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在新世紀涌現(xiàn)的山東青年作家群體中，劉愛玲是低調而又獨具調性的一位，有著獨特的文字風格和審美面向。在文學語境、文學市場已經(jīng)變得十分復雜多元、甚至良莠不齊的今天，劉愛玲的寫作始終彰顯出某種新時期的純文學質地，固執(zhí)地堅守文學的神圣品性，拒絕套路式、市場化的寫作，努力地向著挖掘人性的深度與細膩幽微而掘進。自2010年開始創(chuàng)作以來，劉愛玲先后在《花城》《山花》《西部》《時代文學》《中國作家》《當代人》《清明》《飛天》等刊物發(fā)表中、短篇小說，代表作有《爬行史》《破落院》《三聲炮響》《翠鳥與香妃》《回到鏡中去》《一株玉米的靈魂》《一張單人床上的想象》《孤獨的羔羊》等，曾獲第二十三屆全國梁斌小說獎、第四屆“萬松浦·天舟文學新人獎”、第四屆“威海文學藝術獎”文學一等獎等重要獎項，顯現(xiàn)出不俗的創(chuàng)作實力。

在寫作之初，劉愛玲便有著自己明晰的文學抱負，她帶著對現(xiàn)實人生的觀察思考進入創(chuàng)作，力圖通過中短篇小說的寫作，來捕捉現(xiàn)代人的“精神爬行”。具體來講，“精神爬行”聚焦的是大時代下的小人物，關注的是在強大現(xiàn)實與時代的發(fā)展中，普通個體如何處理與現(xiàn)實的關系、如何重塑自我獨立個體的關系、如何平衡現(xiàn)代人的身份認知和主體焦慮。帶著這樣的對世界的認知，劉愛玲將她的文學主體呈現(xiàn)在魯西平原一個小縣城——銀城和山東的濱海城市威海（濱城）之間，形成一個“雙城”結構，由此展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融接之間，現(xiàn)代人在經(jīng)歷農業(yè)向工業(yè)化轉型、鄉(xiāng)村城市化轉型之際，如何有效地進行自我的身份認同、存在認知和靈魂認領。

關于城鄉(xiāng)漂泊者的書寫，在新世紀以來已經(jīng)為不少作家關注，也誕生了一些經(jīng)典的文學形象。比如同為“70后”作家的徐則臣就擅長塑造“京漂”形象，“跑步穿過中關村” ，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作家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停地出走或奔跑，其實是一種抵抗和突圍，用自我的主體力量對抗“邊緣人”的現(xiàn)實困境，穿過原有生活的包圍，尋找人生新的棲息地。而對于劉愛玲來說，“遠方”似乎不一定要抵達，她始終注視著氣息如焚的現(xiàn)實，要細細地解剖它、慢慢地咀嚼它。相比于“跑步”的詩意和“穿過”的瀟灑，“爬行”自然是一種更為笨拙和艱難的方式，但卻蘊含著人類最原始的渴望，艱難中自有生命的強力與堅韌。因此，在劉愛玲的筆下，日常生活并非是需要“突圍”的對象，而恰恰是人生長的根基。“你見或不見，生活就在那里”，它并不是理想主義者的葬身地，也非實用主義者的安樂鄉(xiāng)，無論什么樣的生活都需要人去面對，關鍵是怎樣面對——此所以“爬行”前面何以多了“精神”兩個字。在敘寫生存的艱難之外，劉愛玲還要做的是更深入、更細致、更尖銳地探觸個體的精神世界，剖析他們復雜的精神軌跡，畫出他們沉默的靈魂，固執(zhí)地推動他們“發(fā)現(xiàn)自我”“尋找自我”“重塑自我”，讓主體意識覺醒，思考社會與人的關系的錯位和妥協(xié)，探索人“實現(xiàn)精神直立行走”的現(xiàn)實路徑?；蛟S，這也是一種“突圍”，但并非通過時間和空間的延展和打碎現(xiàn)實生活秩序來實現(xiàn)，而是一種“向內超越”和“自我革命”。“平凡人物生活上的‘?！c‘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 ，其實已經(jīng)內蘊著救贖的力量，而這正是日常生活的價值所在。

