組織工人革命的方式反抗資本家。郭沫若通過此次翻譯，系統(tǒng)閱讀和了解了馬克思主義。翻譯過程中，他常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的英、德、俄文本，與譯出的日文對照，從而閱讀了更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原著。一九二六年四月，郭沫若在寫給成仿吾的信中說：

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個轉換期，把我從半眠狀態(tài)里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從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對于作者非常感謝，我對于馬克思、列寧非常感謝……馬克思主義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唯一的寶筏。

翻譯完成，郭沫若“鑿死了”思想上的“混沌”，馬克思主義作為世界觀、方法論，作為一種科學信仰為他所完全接受，他徹底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在校園里，在課堂上，郭沫若身體力行，積極宣揚馬克思主義，他的熱情也感染了包括郭大力在內的很多大夏大學的學生。

有趣的是，教書期間，郭沫若制訂了一個翻譯《資本論》全文的“五年計劃”。旁人勸他說，實現(xiàn)計劃難比登天，會耗盡一個人的全部時間和心血，日本的哲學家高畠素之就因花費十年時間把《資本論》譯成日文，結果積勞成疾而亡。但郭沫若力排眾議，他說：“如果能為譯《資本論》而死，要算是一種光榮的死?！薄顿Y本論》全文的出版需要出版社支持，郭沫若想到了大本營設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但商務印書館擔憂的是，《資本論》篇幅宏大，又是左翼書籍，國民黨肯定不會不管不問，政治和經濟上恐怕都難以承受，隨即婉拒了他。

如果說郭沫若對郭大力的影響是間接的、精神層面的，那么李石岑作為郭大力哲學上的授業(yè)恩師，對他翻譯《資本論》的影響和介入，則是直接的、全方位的。早在日本東京高等學校留學時，李石岑便與李大釗聯(lián)合倡導，成立留日學生總會，推動反日愛國運動，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陰謀。他還與后來翻譯《資本論》的陳啟修成立“丙辰學社”（后改名為“中華學藝社”），以“研究真理、昌明學藝、交換知識、促進文化”為宗旨。大夏大學初創(chuàng)之始，李石岑與邵力子等被王伯群聘為教授，主講哲學、哲學趨勢等課程。李石岑善演講，哲學課上，他圍繞著人生問題，從教育、哲學、宗教、科學等不同層面闡述觀點和體悟，尤其對如何會通東西文化、如何將中國傳統(tǒng)經驗融入現(xiàn)代社會，發(fā)表了許多獨到的看法。他對西方近代哲學、心理學乃至科學無不了如指掌，詹姆斯、杜威的實用主義，柏格森的生命哲學，還有尼采、羅素等，無不信手拈來，其中又注入了他采擷中國經驗的觀照與理解，使人聽來趣味盎然。多年在歐洲游歷的經歷，讓他的講述充滿了體驗感與真實性，引經據典的同時，絲毫沒有冬烘氣。在歐洲，李石岑系統(tǒng)研讀了從赫拉克利特到費爾巴哈的西方哲學家的主要著作，也認真研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當他在法國、德國看到資本主義繁榮的虛假本質后，思想發(fā)生了重大轉折，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李石岑的淵博和侃侃而談，令坐在教室里的郭大力如癡如醉，他也想像面前的老師一樣，成為學富五車的人，同時對生活的時代和社會有著自己的體驗、批判和觀照。李石岑對郭大力這個勤奮好學的好苗子也很看好，私下里，兩人有了更多的切磋和交流。

一九三〇年，李石岑出版了講述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普羅泰哥拉和德謨克里特哲學思想的著作《希臘三大哲學家》。被恩師看中，郭大力銜命為書作序。

可惜的是，天妒英才，一九三四年十月，李石岑因病早逝。去世的前一年三月，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他還頂著反動派殘酷鎮(zhèn)壓的壓力，宣講《科學的社會主義哲學》。需知在白色恐怖年代的上海，公開宣講左翼思想，尤其是隨身攜帶文章原文演講，是極其危險的舉動，稍有不慎就會面臨牢獄之災。李石岑并不懼怕，他是真正以“行動主義”踐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一九三六年，李石岑逝世兩年后，郭大力與他合作翻譯的研究唯物主義歷史的著作《唯物主義史》，在中國書局刊布出版。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郭大力已經在心底做好了萬全準備，要把《資本論》這部皇皇巨著完整地翻譯和介紹給中國人民。這時候，江西老家“好消息”傳來，為他的翻譯點燃了關鍵的“一炮”。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悍然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當年六月底，國民黨派遣大批軍隊駐扎江西萬安，企圖“清剿”共產黨員。萬安縣地處贛江上游，離郭大力的出生地南康縣僅百余公里。八月下旬，中共萬安縣委決定發(fā)起一場暴動，收復被國民黨占領的萬安縣城，進而促合江西與湖南革命力量的聯(lián)動。十月，中共萬安縣委負責人曾天宇，在羅塘至善小學一棟兩層磚木小樓主持召開了全縣黨代表大會。會上，大家熱烈討論著，如何發(fā)動暴動、如何攻打縣城、購買武器的經費哪里來……會后，萬安各地積極訓練骨干和新兵，并把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的農民組織起來，以配合黨團員骨干編隊，準備萬箭齊發(fā)，奪取萬安縣城。萬安東鄉(xiāng)蘭田地區(qū)、南鄉(xiāng)良口地區(qū)、西鄉(xiāng)羅塘地區(qū)、北鄉(xiāng)窯頭地區(qū)也分別成立了武裝組織，隨時準備策應。

