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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曹禺全集》十一卷。該套全集收錄了迄今為止發(fā)現的所有曹禺作品，包括曹禺創(chuàng)作、翻譯的劇本、小說、詩歌、文章，以及日記和書信等。

這套書依照嚴格的文獻學標準，有全套敘錄和題注，調查過所有版本，在此基礎上確定底本，選擇校本，并予以嚴格的?？薄Ｎ募糠中略隽私?00篇。因而既為廣大讀者提供了收錄完整的曹禺作品，也為專業(yè)學者和話劇藝術家提供了豐富而可靠的研究資料。這套書由王風主編，錢理群、方錫德擔任學術顧問，11位中青年學者組成名家團隊,分任各卷責任編委。編纂《曹禺全集》歷時六年，編輯過程充滿艱辛。本報記者通過發(fā)布會和采訪主編團隊的幾位成員，請他們講述編書背后的豐富故事。

緣起于與曹禺女兒萬方的友情

張引墨是《曹禺全集》的策劃編輯，這套書緣起于她與曹禺女兒萬方的友情。萬方作為專有版權人，將曹禺單行本和全集的版權授予了十月文藝出版社。而張引墨與萬方的友誼可以追溯到20年前。張引墨出版過萬方的中篇小說集《空鏡子》，后又出版了曹禺的四個話劇單行本《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2017年，《曹禺全集》申請到“北京宣傳文化發(fā)展專項資金”的支持，同年，十月文藝出版社啟動了《曹禺全集》的出版。

王倩是《曹禺全集》的責任編輯，說起曹禺簡直滔滔不絕，語速快且邏輯清晰。她說自己以前有點兒“祥林嫂”，總是和人說曹禺，但終于做完時，很長一段時間又不愿意提曹禺，感覺有點兒做傷了。

她的孩子伴隨著這套書成長，對王倩來說是一個特別好玩的機緣。2016年，王倩無意中看到一位同事的電腦屏保顯示“紅塵”兩個字，特別漂亮，同事告知字是曹禺的。她把那兩個字打印出來貼到了辦公桌上，“當時還懷著小孩，每天看著這兩個字，有種滾滾紅塵中的幸福感覺。”但她從未想過自己跟曹禺會有何關系，待她生產完回來，張引墨找到她說：“你要不要做曹禺？”

那時王倩入行不久，充滿了各種熱情，她是學現當代文學出身，導師就是錢理群的學生。接到《曹禺全集》的選題她極為興奮，“想想出版史上‘魯郭茅巴老曹’，是哪位編輯都想做的??！可又多少年難遇幾個人能碰上？”

但當時認為超級好的一個活兒，沒想到是一個超級大的“坑”。王倩沒有編過全集類書，社里也缺少相關經驗，但王倩后來認為，也正因為沒有包袱，所以放得開。

組建編輯團隊，十月文藝總編輯韓敬群首先推薦了他的北大中文系老同學王風。王倩說，韓敬群請王風幫忙組班子，她記得陽光很好的一天，王風和方錫德帶她去見錢理群，之后這三位組成了最初的主編團隊?！绊n給我打來電話，”王風回憶，“他最先說的是，請我在全國范圍考慮，推薦個主編人選。后來又提到錢理群老師曾經寫過《大小舞臺之間》。我明白他的意思。錢老師年紀已經很大了，無法承擔太繁重的工作，最多做些原則指導。但出版社的立場，顯然希望有位旗幟性的人物領銜?！蓖躏L答應去說動錢理群?？紤]需要一位內行而資深的學者來具體領導，又與錢老師一起動員雖也已退休但年輕不少的方錫德教授出來。

接著王風組織了十位編委分工各卷，“來自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湖北等地，都是北大畢業(yè)的，都上過錢、方老師的課，都有文獻工作的專長。這樣學術習慣相近，方便合作。比如其中最年長的陳改玲，現在浙江理工大學，她的學位論文有相當分量，就是研究民國作家在解放后的作品重版問題。因此我當時就想到請她負責曹禺解放后的幾部戲?！?/p>

陷入一輪輪不斷發(fā)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循環(huán)

主編團隊對于曹禺文獻確定的原則是能收盡收，包括曹禺在特殊時期表態(tài)性的文字。萬方也尊重大家意見，將自己保存的家書、父親寫給母親的情書都無私提供出來。因為家書數量多，規(guī)?？梢詷嫵梢徊繒啪恚瑑热萦侄己苡幸馑迹X理群、方錫德就拍板讓王倩來做。王倩于是又成了日記書信分卷的責任編委。