可以說，聚焦日常生活讓劉愛玲的小說獲得了某種歷史的實感，而反思的精神與理性的態(tài)度賦予她的創(chuàng)作以超越性的品格，放在一起便顯示出“精神爬行”這一文學思考的獨特價值，也標識出了劉愛玲的文學寫作應有的文學史坐標。

一、主體焦慮：現(xiàn)代轉型中的生存困境

近現(xiàn)代的中國是變革的時代，艱難地卻是一刻不停地完成著轉型，前方始終有一個巨大的誘惑——那便是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歷史愿景。這種“追趕”“現(xiàn)代”的“集體無意識”，在經(jīng)濟變革、政治革命、文化運動、社會改革等宏大層面自有其體現(xiàn)，但歷史的塵埃終究要落到每一個個體的頭上。普通人在現(xiàn)代轉型中的掙扎和成長、成功或失敗、喜怒哀樂、衣食住行等等，構成了歷史的血肉，也是文學的源泉。

劉愛玲是一位有著悲憫意識和人文精神的小說家，總是懷著正視普通人平凡生活的熱烈心腸，突進到現(xiàn)實的深處，洞察人性的幽微，串起生活的串串珍珠。她筆下的人物充滿了“泥氣息與土滋味”，是平凡世界的蕓蕓眾生，展現(xiàn)出人世間的真實悲歡?？释蠈W卻因超生始終無法解決戶口問題的“水孩兒”（《了無痕跡的人》），接受代孕而最終覺醒并出逃的叛逆少女嚴玲（《秘密的N次方》），撫養(yǎng)癡呆兒子的母親與醉心于菜品試驗的驢肉店老板（《翠鳥與香妃》），掙扎在盡孝的倫理與現(xiàn)實的痛苦中的父子（《林大胡的手》），心靈荒蕪的城市單身老人（《世界之間》），老年喪子的寡居老人（《失獨人》），身患抑郁的城市白領（《灰白間》），養(yǎng)老院里的腦炎患者（《一張單人床上的想象》），工業(yè)浪潮的犧牲品大橋下的流浪漢（《一株玉米的靈魂》）……這些被現(xiàn)代性神話遮蔽的個體、城市化進程中的“邊緣人”，他們的生存困境卻正是劉愛玲的文學寫作所要揭示的存在。劉愛玲的底層寫作，一頭連接著主體的精神立場，一頭連接著社會的現(xiàn)實生存，昭示著文學應該具有的寬廣視域和終極關懷，而這正是文學書寫日常生活的正途，也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作家確立自己文學版圖的關鍵。

在劉愛玲的小說世界中，一直有一個“雙城”結構，昭示著城市倫理與鄉(xiāng)村倫理的兩相交融。在這里，城市和鄉(xiāng)村并非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充滿結構性的張力?？释c失望并存，留戀和厭離俱在，劉愛玲筆下的人物就這樣徘徊在出走與回歸之間，掙扎在焦慮和期待之中，在城市的附魅與祛魅中艱難地“精神爬行”。短篇《逃亡者》作為劉愛玲早期的代表作品，形象地表現(xiàn)了一代人在面對時代轉型時的選擇與困境。沈二從鄉(xiāng)村出走，卻因生計所迫無奈又回到家鄉(xiāng)繼續(xù)耕種。原本的家鄉(xiāng)早已物是人非，落敗而歸的沈二遭到同鄉(xiāng)人的鄙棄；而離開的濱海城市卻又成了沈二朝思暮想的“故鄉(xiāng)”，因為那里寄托著他的夢想和不甘。小說精準地把握到了當代中國城鄉(xiāng)巨變的脈動，無數(shù)個“沈二”正是城鄉(xiāng)發(fā)展過程中種種矛盾的時代縮影，在中國當代鄉(xiāng)土文學史上具有典型意義。

