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大伯黃永玉：故鄉(xiāng)的夢
女兒上幼兒園時，有天在街上忽然問：“爸爸，什么是故鄉(xiāng)？”
聽她這一問，我猜她一定是在動畫片里碰到了這個詞，于是使勁把“故鄉(xiāng)”往幼兒園孩子能理解的意思上靠，找她能聽得懂的詞句比喻解釋，她眨巴著眼，聽著，忽然眼睛一亮：“就是本來的家!”
我馬上“是的！是的！”，緊張的心松弛下來，驚喜也欣喜。
推想開來，天底下人人都有個“本來的家”，而且處在心靈的最深處，但是不幸，有些人因為各種復雜的原因，讓這個“本來的家”沉寂在了那里。
婆還健在的時候，我們很小就知道，除了爸爸陪她守護著這個“古椿書屋”祖居之外，她還有四個兒子在外面。后來隨著書信、照片、時間的積累，這些外面的伯伯滿滿以及一大群兄弟姐妹的輪廓逐漸清晰明朗起來，但回到這個本來的家最多的，毫無例外是大伯黃永玉。
聽父親說，1950年大伯從香港回到鳳凰，那是他13歲離家后的首次返鄉(xiāng)，當時鳳凰剛剛解放，社情復雜，有關部門對一個從香港回來的年輕人自然不敢掉以輕心。而對于一個13年來魂牽夢繞著故鄉(xiāng)的青年人來說，當然也受不了那種在自己家里被懷疑，甚至被敵視的態(tài)度。訊問談話期間，雙方竟然都拍起了桌子……
當然，最終大家和解。
此行結束返港，大伯在香港《大公報》連載了一組這次返鄉(xiāng)的特寫“火里鳳凰”，為新社會家鄉(xiāng)的新人新事?lián)u旗吶喊。
大伯1974年回鄉(xiāng)時背后還有眼線監(jiān)視
我第一次見到大伯是在1974年，當時大伯在京城處于“貓頭鷹事件”的被管束狀態(tài)，因為婆生病住院，也為試探管束狀態(tài)是否快結束，大伯借母病事由請假回鄉(xiāng)探視，上面竟然批準了！
是哪天回來的？在家里住了多少天？都不記得了。印象中的那段時間里，大伯神情肅穆，給婆畫了一幅極其傳神的半身水墨淡彩坐像，還和本地的年輕畫家們接觸，給他們畫畫、講畫，晚飯后沒事則在院子里打開隨身帶來的收音機，帶我和弟弟們進入到一個新奇的世界。
后來知道，大伯這次回來，背后仍有眼線監(jiān)視。大凡跟大伯有接觸的人都被單位詢問，還要上交大伯送給他們的畫作……
兩年后，我進了省運動隊。一次，從長春參加全國比賽返回北京轉車時，我去到了大伯在火車站旁邊京新巷的家。
房子依然是照片里那個很小的房子，也第一次見到了大伯娘和大哥。不巧我去的那天，中午按約有朋友請大伯一家吃飯，貿然多了個我，大伯娘剛想和大伯商量，大伯想都沒想：“一起去！”
地點在王府井華僑大廈，請客的是一對文雅的中年華僑夫婦。席間趙丹和黃宗英夫婦進入大廳，看到大伯和大伯娘，親切但很有分寸地禮節(jié)性寒暄后便坐到了預定的座位上……
這個時候，一切都已經(jīng)開始融解——包括人們緊鎖的眉頭。
大伯娘說：“別人都沒有故鄉(xiāng)，只有他一個人有！”
1977年，人們的眉頭徹底松開之后，大伯回鄉(xiāng)的時間就多了起來，一年一次、兩次、三次……不厭其煩地往鳳凰跑，待的時間也更奇葩，少則住一晚第二天就返京——真不嫌麻煩！多則一住一個多月，仿佛今天鳳凰縣的一個外來“掛職干部”。
