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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孩子“石一楓時刻”的到來——談《漂洋過海來送你》
來源:《當代文壇》 | 張生  2024年07月24日09:17

● 摘 要

石一楓的長篇小說《漂洋過海來送你》可稱之為“新京派”小說的代表作。他在這部小說里發(fā)揚了1980年代王朔等人的京派小說對現(xiàn)實的批評精神,同時也展現(xiàn)了一幅生動的世界圖景。小說采用探險小說的敘事手法,情節(jié)展開跌宕起伏。在小說語言上,注意對北京口語的運用,并且融合了富有時代色彩的詞語,形成了獨特的語言風格;在小說人物的塑造上,著力表現(xiàn)出了北京人的豁達與無奈卻又不失深刻的現(xiàn)實的人生態(tài)度;而小說同時也通過人物命運的變遷折射出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歷史的變化與世界的關聯(lián),構建了一幅宏大且生動的世界圖景。

● 關鍵詞

石一楓;新京派;時代精神;地方色彩

對我來說,讀被人稱為“新京派”作家石一楓的新長篇小說《漂洋過海來送你》(2022),就像是展開了一段似曾相識且親切的旅程。因為我已經(jīng)很久沒有讀過像石一楓這樣的北京本地作家寫的小說了,讀這部小說的時候,我總會不時想起過去讀老舍、徐星還有王朔等北京作家的小說中那種“北京感”,這種“北京感”,不僅是小說敘事和人物對話所使用的富有節(jié)奏感的“北京”的“方言”,還有小說里形形色色的只有“北京人”才有的各種“范”。而此前我對北京小說的記憶,還停留在1980-1990年代的“王朔時刻”,因此在讀這本小說的時候,就像小說中借用李宗盛的這首1991年寫成的《漂洋過海來看你》歌中所唱的感覺,我這個上海人也有一種“漂洋過海來看你”的感覺,只不過這個“你”是京派小說或者石一楓的小說而已。

沈從文當年在評價老舍的小說時,曾經(jīng)指出其小說上的特點,那就是“集中了諷刺與詼諧”和“用北京風物作背景”而這也是從老舍開始的所謂“京派”小說的共同特點,時至今天,石一楓的小說同樣也有著這樣的特色。而除此之外,《漂洋過海來送你》這部小說的構思也非常精巧,猶如北京孩子的游戲“翻花繩”一樣讓人眼花繚亂卻“萬變不離其宗”。他以三個人拿錯自己親人和朋友的骨灰為主題,把“骨灰”作為類似希區(qū)柯克的“麥格芬”(MacGuffin),將其轉(zhuǎn)化為敘事的動力,讓小說的主人公那豆從尋找被人誤拿的爺爺?shù)墓腔胰胧?,如同勇于探索的“尋寶奇兵”一般,讓他通過尋找三個人彼此拿錯的父輩、祖輩和朋友的骨灰的來歷,從中國的北京漂洋過海到美國的芝加哥,一路探尋,直至找到爺爺和其他兩個人的骨灰的歸屬,從而把他們一生所經(jīng)歷的歷史“打撈”了出來。而那豆的這個不尋常的“尋找”之旅,也是一次探尋個人以及自己家庭歷史的旅程,同時從中也展現(xiàn)了普通北京人乃至整個國人的人生態(tài)度和存在的狀態(tài),還有國家這半個世紀來所走過的坎坷而復雜的道路,讓人不時產(chǎn)生共鳴。而且,這部小說的敘事巧妙,猶如一部探險小說,情節(jié)展開跌宕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懸念迭出,讓人目不暇接??梢哉f,這是一部堪稱精彩的“京派小說”,當然,也是一部精彩的當代小說。