中篇力作《爬行史》則更是一個有著豐富言說空間的文本，從多個維度深刻地展現(xiàn)了現(xiàn)代人“精神爬行”的艱難。魏軍和寶然曾經(jīng)是一對從邊莊毅然逃離的熱戀情侶，他們把對新生活的美好想象全部寄托給了遠方的濱城，而對身后的鄉(xiāng)村不屑一顧。然而，城市并不會輕易地接納外來者，生存的壓力讓他們成為了城市角落里的“寄居生物”，但是獲得城市人身份的主體焦慮始終在驅使著他們，十余年的奮斗只為購得一間房屋。可當他們真的從地下室搬到了一間屬于自己的新居時，妻子寶然卻在感到踏實的同時卻被另一種更深的恐懼所籠罩——“最重要的是，他們似乎從此開始擁有了什么，被什么擁有了，同時又變成了一個奴隸，他們被什么東西裹夾著向前滾動，丟失了自己的雙腿和大腦。這是城市邏輯的可怕之處，它在帶給人美夢的同時，卻也讓人一點點地失去自我，變成任由其宰治的奴隸。這是小說的第一層意蘊，城市的魅力讓鄉(xiāng)村中的“逃亡者”甘心被異化和宰治，以付出青春和生命、失去獨立自我為代價，換取城市生活的入場券。

對城市的“獻身”透支了魏軍的身體，在他們從地下室搬入新居后不久，魏軍查出胃癌。在生命和財產(chǎn)之間，夫妻倆作出了不同的選擇。魏軍不想讓夫妻倆十余年的城市奮斗付之東流，他念念不忘的是妻子作為城市人“活”下去，為此他可以死去。而寶然卻痛悟到人命比房子更重要、更值錢，于是不顧魏軍的反對，偷偷地把新房變賣、拿出所有積蓄為魏軍治病。在最原始的生命力的感召下，現(xiàn)代文明褪去了嫵媚的面紗，城市神話不再誘人，物質化的信仰體系完全崩塌，而艱難“爬行”中的人也在漸漸起身。城市無所容身，但鄉(xiāng)村依舊無法完成救贖。寶然與魏軍被接回到邊莊后，“活著的目標似乎只剩下了死亡”，魏軍在魏軍媽和寶然媽的拜神祈禱之中一日日衰弱下去。小說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真相，簡單地離開城市與回歸鄉(xiāng)村只是一種逃避，心靈上的歸宿卻始終無可依托，城鄉(xiāng)倫理的復雜糾葛正是從精神層面讓“逃亡者們”畫地為牢。這是小說的第二層意蘊。

“再一次不屬于城市”后，寶然卻獲得了自我；擺脫了物欲的束縛，生命就獲得了自由。魏軍的死亡也是寶然的新生。魏軍死后仍然豎起的三根僵硬的手指（意為不讓寶然動用僅有的三萬元積蓄為其治?。笳髦鞘袑θ说脑字?，猶如望不到盡頭的深淵。但寶然卻順著手指的方向望到了不同的道路。那不是從城市中再逃離，而是重新回到城市去。不同的是，這一次是為自己而活，而不是做城市的奴隸?！八龔淖约旱纳眢w里出走，其實，盡頭那邊虛無的地方，除了喧囂的城市，還是一片廣闊的土地，碧藍的天空，火一樣跳動的陽光，光從這般闊大自由的家碰撞回來，沖進寶然的五臟六腑，她要重新實現(xiàn)曾經(jīng)在石碑前承諾燕子的事情，回到城市去?！边@樣的結尾并非作者有意要給故事一個光明的尾巴，而是顯示出作者獨特的思考——只有找到內在于自身的生命力量，從主體焦慮中走出來，才能擺脫外物的宰治，突破現(xiàn)實的生存困境。而這正是劉愛玲的“爬行史”寫作，在新世紀一眾“底層寫作”中的獨特之處。

二、抵抗異化：女性經(jīng)驗重新發(fā)現(xiàn)日常生活

“重構日常生活價值”，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降，已經(jīng)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女性寫作一個鮮明的敘事轉向和思想資源，并且匯入了第三次世界女性主義思潮的洪流中而蔚然大觀。 日常生活原本就是屬于女性的領域，但是女權運動在帶來女性在社會公共領域和兩性權力地位上的解放的同時，也忽視了日常生活領域的家庭生活和情感滿足的重要意義——這一女性經(jīng)驗的優(yōu)勢所在，恰恰是獲得完整幸福的關鍵。這也是第三次世界女性主義思潮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尋求女性解放的途徑從政治權力、經(jīng)濟剝削、性別壓迫等層面轉向日常生活領域，審美、消費、身體等成為新的“神話”，其背后是“人”的價值的高揚，而這正是抵抗“物”的異化的不二途徑。