隨后是將近一年時間的收集資料，建立體例?！袄蠋焸兺耆前磳W術工作標準來做的，不但要盡量收齊全部文本，而且還不是有個文本就行，要求是最早的文本，以及歷次有修改的版本。收我們能看到的曹禺所有的劇本、文章、各種版本，我們都找到了最早發(fā)表的原件或電子資料?！蓖踬徽f。

如何將這些豐富“食材”做出一桌好菜？隨后的討論持續(xù)了近一年，結果發(fā)現曹禺尤其劇作的版本情況非常復雜，幾乎每版他都改，有的是因外部政治氣候變化，有的是他對舞臺的感覺變了。更麻煩的是，他每次修改所根據的底本，大部分不清楚。王風做過《廢名集》，還獲得政府出版獎，他有全套經驗。按他的要求，需要梳理全部版本，確定底本、通校本和參校本。光這項工作就持續(xù)了一年，王倩與編委們通過EMAIL溝通，事后她查看郵箱，討論郵件有80多封，十多萬字，“主要是方錫德與王風老師之間的討論甚至爭論，一封信件經常有幾千字?！睂W者們有各自不同的學術風格和主張，想法不一致的地方如何達成一致，也是花工夫的事。

文集各卷的各類文章，如何編也是個問題，是分類還是編年，各有麻煩?！斑@些確定后，才算進入具體的文本處理階段，而且已經快兩年了。好像他們商量過，王風老師總負責劇本部分，方錫德老師總負責文集部分。但方老師感覺身體很難再支持，后來就全歸王老師了?！蓖踬徽f，“方老師堅持了兩年，前期資料的收集以及大框架的討論，很大程度是他推動的?！?/p>

“王風是用乾嘉古學的方式做現代文學的文獻整理。”這是韓敬群給王風的評語。而在北大中文系教授賀桂梅眼中，王風是新學者里具有老派風格的研究者。

王風做事經常被說成完美主義者，王倩說他做書也像做藝術品。他認為不同版本的改動，也是曹禺寫作的一部分，因此?？笔潜夭豢缮俚摹＿@是非常大的工作量，枯燥繁瑣，而各位編委都在學術崗位，平常已經很忙，要擠出休息時間一點點進行?！拔易鲞^這樣的工作，知道其間的感受。大家按要求進行，沒有異議。小而言之，是縱容我；大而言之，都是為了學術?！蓖躏L對此充滿感激。

王風要求全集有很好的構架，邏輯也要精美。他經常會半夜發(fā)上一篇長文，王倩便要花長時間讀懂，“因為我之前對資料沒有全盤把握，被迫參與到了編委工作中，這跟常規(guī)的編輯工作很不一樣?！?/p>

不過盡管事先作了很詳細的規(guī)定，王風擬出凡例，甚至細致到各類校注的句式，他都寫了語例，但畢竟無法包容所有的情況，每位責任編委的理解還是有差別。而且因為這種工作很難返工，因而最早的要求是，如覺得可注可不注，就先注出，最后統一刪減。

當編委們終于開始按卷編輯文本時，又面臨一個問題：設定的框架涉及大量注釋，他們需要通過注釋來交代不同版本間的改動，從而體現曹禺文學思想變化的脈絡。但每位編委負責一卷，執(zhí)行起來難免參差。溢出原定體例的情況非常多，這就需要主編一個個處理，責編也要反復修改。

“這跟我經歷過的編輯工作很不一樣，等于必須參與他們的?？闭磉^程?！蓖踬徽f，“比如社科院丁文老師特別細致，能注盡注，夸張點說幾乎半本書了。后來各卷都返回，按一個標準統一。因為我每卷都接觸到，清楚統一的分寸，王風老師就委托我做初步刪節(jié)，結果一共刪掉了800多條校注。我很心疼丁老師的心血，但沒辦法。結果排版公司發(fā)火了。因為他們好容易輸入，結果又刪了，工作量都不好算?！?/p>

同一類知識學人，同樣的嚴謹考究

編輯工作枯燥繁瑣，沒想到還有一個難題等著王倩，那就是出版進度?！俺霭婧贤灥氖俏迥?，本來能在期限內完成，但真正交稿時，離合同到期只剩不足一年時間了?！蓖踬粔毫Υ笤?，張引墨也急切地請她趕快做出出版計劃表?？擅慨斖踬灰詾橐M入出版流程了，總又有不確定因素沖破她的時間表。

