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棵榆樹》：要學那大黑山下一老榆
閱讀肖龍的長篇小說《我是一棵榆樹》，給讀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想必是作者獨具匠心設計的小說結構。整部作品分為“上篇 星期六”“中篇 星期日”“下篇 星期一”以及“尾聲 之后的日子”四個部分，主要講述的就是從星期六到星期一這三天里發(fā)生的故事，以及故事在“之后的日子”里的結局。在四部分的大結構基礎上，小說又被分為四十個小節(jié)，分別以“我是作家夏林子”“我，公司老總希貴”“您好，我叫曾小瑩”“我是一棵榆樹”“咱是小區(qū)保安”“哎吆喂！咱是城里人”以及“小說情節(jié)”（從“之一”到“之九”）來命名，交替出現(xiàn)。除了作為小說副文本的九段“小說情節(jié)”，剩下的三十一個小節(jié)中計有“我是作家夏林子”八節(jié)、“我，公司老總希貴”七節(jié)、“您好，我叫曾小瑩”四節(jié)、“我是一棵榆樹”六節(jié)、“咱是小區(qū)保安”三節(jié)、“哎吆喂！咱是城里人”三節(jié)。正如小節(jié)標題所反映的那樣，每個小節(jié)都采用第一人稱限知視角進行敘述，整部小說就是在六個不同的敘事視角之間令人眼花繚亂地切換，共同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
小說名為《我是一棵榆樹》，但直接以“我是一棵榆樹”來命名的部分只有六個小節(jié)。在這一部分里，作者使用擬人的手法，讓一棵“體態(tài)歪斜虬張，扭曲變形”的百年老榆樹現(xiàn)身說法，講述自己被一個“酒糟鼻老板”看中、從大黑山腹地移栽到B市豪宅庭院里的經(jīng)歷以及此后的見聞。其他的小節(jié)看似與“榆樹”并無太大關系，其實也隨處隱現(xiàn)著“榆樹”的身影，甚至可以說“榆樹”無處不在。無論是作家夏林子，還是公司老總希貴、希貴麾下的公關部經(jīng)理曾小瑩，以及小說中出現(xiàn)的其他人物，都目睹了西城家具城罹遭火災的慘狀，也都看到了家具城隔壁那棵被燒焦的老榆樹。在敘事視角的切換過程中，十幾個有名有姓的人物在三天里的經(jīng)歷產(chǎn)生了交集；不同的視角就像在對一場足球賽進行直播的若干個攝像機機位，每個機位拍攝到的畫面都是局部的、有限的，但每個機位最終都要聚焦在那個滾動的足球上，將它們剪輯、組合起來才是一場完整的球賽，而老榆樹就充當了那個“足球”的核心角色。這種多角度、多線索的“結構現(xiàn)實主義”式的敘事方式雖然不是由作者肖龍首創(chuàng)，但是能夠在一個十五萬字左右的小長篇里完成如此高頻度的角度切換而不至于顯得紊亂，對作者駕馭敘事的能力還是有著相當高的要求的。肖龍就像一個在舞臺上氣定神閑、恣意炫技的鋼琴家，翻飛的指間流淌出讓人嘆為觀止的華彩樂段。
文學作品的形式歸根結底要服務于內(nèi)容的表達。許多作品擁有精美的形式特別是精巧的結構，卻始終難掩內(nèi)容的空洞。肖龍顯然竭力避免了這一弊病，賦予《我是一棵榆樹》特別豐富的內(nèi)涵。通過各異又交叉的敘事視角，作者跨越時空的界限，超越心靈的隔閡，為我們呈現(xiàn)出一出當下都市社會里蕓蕓眾生的活報劇，一幅人類在大自然的制約下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并對大自然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全景圖，一部蒙古帝國的興亡史和驛遞制度的變遷史。