隊伍蓄勢待發(fā)，仗就要開打了。曾天宇忽然發(fā)現(xiàn)，槍支彈藥根本不夠，這時候上哪兒去找？混亂之中，曾天宇心生一計，他把農民軍編排成三人小組，分散到周邊鄰縣，收繳國民黨保安團的槍支。為了不打草驚蛇，農民軍小組隊員們喬裝改扮成小商販，以做買賣為借口，把國民黨保安團成員引入事先設下的埋伏圈，然后再來個甕中捉鱉。用這種方式，隊伍先后在泰和等地收繳了兩百多支槍，又自己動手，制造了土槍土炮。槍繳來了，還差彈藥。農民軍收集了大批制造彈藥的原材料。周邊民眾也被動員，把家里的破鍋碎鐵都集中到農民軍手中。隨后，隊伍在羅塘、武術、良口、窯頭等地，建起了兵工廠和硫黃廠，短時間內，梭標、火槍、土手槍、松炮等武器裝備從廠里魚貫而出。

攻城的戰(zhàn)役打響了！兩萬五千余名農民軍分三路縱隊，從四面八方逼近縣城，只等待參謀部一聲令下，就直搗黃龍，發(fā)起總攻。二十日拂曉時分，號聲四起，槍炮齊鳴。不一會兒，戰(zhàn)場上硝煙彌漫，火光四射。步槍隊、鳥槍隊、松炮隊集中火力，摧垮了城外工事，把敵人逼進城內；大刀隊、梭標隊、樓梯隊登上城門，殺聲震天。戰(zhàn)斗打了整整一天，敵人糾集強大的火力，幾個主火力吐出瘋狂的火舌，農民軍實在難以招架，第一次攻城以失敗告終。然而，農民軍并未氣餒，根據參謀部指揮，他們制作了更多土槍土炮，先后又發(fā)動了兩次進攻。雖然沒有攻下縣城敵營總部，但頑強的戰(zhàn)斗力已讓敵軍陷入了恐慌。得知三攻萬安未果后，身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毛澤東立即派人送來書信：萬安負責同志……風聞萬安工作同志熱情甚高，甚為欽佩。但聞幾度攻城未下，是否要派些武裝去協(xié)助，希望復函詳答。

曾天宇詳細研究了戰(zhàn)況，給毛澤東回了信。信中告知無須專門調派武裝力量至萬安，讓部隊直接攻打遂川縣城，可以從側面減輕萬安壓力。毛澤東接信，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率部占領了遂川縣城，并于兩天后復信：我工農革命軍一月五日已占領遂川縣城。

勝利的曙光就在眼前！萬安縣委再次部署兵力，增加了以共產黨員張芳惠為領導的良口農民軍，作為第四縱隊，主攻縣城南門，警戒水上潛逃的敵軍。兩天后，農民軍和協(xié)戰(zhàn)群眾共四萬余人，浩浩蕩蕩地向縣城進軍。駐城守敵劉士毅懾于井岡山工農革命軍和萬安農民軍軍威壯闊，帶親眾棄城而逃，萬安縣城被攻下。

萬安暴動成功了！霹靂一聲天地驚，電閃云翻風雨驟。一時間，勝利的消息傳遍四方，震驚全國。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曾天宇在萬安縣城東門沙洲上召開萬人大會，大聲宣布：萬安縣蘇維埃政府成立。這是江西省第一個紅色政權，給大革命失敗后處于革命低潮期的江西革命斗爭，注入了極大的信心與動能。《江西工農革命的記錄》記載：

它（萬安縣蘇維埃政府）不但是萬安工農革命勝利的產兒，而且是江西第一個蘇維埃，為江西革命開辟了一個新的局面——蘇維埃革命的局面。

在家鄉(xiāng)，革命斗爭的勝利、革命根據地的擴大、紅色政權的建立……這些沉甸甸的好消息一個接著一個，傳到郭大力耳朵里。身在大都市上海，郭大力仿佛經歷了一次夢游，在夢中，他回到了那個生養(yǎng)他的小鄉(xiāng)村，又看到了愛發(fā)脾氣的章江水，還有江邊成片成片豆腐塊狀的農田，和終日在田地里揮灑汗水的父老鄉(xiāng)親。為了他們將來能夠幸福健康地生活，為了鼓舞革命士氣，他一定要翻譯好《資本論》。多年后，在回顧自己翻譯《資本論》的“初心”時，郭大力說：

