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限境遇中的磨礪與超越 ——我看電影《敦煌女兒》
電影《敦煌女兒》劇照
做樊錦詩的電影，不能脫離樊錦詩個人的人生，不能脫離敦煌的歷史、文化和藝術，不能脫離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否則就拍不出一個真實而又完整的樊錦詩。
導演滕俊杰和主演茅善玉兩位老師告知我，在滬劇電影《敦煌女兒》的拍攝過程中，由我撰寫的《我心歸處是敦煌》這本樊錦詩的傳記給了他們很多靈感。我也因此榮幸受邀，不久前與樊錦詩先生的家人在上?！澳電影工作室”一起觀摩了影片。
雖然作為樊錦詩的傳記作者，我對她的人生故事以及劇中源自傳記的一些細節(jié)并不陌生，但我依然被電影的人物刻畫和情感表達深深打動。影片并不滿足于同名舞臺劇的影像記錄，沒有照搬舞臺演出，而是力求純粹電影化的敘事和表達，力求以藝術的敘事結構、詩性空間的開掘以及象征意象的把握，擷取樊錦詩人生的重要時刻，展現了可信的歷史，塑造了真實的人物，提煉了值得稱頌的莫高精神。
意象與空間敘事：
三重敘事定格永不褪色的歷史記憶
影片以倒敘的方式，以老年樊錦詩在宕泉河畔拜謁前輩和回望莫高窟時的回憶，逐漸敞開一個充實的意象世界和意義世界。藝術不是通過陳述和說教來表達真理，這部電影的成功在于以象征意象和詩性空間的開掘，讓一部具有真實質感的傳記戲曲片呈現出了生命超越的普遍意義和情感力量。
荒涼險絕的戈壁荒漠中居然延續(xù)著燦爛的人類文明；苦澀的咸水和貧瘠的土地居然可以長出甘甜無比的“李廣杏”；大漠深處荒無人煙之地居然有一群“打不走的莫高窟人”。在《敦煌女兒》的整體敘事中，導演擷取了聲音的核心意象，有效地聚合起分散的歷史事件，實現了敘事意義的有效抵達。
莫高窟九層樓“鈴鐸聲聲”的鏡頭在影片中多次出現，與“三擊掌”的聲音意象凝結了歷史的深意和動人的情感，共同構成了歷史、文化和人心的呼應，讓這部戲曲片獲得了靈韻和詩性，讓誓言無聲的主題得到了完滿的呈現。伴隨著樊錦詩把生命交付給敦煌戈壁中匆匆的光影，觀眾漸漸體會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扎根敦煌、守護文化、使命傳承的精神價值，并感動于幾代莫高窟人以青春和生命詮釋的“堅守大漠、勇于擔當、甘于奉獻、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
導演以樊錦詩的心靈空間融合地理空間、生活空間和藝術空間等多個層面的空間敘事，以情景交融、虛實結合的方式，成功地建構了影片的空間敘事結構。
如果說被沙漠戈壁包圍、人跡罕至的地理空間，生活條件極其貧困落后的生活空間，反照出政治歷史的真實圖景，反照出它作為人所置身其中的極限境遇的話，那么神秘的敦煌莫高窟所擁有的獨一無二的人文和藝術之美最終讓樊錦詩找到了心靈的安頓，確定了人生的信仰，并義無反顧地將青春和生命獻給這一文化守護的永恒事業(yè)。
三重空間統一于樊錦詩的心靈敘事，清晰地傳達了苦難是成就樊錦詩的因緣，而人生唯有在面對苦難的磨礪和堅守中才能生出智慧和勇氣，才能觸摸真正的幸福。從樊錦詩的故事里，從她回憶的常書鴻、段文杰等人的往事中，我們看到敦煌壁畫中“舍身飼虎”的勇猛精神和“如是安在”的超越精神，由此揭示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心靈、胸襟和氣象。
滬劇的至情達理：
生活化的敘事和感人肺腑的抒情影片
作品之所以感動人心，在于把握了獨屬于滬劇藝術的美學特性，寄至味于淡泊，寓達理于至情。編導沒有把樊錦詩塑造成一個空洞而表面的“時代巨人”或“英雄模范”。以樊錦詩人生中的關鍵事件作為情節(jié)展開的錨點，影片關注的是人的內心，那些牽動人物真實的信念和情感的核心問題，以及在最黑暗無助的時刻自我超越的普遍經驗。影片在反思物欲橫流的現象、思考精神價值的追求的同時，獲得了人文品格和哲理深度。
滬劇與京劇、昆曲或其他更多地倚重于程式化表演的戲曲劇種不一樣。導演在遵循“一戲一策”的原則下，充分尊重滬劇藝術美學特性，影像的表達著力于情境的真實性、動作的生活化和表演的抒情性的呈現。為了凸顯真實的歷史和時代，電影的拍攝選擇了真實的場景。無論是九層樓、敦煌代表性的洞窟、老一輩莫高窟人居住的馬廄，或是樊錦詩的辦公室，都是實地拍攝。演員的服裝和大量的細節(jié)也大多依據生活的原樣來加以設計。