“比如老師們交稿后，按照正常流程進入三審三校環(huán)節(jié)，每一個校對時間我們都提前兩三個月和校對約好了。但實際上不斷有新材料發(fā)現，需要插入，每次都要動版。華中科技大學李雅娟老師負責的那卷，收錄《橋》，都到出版最后階段了，李老師在一個罕見的雜志上發(fā)現了新的刊載本，沒辦法，又得?？?，等于三審三校重來了一遍?！?/p>

在王倩感覺進度趕不上時，出版社也感覺到“情況異?！?，又調了三位編輯協助。而在每一卷的校對過程中，為了保險，各卷責任編委返工。王倩說后來感覺主編編委們都怕自己，因為她像“周扒皮”一樣，天天催時間。

六年出版周期趕上三年疫情，也給工作增加了很多額外的困難。補查版本、調查新發(fā)現佚文線索需要跑各個圖書館，有的托人，托不到人只能趁疫情稍緩趕緊去?！罢憬瓗煼洞髮W馬俊江老師遠在金華，查資料不方便，只能從網上買各種版本。工作期間還生了一場病，具體情況他不說。這種情況下還是堅持跟上各環(huán)節(jié)，不耽誤全書。好在書出來，他也康復如初了。”有的主編出國，有的主編生病，各種問題擠壓著時間表，王倩只能和三位同事使勁加班，病了也得把稿子帶到家里繼續(xù)工作。

期限臨近的那幾個月，每有問題要討論，大家就上騰訊會議，問題涉及哪幾位老師，都來線上解決。王風一上線就是七八個小時，各卷編委有的家里有孩子，有的要照顧老人，有的正染著疫，有的熬不了夜。根據各自情況排序，一卷卷談，一個個解決問題。王風每場都參加，為了全盤把控，王倩同樣每場必到。

王風是晚上工作，一般要10點以后，王倩則下了班把孩子弄睡后，10點開始另一份工作。王倩記得，有一回王風與首師大的李憲瑜老師討論，李老師負責改譯劇卷，不引人注目但情況特別復雜，又涉及外國原劇的關系問題。“當時已經夜里兩點鐘了，我困得不行。結果他們討論到其中一個劇本的具體問題，討論著討論著，突然說這個底本可能選的有問題，我一下子被嚇醒了。”

果不其然要重弄，李憲瑜連軸轉了幾天幾夜，王倩他們自然也全部跟著重來一遍?！暗胶髞砦乙擦晳T了，盡可能執(zhí)行他們的要求。”王倩感慨，“他們極其認真地對待每一個小問題，我就不忍心因為自己的疏忽給他們增加問題。所以《曹禺全集》最終是集體精力付出的成果，大家都覺得不能對不起他人的努力。”

原本《曹禺全集》得到了項目資助，資金能覆蓋大部分成本，可出版社事后算成本，六年下來僅紙的價格就翻了一番，而且因為改動多，排版、校對等人工成本也翻了幾倍，最后成了可能賠錢的狀態(tài)，十月文藝擔待下了這個負擔?！鞍凑瘴覀兿胍臉幼樱撟龅亩甲隽?，最后大家確實是問心無愧的。”王倩說，“但這種活兒以后再不敢輕易碰，我們有一位老師現在一提曹禺就起疹子?！?/p>

《雷雨》用了七個值得重視的版本

曹禺是一個特別愛改自己作品的人，造成版本狀況非常復雜。同樣一部劇作，最初發(fā)表在雜志上，后來又出書，不同時候的不同版本，他每一版都改。有的是因為他對舞臺的想象變了，也有在政治變動時候不得已的改動?！恫茇芬w現這樣的變化，因為他們認為，無論哪一版，都體現了不同時期的曹禺，都是曹禺作品的一部分。如此造成難以想象的工作量。

比如《雷雨》，曹禺生前可以自我干涉的版本，超過30種。如何選擇底本，首先成為問題。同濟大學祝宇紅老師是本卷的責任編委，她調查出，解放前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從1936年1月到1953年5月，印行《雷雨》累計達26版。按理說紙型一樣，應該沒有改動，但實際上她發(fā)現前后有變化，尤其魯大海的身份，原來是“工頭”，后頭改為“工人”。這是一個極富意味的改動。但究竟何時改的，成為一個漫長的“圍捕”過程。