我譯這本書，并不是因為我很理解它，也不是因為我已經有了翻譯的能力。1928年，國民黨全面背叛了革命，紅色政權已在江西建立。當時，我只覺得一點：有革命的需要。

二

翻譯《資本論》，又不是上街打瓶醬油，哪那么容易。馬克思為了撰寫《資本論》，花了四十年時間，讀過一千五百多種文獻，其中直接引用的文獻達八百多種，涉及經濟學、哲學、政治學、法學、歷史學等學科。

在大夏大學讀書時，郭大力就知道，當時國內《資本論》有德文和日文兩個版本，但自己沒有直接閱讀的能力，對著《資本論》原文，只能望洋興嘆。一天，他在書店閑逛，發(fā)現(xiàn)竟然有賣英文版的《資本論》，立刻喜上眉梢，心里暗自叫好：“英文我能讀??！”但當看到書的售價時，喜悅的心情又一次被價格打敗。回校以后，他茶飯不思，一心只惦記著怎樣才能將那套《資本論》收入囊中。郭大力省吃儉用，終于攢夠了買書的錢。當從書店扛回《資本論》的時候，他覺得路上的鳥叫得都比往日里悅耳。展卷閱讀，他立即被《資本論》的條分縷析和博大精深所吸引。

不久，即將畢業(yè)的郭大力面臨以后道路的選擇。那時候，很多進步青年都把求解革命藥方的目光投向日本，郭大力也想像學校的郭沫若教授和李石岑教授一樣，負笈日本。他給身在老家的父親寫信，表達了想法。接到信后，父親一度陷入沉思。此時國際國內局勢都很復雜，東渡日本求學是否安全可靠？再者說，留學所需不菲，家里能負擔得起嗎？為了求解，父親寫信給李石岑，想聽聽兒子最親近的老師的建議。李石岑回信說：郭符合留學日本的條件，但從經濟能力考量，不宜貿然東渡。郭大力知道后，留學日本的想法也就只好作罷。那時候，正好大夏大學副校長歐元懷推薦鄭通和教授接替自己執(zhí)掌江蘇省立上海中學，趁此契機，郭大力被聘為上海中學教師，教了一段時間書，但臨到快放寒假時，涉嫌對學生進行“赤化宣傳”，被學校解聘。

讀書人也會為五斗米折腰。丟了飯碗，生活失去著落，吃完一頓，下一頓飯哪來？郭大力在街頭踱著步，懊喪至極。接近年關，各家小開和姨太太們紛紛出動，到商店里搶購年貨。他們一面跟老板伙計狠狠地殺價，一面對著身后的隨從和腳夫抱怨，如今這日子是一年不如一年。本來，大學畢業(yè)，又值春節(jié)，該回鄉(xiāng)去看看年邁的雙親。可是，家鄉(xiāng)是紅色根據地，國民黨已經斷絕了赤白之間的交通往來。從上海到贛南，得繞道香港、廣州，路途遙遙，當下粒米勺水都成問題，自己又哪來多余的錢支付路費呢？郭大力心想：上海生活成本太高，國民黨的反動統(tǒng)治又極其嚴酷，再這樣下去，說不定哪天自己就被當局扣押起來，鋃鐺入獄，那翻譯《資本論》的雄心壯志，得等到猴年馬月才能完成？不行，上?？隙ú皇蔷昧舻睦硐胫?，自己一定要走，去一個生活輕松、環(huán)境安全的地方，才有可能把書翻譯好。一九二八年一月，郭大力坐上晚七點多鐘由上海北站開行的夜快車，向杭州駛去。

在歷代文人眼里，杭州始終是一個休閑隱居的勝地。那時候，在繁榮富庶的東南中國，與上海的大紅大紫相比，杭州沒那么鋒利，沒那么耀眼，像冷冷淡淡的青綠，進退有據，容止可觀，人們在此柔軟又飄飄然地生活著。政客文人想要兼濟天下，便去上海搏命，經歷一番沉浮俯仰，便視富貴如草芥，將積攢起的疲憊和絕望、失意和消沉，輕悄悄地放置在西子湖畔發(fā)酵，然后帶著煙霞山月里的一口仙氣，折返喧嚷的黃浦江畔，繼續(xù)含光混世，縱橫滄海。

