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刊》為何要發(fā)一篇“舊文章”
2024年，全新改版的《詩刊》首期重點刊發(fā)了《杜甫：集大成之時代與集大成之詩人》一文。這是葉嘉瑩先生的一篇“舊文章”，早在1966年出版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中，這篇文章就出現(xiàn)了。隔著將近一甲子的歲月，新《詩刊》重點推出這篇“舊文章”，有何深意？
葉先生的文章生動陳述了時代環(huán)境與杜甫是如何互動、互證、互相成全的。杜甫啟發(fā)我們，從來沒有脫離時代而能成就偉大藝術的詩人；相反，偉大的詩人是通過無限接近所在的時代，以血肉之軀體驗人生的枯榮與歷史的盛衰，這才穿透、超越了所在的時代，成為了一切時代的一個典型。這篇文章的刊出，是對今天詩人的鄭重提醒：個人與所處時代的關系，就是詩人與萬古千秋的關系，對時代問題的處理，決定著詩人藝術生命的長短
2023年底，《詩刊》將要全新改版的消息，引起了詩歌界很大的震動與期待。作為詩歌界的“國刊”，《詩刊》擁有全國性的輻射力和影響力，一字一句接受著萬千目光的檢閱，一舉一動牽動著詩人與讀者的詩心。
2024年1月，改版后的首期《詩刊》面世。從頭到尾翻完，新《詩刊》給人“脫胎換骨”“兼容并包”之感。從內容到形式，從卷首語、欄目設置、作者來源、作品構成到封面設計、刊物厚度，透露出諸多新鮮而意味深長的信息，這關乎詩人群體的擴大、詩學資源的開掘、詩歌風尚的改良，關乎一本傳統(tǒng)詩歌刊物向現(xiàn)代化轉型的系統(tǒng)性思考與全方位實踐。這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一種“樹一代詩風”的雄心。這份雄心蘊藏在一篇篇詩作與文章之中。
重提杜甫的“集大成性”
刊登在“經典詩論”欄目的頭條文章《杜甫：集大成之時代與集大成之詩人》，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葉嘉瑩先生論杜甫的一篇“舊文章”，早在1966年出版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中，這篇文章就出現(xiàn)了，是代序《論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啟后之成就》的一部分。隔著將近一甲子的歲月，《詩刊》在全新改版的時刻，重點推出這篇“舊文章”，這其中自有值得我們“破譯”的奧秘。
就先從對文章的細讀開始吧。文章的論點一目了然：杜甫是集大成時代的一位稀有的集大成之詩人。“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保ā睹献印とf章下》）孟子以樂器有始有終、豐富多樣的合奏，喻指“集大成”的氣象。接著文章分兩方面論證這個觀點：一是因為杜甫生于集大成之足以有為的時代；二是因為杜甫稟有可以集大成之足以有為的容量。
時代因素方面，葉先生認為，從縱的歷史演進上看，唐朝詩歌進入了一個“文體自覺”“批評自覺”“技藝自覺”的歷史時期，純文學批評逐漸興起，對詩歌技藝的探索取得了大的進展。從橫的地理性因素看，唐朝融合南朝北朝的迥異風格、漢人胡人的多元精神，形成了文化上、文學上爭相創(chuàng)新的風氣。縱橫兩方面的影響，使得唐朝成為一個集大成的時代，為杜甫的出現(xiàn)準備好了外部條件。