小說的故事主要是在城市背景下發(fā)生并展開，但是讀者卻能明顯感受到其中蘊含著復雜而深刻的城鄉(xiāng)關系，或曰城鄉(xiāng)矛盾。在先后出場的一系列人物中，公司老總希貴、書店小老板劉旭東都是出身于鄉(xiāng)下（或牧區(qū)），通過打工（經(jīng)商）或上學的方式完成了由農(nóng)（牧）民向城里人的身份轉(zhuǎn)變；劉打樁從鄉(xiāng)下進B城當保安并希望以此來實現(xiàn)身份轉(zhuǎn)變，受挫之后則試圖轉(zhuǎn)向另一個城市（廣州）。凡此種種，無一不指向中國社會自二十世紀后半葉至今不可逆的大規(guī)模城市化進程。更有甚者，例如“酒糟鼻老板”不僅自己由鄉(xiāng)村進入城市，還要以暴力的方式、憑借金錢的力量將百年老榆樹從鄉(xiāng)下移栽進城，這一情節(jié)不免讓人聯(lián)想到作家陳彥那部備受關注的長篇小說《星空與半棵樹》，同樣是由“大樹進城運動”衍生出的故事。但是，盡管同樣是由鄉(xiāng)村進入城市，上述人物對城市的態(tài)度卻有著天壤之別。希貴帶著奶奶臨終前的囑托、懷揣著奶奶從親戚家糊墻的報紙上剪下來的爺爺?shù)膱D片，坐上火車進城尋親，人沒找到，卻陰差陽錯地救下了一個因整容失敗被情人拋棄而輕生的女老板，并在她的支持下逐步成長為B城一家電腦游戲開發(fā)公司的經(jīng)理。但他內(nèi)心深處對自己成長的內(nèi)蒙古鄉(xiāng)村還有懷念之情，時時回想起童年的鄉(xiāng)村生活，尤其是在面對洗浴中心里的姑娘時感慨：“血液里的東西用脂粉是蓋不住的！”他對自己民族身份的強調(diào)，除了民族認同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對這一身份所聯(lián)系的農(nóng)牧業(yè)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的認同。劉旭東和劉打樁這兩個頗具喜劇色彩的形象則與希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劉旭東是作家夏林子的大學同學，作為蒙古族學生卻從來不用自己的蒙古族名字。他崇尚城市生活，“見到高樓大廈就激動得不行，張開胳膊做出擁抱樣”，力圖擺脫農(nóng)（牧）民身份，“最大的志向是畢業(yè)后留在B城謀到學有所用的公職”，最終為了在城里落戶而娶了城市郊區(qū)一個離過幾次婚的女人。劉打樁懷揣著懵懂的夢想進城當小區(qū)保安（這也是當下農(nóng)村進城青年最普遍的職業(yè)選擇之一），滿足于穿梭在城市傍晚滿是人流車流和高樓大廈的馬路上，因為“那感覺絕對和走在黃昏滿是玉米棒子的田埂上不一樣”，“那驕傲那自豪那成就感是跟你們沒法說的”。他剛進城時被出租車司機騙去了五十塊錢，卻認為“想想也值，咋著也是在城里頭一次坐轎車呢”，以一種精神勝利法的形式獲得了心理的平和。他初次見夏林子時鬧出的“只認衣裳不認人”的笑話，得到一罐冰鎮(zhèn)可樂后的炫耀，以及買俄羅斯望遠鏡滿足偷窺欲望的行為，處處體現(xiàn)出他對城市生活的想象，以及急于融入城市生活的渴望。在小說的結尾，劉打樁受了傳銷團伙的蠱惑，為了尋求更理想的城市生活動身前往廣州，卻在火車站被一群人訛詐。借助劉打樁命運從喜劇向悲劇的突轉(zhuǎn)，作者深刻揭示了城市生活的復雜和險象環(huán)生，點破了農(nóng)村進城青年不切實際的城市夢想，也表達了對鄉(xiāng)村生活單純、和諧人際關系的懷戀。
與上述從鄉(xiāng)下（或牧區(qū)）進城的人物不同，作家夏林子的情況和心態(tài)更為復雜，他陷入的境地也因此更為困窘。他的長輩們曾經(jīng)都是住在山林里以狩獵為生的獵人，他本人則是被在城里修鞋的父親拉扯大的，屬于最底層的城市平民。在他上大學報到的那一天，父親因為女會計拒收殘破的零錢而沖冠一怒，在回家的路上腦血管破裂，不幸去世。他的家族背景、出身和經(jīng)歷使他與城市生活相捍格，處世淡定、不善言語、深居簡出、與世無爭的性格同當下個性張揚、浮躁虛夸的現(xiàn)實格格不入，不但保留著許多近似農(nóng)獵時代的生活習慣，珍藏著祖?zhèn)飨聛淼拇颢C用的火藥缽，連城市人“大周末的不老實在家待著”都感到無法理解，這也導致了夏林子與身為公關部經(jīng)理的妻子曾小瑩之間在生活觀念、習慣上的抵牾。再加上夏林子對物質(zhì)生活的淡泊不能滿足時尚女性曾小瑩的欲望尤其是買房子的要求，曾小瑩主動出軌了自己的老板希貴。作者以碎片化敘事的方式傳遞了夏林子和希貴的身世信息，讀者可以隱約了解到，希貴的爺爺因為對妻子的誤解而帶著大兒子（希貴的大伯）遠走他鄉(xiāng)，希貴帶著奶奶從糊墻的報紙上裁下的爺爺照片進城尋親而不得，多年后卻在婚外戀對象曾小瑩家里發(fā)現(xiàn)了其丈夫夏林子夾在書里的同一張照片。雖然作者沒有點明，讀者仍然能夠憑借細節(jié)和邏輯拼湊起事實的真相：夏林子的父親就是希貴那個被爺爺帶走的大伯，夏林子和希貴是堂兄弟關系；希貴出軌曾小瑩，其實是出軌了自己的嫂子（或弟媳）。這一對公序良俗的嚴重違背，說到底是由城市生活對人欲望的無限縱容導致的。亂倫的道德倫理困境，再加上行賄罪行的暴露，促使希貴選擇了投水自盡，作者以這種莎士比亞倫理劇式的結局，彰顯了對城鄉(xiāng)矛盾以及城市生活中因欲望膨脹而導致的倫理失范的深刻思考。