為了避免空洞的抒情，每一個段落都力求提煉出具有強烈戲劇性的情境，以推動情感的自然抒發(fā)。比如剛到敦煌莫高窟遇到老鼠的樊錦詩的“思念家人”，在武漢大學“思念敦煌”的不眠之夜，因孩子安全問題所起的“夫妻爭執(zhí)”，以及老彭走了之后，面對空蕩蕩的病床，樊錦詩的“萬箭穿心”之痛……正是極限境遇中的情感的自然抒發(fā)令樊錦詩的形象顯現出“本質的真實”而非“虛構的真實”，使她的命運、心境和情感打動了銀幕前觀眾的心。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部描寫敦煌題材的電影，對于敦煌藝術的介紹雖說不可或缺，但這種介紹處理不好就會浮于故事表面。
影片有一段戲，樊錦詩為了說服和扭轉一位試圖要收購敦煌莫高窟的商人的企圖，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為他講述敦煌藝術無與倫比的美。這一段猶如神來之筆的“賦子板”唱段，在舞臺上表演的時候是向一群年輕人介紹莫高窟的歷史與藝術，在電影中增加了樊錦詩和商人所代表的不同價值觀的沖突，這段唱腔既介紹了敦煌藝術，表達了樊錦詩的熱愛和使命，更展現了她作為“當代弘道者”的勇毅和擔當，呈現了她大道似水、剛柔并濟的性格。
《敦煌女兒》中的敘事和抒情正是在心靈的體驗中呈現了完整性和統一性。這體現了中國傳統美學的精神，如宗白華先生所說的那樣，一切美的光是來自心靈的源泉。
文化傳承的復調：
劇種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
樊錦詩先生曾說：“此生命定，我就是敦煌的守護人。”茅善玉作為滬劇藝術的著名藝術家也肩負著文化傳承的使命。樊錦詩從上海到敦煌，為的是守護莫高窟這座人類絕無僅有的神圣遺產；茅善玉從上海到敦煌，為的是探尋守一不移的精神價值。她們在各自的領域中傳承和堅守，猶如一首賦格曲，在《敦煌女兒》這部作品中回響。
樊錦詩的一生是“守一不移”的覺悟的人生。唯有莫高窟和壁畫的保護，才是她確證自己存在的最好的方式和全部的目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講就是：躺下醒來都是莫高窟，就連夢中也是莫高窟。正是這種堅貞和執(zhí)著，使她“飽嘗著對自己精神產品的享受”，在世人面前呈現為這樣的一個純粹的人。而茅善玉也常常說，扮演樊錦詩的過程，是心靈不斷受到洗禮和凈化的過程。敦煌的歷史、文化和藝術，樊錦詩的經歷、事業(yè)和堅守，持續(xù)地給予制作團隊以精神上的震撼和凈化。敦煌是一所學校，是一個讓全體中國人產生歸屬感的地方。就偉大的藝術和苦難的歷程所能給人帶來的啟迪而言，《敦煌女兒》將其體驗到的關于超越和幸福的啟示，通過影片傳達給了觀眾。
觀看樊錦詩故事的同時，是逐漸走進樊錦詩心靈的過程，是樊錦詩的形象不斷清晰起來的過程，由此我們也就理解了影片最后真實的樊錦詩回眸望向觀眾的影像意義。從遙遠的歷史回到真實的世界，我們共同見證著弱小身軀中偉岸的精神存在，它滿懷希望地注視著莫高窟，注視著每一個人的內心，也注視著這個時代。
人生的幸福在哪里？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個人找到了促成他所有信念、愛好和行為的那個根本性的力量，就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正是這種力量，可以讓他面對所有困難，讓他最終可以坦然地面對時間，面對生活，面對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離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心靈的召喚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那個自我。
（作者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