個人因素方面，葉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杜甫生而稟有一種極為難得的健全的才情——“博大、均衡與正?！?。這個將近60年前的觀點，至今聽來依舊鮮活、特別、擲地有聲。“博大”，指杜甫“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杜甫《戲為六絕句》），“無論古今長短各種詩歌的體式風格，都能深入擷取盡得其長，而且不為一體所限，更能融會運用，開創(chuàng)變化”。尤其是杜甫完善了七律的藝術，“在每句七個字的限制中有了伸縮的彈性”?！熬狻?，指杜甫“感性與知性兼長并美”，既擁有強大的感性，可以深入于他所接觸到的任何事物之中，同時擁有極清明周至的理性。“正?！?，指杜甫“嚴肅中之幽默”“擔荷中之欣賞”，能夠以健全之才性，正視與擔荷悲苦的人生與命運。從精神人格之“正?！痹u述一個詩人，這個說法少見，但稍一轉念，精神人格的正常實在是一個詩人“始條理”而“終條理”，完整走完藝術道路的根本保證。三條道理的總結，足見葉先生見地之深。
“博大”“均衡”“正?！?，對杜甫稟賦之總結，何嘗不是對古往今來一切大詩人稟賦之概括？在《詩刊》改版之際，找回杜甫這一塊中國詩歌的“壓艙石”，重溫這篇對于大詩人的中正精辟之論，意義無疑是多重的、深遠的。
首先，在當下發(fā)表一篇論述古典詩人的文章，是對中國詩歌“整體性史觀”的發(fā)揚。改版后的《詩刊》認準的傳統(tǒng)，不是一條斷裂的、另起爐灶的小傳統(tǒng)，而是一條上承中華數(shù)千年詩歌史的大傳統(tǒng)。就像長江在上游地區(qū)叫作金沙江，流到下游更名揚子江，“百年新詩”，應當視為“千年詩脈”在新的歷史地貌上奔流的產物。如何看待新詩所屬的傳統(tǒng)，關乎“我是誰”“我從哪里來”的根源性問題，影響著“我到哪里去”的發(fā)展性問題。秉承新詩只有“百年傳統(tǒng)”的斷裂性史觀，否定新詩與古典詩歌資源之間縱向的傳接關系，是許多新詩詩人失去發(fā)展方向和發(fā)展動能的原因。只有把“百年新詩”納入“千年詩脈”的整體性史觀，杜甫這樣處于文化上游的古典詩人，才能流入文化的下游，實現(xiàn)文化意義上的“復活”，造福今天的詩歌。
其次，這篇文章重新廓清了“中國詩人”的典范形象。中國詩歌史上群星璀璨，什么樣的詩人才是“中國詩人”的典范？不同時代、不同詩人有不同的答案，但杜甫一定是其中得高票的詩人之一。“博大”“均衡”“正?！钡亩鸥?，足以代表中國上千年的“詩教”傳統(tǒng)，足以平衡個性與人民性、審美價值與道德價值、傳統(tǒng)意識與創(chuàng)新才能，足以為今天的詩人樹立一個藝術與人格的典范。
最后，這篇文章將一個根基性的詩學命題，帶回了今天的詩歌現(xiàn)場，這就是“詩人與時代之間的密切關系以及深入互動”（霍俊明：《“呼喚至大至微、氣象萬千的詩作”——兼談〈詩刊〉的“經典詩論”欄目》，《文藝報》，2024年2月21日）。葉先生的文章生動陳述了時代環(huán)境與杜甫是如何互動、互證、互相成全的。杜甫啟發(fā)我們，從來沒有脫離時代而能成就偉大藝術的詩人；相反，偉大的詩人是通過無限接近所在的時代，以血肉之軀體驗人生的枯榮與歷史的盛衰，這才穿透、超越了所在的時代，成為了一切時代的一個典型。特殊與一般，歷史與超歷史，在大詩人身上構成了深刻的辯證法。這篇文章的刊出，是對今天詩人的鄭重提醒：個人與所處時代的關系，就是詩人與萬古千秋的關系，對時代問題的處理，決定著詩人藝術生命的長短。
“大詩人焦慮”與共識之難
杜甫這樣具有歷史性、世界性影響的大詩人，是我們“詩歌自信”的來源。有了杜甫這樣的大詩人，我們就有底氣肯定中國古典詩歌取得的成就。對于新詩，我們有同樣的期待。我們希望新詩的詩人中間出現(xiàn)一個杜甫一樣的大詩人，以證明這個不斷探索的文體真正成熟了。