郭大力邁著沉重的步子，沿西湖邊走。冬裝未卸的西湖，游人稀少，他們三三兩兩，不成氣候，欣賞著西湖寂寞的演出。郭大力把目光投向湖面，結著薄冰的西子湖，像一面巨大的反光鏡，把自己的愁容照了個通透。忽然，他注意到不遠處有一枝枝莖骨，擎著一朵朵枯黃垂敗的蓮蓬，借著冬日的余暉，倒映在寒塘之中。涼風吹過，纖細的枯梗雖多，卻并不纏繞交錯，而是各自挺拔成硬瘦的線條，不為風勢所動。待風再強些，枯梗就承受不住，折斷栽入水中，伴著破碎的荷葉一齊零落在池塘里。這一池殘荷被整個冬季一沓沓的雪和一層層的涼覆蓋過，如今在無人的野渡濺落成一派錚錚然的風景。雖是頹枝敗葉，但不墮污泥，清風透骨，甘愿與寒水共舞。它們以群體的方式在寒冷的冬天相互聚集著、依偎著，但又自成一格，不蔓不枝，用渾身唯剩的枝干，托舉著枯萎的蓮蓬，像托舉著一顆金黃色的頭顱，向著太陽的方向集體站立，期待夜幕深重后來日一縷渺茫的曙色。郭大力凝視良久，風吹得更緊了，他縮了縮脖子，收緊袖口，向著大佛寺走去。

早在上海就有同學告訴郭大力，在杭州西湖寶石山南麓半山腰，有個大佛寺算是好去處。大佛寺來頭不小。據說，兩千年前的杭州還是一片汪洋大海，秦始皇東巡到會稽祭大禹，經過錢塘，突遇滔天巨浪，行船不能前進，泊船無處可去。隊伍中有人看見島嶼上有一大塊石柱，柱身高大粗壯，肯定是上天安排的系船地。秦始皇命船停泊過去，這里也就成為秦始皇的停船系纜之地。北宋年間，妙行寺僧人思凈，雕石柱為佛骨，于是一尊巨大的彌勒佛半身像呈現(xiàn)在世間。面向西湖的大佛，高八米，寬十米，頗有普度眾生之意。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三次來到大佛寺，并留下御碑。原彌勒院墻外壁，仍可見到詩碑及碑座上的“乾隆”“古稀天子之寶”等印章。民國時期，寺廟僧人零落，香火蕭條，一些失業(yè)青年和窮學生慢慢來此棲身，只要交付少許飯金，便可住有所居，勉強溫飽。

告別成群的枯荷，郭大力轉過幾條小徑，爬過幾段有臺階的山路，來到大佛寺跟前。破敗的佛像、簡陋的庭院、零落的僧人、蕭條的香火，還沒來得及歇歇腳，大佛寺就以這番模樣歡迎他的到來?！斑@年頭兵荒馬亂的，古寺還能保持這樣，很不容易了?！惫罅υ谛睦镎f。他走進寺院，四處張望，忽發(fā)現(xiàn)寺東面有一尊碩大的石頭，遠看就像一位大佛的后腦勺。寺中還栽種著一棵大銀杏樹，看上去像是一棵百年古樹，只不過寒風早將金黃的樹葉吹得一干二凈，只留下光禿禿的枝干，矗立在寒風中瑟瑟發(fā)抖。郭大力走上前摸了摸古樹粗糲的外皮，隨即回過頭向西湖方向望去。斷橋、蘇堤、殘荷，還有西湖在冬日中略帶藍色的碧波，一一呈現(xiàn)在他眼前。他有些興奮，臉上露出不易察覺的微笑。看來上海的同學所言非虛，大佛寺的確是一個讀書翻譯的好地方，自己準備在此安營扎寨，仔細研讀《資本論》，并把它譯成中文。他向僧人租了一間客舍，住了下來。

在上海讀英文版的《資本論》時，郭大力就被其“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及與其相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最終目的是揭露近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法則”所折服。夜晚房里的油燈散發(fā)出青熒的光澤，郭大力想，自己從江西到廈門，再從廈門至上海，如今又輾轉流落到杭州的一間古寺里暫時棲身。失業(yè)的痛苦、生活的艱辛、革命初露曙光的歡欣、家鄉(xiāng)雙親的惦念……此時此刻，人生的各種遭際、各番心緒一齊涌上心頭，翻江倒?！，F(xiàn)在居然在唯心主義的殿堂，從事唯物主義的事業(yè)，人生真是何其諷刺哀哉。他一轉念又想，自己從事的是一項偉大的事業(yè)，正在發(fā)生深刻社會變革的中國，太需要《資本論》這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著作。跟完成這個事業(yè)相比，眼前這點兒磨難又算得了什么？想到這里，郭大力長吁一口氣，攤開稿紙，寫下“資本論”三個大字。