那時節(jié)，剛剛放開束縛，他就多次把香港的企業(yè)家和國內外文化界的朋友請來鳳凰，讓他們出謀劃策、宣傳推介；自己又穿針引線，將鳳凰的民族民間藝人介紹到日本進行學術交流；還把政府相關部門的負責人介紹去印尼參觀考察，希望家鄉(xiāng)的文化和經(jīng)濟建設盡快與世界接軌。
不僅如此，為改善政府工作條件，他給百廢待興的政府捐贈面包車；和旅游局長敲鑼打鼓在廣場義賣畫作籌措資金恢復古跡；捐款捐物提升沈從文故居陳列水準；給母校文昌閣小學建禮堂、修教舍；幫準提庵維修大殿、捐佛像觀音像、繪制壁畫；帶縣領導赴北京找輕工部購買煙草機械設備；為鳳凰毛紡廠找新疆朋友落實原材料供應；助力使沱江沿河數(shù)十萬百姓受惠的長潭崗水庫以及三個苗族聚居區(qū)生產(chǎn)生活用水的大小坪水庫解決立項和資金；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他在北京上下溝通、奔走呼吁，回到鳳凰，又頻頻為縣里出主意想辦法。申報成功后，他歡欣雀躍，主動給縣里捐贈兩臺旅游大巴車，以應對申報成功后的開發(fā)接待之需。同時揮毫作畫，感謝為申報工作付出辛勤勞動的工作人員和朋友，連走進街街巷巷，看到賣草鞋賣辣椒粉的攤鋪，也開心地給他們取名寫招牌，儼然一個過大年的快樂孩子。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拍攝一部他的專題片，他把片子更名為《畫鄉(xiāng)》，希望更多反映家鄉(xiāng)的美好畫面。至于幫助張家界申報國家森林公園、幫助湘泉酒廠設計包裝和在北京廣州推廣產(chǎn)品、在吉首大學捐文物、在鳳凰吉首兩地捐建十座景觀橋等等，凡此種種，讓跟在他身后的大伯娘很是無奈并嫉妒地說：“故鄉(xiāng)？別人都沒有故鄉(xiāng)，只有他一個人有！”既讓人忍俊不禁，也讓人感慨無限。
大伯曾在畫作《田家梅》上題跋：“余每有故里之思，不外田家紅梅，熊家茶花，王家衕滿家墻瓦上之荼蘼，同學陳文章家之木香，文廟內之金桂、銀桂，沿河之竹林與野薔薇，漫山桐花與茶籽花，沙灣萬壽宮之柏，南華山上之松，沿江桃李杏花、柳樹楓樹，于臥榻深夜所思諸款，皆為余夢游之處也”。故鄉(xiāng)于他，具體得非常平凡，在這些平凡之中，常常隱含著他眼中的不平凡。
生氣老水碾磨坊被拆除篝火晚會希望取消燒火環(huán)節(jié)
1980年代之后，在他持續(xù)不斷地頻繁回家高峰期，有次他去沱江上游的河邊看訪一個老水碾磨坊。不料走到那里看見磨坊正在被拆除，他生氣地對陪同的縣領導說“我講哪里好你們就拆哪里！”說完扭頭就走。本就敏捷的身體加上這股逆動力，步伐飛快，把幾個領導甩在身后老遠……
成功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后，有次縣里在他的母校文昌閣小學操坪舉辦篝火晚會，邀請大伯參加。入座不久，他的眼睛就從會場中央燒篝火用的木材堆，轉向操坪四周的古樹及其簇擁著長向操坪上方的樹枝樹葉，開始產(chǎn)生疑慮。幾番重復的眼光測量之后，他希望縣領導取消燒火環(huán)節(jié)。縣領導把主辦單位負責人叫來大伯面前咨詢，負責人要大伯放心，說不會燒到樹枝……這回，他沒有對領導、對負責人生氣，也沒有說一句話，站起身，獨自一個人離開了會場。