百余年來，這種“大詩人期待”“大詩人焦慮”不斷被提及。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同志在致陳毅的信中評價新詩的發(fā)展成績時談道：“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1993年，老詩人鄭敏在《文學評論》發(fā)表《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chuàng)作》，引起詩歌界強烈反應，可謂新詩“大詩人焦慮”的一次集中爆發(fā)。她在文中提出質問：“中國新詩創(chuàng)作已將近一個世紀。最近國際漢學界在公眾媒體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有幾千年詩史的漢語文學在今天沒有出現(xiàn)得到國際文學界公認的大作品、大詩人？”鄭敏認為，原因在于新文化運動的語言變革所導致的古今斷裂，這就從源頭上質疑了新詩文體的“合法性”。最近的一次焦慮發(fā)作，要算2019年詩人西渡《新詩為什么沒有產生大詩人？》（“初岸文學”公眾號，2019年9月20日）一文的發(fā)表。西渡認為，大詩人沒有產生的原因在于中國詩人沒能擺脫“市儈的精神結構”。
在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也許沒有別的文體像新詩一樣，雖然受到過熱情的鼓勵，但主要是在質疑與焦慮之中長大。它練就了頑強驕傲的性格與舌戰(zhàn)群儒的本領，但內心其實十分敏感、脆弱。它渴望“大詩人”盡快出世，消除自己的合法性危機，渴望在文學家族中立足，甚至出人頭地。為此，郭沫若、聞一多、艾青、穆旦……一代代以新詩為志業(yè)的詩人前赴后繼，朝“大詩人”的目標發(fā)起沖擊，鋪就了一條曲折向前的探索之路，為新詩贏得了越來越大的生存空間。
但遺憾的是，詩人與讀者之間、知識精英和民間大眾之間，關于“大詩人”的共識始終沒有達成，甚至一步步走向了破裂甚至對立。一邊是詩人群體認為經過百余年的努力，“我們之中已經產生了大詩人”。另一邊是潑來的冷水，認為新詩不僅沒有產生大詩人，連這種文體的合法性都受到質疑。新媒體時代到來之后，兩個群體進一步被信息繭房所分流、區(qū)隔、固化，對話的達成、共識的建立愈發(fā)艱難。
在這個時候，重提杜甫是必要的。作為一個“方向性、總體性的詩人”，杜甫意味著一條最廣泛的詩歌前進道路，他是知識精英的詩人理想，也是民間的詩人理想，是詩歌的“最大公約數(shù)”。他不僅能夠醫(yī)治“大詩人焦慮”，還能夠消弭“大詩人嘲弄”。他是讓一切詩歌創(chuàng)作者、詩歌愛好者團結起來的一桿旗幟。
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即便是杜甫，他的大詩人地位也不是在唐朝就形成的，而是經過了一個大浪淘沙、反復確認的歷史過程。所以，確立一個大詩人不僅是當世的事情，更是后世的事情，是今天與未來無數(shù)詩人、讀者、批評家共同參與的一項事業(yè)。與其焦慮終日，不如把下結論的重任交給時間，專心投入改良詩歌的實踐。
《詩刊》的改版，正是這樣一種實踐。在改版之際重提杜甫，有助于在此時此地形成一個“集大成”的詩歌理想、一個關于詩歌前進方向的可貴共識。只有重建共識，才能形成實踐上的合力，把詩歌的重心從長期的“內耗”，轉移到團結一致的“發(fā)展”上來。
破除制約新詩發(fā)展的“內耗型系統(tǒng)”
新詩的“內耗”問題，是一個長期性、系統(tǒng)性的問題。在百余年的運轉過程當中，至少有五對矛盾力量，潛藏在新詩的系統(tǒng)內部，制約著系統(tǒng)的正常運轉。這五對矛盾對應著詩歌的五個層面，分別是：歷史的力量與超歷史的力量（動力）、建制派與自由派（形式）、語言的“降溫”運動與“升溫”運動（語言）、學院派與民間派（美學）、“內循環(huán)”與“外循環(huán)”（功能）。