半年多后，郭大力總算根據英譯本，嘗試譯完了《資本論》第一卷。看著十分不成熟的譯本，他憂心忡忡。這里每一個字雖然都是出自自己筆下，但它們排列組合后，卻變得乖張、粗糲，有些地方甚至稀里糊涂，毫無邏輯和美感可言。他知道，翻譯《資本論》不容易，自己第一次吃螃蟹，肯定缺乏經驗?！顿Y本論》博大精深，自己理論修養(yǎng)不足，尤其是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不夠熟悉，很多地方譯得沒有邏輯，驢唇不對馬嘴，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九三八年八月，郭大力在《資本論》中文全譯本的“譯者跋”中寫道：“在一個寺院內著手翻譯這部書，雖然表示一個滑稽的對照，但到現(xiàn)在還使我感到心悸的，倒不是這一點，而是另外一件事。在那時，我對這個大理論從以出發(fā)的古典派經濟學，且也為這個大理論的主要批判對象的古典經濟學，還是連初步的認識還沒有?！?/p>

磨刀不誤砍柴工，七次量衣一次裁。經過深思熟慮，郭大力決定暫時放下《資本論》的翻譯，他要集中精力鉆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同時自學德文，還要對照地研讀《資本論》的批判對象——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代表作。

翻譯雖然中止，但就在大佛寺內，郭大力與終生摯友、翻譯事業(yè)上的伙伴王亞南相遇相知。一天清晨，西子湖畔冷風颼颼，通往孤山的路上人煙稀少，顯得冷冷清清。一株老梅結著幾朵孤獨的淡粉色花骨朵，在寒風中聳立著。郭大力背倚樹干，埋頭讀著《資本論》。他的世界安靜極了，仿佛只有翻動書頁的簌簌聲，偶爾一兩朵輕柔的雪花落于鼻尖，他也不以為意，連眼睛也不抬。忽然，空無一人的人行道上，走來一位年輕人，他一面伸伸胳膊踢踢腿，一面環(huán)顧四周風景，悠閑自在。等走到郭大力跟前的時候，年輕人吃了一驚，心下想居然也有人跟我一樣，大冷天的在西湖邊喝西北風。他仔細一瞧，郭大力手里捧著書在讀，封面寫著“CAPITAL（資本論）”，他更為吃驚了，連忙走上前去問：“閣下是在讀《資本論》？”郭大力愣了下神，看著眼前這個文質彬彬的年輕來者，說：“你也對《資本論》感興趣啊！”

兩人寒暄起來，各自報了家門。原來年輕人名叫王亞南，湖北人，大學畢業(yè)后無處謀職，就投身軍旅，赴長沙參加北伐軍，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教導團政治教員。等到蔣、汪叛變革命，他憤然離開軍隊，流落上海。幾番折騰，生計也無著落，上海的工作更是不好找，于是一個人又輾轉至大佛寺，想借著此處的幽靜，寫小說賺點兒稿費，討口飯吃。

郭大力聽完王亞南的講述，心中頓生“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慨嘆：“我也是從上海來的，咱們是同病相憐啊?！闭f完，又把自己如何求學工作、如何想要翻譯《資本論》的故事，一股腦兒地倒給了王亞南。郭大力說：“當前，我們想要改造舊社會，挽救民族的危亡，就必須把可以團結的革命力量都團結起來，采取共同行動，首先實現(xiàn)經濟制度的變革。行動需要宗旨，需要思想的指引。我以為，馬克思主義是照亮當下中國的一盞明燈，《資本論》更是馬克思所有著作中最豐厚的一部。讓身邊的工人、農民、黃包車夫、商販、學生都能讀懂弄通《資本論》，翻譯是第一步啊。沒有這第一步，哪有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呢？”

王亞南聽完郭大力的話，心里久久不能平靜。他實在沒有料到，眼前這個比他還要小幾歲的文弱書生，竟會講出這么一番叫人熱血沸騰的道理。而且，這道理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海市蜃樓，而是有著切切實實的實現(xiàn)途徑。王亞南這段時間小說寫得很不順暢，本就煩悶，他拉住郭大力的手說：“可否將譯稿借我一閱？”就這樣，在青燈古寺里，在大銀杏樹下，在杭州西子湖畔，在革命前途漸漸迎來曙光之際，王亞南通讀了郭大力的翻譯稿。王亞南心里有了底，郭大力不是一個光說不練的假把式，他的翻譯功底很深，一定能夠實現(xiàn)翻譯全本《資本論》的夙愿。郭大力見王亞南讀得投入、認真，時不時嘴里還冒出“妙啊”“翻得好啊”之類的夸贊，他輕輕地湊近，小聲問：“我們一起研究翻譯《資本論》，如何？”王亞南放下譯稿，定睛看著郭大力，回答說：“好！”他的口吻深沉，神情堅定。后來，王亞南回憶說：

由于大佛寺古廟中認識了郭大力，我專攻經濟理論的信心因以鞏固，我終身從事的學術工作的志愿因以確立。我們商定，在十年內合譯亞當·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約翰·穆勒和馬克思的五部經濟名著。我們表示，把翻譯前四位大經濟學者的著作，作為翻譯馬克思《資本論》的準備。