祝宇紅工作在滬，先利用上海各圖書館條件；父母在京，就趁探親到京跑各圖書館，查閱版本，逐漸縮小范圍，終于確認改版時間為1937年5月的“改訂九版”，此后文化生活印行的版本再無變化。因此這個版本是“定本”，應該作為《雷雨》的底本。同時也就確定了通校本，計有初刊本、初版本、八十年代初再度修訂的“川版”。而1951年開明書店本和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本，格于外部因素，曹禺改動劇烈，無法?？?，則作為附錄本收錄。如此，不算參校的其他版本，《曹禺全集》中《雷雨》一劇，全面?？钡陌姹揪瓦_七種之多。

中國社科院段美喬老師負責《日出》一劇，最后使用到六個版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日出》至少28版，她居然前后收集到其中26個版本，應該是通讀該社《日出》版本最多的學者了。這些版本總體變化不大，但最后確定以第四版作為底本，主要是因為本版加入了“跋”，這個“要件”存在于以后各版中。

盡管曹禺研究已達到一定的深度，但各劇作的版本情況也還存在著一些謎題。比如《日出》就存在一個神秘的所謂“戲劇二版”。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出版單行本《日出》，但不少研究者提及，該社在1959年還出了一個修訂版，被簡稱為“戲劇二版”。只是這個版本怎么也找不到。段美喬東尋西覓、發(fā)動很多朋友幫忙，請教戲劇出版社的老編輯，向相關研究者咨詢，都沒有找到。一邊找、一邊綜合各種線索，最后認定這個版本不存在。段美喬說，整個過程如同破案，自己仿佛是個偵探。諸如此類像是“無效”的工作，各編委工作過程中都多少碰到過，自然在《全集》中了無蹤跡，但對學界是有意義的。

工作初始階段，王風請祝宇紅先行?？保员愎浪阈Ｓ浀臄盗?。祝宇紅將各校本的修改處用不同的色筆標識在底本上，看過去如同一個調色盤。如今的《曹禺全集》就是將這些異文同時呈現的產物，這對于專業(yè)讀者來說，能夠推動曹禺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對于普通讀者來說，也提供了優(yōu)質的閱讀文本；對于曹禺的劇作演出，則提供了豐富的參考。

首次以正文方式全部收錄曹禺的英文演講稿

八、九、十卷是文集卷，大部分收的是曹禺各個時期散見在各種報刊上的文章，以及小說、詩歌。三卷編委既要分工，又要隨時保持溝通。第十卷的責任編委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斌，他有編《郭沫若全集補編》的經驗，一開始就給大家制定了詳細的工作表格和工作流程。佚文的收集，除了大量使用網上各種各樣的數據庫，王風還帶著學生，利用北大圖書館的館藏遍查過各種紙本的目錄書籍。最后又利用到《人民日報》資料室的齊全收藏，收齊地方報紙上的曹禺資料。

文集還收錄了曹禺一生中三次出訪的英文演講稿，首次把他所有的英文演講稿以正文方式全部收錄，負責第八卷的天津工業(yè)大學田露，翻譯出中文本作為附錄。因為后兩次演講的時間是上世紀80年代，文章歸收第九卷，田露和第九卷的責任編委、北京社科院的王鴻莉時常要溝通?！?021年我在法國訪學，鴻莉剛生了二胎。因為時差的原因，我給她發(fā)的信息，她常常是半夜喂奶的時候給我回復的?！碧锫缎χ貞浾f。

田露也談到一些遺憾：“比如第八卷第一篇是曹禺唯一的一篇小說，也是他以曹禺筆名發(fā)表的第一篇作品——1926年在天津《庸報》上連載的《今宵酒醒何處》。這篇小說當年共連載五期，但找到的只有兩期?！倍驗檫@是曹禺的重要作品，田露記得當時也發(fā)動了各種各樣的力量，“除了大學圖書館、城市圖書館，王風老師甚至問到了日本、美國，大約找了三十幾個地方，但很遺憾最后還是沒有看到這篇小說的全貌?！?/p>

集佚、考證、索引復雜而煩瑣，所要求的精度，是最大的難度。田露也回憶起，當時每天微信群里都跟打仗一樣，每天都得“滅火”。而她稱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做全集工作是遺憾的藝術，做起來非常辛苦，但又不可能做到絕對的完美”。

著名作家、編劇，曹禺先生的女兒萬方最后說：“我了解的曹禺是生活中的爸爸，再有就是我作為編劇對他劇作的了解?！度穮s讓我從一個新的渠道再認識了曹禺，再認識了我的爸爸。”

這是同一類知識學人，同樣的嚴謹考究，使這套書呈現手工業(yè)的生產節(jié)奏。雖然與商業(yè)出版是一對不好調和的矛盾，但成就了一套堪稱經典的《曹禺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