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人們因為物質的匱乏而產(chǎn)生日常生活被摧毀的焦慮，那么在21世紀的今天，過度追求物質導致對人的侵蝕乃至異化依然在摧毀著日常生活。時間仍然是可怕的敵人，在線性的流淌中，過去和未來都變得模糊，現(xiàn)實帶給人無限的焦慮，現(xiàn)代人的生存依然被壓抑，迫切需要解放。而日常生活的審美意義和精神價值在物欲橫流的社會競爭和人的心靈荒漠中，顯得格外重要。青春的流逝、夢想與現(xiàn)實的錯位、時間的煎熬、身心的疲倦、對自我價值的尋找成為劉愛玲小說中多數(shù)主人公的精神底色，訴說著“人到中年”的無奈，同時也高揚著突破現(xiàn)實困境的人文精神?！犊瞻醉摗芬阅行砸暯潜憩F(xiàn)女性的“突圍”，開篇便是時間對人的宰治：丈夫年輕時立志做“重設人生的赫拉巴爾”，在外打拼十多年后，卻只能無奈地退守，回到老家小城經(jīng)營一家奶吧，在日復一日的勞動中生活變得模糊、自我變得恍惚，對時間變得敏感，像是要用固定的數(shù)字刻意證明度過的每一天。而妻子朱莉卻在小小的奶吧里，在日復一日為她人制作鮮奶、聽他人訴說自我的過程中找到了一種“被需要”的價值感，用平和的態(tài)度和堅定的信心在找回自我的同時，也漸漸給了丈夫與生活和解的勇氣與力量?！段迳珪分?，年輕的畫家姜南為了實現(xiàn)男性驕傲的自尊心、履行對妻子的承諾，拼命地追求物質的富足，為了應付豪華房子的房租，不惜把自己變成了一臺沒日沒夜工作的畫畫機器。但妻子朱莉看著豪華的家居，沒有感到幸福，反而是深深的恐懼，“她這一生都沒有這樣體驗過一種物質對人的侵蝕”，“從獲得物質的角度他們是寒冷的那一極，從人尊卑的層面他們還是寒冷的那一極”。小說中有一個有意思的細節(jié)，朱莉用藝術品和花草精心布置家居“來抵御這棟房子里密集的堅硬、霸道、超強控制欲的權利氣質”，姜南對此卻不屑一顧——“看到朱莉搬回家里些四處淘來的物件，用來填充根本就不存在的東西，他就更深地認識到這就是女人?！弊髡哂么艘惶幟罟P，正好彰顯了女性經(jīng)驗的獨特優(yōu)勢——無論是在現(xiàn)實生活還是文學創(chuàng)作中，用日常生活的審美意義和精神價值抵抗宏大事物（比如政治、物質）對人的侵蝕，才是現(xiàn)代人面對諸如“人到中年”這樣的現(xiàn)實困境的救贖之路。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日常生活被認為是女性的優(yōu)勢領域和女性解放的可能所在，但這并不意味著男性被從這一領域中排除或者有意的忽視。男性同樣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重新發(fā)現(xiàn)自我價值、對抗異化的侵蝕。短篇小說《抵達天橋》就講述了男女主人公攜手前行的暖人故事。他們用自己的生活方式默默對抗物化的生活，房子是不是自己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面對生活的庸常、保持生命的創(chuàng)造力和愛情的新鮮。小說中有一個動人的細節(jié)，妻子朱莉喜歡收集手術器械，而姜南也喜歡收集木雕的廢件，夫妻兩人曾經(jīng)將收藏擺滿博古架和玻璃柜。這些對于生活之美的發(fā)現(xiàn)、欣賞和珍惜保存，正是兩人從日常生活中找到的主體性力量。“抵達天橋”實際是抵達生活，從日常生活中找到婚姻的歸屬感。