小說首先是語言的藝術,作者敘事的腔調(diào)決定了小說的基調(diào)。而京派作家最明顯的標志就是小說里使用的“京腔”,那種總是帶有諷刺和自嘲色彩的“貧嘴”或者“俏皮話”,從老舍到徐星,到王朔,無不如此,而這種被沈從文視為“諷刺與詼諧”的語言不僅表現(xiàn)在小說的敘事語言上,也表現(xiàn)在小說人物的對話等方面,也正是這種獨特的“京腔”,使得京派小說具有一種濃烈的生活現(xiàn)場感和一種潑辣的氣息。石一楓在小說里同樣鮮明的表現(xiàn)出了這個特點,在小說中,他使用的主要是第三人稱敘事,但因為他使用了大量的口語,猶如郭德綱的相聲一樣侃侃而談,如同“說書人”講評書般,既游刃有余又高潮迭起,生動活潑且有條不紊,故事也因此得以層層展開,情節(jié)也充滿了吸引力。其次,就是表現(xiàn)在具體的“北京腔”的構成上,同為當代的北京作家,不像王朔在小說敘事語言里以北京話為基礎,有意摻入當時流行的政治語言,石一楓在這部小說里對敘事語言的運用,除了基本的北京話外,還有意地糅合了我們當下這個時代的特殊的“時代性”,也就是新舊雜陳與中西交融的特點,當然也有政治口號和流行話語的植入,但是卻并不是其主要的特色。而新舊雜陳這點最突出的表現(xiàn)則是在小說中對醬油廠退休工人爺爺那年枝的既“古”又“今”,既“雅”又“俗”的語言上。他不僅半開玩笑的叫孫子那豆上班告辭時對他說“跪安吧”,還對自己的死到底應該說“嗝兒了”還是“薨”了好進行斟酌,最后選擇有爵位的大官死亡的術語“薨”了事。而這些似乎古雅的“切口”,卻都是來自這些年來電視里滿屏播放的宮斗劇熏陶。

這么說話也是爺爺?shù)牧晳T。倒不是來源于祖上,而是來源于電視,但正是電視又讓爺爺想起來爺爺?shù)淖嫔稀S心敲磧赡?,電視劇里演的盡是宮里的事兒,不是皇上就是太監(jiān),要不就是幾個娘們兒斗心眼兒,互相打胎,噼里啪啦往下掉孩子??戳四切╇娨晞。瑺敔?shù)脑掞L忽然就復古了,拿腔拿調(diào)了,進而又說起了自己這家人在過去也是有身份的。

這段不無諷刺腔調(diào)的描述充分展現(xiàn)了石一楓的那種“夾槍帶棒”或“莊諧雜陳”的語言特色,同時,這種腔調(diào)也不由得讓人想起前京派作家魯迅對阿Q的刻畫,當然,從這段作者對那豆爺爺那年枝的口頭禪的來歷的“戲說”中還可以看出其嚴肅的一面,猶如一個回音壁一樣給予我們重新認識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的某種無法回避的“時代精神”。因為那年枝的這些“以古為新”的口頭禪,不僅與其是滿族人有關,與其父親曾被光緒帝封為“巴圖魯”有關,也與我們時代彌漫的復古思潮有關,因為語言也是一個時代文化的晴雨表,從這種新舊雜陳之中,也可以看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意識的復歸,而這在1980年代的王朔的小說語言里是沒有的。而石一楓的小說里讓爺爺?shù)热耸褂眠@樣的腔調(diào),在給人幽默之感的同時,卻也不無諷刺之意。但是,也許正因作者在自己鐘愛的“北京腔”里揉進過多的時代內(nèi)容和不同文化的成分,難免使得有的語言顯得“文縐縐”或產(chǎn)生過多的“言外之意”,如那豆父親那三刀罵改制醬油廠的姚廠長的兒子姚表舅是“甫志高”和“工賊”,這讓缺乏或者不了解這兩個名稱及其所產(chǎn)生的時代背景的人多少會感到費解。

