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的上海坐標
1898年，譚嗣同為變法獻身，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終年33歲。今年是譚嗣同殉難125周年。這個生于北京、祖籍湖南瀏陽的晚清官員之子，度過了迅如雷電、燦若星辰的一生。在他的生命軌跡里，上海這座城市承擔了什么角色？
譚嗣同沒有想到，在他生命的最后二三年，上海于他的重量。
第一次到上海，當在光緒三年（1877年），12歲的譚嗣同隨剛升任鞏秦階道道員的父親譚繼洵回瀏陽原籍，為母親徐五緣修墓，由天津乘船，經(jīng)煙臺至上海，再由上海順長江至洞庭湖，再順湘江至長沙，陸行至瀏陽城北門譚府。一切都是父親安排，上海只是匆匆而過。
第二次到上海，則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這年五月初五日（6月3日），他的仲兄譚嗣襄病逝于臺南府安平縣蓬壺書院。突聞噩耗，時在京城的譚嗣同顧不上順天府鄉(xiāng)試，攜從侄譚傳簡南奔上海，擬赴臺灣迎柩。一抵上海，他就接姻親臺灣布政使唐景崧電告，得知仲兄靈柩已運往上海。當他在上海接到靈柩那一刻，心就痛得失去了知覺。
至光緒十九年（1893年）夏，譚嗣同再次途經(jīng)上海，前往北京參加順天府鄉(xiāng)試。秋試罷，他被父親催促返回湖北武昌，再次途經(jīng)上海。往返匆匆，好在找到了慕名已久的格致書室，拜會了書室主人傅蘭雅，買了好些西人格致學書籍。
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戰(zhàn)敗，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天下士人嘩然。這也成了譚嗣同棄舊迎新的轉折點。他自號“壯飛”，決心從此徹底拋棄令人厭惡的科舉八股之學，去追求一種全新的學問和生活。
他和老師歐陽中鵠，友人唐才常、劉善涵等滿懷悲憤之情，以開新啟蒙、喚醒士民為己任，毅然變法，在家鄉(xiāng)瀏陽興辦算學社。力圖有所作為的陳寶箴任湖南巡撫，邀請他回湖南參與新政。但他迫于父命，只得赴京覲見，至吏部辦理候補知府分發(fā)浙江的手續(xù)。
步入自己素來厭惡的官場，譚嗣同心緒沉重。此時，京師與滬上已成為維新運動和傳播新思想的中心，他遂發(fā)一愿，愿遍見世間碩德多聞之士，并自稱為“北游訪學”。
譚嗣同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離開武昌，二月中下旬抵達上海。匆匆再訪傅蘭雅后，就前往京師。抵京便住在瀏陽會館，機緣巧合與吳樵、梁啟超、夏曾佑等相識，天天談論新學。陛見后，改任江蘇候補知府，至六月十八日離京南下，在滬略作逗留，于六月二十九日抵達江寧（南京）。此后，直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攜家眷返湘，譚嗣同又四次來往寧滬之間。
長發(fā)棧
晚清時期的上海租界，時尚與傳統(tǒng)相互交織。既有西方的聲光電氣與管理制度，又有本土的文化習俗和社會風氣，且各具情態(tài)。
譚嗣同來上海，或者從武昌或者從南京，幾乎都乘坐輪船抵達上海洋涇浜碼頭。作為上海縣城北部黃浦江支流，洋涇浜在未填浜筑路之前是外埠進入英法兩租界的重要航道。
譚嗣同下榻的長發(fā)棧就在洋涇浜北側的英租界內（今延安東路與四川中路交叉口的西北角），為一幢二層四坡頂洋樓，面街還有拱形大陽臺，牌坊式大門高大氣派，上蓋靛青色琉璃瓦，門楣上懸著“長發(fā)?！睓M匾。大門兩側掛有門聯(lián)，兩旁墻上又有“仕宦行臺”四個大字的招牌。此客棧裝修闊綽，飯食精美，大門口除了馬車、腳踏車、東洋車外，還有中國官吏特許使用的綠呢轎子。