小說中，超然世外的夏林子專注于做兩件事，一是以自己家族碎片化的歷史為背景創(chuàng)作小說《追殺》，二是和在區(qū)文化館工作的學生巴雅爾一起去考察嘎魯村的“沾齒”（站赤）遺址?！蹲窔ⅰ返膭?chuàng)作既是對家族歷史的探索、對一代代先輩傳承下來的獵人精神的繼承與弘揚，其中也寄予了對人與自然，特別是人與動物之間關系的反思?！蹲窔ⅰ穼懙氖且晃猾C人為父報仇、獨闖山林，憑著一桿祖?zhèn)鞯亩涛舶瞳C槍，三年里經(jīng)過千辛萬苦千里追殺母狼的故事，凸顯了獵人堅定如鋼的意志和毅力。他身上那種彪悍而執(zhí)著的性格，是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下鍛造磨煉的成果，也是時下孱弱的社會急需的一味補藥。對“沾齒”（站赤）遺址的濃厚興趣，不僅體現(xiàn)了夏林子作為B城某成人高校遼金史學科助理講師所具有的深厚學養(yǎng)，更代表了他對于自己民族身份的認同。如果說《追殺》的創(chuàng)作是對家族之根的追溯，對“沾齒”（站赤）遺址的考察和研究則可以視為一種對民族之根的接續(xù)。“站赤”就是驛站，創(chuàng)始于成吉思汗時期，大規(guī)模設置于忽必烈時期，號稱窩闊臺治國理政四大功勞之一的驛遞制度，曾經(jīng)奠定了蒙古帝國的輝煌。然而，七百年后，當草原上的鐵騎遠去，帝國的榮光消散，成吉思汗、窩闊臺、忽必烈的后裔們卻早已不知“站赤”為何物，更無法理解祖宗留下的看不見摸不著的“無形資產(chǎn)”的重要精神價值。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又何嘗不是一種極具普遍性的悲哀。
由此，我們又要回到小說中那個最奇特、最具有象征意義的形象——百年榆樹上來了。榆樹的祖先來自漠北草原深處，曾經(jīng)以自己的樹葉和樹皮挽救了青年鐵木真的性命；日后，當鐵木真成了“成吉思汗”，榆樹被他移植到斡難河畔，又進而隨著古亦古捏克將軍在沒有人煙的荒蠻之地大黑山扎根生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榆樹的歷史與蒙古民族發(fā)展壯大的歷史是高度同步的。榆樹以枝葉和樹皮為人類提供食物、薪柴，又以堅強的毅力鼓舞人類抗爭自然、改造自然。恰如百年榆樹的自述所說，“我們?nèi)倘柝撝?，貧瘠的土地和生硬的山風鍛煉了我們強健的筋骨，鑄造了我們堅韌的性格和不屈的精神?！闭沁@種性格和精神，使得榆樹在沙塵暴中巋然不倒，在罹受火災之后劫后重生，憑借祖?zhèn)鞯念B強生命力迅速抽出新的枝葉。將精力貫注于創(chuàng)作《追殺》的夏林子曾經(jīng)多次在恍惚中看到“那棵巨大的榆樹的影像”出現(xiàn)在墻壁上，甚至“枝葉更加茂盛”。他致力于探尋和恢復的祖輩精神，與榆樹的性格若合符契；而榆樹即使被人從鄉(xiāng)下移栽到城市中仍然能保持堅強的意志品質(zhì)，既足以警醒我們身邊眾多的劉旭東、劉打樁們，又為民族的復興和輝煌的重鑄樹立了一個榜樣。
革命樣板戲《沙家浜》中曾有膾炙人口的唱段《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以樹喻人，詠嘆的是“那青松逢災受難，經(jīng)磨歷劫，傷痕累累，瘢跡重重，更顯得枝如鐵，干如銅，蓬勃旺盛，倔強崢嶸”，彰顯的是“八千里風暴吹不倒，九千個雷霆也難轟”?！段沂且豢糜軜洹分械摹坝軜渚瘛保鼛捉?，又在新的時代有了新的意義?；蛟S我們可以說，在新時代，“要學那大黑山下一老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