五對矛盾的相互運動有其積極意義，那就是推進了新詩觀念層面與技術層面的建構。但矛盾雙方畢竟是互相制約、相互抵消的關系，發(fā)展的能量往往還沒有積累充分，就陷入了新一輪的損耗，導致新詩形成了一個“內耗型系統(tǒng)”。
歷史的力量與超歷史的力量，“這一對看似‘相愛相殺’的矛盾力量的背后，是新詩百年來痛苦而強大的內力驅動的所在”（張清華：《詩學本體的當代重建：詩與真——當代詩學本體論問題之四》，《文藝爭鳴》，2023年第10期）。歷史與超歷史的力量，在20世紀的上半葉體現(xiàn)為“為人生”與“為藝術”、“救亡”與“啟蒙”的矛盾運動；在20世紀的下半葉體現(xiàn)為“主流”與“潛流”、“倫理的詩”與“求真的詩”的矛盾運動。艾青提醒我們，兩種力量都不可走向極端——歷史的力量如果走向極端，詩歌就會變成“幼稚的叫喊”，走向單一化與工具化；超歷史的力量如果走向極端，就會變成“庸俗的藝術至上主義”。（艾青：《北方·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
新詩的形式，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形成了形式的建制派與形式的自由派兩個陣營。從“新月派”對格律的探索，到新世紀關于“詩歌分行”的爭論，建制派不斷貢獻著有關格律與形制的理論。自由派則一直占據(jù)主流，從胡適的嘗試、廢名的“新詩內容是詩的，文字則是散文的”論斷，到西川等人不分行的實驗詩、民間派的“口語詩”，自由派的力量始終在壯大，但也因為法度不昌、底線不明，招來了新詩不過是“回車鍵游戲”的貶毀。從中國韻文藝術的演變看，從《詩經》到四五七言之古體，到律詩絕句之近體，詩歌的形制不斷由弱到強；自近體詩而下，到詞、曲、白話新詩，詩歌的形制不斷由強回弱。因此，新詩作為一種“弱形制文體”，是被歷史演變規(guī)律所決定的。如何建立“弱形制文體”的法度，劃定新詩這個文體的“形式底線”，還需更多詩學上的討論與建設。
新詩的“降溫”運動與“升溫”運動，涉及的是新詩的“語言媒介”問題。一般讀者對新詩最大的詬病，就是“讀不懂”。歐陽江河認為，新詩的語言是一種“在母語中也需要翻譯的語言”（歐陽江河：《筆記八則》，《江南詩》，2024年第1期）。這是因為，知識精英“總是本能地追求詞語碰撞時陌生含義的自由增殖”（李壯：《通向“大眾”的“小眾”：有關詩歌的“公共性焦慮”》，《文藝報》，2019年3月4日），這就導致新詩語言的信息量大、意義含混且“流通性”低。這種語言可以稱之為“冷語言”。相反，以民歌、民謠為代表的民間詩歌，采用的是一種能夠在大眾中高度流通的“熱語言”。百余年來，新詩一直在追求公共流通性的“升溫”運動與回歸語言探索的“降溫”運動之間漲落。
學院派與民間派的矛盾，是新詩美學趣味分化的突出體現(xiàn)。以1999年“盤峰論爭”為標志，第三代當中“口語派”“民間寫作”的一批詩人，與另一批“知識分子寫作”的詩人開啟了持續(xù)性論戰(zhàn)。詩人吉爾伯特對這兩種詩歌派別進行過批評：學院派寫作“假如只是一種形式的滿足……假使它不是有關某些切身的問題，不管寫得怎樣好，它只可悅我而永不可能吸引住我”，民間派“常常都有一種輕浮的弊病……他們滔滔不絕，寫了些瑣碎的詩，甚至連技巧圓熟都未顧及”。（吉爾伯特：《大部分詩人只想寫恰當?shù)脑?，而不是重要的詩》，陳祖文譯，見微信公眾號“在人間讀詩”，2023年11月11日）