三

大佛寺畢竟不是久居之地。一九二八年秋，王亞南經友人資助，東渡日本，潛心研究政治經濟學；同年底，在上海的同學為郭大力覓得一份在大夏中學講授倫理學的教職，郭大力便回到上海赴任，業(yè)余自修德語并鉆研西方政治經濟學。二人共同為未竟的事業(yè)積蓄著力量。

兩人合作翻譯的首部經濟學著作，是英國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大衛(wèi)·李嘉圖的名著《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書中提出的地主、工人和資本家在社會產品分配方面的規(guī)律，商品的相對國內價值決定于生產這些產品的必要勞動量，利潤與工資是互成反比例而變化等理論的科學成分，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重要思想來源。但這部書篇幅宏大，文字晦澀，編次雜亂，理論抽象，由三十二篇沒有章法的論文匯聚在一起，給翻譯帶來不小的麻煩。兩人認真細致地反復推敲。郭大力后來回憶說：

第一次按字逐句的直譯，使我們不大滿意。在這種直譯失敗之下，才在可能的范圍內，采用意譯的方法，修改多次，每次增減幾個不重要的字都不是沒有理由的。

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海神州國光出版社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學術界好評襲來。有人稱贊說：“很晦澀不易譯的古典經濟學的名著，而他們譯得那樣忠實透辟。”

有了成功經驗，二人開始第二次合譯——翻譯英國著名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這部書一七七六年就在英國出版發(fā)行并風行一時，真正為中國人所知要到一八七七年。這一年，中國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出使英國，與在此考察財政的日本三井財閥高級顧問井上馨等討論“查考英之稅課當看何書”時，曾提到該書。副使劉錫鴻在出使筆記中稱此書“書言豐裕其國之道”，但“難于翻譯，非習英文者不能閱”。直到一九〇一年，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嚴復為開啟民智，振衰起弱，把這部書用文言文譯成《原富》，由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嚴復的譯本對原書略作刪節(jié)，同時加入很多按語，足有三百多條計六萬多字。這種“翻譯”方法，與其說是在如實“翻譯”，不如說嚴復是借著“翻譯”之名，闡發(fā)他對亞當·斯密學說的認識，“翻譯”過程存在對原著的改寫甚至是扭曲。語言方面，為了彰顯學問深厚，嚴復專從中國古代典籍中翻箱倒柜，尋找合適的詞語。比如，將資本（capital） 譯為“母財”，自由貿易（free trade）譯為“大通商法”，原料（raw material） 譯作“生貨”，制成品（manufactured goods） 譯作“熟貨”，銀行（bank） 譯為“版克”，貨幣（money） 譯成“泉幣”，工資（wages） 譯為“庸”，利潤（profits） 譯為“贏”等。這些譯法，讓普通讀者理解，只能起到對牛彈琴的效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中國留日學生紛紛要求返回祖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王亞南也在其中。不久他便憤然離日，回到上海，一邊教書一邊做翻譯。為了使讀者了解該書的真實面貌，二人決心重譯該書，并將書名改為《國富論》。郭大力在出版譯者序中寫道：

這部書，絕不是難讀的。但在翻譯的時候，譯者卻感到一種困難，那就是有些名詞的意義頗為含混……（與王亞南——引者注）隨時互相商量；譯成之后，又交換審查了一遍。

隨后，郭大力又獨自翻譯出版了一系列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著作，比如依利的《經濟學大綱》、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約翰·穆勒的《自傳》和《經濟學原理》等。值得一提的是，他還翻譯了新康德主義者朗格的著作《唯物史論》，以他和老師李石岑兩人的名義，于一九三六年在中華書局出版。翻譯多了，手練熟了，新兵便成了老兵。無論是德文水平，還是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理解，郭大力覺得，自己都已做好了充足的準備。心底那個悸動的聲音再次響起，重譯《資本論》的時刻到了。

那時候，郭大力住在真如火車站附近。真如站二十世紀初建成，是個四等客貨小站，僅設有簡易的票房、候車室、站臺等，來往旅客也不多，四周皆為農田和村宅。真如鎮(zhèn)境內河道縱橫，桃浦河自北而南縱貫全鎮(zhèn)，河兩岸有無數支河橫浜，一條條、一段段、一道道分岔開去，像是密密疊疊的蜘蛛網般，連綴成一套精密對稱的幾何結構。村子大面積被樹林覆蓋，蓊蓊郁郁。春夏之際，樹枝在微風里顫抖，連帶著綠葉也在空氣中蕩漾，遠眺過去，像是迅疾的閃電，也像是凝碧的波痕。陽光透過翠綠的林蔭照下來，若隱若現(xiàn)的光斑照射在地面，給熱浪翻滾的夏天倒增添了幾分陰涼和靜謐。到了冬季雪后，皚皚白雪覆蓋著樹林，視線里又換作一片瓊林玉樹，那就是另一番風情與韻味了。郭大力把家安在此地，一來為了自己和妻子到學校近，二來此地環(huán)境閑適安寧，也好靜下心來做翻譯。