平衡生存和生活、家庭和事業(yè)、愛情與婚姻、精神獨立與兩性和諧等等這些重要的關系，是擺在男性和女性面前共同的命題，過于強調性別角色的不平等乃至對抗，無法獲得完整的自我。在這一點上，劉愛玲有著她自己獨特的體驗與思考。還是以《空白頁》為例，這篇小說之所以有著溫暖人心的療愈力量，就在于它很好地體現(xiàn)了兩性關系間的張力，顯現(xiàn)出超越對抗、走向彌合的可能。小說很特別地使用男性視角來結構全篇，丈夫和妻子朱莉正在經(jīng)歷一場中年危機，尤其是自我覺醒力量對比下的虛弱和恍惚，使得丈夫對妻子的幫助顧客的行為并不能完全理解，甚至有對婚姻是否還能維系的懷疑和恐懼。但是丈夫的日記里并沒有怨恨和責怪，而是試圖去理解和溝通。從對立到和解，兩夫婦在幫助顧客的同時也成全了自己的婚姻幸福。這使得劉愛玲的女性寫作顯現(xiàn)出一種超越性的精神品格——無論是女性意識的高揚，抑或是男性主體性的凸顯，都不應該以加劇兩性關系的緊張和性別對抗為前提或代價，只有當兩性彼此都能建構起主體間相互尊重的同理心，才是真正找到了“另一半”，也即獲得日常生活和家庭關系中完整的自我。

三、重塑自我：“精神直立”的現(xiàn)實途徑

對“故鄉(xiāng)”的找尋一直是劉愛玲小說創(chuàng)作的核心母題。作者擅長塑造“城市漂泊者”的形象，他（她）們年輕時從家鄉(xiāng)逃離，帶著夢想來到城市打拼，努力在城市扎根，想要在物質和精神上把城市變作自己的故鄉(xiāng)。但是現(xiàn)實的生存總是和夢想的生活之間有著巨大的錯位，也就造成了人與“故鄉(xiāng)”之間的某種“斷裂”，于是產(chǎn)生“異鄉(xiāng)人”的感覺，而“故鄉(xiāng)”則成了某種精神寄托甚或是一種義無反顧的執(zhí)念；也就是說，找尋往往是不成功的，“故鄉(xiāng)”早已物是人非，心中的圣殿早已破敗，而年輕的激情和奮斗的心氣兒也不再，只有徒勞地逆流在回憶的長河中；但是正是在這一次次的“精神返鄉(xiāng)”的過程中，人站在現(xiàn)實和回憶的臨界處，“故鄉(xiāng)”與現(xiàn)實卻仿佛又產(chǎn)生了某種巨大的彌合和凝聚，在鏡中重新發(fā)現(xiàn)自我，最終找到面對現(xiàn)實的勇氣與力量。也就是說，對故鄉(xiāng)的找尋實際上最終是發(fā)現(xiàn)自我、重塑自我，讓主體覺醒。