其次,小說的不同的語言腔調(diào)后所折射出的是人物的不同的人生態(tài)度。在京腔京調(diào)里,既有著一種生活在北京才有的“過盡千帆皆不是”的從容安定的人生態(tài)度,也有著一種因為見多識廣而寵辱不驚的自我釋懷的精神,還有一種對于生活的游離感和做戲的自我意識。這種姿態(tài),既表現(xiàn)在徐星的小說里滲透的人生的孤獨感和傷感,也有王朔小說里所體現(xiàn)的北京人的純情,尖刻和渾不吝,而在石一楓的這部小說里,最突出的就是主人公“北京孩子”那豆所表現(xiàn)出的那種單純執(zhí)著同時一切又都“心里有數(shù)”的性格特點。這個23歲的酒店服務生在爺爺去世后所表現(xiàn)出來的對爺爺?shù)那楦械墓虉?zhí),不僅讓人感到他對爺爺?shù)纳钋?,也讓人感受到他對人生所持的那種一往情深的態(tài)度,而隨后他為了尋找爺爺?shù)墓腔宜憩F(xiàn)出來的執(zhí)著也讓人感到他的單純甚至執(zhí)拗,也表現(xiàn)出他“脫俗”的一面,而他對自己小時候玩伴的陰晴的愛護更是可見其純情,他到美國后甚至對陰晴留學后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的人生觀都抱著一種理解的態(tài)度,也讓人感到他的寬厚。而且他處變不驚,有著這個時代的人們難得的一種沉穩(wěn)和“見怪不怪”的平靜態(tài)度。因此,他才毫不猶豫地漂洋過海來到芝加哥,去尋找早已來美國留學的陰晴,以最后解開爺爺?shù)南侣渲i。正因為這個性格特點,當他在芝加哥的街頭漫步時,陡然產(chǎn)生了一種把芝城當北京的奇怪的感覺。

怎么就從北京來了這兒呢?他長了二十多年,可是連二環(huán)路都沒怎么出過的呀。但也怪了,來了也不覺得生疏。這還真不是自作多情,從小到大,他早已跟著電視、電影乃至于電子游戲造訪了無數(shù)遍“美國”。和那些光怪陸離,驚心動魄的“美國”相比,此刻這個美國既沒有街頭槍戰(zhàn)更沒有外星人入侵,那就沒什么讓人發(fā)怵的了。因此當那豆從防波堤上轉(zhuǎn)身,穿過湖濱公路走向那片大學時,步態(tài)一如他晃悠在二環(huán)路里的胡同中那樣輕松自如,透著不見外。

而從那豆對芝加哥的“如履平地”不僅可以看出他本人的那種渾不吝的不怕事的性格特點,也可看出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給人帶來的更為開闊的眼界和更少隔閡的心靈。不過,也許石一楓對那豆這個“北京孩子”傾注了比小說里的人物所需要的更多的情感和愛意,所以有時不禁要從敘事人的角色中跳出,不時感慨“北京孩子”是“長不大”的孩子,或者不無遺憾地指出“可見北京孩子是比人家腦子簡單”等,同時對那豆的所作所為進行發(fā)自內(nèi)心的辯解或者贊美,這使得那豆這個人物在這種作者強烈且過剩的情感的驅(qū)使下顯得有點忽冷忽熱。他幼稚起來真讓人以為是個世事不更的北京孩子,如他在爺爺去世后不僅在家里與前來急救爺爺?shù)尼t(yī)生產(chǎn)生沖突,他在殯儀館也一樣撒潑耍賴,而不像是個23歲在賓館從事服務工作的成年人,但當他似乎一夜之間成熟起來后卻又讓人覺得突然變成了玩世不恭的北京大爺,可以在芝加哥如入無人之境,所思所想?yún)s又超越了他的成長背景。這種性格的兩極化難免讓人覺得那豆這個人物有點游移不定。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者對那豆爺爺那年枝的描述卻因存在著一定的距離感和認同的差距而更為成功。作為老一輩北京人,那年枝只是個住在北京胡同里的普通人,但他卻有著老北京人的那種豁達和寬容的精神,他的人生格言也充滿了生活的智慧,這就是他給那豆留下深刻印象的兩句話,“蒙著過,偷著樂”和“都明白,但都不說,都不說,但都明白”。其實,他的這種人生態(tài)度,也正是這百年多來歷盡艱辛的國人的普通又普遍的人生態(tài)度,正因為這種現(xiàn)實的人生態(tài)度,使得那年枝不管經(jīng)歷了多少生活的變幻,都能以一種坦然的態(tài)度面對自己的人生變故和生死大事。當然,這種態(tài)度也是普通人面對國家的滄桑巨變所不得不采取的無奈的態(tài)度,就如小說里那豆發(fā)現(xiàn),爺爺之所以努力把自己安放在“清楚”和“糊涂”之間,既是因為“清楚”,意識到自己作為普通人的渺小,所以“樂于把生活托付給某種宏大的,全能的力量”,又因為“糊涂”,所以一旦確定了某種“托付關系”之后,也就聽天由命了。其實,這也不僅僅是那年枝“活著”的態(tài)度,也是很多人之所以“活著”或是說服自己“活著”的理由。