后來，填洋涇浜筑成愛多亞路，長發(fā)棧位于愛多亞路20號。1920年，上海華商證券物品交易所創(chuàng)建，花了20萬元將長發(fā)客棧買下來，改建成交易所大樓。當時大樓為三層樓房，坐落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與四川路1號（今延安東路110號）。1934年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關閉后，將此房屋出售給英商會德豐駁船公司。駁船公司卻于1941年將此樓拆除，在原地建造了會德豐大樓，于1943年竣工。之后此樓被轉讓給美商德士古石油公司，故又稱德士古大樓。上海解放后，此樓改名為四川大樓。
格致書室
還在武昌時，譚嗣同就聽友人提及傅蘭雅的名字。
傅于同治二年（1863年）被英國圣公會派到上海。同治七年（1868年）春，江南機器制造局總管徐壽隆重聘請他任翻譯館全職譯員，他在此度過了長達28年的譯書生涯，一生翻譯了129部譯著，天文地質、聲光電氣、植物動物、生理衛(wèi)生等等，幾乎囊括了當時介紹到中國來的西學新知的所有學科。
光緒二年三月十九日（1876年4月13日），經(jīng)兩江總督沈葆楨、直隸總督李鴻章的聯(lián)名保舉，傅蘭雅被清政府授予三品銜，成為少有的擁有清政府官銜的洋人。
傅蘭雅發(fā)現(xiàn)江南制造局的大批譯著使用率不高，便積極投入創(chuàng)辦格致書院、格致書室和《格致匯編》的工作中。傅蘭雅常在《格致匯編》上刊登廣告，落款地址則在上海三馬路（今漢口路）《申報》館西隔壁朝北格致書室。光緒十一年（1885年）初，他在原址上創(chuàng)辦了新格致書室，銷售科技圖書外，兼營理化儀器、照相器材、鉛字銅模及印書機器等科教文化器材。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譚嗣同路過上海，于三月二十五日（4月5日）來到格致書室。傅蘭雅陪他欣賞了書室展出的化石、計算器、X光片等物，為他興奮地講解著。
之后，譚嗣同至南京赴任途經(jīng)上海，特地再訪傅蘭雅，但無奈他已赴美，不過譚嗣同獲其所譯《治心免病法》。譚嗣同讀后大喜，而“悟心源”。后來譚嗣同復從楊文會究心佛法，遂以《治心免病法》、佛法與《易》理融會，于是其學益臻恢宏，突破了其原來“專主船山之學”的狀態(tài)。
時務報館
光緒二十二年初，上諭查封京師強學會，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隨即關閉了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而收拾殘局的人，他選擇了曾經(jīng)的幕僚汪康年。強學會余款銀六百二十余兩就成了他與黃遵憲、梁啟超、吳德瀟吳樵父子及鄒凌翰創(chuàng)辦《時務報》的啟動資金。
漫步在今江西中路以東的南京東路一段，幾乎沒人會知道此地曾名花園弄，曾是上海第一張近代報紙《北華捷報》的誕生地。
后來成為舊上海的報館林立之地、以東方“艦隊街”聞名遐邇的，則是望平街（今山東中路，南起福州路、北至南京東路）一帶，毗鄰的福州路（亦稱四馬路）和廣西路也是舊上海報館的云集之地。
《時務報》終于在七月初一日（8月9日）正式出刊，每月三期，報館設于四馬路，今福州路、福建中路口。梁啟超在《時務報》擔任主筆。他一人擔任所有文字的編輯工作及為每期撰寫一篇文章。他激情澎湃地在《時務報》上發(fā)表一系列倡導維新變法的文章，如嘹亮的號角吹起了變法的集結號。
這一時期，譚嗣同在南京做候補知府，來往上海四次。
他第一次到上海，是在他到南京不久后的八月初七（9月13日），這次待的時間最長，有十多天。每次一到上海，朋友們就聚在一起了，話題不外乎佛教和格致之學或維新變法，思想火花碰撞。高談闊論之余，他們也追逐潮流，去上海當時最為有名的“一品香”吃番菜。