《再見，朱莉》中，雖然朱莉“不承認銀城是她的故鄉(xiāng)”，“她說她到哪里都是陌生的，她的故鄉(xiāng)只是她自己”，但是她其實還是對建立一個心理上的故鄉(xiāng)充滿熱望。然而現(xiàn)實的環(huán)境逼迫著她必須放棄自己、失去自我，她拒絕同流合污，代價是真正變成了“異鄉(xiāng)人”。這是許多現(xiàn)代人常常要面對的真實的人生困境。這樣“外地人”的身份焦慮時常困擾著劉愛玲筆下的女性。《五色書》中，朱莉和丈夫姜南懷揣夢想從銀城出走，來到威海打拼，十幾年的奮斗卻始終無法真正融入這座夢想的城市，只能“一輩子不斷尋找和離開”。朱莉剛剛上崗十六天，便因織網(wǎng)不如威海本地人嫻熟被辭退，韓國老板那一句“外地人”深深刺痛了朱莉的心，身份焦慮帶來的隱痛讓故作鎮(zhèn)定的朱莉回家后止不住地哭泣。生活可以顛沛流離，可以奔波忙碌，但是不能失去自我，變成生存的奴隸。劉愛玲筆下的城市女性往往是城市的過客和邊緣人，始終無法做到身份認同?！禯型生活》仿佛一篇閃耀著人文精神的童話。四個合租的女孩仿佛是生活圍城中的困獸，她們發(fā)覺自己根本不屬于這個世界，牢牢拴住“人在離開故鄉(xiāng)之后才會對它刻骨銘心”的信條，默念著自己混亂的身份，渴望“事物的盡頭”，渴望明確“自己究竟是誰”。但是她們在艱難的生存之外，卻始終不忘生活的意義，于幽暗的人心之外努力發(fā)現(xiàn)世界的光亮。一天的忙碌之后，晚上的夜話和動手拼裝人體骨架“A小姐”成了她們的樂趣。看著自己“創(chuàng)造”的“A小姐”，她們感到“人體會發(fā)光”，還有什么比人自身的價值更耀眼、更燦爛的呢？于是，有了那場動物面具下的狂歡，有了那場關于“新生活”的采訪，在不被定義、充滿未知、創(chuàng)造和發(fā)現(xiàn)的“Z型生活”中，四姐妹實現(xiàn)了她們“把生活活成詩”的理想，而為大眾所傾心的則是那高揚的人文之光，日常生活的價值超越資本和政治的宰治，成為每一個平凡人心中的神話。

由是，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尋找“故鄉(xiāng)”其實只是劉愛玲女性寫作的一個外殼，她更傾心的是對人內在自我的深度發(fā)掘。要想抵抗外在現(xiàn)實的侵蝕，就必須生發(fā)出內在的主體性力量，而日常生活仍然是主體性力量生長的溫床?！堵L的告別》中，姐姐朱顏對待妹妹朱莉和當年朱媽媽對待朱爸爸一樣，失去自我的愛其實已經(jīng)變形，超常的熱情與善意變成了過分的占有與控制。而兩代人卻選擇了不同的方式以抗爭。朱爸爸自殺以換取救贖，而朱莉卻表現(xiàn)出生命的韌性和耐性，用自己的生活哲學和姐姐進行無聲的對抗。朱莉拒絕姐姐為其尋找的地稅局的工作，一方面是不愿意與眾人同流合污貪污公款，另一方面更是為了從姐姐布下的大網(wǎng)中逃離，她不想讓任何人為自己設計人生、規(guī)劃生活。朱莉和發(fā)小秦麗合伙經(jīng)營的小小蛋糕店，取名為“多樂之日”，意思就是“每天每日，就像生活哲學”，它更像二人保持自我、不被世俗所同化的“烏托邦”?！犊瞻醉摗分兄炖蚪?jīng)營的“盛世牧歌”奶吧也是這樣一個烏托邦，重塑“被需要”的自我價值、找回主體性的神話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一點一點生發(fā)?！都澎o無聲》中人到中年的焦灼和掙扎幾乎使朱莉達到一種“臨爆”的狀態(tài)，面對壓抑的家庭生活和毫無起色的事業(yè)工作，內心產(chǎn)生的焦躁、抑郁、煎熬和不為人所理解的痛苦，使朱莉忍受不了家中的各種聲音，精神接近崩潰的邊緣，只有在寂靜的深夜獨坐在客廳中才能獲得片刻內心的安寧和屬己的快樂。面對壓抑，丈夫姜南選擇逃離，搬到單位集體宿舍居住。而朱莉卻在生活的細節(jié)中發(fā)現(xiàn)了日常的盲區(qū)，在公公的啟發(fā)下明白了“專注自我去做一件事物”來抵抗喧囂的生活，最終與生活和解、與平凡和解，“寂靜無聲”的真正含義其實是重新發(fā)現(xiàn)自己，有了自我之后內心也就獲得了寧靜。

四、靜水流深的寫作

如果用一個詞概括劉愛玲寫作的藝術風格，筆者首先想到的就是“靜水流深”。她的小說平淡但不寡淡，冷靜的筆調下蘊含著熱力，不是一碰就響，而是在生活的潛流里醞釀。這非得作家向泥土扎根，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沉下去做它的一根纖維或一個觸須” 才能做到；也要求作家始終目光如矩，用堅強的主觀意志力量向生活搏擊。