郭大力、王亞南翻譯所依據的底本，是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由蘇聯(lián)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訂過的最新德文版，并參照了兩種英文譯本和兩種日文譯本。王亞南住在市區(qū)法租界，郭大力為了與他討論翻譯，時常在真如和法租界兩地間往返。此時，北京和上海已經分別出版過《資本論》的相關譯稿。大革命失敗后流亡日本的北京大學經濟學系原教授陳啟修，在日本翻譯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一九三〇年三月由上海昆侖書店出版發(fā)行。這是在中國發(fā)行的第一個《資本論》中譯本。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潘冬舟，接續(xù)陳啟修的工作，翻譯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分冊和第三分冊，由東亞書局分別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一九三三年一月出版。巴黎大學留學生侯外廬和北京大學學生王思華合譯的《資本論》第一卷，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譯者署名為玉樞、右銘，出版社是北平世界名著譯社。清華大學經濟系學生吳半農、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生千家駒得到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的出版資助，兩人互相校對譯稿。吳半農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于一九三四年五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這些譯本雖都不是全譯本，但眾人競相翻譯《資本論》，足以證明《資本論》對當時革命活動的重大意義。

郭大力設想，能不能將《資本論》交由商務印書館或中華書局出版？為此，他幾度到兩家出版社接洽。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政治高壓愈演愈烈，出版這樣一部大部頭的左翼書籍，對出版社而言可謂是頂著天大的壓力。郭大力當時剛剛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孩子在家嗷嗷待哺，他不得不常?？俊芭栏褡印薄懶獣r的文章、翻譯些其他著作，換一些稿酬維持生計?！顿Y本論》的翻譯就像是風中的燭光，時明時滅，時譯時停，兩家出版社也就都沒有應承郭大力的心愿。不久，上海雜志公司的張靜廬聽說有個青年在詢問哪家出版社能出版《資本論》，倒是起了興趣。但張靜廬與時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邵力子談及此事時，卻被邵力子潑了冷水，他說：“我本人沒有意見，但看你送審是否能夠通過，這我就無法保證了?！甭犕辏瑥堨o廬瞬時心里沒了底，出版也就作罷。

郭大力鎖著眉頭，背著雙手，在屋子里踱來踱去，一時間有些不知所措?！顿Y本論》就算再偉大，中國的革命就算再需要《資本論》的指引，自己翻譯得就算再勤苦，終究沒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讀者和廣大的人民根本讀不到。就像一個大廚備好了雞鴨魚肉、生猛海鮮，準備大顯身手，炮制一餐華美宴席，結果發(fā)現(xiàn)灶里點不著火，那自己整天忙碌地翻譯，又是為何呢？越想越沮喪，越想也越傷心，郭大力像是走入了迷宮，站立在一個點位上不停打轉，轉來轉去還是待在原地，只有徘徊與嘆息。即便如此，到了一九三六年底，郭大力和王亞南還是憑著信念將《資本論》第一卷的大部分重新譯好，并譯完了第三卷的前半部分。

所有的山窮水盡，都蘊藏著峰回路轉的可能。正當郭大力處于無路可走的焦灼時，好消息傳來了。上海地下黨組織了解到郭大力正在翻譯全本的《資本論》，安排我黨直接領導的、設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上海法租界的出版社——讀書生活出版社，予以出版支持。而在中間牽線搭橋的，正是郭大力的江西老鄉(xiāng)，后來擔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的夏征農。

南昌起義失敗后，夏征農來到上海，在《共產黨宣言》全譯本首位翻譯者、后來擔任復旦大學校長的陳望道的支持下，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當時在復旦大學文科執(zhí)教的大師、名師，如璀璨群星。鄭振鐸、洪深、謝六逸、傅東華、周予同……在一位位大師的熏陶下，夏征農一邊參加革命，一邊寫東西。一次，在閘北區(qū)委組織的飛行集會上，夏征農被國民黨作為嫌疑犯逮捕，關押在龍華警備司令部。監(jiān)房里，鐵柵大門鎖住了他的身體，卻鎖不住他心向革命的靈魂。囚室外壁設有小高窗，白天日光照進來，到了夜晚，一壁設有一個燈洞，待夜燈亮起，相鄰兩個牢房共用。就是借著這些微弱的光亮，夏征農在獄中讀了《國家與革命》《哲學的貧困》《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參與領導了改善政治犯待遇的絕食斗爭。大院門口，矗立著一座大青石，被抓捕入獄的革命志士在這里被戴上腳鐐，雙腳只能半步半步地挪動，大家就稱之為“半步鐐”。彭湃、楊殷等烈士戴著“半步鐐”英勇就義的情形，夏征農都看在眼里。這段經歷，成為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重要啟蒙。等到一九三〇年三月，由我黨領導的、以魯迅為旗手的革命文學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在上海成立，夏征農毫不猶豫地加入，負責編輯《春光》《讀書生活》等進步雜志。