再次,就是這部小說所表現(xiàn)出來的宏闊的氣象讓人贊嘆??吹贸?,石一楓對此用心頗深,他試圖通過對各種人物的不同經(jīng)歷有意的“外引內(nèi)聯(lián)”來讓其與變動的歷史關聯(lián)起來。他在描述其縱向的命運并借此回顧我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的同時,還想表現(xiàn)出一種橫向的半個世紀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圖景,以從中表現(xiàn)出中國與世界的復雜關系對國人的影響,而這部小說也由此產(chǎn)生了一種氣魄宏大的“全球化”的色彩。如那豆爺爺那年枝作為北新橋醬油廠的老工人,經(jīng)歷了這家企業(yè)解放后由一個咸菜作坊公私合營成為醬油廠,再到改革開放后引進日本技術搖身一變?yōu)椤拔吨亍闭{(diào)料公司,最后又因經(jīng)營不善而改制,可以說折射出了國家這些年來所走過的道路對普通人的影響。而這些影響雖然有好有壞,但對于普通人來說,更多的卻是在大時代的變動之下的無奈和被動的命運。作者借那豆之口評價那年枝的人生觀的背后的奧秘就是因為爺爺意識到了這種宏大力量的無可奈何,意識到了自己的渺小,所以才“揣著清楚裝糊涂”或“揣著糊涂裝清楚”,活在“清楚”和“糊涂”之間,其實這又何嘗不是經(jīng)歷了這些大時代的大家的命運呢。而拿錯骨灰的建筑工人何大梁的工作經(jīng)歷,則又讓人真切地感受到改革開放后中國人又向世界走了多遠。隨著中國建筑公司開始走向海外去開拓事業(yè),何大梁這樣的建筑工人同樣歷盡艱辛,他們從埃及到非洲內(nèi)陸,到東南亞,到中亞的斯坦國家,到阿爾巴尼亞一路修橋筑路,他們雖然是農(nóng)民工,護照卻蓋滿了很多國家的章,其中雖然有著謀生的歡欣,但同樣有著傷痛甚至死亡,這也說明了國人走出國門融入世界的不易。而另一個拿錯骨灰的“北京孩子”黃耶魯?shù)哪棠坍斈陝t是抗美援朝的軍醫(yī),但是其兒子和孫子卻帶著她的骨灰移民到了美國,這當然是對半個多世紀以來中美關系的戲劇化的描述,從抗美援朝時的中美對抗到如今的國人到美國的來去自如,也折射出了這種巨變對于普通人的生活的影響。正是因為有了這些人物身上的歷史積淀作為基礎,使得這部小說產(chǎn)生了一種厚重感,而沒有流于北京人的當下生活的瑣碎而膚淺的描述。此外作者還設置了更多的“草蛇灰線”將中國和世界努力貫穿起來,如那豆的爺爺之所以給他父親取了個“那三刀”的外號,就是因為當年為了援助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阿爾巴尼亞,醬油廠把用來做醬油的原料黃豆調(diào)撥了出去,工廠停工,那豆父親連黃豆也吃不上,不停抱怨,那豆爺爺嫌他每天叨叨咕咕的煩,就給他取了這個外號,而與之相映成趣的是,那豆爺爺為了彌補兒子沒有吃到黃豆的遺憾,后來在那豆出生后經(jīng)常給他吃炒黃豆,而那豆又因為屢屢吃得太多而晚上腹鳴不已,爺爺又給他取了個“豆兒”的外號,所以,他們兩人的名字都與阿爾巴尼亞有關,而且,作者還有意讓建筑工人何大梁把爺爺?shù)墓腔規(guī)У搅税柊湍醽啠纱饲擅畹匕褮v史的變化串聯(lián)了起來。但是,也因為這種宏大的敘事牽扯線索過多,過去今天,北京上海,東北西南,非洲美洲,似乎都在一個無所不在的網(wǎng)絡之中相互作用,而作者似乎也很想借此來“一書打盡”,難免也讓人有頭緒紛繁關聯(lián)過多,以及言不盡意甚至意猶未盡之感。