這樣的寫作風格首先體現(xiàn)在敘事的節(jié)奏上。劉愛玲的小說敘事都很流暢，節(jié)奏的把握不急不徐、張弛有度，這或許得益于她自覺的文本意識和對西方小說技巧的有意學習。她善于把小說敘事變成一個結構性的空間，能夠調動意識流、多人稱變換、視角切換等多種手法，讓人物和人物之間、過去和現(xiàn)實之間形成一種巧妙的耦合或對照，形成互文性的同構關系，收到某種類似“復調”的效果，讓敘事充滿張力，把思想性、故事性等綜合融合，讓小說面向更大、自由的開放性。中篇小說《讀白石》中，如今的“清白居”主人、文玩大師上老和二十年前私用村款后又遠走高飛的張大嘴，在結拜兄弟老豆腐和王多多為還清村民債的執(zhí)著找尋下，漸漸重合為一人。清白居”也現(xiàn)出真容，那并非清白之地，而是團伙分贓的名利場。當年的真相、張大嘴的人生、上老的假面緩緩揭開，如同撕開那縫合的臉部皮膚，帶給面具后面的人心靈的拷問與煎熬。然而，諷刺的是，二十多年前的張大嘴，因一己之私連累了結拜兄弟；二十多年后的上老，借文化之名行騙謀利，坑害的對象卻正是王多多的兒子。時空跨越二十年，卻改變不了欺詐的人性。上老一邊懺悔和“扮演”張大嘴贖罪，一邊繼續(xù)行騙；老豆腐和王多多一邊找尋一邊還債，卻再一次陷入騙局之中。小說以假相開篇，而又以一場騙局作尾，中間串聯(lián)起二十多年的人事沉浮，巧妙設置了多重對照式的人物關系，敘事靈巧、手法老到，意趣橫生而又余味無窮?！白x白石”讀出了人性無法彌合的深淵，也顯示出作者對小說節(jié)奏的極佳掌控力。

其次體現(xiàn)在作者對魯西鄉(xiāng)土人情的精準切察和細細描摹上。舉凡鄉(xiāng)村習俗、歷史遺址、生活習慣、地方美食、文化性格等，都在作家的取材范圍內，為小說打下了濃厚的地方文化特色。龍山文化遺址被看作一方人的精神標識（《秘密的N次方》），而鋁業(yè)工廠成為新一代年輕人的歷史坐標，清晨熱氣騰騰的豆腐腦吃起來頗有講究（《讀白石》），驢肉則是魯西人不可或缺的美食（《翠鳥與香妃》）。對魯西城鄉(xiāng)風情和風景的拓寫，不僅讓寫作緊隨著時代的脈動而顯出廣闊，也讓小說因細節(jié)的生動而有聲有色。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劉愛玲也準確把握到了魯西人的文化性格，善良、寬厚、戀舊與近乎執(zhí)拗的堅持。她筆下的人物有一種內斂的力量，對真善美的堅守在現(xiàn)實與命運前顯示出生命的強力。中篇小說《三聲炮響》中，白曲水在生命的最后歲月，仍抱持著“入土為安”的傳統(tǒng)孝道觀念，念念不忘把父親的骨灰遷回老家重葬，拼了老命也要為父親打一口棺材。小說用近似傳奇的手法對木匠三撇兒打造棺木的精湛技藝做了細致敘寫，白曲水和三撇兒雕棺木的場景引起全村人的圍觀。“原本屬于白家村的聲音，在人們不知何時神不知鬼不覺地消失在現(xiàn)代生活的幕后，二十一世紀的這個春天，又在白曲水一個小小的雕棺木的動作中，從四面八方自然地舒展出來，在整個白家村熱鬧地融合成一曲和諧榮樂的調子，也難怪，時代的溝壑也是喜好人們平坦的真誠，白家村的人都說：‘是白曲水孝順，忠義，把白家村這把眼瞅著干枯的老骨頭軟化了?！边@代表著鄉(xiāng)村倫理道德的復歸，展現(xiàn)出民俗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小說的氛圍感營造得十分真實，對鄉(xiāng)村活力的匱乏和傳統(tǒng)文化的生機、新舊觀念的沖突、民俗文化的去留、民間倫理道德的恒久價值等作了深切的觀察與刻寫，顯示出作者把握現(xiàn)實的力度和深度。

