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間文學中挖掘中國故事的根脈
作為我國有史以來記錄民間文學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種類最齊全、形式最多樣、最具活態(tài)性的文庫，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集合各級民間文藝家的有生力量，堅守田野陣地，以出版為載體，涵蓋神話、史詩、民間傳說、民間故事、民間歌謠、民間長詩、民間說唱、民間小戲、諺語、俗語、謎語、民間文學理論等十二個民間文學門類，不僅把幾千年來活態(tài)傳承的民間文化凝聚為有形的文字，形成了學術研究的富礦，也匯聚出服務當代文藝創(chuàng)作，激發(fā)民族情感共鳴的寶庫，同時也為數字化時代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提供了標本和樣本。第一批推出的大系成果中，神話卷覆蓋了河南和云南這兩個神話資源豐厚的省份。有幸參與編纂、審讀的過程，仿佛合力攀爬一棵千年大樹，每一處枝杈上都能遇到令人驚喜的果實，目之所及盡是有待深入研究的民間文學寶藏。
眾所周知，全世界幾乎所有民族都有洪水神話，但不同民族的洪水神話總是指向自身的深層心理原型和具體的生活環(huán)境?？v觀云南省各民族的洪水神話，會發(fā)現很多有趣的細節(jié)。首先，幾乎每個民族都把洪水神話解釋為人類早期經歷的自然災難，而在這場無差別的天災面前，只有憑借善良和美德勝出的兄妹二人得以存活，他們也就成了世界再造后的人類始祖。中原神話中最為人所熟知的女媧補天、伏羲女媧兄妹婚就屬于這種類型。縱觀中原神話和西南各族神話就會發(fā)現，雖然每個民族都以不同的名字稱呼這兩位始祖神，但故事的內核卻幾乎一致。后來在書面?zhèn)鹘y(tǒng)中被高度抽象的陰陽創(chuàng)世神話，與口頭流傳的民間文學異流而同源，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中華民族上古時期的世界觀和思維模型。
大系出版工程在查漏補缺的基礎上收錄了神話的多種異文，這為研究者在異同對比中發(fā)現學術問題提供了可能性。云南卷集中了多種民族的神話，對比之下不難發(fā)現，幾乎各個民族的洪水神話都出現了一個共同的“道具”——葫蘆。比如，德昂族神話中講到“上古時候，洪水泛濫，人和動物幾乎都被淹死了，只有少數人和動物被天神卜帕法救在葫蘆里，他將葫蘆封了口，讓葫蘆漂在洪水里，留下了人種和動物種”。白族神話中天神阿白偷偷對人們說：“地上要發(fā)洪水啦，你們趕快搬到大葫蘆跟前去住吧。”人類的氏族阿布帖和阿約帖聽從天神的指令，坐在大葫蘆里才得以存活。洪水退去后，他們也就成了人類的祖先。布朗族的神話故事里講到，大河里漂來的肉葫蘆中，產生了所有人類。一則元陽縣的哈尼族神話講到，天神摩咪派來的使者“米扎扎拉”來到人間，因為得到了莫佐佐龍和莫佐佐棱兩兄妹的熱情款待，就把一個花葫蘆留給了他們，這個大葫蘆，后來成了洪水中幫助二人渡過災難的庇護所。采自哀牢山的哈尼族神話中，天神名叫奧瑪，二兄妹倆的名字則變成了者比和帕瑪，但是拯救生命的仍然是一只葫蘆，洪水退去后，兄妹二人所生的第一個孩子，竟然也是一只葫蘆。后來，在天神的指點下，二人精心培育葫蘆30年，挖開后，跳出來的孩子們被以動物命名：第一對孩子名叫“壓提”（意為野豬），是卡多人的祖先；第二對孩子叫“豪烏”（意為老熊），是布都人的祖先；第三對孩子叫“豪勒”（意為老虎），是碧約人的祖先；第四對孩子叫“豪熱”（意為竹子），是西摩洛人的祖先。這就在創(chuàng)世神話中指明了不同部落之間共同的祖先，以一種兄弟關系完成了對族群關系的調整。這則神話還解釋了不同部落著裝和生活方式上的細微差異，認為這體現了各個部落對神圣動物的模仿和認同?；Z族的神話中，人是躲在大樹做成的木鼓里逃過了被洪水摧毀的命運，而他們在荒山上得救之后種下的葫蘆種子，長出來的大葫蘆里生出了布朗族、基諾族和傣族。拉祜族、傈僳族也都有類似的故事。如何解釋這種神奇的相似性呢？
美國漢學家吉瑞德專門研究過中國南方神話中的“葫蘆”，并且提出了“宇宙卵—葫蘆”這一核心意象。從神話學的角度來看，葫蘆之所以在洪水神話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因為其外表光滑、中空質輕的特點，各種資料表明葫蘆很早就被先民用作天然的容器。除此之外，因為中空多籽，葫蘆也被象征性地視為植物界的“卵”，具有化生萬物的能力。吉瑞德研究依據的主要材料是《道德經》《淮南子》等傳世文獻，但真正激發(fā)他靈感的卻是中國南方神話，他將葫蘆神話和道家哲學相聯系，解釋道：葫蘆是“混沌”的具象象征，其外形渾然一團、內部虛空，貼合神話中的“混沌”；同時，葫蘆的創(chuàng)造和生長過程體現了“道、一、二、三”的發(fā)展歷程，它自我產生，內部孕育著生命，破裂的時候又會撒播種子，生成萬物，因此是一種具有跨文化意義的文化符號。