“內循環(huán)”與“外循環(huán)”的矛盾，是五對矛盾中最切近當下、最外顯的一對。“內循環(huán)”傾向于將詩歌作為文化資本，在小集團內部進行交換；“外循環(huán)”則主張將詩歌作為天下公器，擴大詩歌群體的半徑，發(fā)揮審美啟蒙和文化普及等公共服務功能。以詩歌刊物為突破口，打破“內循環(huán)”，實現(xiàn)詩人培養(yǎng)機制、詩歌發(fā)表機制的“外循環(huán)”，促成專業(yè)詩歌群體與民間詩歌群體之間的正向交流，育化更多詩歌新力量，是廣大詩歌愛好者的訴求所在。
重返民間：激活民間詩歌資源
五對矛盾關系中，“內循環(huán)”與“外循環(huán)”的矛盾最為突出，是制約當下新詩發(fā)展的要害問題。當務之急，是推動詩歌由“內循環(huán)”向“外循環(huán)”、由“小循環(huán)”向“大循環(huán)”轉型。為此，我們要擴大詩學視野，重新激活被很多詩人忽視已久的民間詩歌資源。
在新時期以來的詩歌語境中，我們認為新詩是“一個中西詩學交流產生的嬰孩”（鄭敏：《中國詩歌的古典與現(xiàn)代》，《文學評論》，1995年第6期），將中國古典詩學與西方現(xiàn)代詩學作為哺乳新詩的兩種主要詩學資源。但生命力更為蓬勃、傳統(tǒng)更為悠久的第三種詩學資源——民間資源，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
上世紀90年代雖然一度出現(xiàn)了“民間寫作”，但這個概念的提出者，其實是打著民間旗號的“民間知識分子”。他們借用后現(xiàn)代主義等舶來的理論織物，織成一張寫著“民間”的先鋒大旗。他們點燃自己手中各種主義的燃燒瓶，與上一代的“文化英雄”、與學院里的知識分子打街壘戰(zhàn)。他們的核心訴求是通過標新立異的詩學理念，擺脫前代詩人“影響的焦慮”，與學院里的知識分子搶奪詩歌的話語權。新世紀以來，互聯(lián)網與新媒體上的詩歌狂歡，雖然確有民間力量的參與，但參與者大都懷有解構的立場和游戲的心態(tài)，并沒有產生多少詩學上的建樹。
民間詩歌資源偏廢久矣。新詩走到今天這個路口，有必要回過頭來，重申民間詩歌傳統(tǒng)，重估民間資源的當代價值。
在古典詩歌的時代，民間詩歌的傳統(tǒng)分兩個路徑演進。一是自民間生發(fā)、經雅化而成的“風詩”：從《詩經》的“里巷歌謠”始，歷經漢樂府民歌、南北朝民歌，再到明清山歌，以及近代以來的民歌，廣大民間的詩人與歌者，以樸素鮮活的藝術技巧歌唱自己的生命與生活。二是以民間視角創(chuàng)作的文人詩，如屈原“哀民生之多艱”，陶淵明“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陳子昂“憂濟在元元”，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蘇東坡“我愿天公憐赤子”“民不饑寒為上瑞”，直至康有為“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等。歷代文人士大夫，發(fā)揮詩歌“觀”與“怨”的傳統(tǒng)，主動吸收民間詩歌要素，以百姓易懂的語詞語風，關切民生，體察民疾，為民發(fā)聲。
杜甫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詩人。他長期生活在最廣大、最辛苦的人民中間，稱自己為“布衣”“野老”。他在“三吏”“三別”等大量詩歌中，主動采用民間視角、提煉民間語言，使他的詩能夠有力、鮮活地傳達民間的聲音。《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當中，回到奉先縣的杜甫見到了餓死的幼子，愧痛至極：“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钡У綐O點的杜甫，轉而想道：“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yè)徒，因念遠戍卒。”他從自己的悲哀之中，看到了民間無數(shù)生靈的辛酸——貧民的辛酸、無業(yè)游民的辛酸、遠征戍卒的辛酸。這就是杜甫最動人的地方，也是他最強悍的地方?！案F年憂黎元”，在自己最匱乏、最悲苦的時刻，他依然具有推己及人、觀照人民的能力。