語言的細膩也是劉愛玲文學寫作的突出特點。她的小說語言平素真誠、似拙實巧，是一種高度洗練的文學表達。寫時代的廣闊，則雄渾厚重；寫人生的悲歡，則沉郁頓挫；寫生活的細節(jié)，則明朗有致。既不失民間本色，又兼具生活氣息，可以說是用大眾的語言寫出知識分子的思考，可讀性很高。熨帖的語言往往能帶來真實可感的細節(jié)，讓小說于灰色調的敘事中不時呈現(xiàn)一抹抹亮色。短篇小說《玻璃上的城市》講述了三個合租的大學畢業(yè)生對城市的想象和在城市的打拼。在小說的結尾，年夜飯后是最后一夜，明日三人就要分別，他們一起站在玻璃窗外望著這座打拼了一年的城市，“外面有時很模糊，好像虛幻，可再過不久，窗內的生活也是虛幻的，也將不存在，所有的事情有時清晰，有時會有倒影，有時就是夢”。離別之景、幻滅之思，讀來卻有一種暖意，令人悵然若失而又勾起許多溫暖的青春記憶。作者的似水柔情總能通過筆尖化作繞指柔，撩動讀者的心弦。

不過，劉愛玲的小說也有技巧圓熟的弊病，斧鑿的痕跡明顯。首先，劉愛玲小說中也有很多作家的通病，那就是有時敘事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尤其是她喜歡用繁復的比喻或者排比來點綴小說。但是問題是修辭的密集使用并不一定每次都能有好的審美效果，有時反而會畫蛇添足。還是舉《玻璃上的城市》這部短篇，小說的結尾在描寫分別的場景時這樣寫到：“在第二天，我和河南王先走了。黑龍背地里竟然把腦袋低到胸膛里去，抽噎起來，那細小的抽噎聲從他的胸腔里抽出來，像拔絲地瓜的糖稀，他彪悍外表下包裹的文鄒鄒的細膩終于凸顯了。”后面兩句的比喻實在不夠高明，語言也顯生硬，不僅沒有增添美感，反而破壞了之前營造的氛圍。其次，語言過于細膩也會帶來敘事的粘滯，缺乏變奏，加上灰色調的敘事內容有時就會使小說變得沉悶。中篇《Z型生活》中就不時出現(xiàn)語言的失衡，在講述朱莉和秦麗醉心于拼裝人體骨架“A小姐”、發(fā)現(xiàn)“人”的價值時，為了展現(xiàn)她們了解心理學知識的熱情和投入，作者用相當?shù)钠_列她們買了和讀了哪些專業(yè)的心理學書籍。這樣的語言點綴更像是一種作者本人的知識夸耀，而多少與小說人物的身份認知、行動邏輯有些脫節(jié)，對聚焦小說主題幫助不大，還容易引起閱讀的不快。而類似冗余的鋪陳多次出現(xiàn)，就極有可能讓人失去閱讀的耐心。

當然，在人心浮動的時代，能保持一顆文學的匠心已屬不易。能夠貼著土地和人民，抱持文學理想和品格，一點一滴地戰(zhàn)斗在現(xiàn)實中，為一時代之文學獻上“一瓣心香”，劉愛玲的文學寫作已經(jīng)有了屬于自己的版圖?；蛟S正如她自己所說的，“也許，面對這個多變、浮躁、空虛的時代，這只是一種微不足道的行為。但，至少用我個人的理解與敘事角度，掀開世界的一條縫隙，哪怕是荒唐的一面”。我們期待著她能夠帶著這份探索的精神走下去，不斷拓寬文學寫作的道路。

注釋：

①徐則臣：《跑步穿過中關村》，《北京文學》2007年第11期。

②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③見荒林：《日常生活價值重構—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思潮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125頁。

④胡風：《胡風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