茅盾曾經(jīng)談到理想的小說不僅要爭取寫出“時代精神”,抓住一個時代的“色彩”或者“空氣”,比如大家共通的“思想”“氣概”和“風俗習慣”等,同時也要力求寫出其“地方色彩”,也即這個地方的“自然背景與社會背景的錯綜相”,或者特殊的“色”和“味”??梢钥闯?,石一楓這部小說一直在努力抓住“時代精神”,對生活在當下這個時代的“北京人”的“思想”“氣概”都作了生動的表現(xiàn),并且通過那豆爺爺那年枝的葬禮對本地的“風俗習慣”也予以“客觀”的“還原”,尤其是對那豆和家人趕赴殯儀館為爺爺送葬時的哀悼過程的全息建構,幾乎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其中,特別是對爺爺在1960年代饑饉時期用黃豆救助過的親戚矮胖老頭“鬧喪”的描寫,就讓人對北京的“風俗習慣”有所了解。但或許是由于石一楓在這部小說里所重點著眼的是對“全球化”的世界圖景進行描述和建構,對人物主要活動的地方北京這座城市的描繪卻多少產(chǎn)生了“燈下黑”的現(xiàn)象,使得這部小說對“北京風物”的刻畫稍顯不足,特別是讓我這樣的對“帝都”風景變幻一直好奇不已的“外省人”感到遺憾,而老舍筆下的“老北京”,王朔文字里的“新北京”都給人一種深刻的時代變遷的印象。當然,小說里也不是沒有對北京特有的地方色彩的“色”和“味”的“錯綜相”的描繪,比如作者在點出那豆上班的酒店時,就予以十分精簡卻有內(nèi)涵豐富筆墨將其勾畫出來:

作為一家歷史悠久的窗口企業(yè),酒店佇立在長安街邊,外表十分恢宏,而其內(nèi)部又分為兩個風格:一棟樓是仿蘇建筑,當你蘇聯(lián)人援建的,另一棟樓是敦敦實實的大方塊兒卻扣了一頂琉璃瓦的綠帽子,這就屬于近些年的審美習慣了。

只是相對而言,石一楓的這部小說里這樣生動的富于地方色彩的風景的建構稍微少了些。也許,這也與北京這么多年來迅速的“國際化”而失去其自身的特色有關。而這也不僅是北京作家在面對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時面臨的境遇,也是其他地方作家面臨的困境?;蛟S,地方色彩在現(xiàn)實中的消失是在小說中消失的真正的原因,可正因此,可能小說里多少保留些地方色彩會變得更加有意義。不過,這也只是我個人的“趣味”或者對于“地方色彩”的偏愛。對于沒有這種癖好的讀者,這部小說還是可以給人一種與眾不同的“京味”。

但是,和別的具有地方色彩的小說相比,比如似乎更具現(xiàn)代和都市精神的“海派小說”相比,京派小說與其最大的不同卻并不是講北京話說北京人,盡管從老舍到王朔,京派小說一直與京腔京調(diào)有關,與別具一格的“北京人”有關,但最主要的還是其一直以特有的對現(xiàn)實生活的毫不回避的深刻的諷刺性有關。而當代的京派小說,自1990年代的“王朔時刻”的高光之后,似乎并無其他北京本土的作家繼承了這種內(nèi)在的精神,近年來,身為北京人的石一楓在這部小說里除了講一口京腔寫一群北京人,還表現(xiàn)出來那種一以貫之的淋漓盡致的對現(xiàn)實生活的關注和諷刺性的特點,因此,或許也可以說,現(xiàn)在的京派小說迎來了另一個有意思的“石一楓時刻”。

記得有人說過:“你可能知道你不知道的,但你卻不知道你知道的?!币苍S,作為這部小說的作者的石一楓也知道他不知道的,可能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而我的這個讀后感,談到的可能是他不知道自己知道的東西吧。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