之前中國人稱外國為“番”，“西餐館”稱之為“番菜館”，“一品香”便是中國人在上海創(chuàng)辦時間最早、知名度極高的西餐館。清末民初出版的《圖畫日報》描繪“一品香”的配畫文說：“……獨一品香最早。該號坐落英界四馬路老巡捕房東首第二十二號，坐南朝北，二層洋房。號主徐渭泉、徐渭卿，開設于光緒十四年?！?/p>
八月十四日（9月20日），孫寶瑄宴請譚嗣同、梁啟超、汪康年、宋恕等人在“一品香”吃飯。第二天為中秋節(jié)，譚嗣同回南京前，請大家在“一品香”喝酒、暢談、吃月餅。過了幾天，八月十九日（9月25日），譚嗣同主動邀請朋友拍照，梁啟超、孫寶瑄、宋恕、吳嘉瑞與胡庸興沖沖地響應，獨汪康年借口頭發(fā)都沒梳不愿去，譚嗣同扯起他就走。幾人來到離報館不遠的四馬路光繪樓照相館（今福州路11號），拍了一張珍貴的合影。
譚梁關系非同一般，“每十日不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篋”。在這種思考和交流中，譚嗣同在1896年秋冬至1897年春之間寫成了《仁學》。梁啟超在《譚嗣同傳》中更是說，譚嗣同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顯然，《仁學》是譚嗣同與上海同仁“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的產(chǎn)物。梁啟超是譚嗣同思想的同情者、理解者，梁自己也承認“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六日（1897年3月28日），譚繼洵啟程航海北上覲見，譚嗣同送父至上海。在滬期間，譚嗣同與梁啟超商討自己在撰寫《仁學》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和看法。梁在《三十自述》及《譚嗣同傳》中記述：時譚復生宦隱金陵，間月至上海，相過從，連輿接席。復生著《仁學》，每成一篇，輒相商榷，相與治佛學，復生所以砥礪之者良厚。
在四月初一日（5月2日）譚嗣同與汪康年、梁啟超、康廣仁、鄒凌瀚、張通典等人發(fā)起成立上海不纏足會，會址在上海泥城橋西（今西藏路橋）附近。至四月十五日（5月16日），譚嗣同在南京時期第三次赴滬。特來與陳三立相會，為著解決湖南礦務局與法商華利公司戴瑪?shù)碌暮贤m紛。在奔走之余，譚嗣同還于四月二十一日（5月22日）去替時務學堂驗看儀器。
同年九月末（10月），譚嗣同偕張通典由南京抵達上海，此為他南京時期最后一次來上海，這次他見到了向往已久的康有為。
宋恕寓所
19世紀90年代，各地維新人士云集上海，通過成立學會或辦報宣傳維新思想。以孫衣言、孫鏘鳴兄弟為首，及孫怡讓、宋恕組成的孫氏團體尤為突出。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1896年4月6日），譚嗣同與宋恕相識于上海格致書院。
甲午戰(zhàn)敗后，宋恕寓居上海四川北路三元宮附近，廣交康有為、梁啟超、鄭觀應、黃遵憲、容閎等維新派人士，其維新變法之思想比之前更為成熟，已成為上海維新派之核心。而宋恕在讀《興算學議》后，早引譚嗣同為知己，甚至知道他名字的由來：“嗣同夙慕宋陳同甫，故自名嗣同。”他倆縱談時，互打比喻，如稱宋恕是迫切尋求知己的“斷云孤雁”，稱譚嗣同為勇敢無畏的“怒馬驚濤”。
光緒二十四年，約六月二十五日（8月12日），譚嗣同應召入京參與新政，由南京出發(fā)抵達上海，將由此乘船至京城。第二天，他特向宋恕等辭行，轉天，宋恕為譚嗣同送行，再三告以時局之難，勸譚不如早歸。及變法失敗，六君子死難，宋恕悲痛萬分，大病一場，章太炎、孫寶瑄幾次登門拜訪。至11月上旬，宋恕病情稍有好轉，在病榻上吟就《哭六烈士》七律四章，首哭譚嗣同：
悲哉秋氣怨揚塵，命絕荊南第一人?？找娢恼滤猛?，長留名字配靈均。英魂豈忍忘天下，壯士終期得海濱。遺恨沅湘流不盡，何年蘭芷薦芳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