回顧古代文學史，我們發(fā)現(xiàn)文人與民間之間，一直存在著周期性的互動。每當文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因過度“雅化”而失去活力、失去受眾的時候，他們就會重返民間，從民間文學資源中汲取造血細胞，促進文學樣式的更新。
新詩這一文學樣式的出現(xiàn)，一定程度上也是重返民間的一個結果。胡適認為，“中國新詩的范本，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外國的文學，一個就是我們自己的民間歌唱”。（胡適：《〈歌謠周刊〉復刊詞》，《歌謠》第二卷第1期）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首先提出的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艾青指出，初期的白話詩之所以能夠打破傳統(tǒng)舊詩的桎梏，是因為“采用了人民日常的口語”（艾青：《中國新詩六十年》，《文藝研究》，1980年第5期）。學者夏志清將民間詩學指認為新文學的傳統(tǒng)：“我們最珍惜的那份文學遺產——《詩經》、古樂府以及杜甫、關漢卿等肯為老百姓說話的那些文人所留給我們的作品——也可說屬于‘新文學’同一傳統(tǒng)?！保ㄏ闹厩澹骸缎挛膶W的傳統(tǒng)》，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6頁）
上世紀20年代末，文壇開始出現(xiàn)以蔣光慈、殷夫為代表的“普羅”詩人。30年代，“中國詩歌會”第一次明確提出“新詩大眾化”這個概念，推出了穆木天、楊騷、蒲風等一批有影響的詩人?？箲?zhàn)爆發(fā)后，在國統(tǒng)區(qū)武漢、桂林、重慶等地和延安等解放區(qū)，興起了新詩史上轟轟烈烈的民間朗誦詩運動。自40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來，街頭詩、方言詩、山歌體新詩等多種探索層出不窮，袁水拍、阮章競、郭小川、賀敬之、李季等詩人取法民歌民謠，一批來自田間、工廠、油田的基層詩人不斷涌現(xiàn)。
進入新時期，一度作為“潛流”的現(xiàn)代詩學傳統(tǒng)，重新以“新的美學原則”崛起。從詩歌發(fā)展的鏈條上看，這些美學探索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它在激活知識精英創(chuàng)作激情的同時，推動中國詩歌進入了新一輪“雅化”的歷史階段，新詩開始加速向精英主義、專業(yè)主義發(fā)展。特別是90年代以來，新詩與民間的互動逐漸減少，民間資源及其涉及的廣大民間詩歌力量，在這個“雅化”的過程中被忽視甚至被遮蔽了。這是當下的新詩遭到冷落和爭議的原因之一。
經過40多年“雅化”的歷史過程，新詩是否已經走到了一個需要重返民間的時刻？從近年來新詩創(chuàng)作現(xiàn)場的變化看，這個重返民間的新的歷史進程已經開始。新世紀以來，很多來自民間的非專業(yè)詩人，以驚人的創(chuàng)作活力和貼近民間的詩風，得到了廣大詩歌讀者的追捧和傳揚。在快手、小紅書、B站上，涌現(xiàn)了很多的詩歌寫作者。一些新媒體平臺開始編詩、評詩，積極發(fā)掘民間詩人、推出民間詩集。在現(xiàn)代傳媒的助力之下，民間詩歌力量正在強力崛起。