后來聽大伯說，火是燒不到樹枝，那么大升騰的熱浪氣流，不會熏烤到樹枝樹葉？
對待鳳凰的事物如此，對待鳳凰的人（不論是家人或外人），他的內心依然愛憐、敬重、自豪。
他積極策劃、推動并協(xié)助政府和陳家后人落實了將“湘西王”陳渠珍遺骨搬遷回鳳凰的系列方案，親撰墓志銘，年近九旬讓人抬著也要堅持上山參加遺骨入土和墓園落成儀式。其后，又將老一輩鳳凰文化人的代表、南社詩人田星六和田名瑜兩位先生的墓地協(xié)調遷移至南華山。他親自設計墓園、親自題詞，希望鳳凰的文武精神傳承以及后代子孫的努力相互照應、相映成輝。
1982年，他陪同表叔沈從文回到鳳凰，住白羊嶺“古椿書屋”，因每天各方來客把屋里擠得水泄不通，來幫忙的親戚“后勤人員”既高興快樂又繁忙異常。這樣的狀況在其后很多年里或大或小地延續(xù)著，大伯也深知這些狀況，但他無聲無息地用他的個人方式陸陸續(xù)續(xù)地幫助著家庭情況各不相同的親戚，使他們都過上了像樣的生活。像小時候帶他多時、他也非常依戀，但長大后卻嫁到鄉(xiāng)下去的表姐（我忽然聯(lián)想到大伯在《鄉(xiāng)夢不曾休》里感嘆的“嫁在鄉(xiāng)下的妹妹”句子），一次性就給這個表姐畫了四張畫，后來聽說表姐的子女把這些畫連同給她畫的肖像都處理掉了，大伯問表姐“怎么把您的像都賣掉了呢？他們都給了您錢嗎？”表姐只是“嗨嗨嗨嗨”地笑，大伯沒有再問，后來又為表姐拿起筆，畫了幾張畫。
沒想到2019年竟是大伯的最后一次故鄉(xiāng)之旅
疫情前，大伯曾給父親來電話，說很想回“古椿書屋”住一段時間。父親很高興，做了現(xiàn)實和思想上的各種準備。
2019年3月底，大伯回到鳳凰，計劃住較長時間，包括回“古椿書屋”。4月4日因陪客人到吉首看橋、看博物館，致超負荷身體不適，不得已提前返回了北京。未料想，這竟是大伯的最后一次故鄉(xiāng)之旅。
2020年“入木——黃永玉版畫藝術展”在北京畫院舉行，我們去北京觀展、陪大伯過了一段時間。其后兩年疫情，我們都只能在媒體上看到他。雖然受疫情的沖擊，身體不如以前，但他的思維仍然鮮活敏捷，我們都欣慰并期待著他在媒體里不時提到的百歲畫展。
忽然得知大伯去世的消息，是在他離去后的第二天，我小心謹慎地告知父親，父親也似乎有些心理準備——那幾年，人們什么沒有感受過？承受過？
接下來的幾天，家里全是電話：手機在講，座機在叫，接了座機，手機又響……
還有親朋好友上門。
走在街上，一輛車忽然在我身邊停住，半生半熟的司機搖下車窗玻璃，向我表達問候。因感念先生對家鄉(xiāng)的情誼，他用本地陽戲的唱禱方式，為老人家祈福送行。
去買菊花，結賬時花店老板問是給誰送的，愛人不想直說：“網(wǎng)上天天都能看到。”老板恍然大悟，“喔，是給黃老先生，那請代我也送兩枝，你少給兩枝錢！”
一天，送一個客人出門，客人出大門后一邊脫帽一邊回頭對“古椿書屋”鞠躬，我一看，回過來的頭是大伯！
猛地驚醒，發(fā)現(xiàn)自己躺在床上！
夢中帶著余溫的情景和眼前真實的景象毫無彼此差別，我定了定神，頓時兩眼模糊……
二十多年前女兒在街上問話的那個場景、“本來的家”忽現(xiàn)眼前。
難以置信，起床后，家里的阿姨問我是不是昨晚回家后沒有拴大門？
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