一九三三年秋，夏征農以夏子美的名字，到李公樸主持的《申報》量才流通圖書館工作。圖書館設讀書指導部，由夏征農、艾思奇、柳湜三人負責。夏征農是從南昌大革命前線轉移到上海的，主要負責文學；艾思奇從東京留學歸國，負責哲學；柳湜自長沙前線經由江蘇轉移來，負責社會科學。圖書館登記在案的讀者，年齡多在十六歲到二十五歲。其中既有公司職員這樣初等識字的人，也有零售商鋪的店員、幫工、學徒和報社校對、電話接線員、學校清潔工等底層職員。三人和陳望道、錢亦石、沈志遠、薛暮橋、胡繩等進步青年一道，在《讀書生活》半月刊上，與讀者通信筆談。

后來，這些連載的內容成為《大眾哲學》《街頭講話》《如何自學文學》《社會常識讀本》系列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通俗讀物，引發(fā)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城市普通民眾中的一波傳播熱潮，成為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大眾化”的典范。一九三六年二月，在《讀書生活》雜志的基礎上，讀書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斜橋弄開張。就在這個階段，夏征農得知有兩位年輕人正在翻譯《資本論》，其中一位叫郭大力的，還是江西老鄉(xiāng)。夏征農熱情地伸出援助之手，為他們聯(lián)系在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后來，夏征農回憶說：

直到他（李公樸）被捕入獄，我同他一直保持著非常友好的關系?！白x書生活出版社”，在他的精心策劃下，已經成了一個略具規(guī)模的出版機關。由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中國第一次出版的《資本論》，就是由我介紹在“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事實上，讀書生活出版社早在成立之初，三位負責人——黃洛峰、鄭易里、艾思奇就制訂了一個長遠的出版計劃，第一條就是出版《資本論》全譯本。可是這樣一部艱深的大部頭，德文原版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九四年間陸續(xù)出版后，目前中文譯本只出版過第一卷，誰來翻譯呢？他們也發(fā)愁。沒想到“愁上加愁”的時候，竟然有人主動“送上門來”解“愁”，三人都有些喜出望外。出版社由艾思奇作為代表，與郭大力簽訂翻譯和出版合同。合同細則由負責全社運營管理的經理黃洛峰擬定。每月由出版社支付郭大力、王亞南各八十元預付版稅。為了使版稅不受日常業(yè)務資金周轉影響，出版社特意拿出兩千元在銀行單立賬戶，專供支付譯者預付版稅之用。單立賬戶的設立，占用全社資金近半，黃洛峰寧可在其他方面緊縮開支，也不愿失信于勤勞的譯者和一心盼望讀到《資本論》的讀者。他動員全社人員，不論外頭的大氣候怎樣惡劣、社里的小環(huán)境如何艱難，出版社上下都要想到一處，干到一處，保證《資本論》全譯本的順利翻譯和出版。如此力度的支持，讓原本找不到出版下家的郭大力和王亞南都有些受寵若驚，隨即全身心投入翻譯，工作一度進展飛快。

正當眾人被大好形勢點燃了雄心壯志、準備大展身手之際，日軍侵華的戰(zhàn)火燒到了上海，燒到了這批革命青年的眼前。戰(zhàn)事雖起，但翻譯《資本論》也不能耽擱。大家開會決定，將出版社西遷至武漢，留鄭易里在租界，繼續(xù)等候郭大力、王亞南的譯稿。黃洛峰離開上海前，和鄭易里一同向二人保證，《資本論》的出版方案要繼續(xù)執(zhí)行，不會改動。

出版方將翻譯出版《資本論》，視有千鈞之重，這讓郭大力心里的責任多了何止一分半分。責任多了，壓力也隨之而來。日本人的飛機在頭頂飛來飛去，不長眼睛的炮彈在街市上橫行，這偌大的上海灘，哪里能容得下一支安靜翻譯的筆？考慮再三，他將已經翻完的第一卷譯稿交給出版社，就帶全家撤回了江西老家，繼續(xù)翻譯后兩卷。出版社特地派人陪護他繞道香港，平安抵達，每月的生活費也按時寄到。王亞南也由香港轉至武漢，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設計委員會委員。其時國共第二次合作，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王亞南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與鄧穎超同志在一起辦公，其間也繼續(xù)參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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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節(jié)選，完整作品請閱讀《人民文學》2023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