樹一代詩風：新時代詩歌的雄心與行動
這些不斷涌現(xiàn)的來自民間的詩歌，正是這個時代的“里巷歌謠”，這個時代的“風詩”。改版后的《詩刊》察覺到了這些民間之風，采集到了這些民間之風，并在頭條的位置展示了出來：2024年第1期的頭條詩人溫馨，是一名在采石場工作了25年的焊工；第2期的頭條詩人馬行，是一名在一線地質勘探隊工作過的勘探員；第3期的頭條詩人景淑貞，是一名開小賣部的村民。
在“第一現(xiàn)場”欄目突出民間力量和時代書寫的同時，“大家閱讀”樹立詩歌高標，“雙子星座”發(fā)掘青年人才，“百家論詩”注重詩學建構，“國際詩壇”強化世界視野，“當代詩詞”力圖傳承文脈，“數(shù)字詩界”直面新媒體挑戰(zhàn)——改版后的《詩刊》，視野開闊、兼容并包，突出典范、傾斜民間，風氣已煥然一新。
樹一代詩風，這是改版后《詩刊》的雄心。是怎樣的詩風、怎樣的雄心，葉嘉瑩先生這篇關于杜甫的“舊文章”，其實已經啟示我們：
新時代詩歌應該是“博大”的，不是狹隘的、偏執(zhí)的。不能對詩歌資源懷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古典的、現(xiàn)代的，民間的、文人的，民族的、世界的，一切有益的經驗和資源都應博采。要在“千年詩脈”的整體性史觀和開放的世界性視野中看待今天的新詩，在民間詩學與現(xiàn)代詩學的互動交流中思考新詩的未來。
新時代詩歌應該是“均衡”的，不是一類獨大、矛盾叢生的。要深入新詩的系統(tǒng)內部，變新詩的“系統(tǒng)內耗”為“系統(tǒng)升級”。要以“最大公約數(shù)”和“最大同心圓”的思路，調和歷史與超歷史、建制派與自由派、“降溫”運動與“升溫”運動、學院派與民間派的歷史遺留矛盾，讓百花齊放、千秋各展。
新時代詩歌應該是“正常”的，不是病態(tài)的、庸俗的。在新詩史上，自毀、沉淪、精神瓦解等現(xiàn)象，頻頻在一些詩人身上出現(xiàn)；市儈、庸俗、自私自大等習氣，經常在一些詩人身上縈繞。樹一代詩風，我們需要大批心智正常、靈魂健全、思想強壯的詩人。他們沒有被問題重重的現(xiàn)代世界嚇退，相反，他們擁有蘇珊·桑塔格所期待的那種“新的感受力”，面對現(xiàn)代景象、人工造物，依然具有“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感發(fā)能力，能夠以健全的感受力，書寫現(xiàn)代世界的“賦比興”。
新時代詩歌是應該屬于“多數(shù)人”的，不是“少數(shù)人”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人文教育的普及、傳媒方式的更新，大眾自發(fā)寫作的意愿和能力迅速增強，新興詩歌個體不斷涌現(xiàn)。來自民間的非專業(yè)寫作者匯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新力量，形成了新的詩歌增長點。樹一代詩風，就要發(fā)掘和激活“民間詩學”資源，去塵埃與泥土中采集詩歌，去街頭巷尾尋找詩人。要以詩歌“外循環(huán)”替代“內循環(huán)”，走出圈層，兼濟天下，擴大作者半徑，拓展詩歌邊界。
“風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瀾之間。”無論如何，“指歸在動作”——《詩刊》的改版，正是一次實踐哲學指導之下，充滿決心和耐心的詩歌行動。這一次次的行動，將以微積分的形式，構成新時代的詩歌史。
（作者系中國作協(xié)網絡文學中心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