在吉瑞德看來，《莊子·逍遙游》里莊子與惠子關于“大瓠”的討論、壺子消失在葫蘆里、人們喜歡佩戴葫蘆掛件等后世流傳的觀念和行為，都一再驗證著葫蘆的意義本源。吉瑞德的研究延續(xù)了援引文化人類學視角解釋早期中國的思路：法國漢學家葛蘭言在研究《詩經》時，就曾以中國西南地區(qū)各個民族的儀式和風俗作為證據，更新了世人對《國風》的理解；中國老一輩神話學家茅盾、鄭振鐸、聞一多在研究先秦典籍時，也常以民歌、民謠、民俗作為參照；葉舒憲所倡導的“四重證據法”和上古經典破譯系列，也沿此路徑，對中國古典學領域核心問題提出了新觀點。這種文史貫通的研究得益于民俗學、人類學視角的介入，但根基還是在于材料的拓展。全面、系統(tǒng)、可靠的田野調查資料不僅有助于今人理解自身文化發(fā)展軌跡，也能幫助人們探尋心理原型，勾勒文明交流互鑒的歷程。今天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所匯聚的海量知識寶庫必將構成新時代學術研究的堅實基座。
其次，作為活態(tài)流傳的口頭文化，民間采集的神話中還隱藏著民族共同體認同的情感密碼和敘事原型。王明珂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發(fā)現，英雄祖先和兄弟民族是華夏世界比鄰而居的民族普遍采用的敘事原型，反映出較為穩(wěn)定的“歷史心性”。他在《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一書中專節(jié)討論了南方的“弟兄祖先”祖源記憶。縱觀《神話·云南卷》，關于“兄弟民族”的故事也有很多版本，這或許正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堅實的情感基礎。神話里講到：阿昌族和景頗族的祖先原本是一對十分親密的同胞兄弟，后來因為一次打獵中，造成兩人的誤會，最終各自帶領一伙人建村立寨，據說，哥哥帶領的就是現在的阿昌族，弟弟帶領的就是現在的景頗族。哈尼族的神話中則講到，洪水浩劫之后，兄妹成婚，妹妹莫佐佐生下了許多孩子，“大哥哈尼族是從腹部生出來的，常住森林邊；二哥彝族是從腰部生出來的，常住半山腰；三哥漢族是從手指上生出來的，常住平地；四哥傣族是從腳板上生出來的，常住河壩；五哥瑤族是從耳背后生出來的，常住在森林里?！边@則與洪水神話相聯系的造人神話不但解釋了各民族的生活領地，也強化了彼此間的情感認同，體現了多民族共同體古老的認識根源。從這里也可以窺見神話不同于民間文學其它類型的獨特功能——正如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所概括的——一頭連接著神圣的歷史傳統(tǒng)，另一頭聯系著世俗的社會生活，在解釋世界來源的同時，強化現實社會關系的合法性。
第三，民間文學作為活態(tài)傳承的文化傳統(tǒng)，不僅延續(xù)著中華文化之根，也是通往未來的橋梁。中國民間文學很早就開啟了數字化建設方向，歷時25年完成的《中國歌謠集成》《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諺語集成》共沉淀出省卷本102卷，地縣鄉(xiāng)鎮(zhèn)資料本、手抄本、油印本等各類版本，總共超過4905冊的厚重成果，在文化自覺和技術進步的雙重推動之下，運用數字化技術推動文化傳承與傳播又一次成為焦點。在三套集成的基礎上，大系出版工程同步布局數字化工作，目前基礎資料數據庫系統(tǒng)已經累計收錄簡繁體印刷本、油印本、手抄本、善本等各類資料共計16120冊、366.5萬頁、16.406億字，構成了傳統(tǒng)數字中國的堅強基石。數字化是面向未來的科學研究和文藝創(chuàng)作的重要一步，很多學者也已經積極投身這一領域，取得了令人驚喜的成績，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憲昭所著《中國神話：文化母題（W6）數據目錄——中國神話數據庫建設關鍵詞索引》，就是這一方向的可貴成果。該書以數據庫為依據，以母題為單位，有力推進了中國神話數據庫檢索體系的建設，也為中國文化走向智能化時代提供了有益嘗試。新時代呼喚好故事，講好當代中國故事需要接通古與今，更需要借助新技術、新機制激活豐富的民間文化傳統(tǒng)。在日新月異的數字化浪潮中，借助數字化技術采集、保存、匯聚活態(tài)的民間文學作品，借助學術和傳媒的力量展開傳播，正是大系出版工程融入文化再生產的重要契機，也是優(yōu)秀中華文化繼往開來，走向世界的必然選擇。
（作者系北京郵電大學數字媒體與設計藝術學院教授、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編纂出版工作委員會“神話”組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