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驗的根本，就是理想、熱情和為社會做一點事的愿望
當你們用推動八十年代“文化熱”、“國學熱”這樣的描述來肯定中國文化書院在改革開放和我們當代文化中的位置時，我突然覺得有一些細節(jié)應該分享，這種分享的意義也在于鼓勵年輕人認認真真地憑著自己的理想去做一些面向未來的事情，就像我們當年一樣。我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三五個人的努力對于歷史和未來的意義，我們一心只想著要為社會、時代和國家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
3月22日編輯部同仁前往看望樂先生
創(chuàng)辦一個雜志的長久愿望：文化書院的初始動力
創(chuàng)辦一個年輕人能夠發(fā)表文章，能夠談自己思想的刊物，是我和湯一介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五十年代以來就希望做的事情。我們?yōu)槭裁磿@樣想呢？因為那時候沒有什么刊物能發(fā)表青年人的文章，那時候有的主要是數(shù)量不多的正規(guī)《學報》，別的刊物基本沒有。而數(shù)量非常少的學報發(fā)表的基本都是相對來說比較正式和嚴格的論文，這致使一些新的正在形成和討論中的想法很難見刊，同時版面的有限也使得一般人尤其是一些中青年學者的文章很難發(fā)表出來，因而他們的思想也就很難傳達出來，所以我們一直想擁有一個年輕人自己的刊物。五十年代我們就有這種愿望，希望能有一個中青年人自己的刊物，能夠發(fā)表一些自由的思想，我們籌備《當代英雄》這個刊物就是出于這個想法。到了八十年代初，湯一介和我從美國回來以后，我們還是想辦一個中青年人能夠自由發(fā)表觀點的刊物，雖然我們已經不是當年的青年學者了。此時，正好北大哲學系的幾個年輕教師，像李中華、王守常，他們也在籌備類似的事情，他們也有與我們相似的想法，即辦一個刊物。這樣，我們跟他們在一起合計了一下，覺得好像可以一起來組織這個刊物，我們先是想辦一個刊物，后來辦成了一個同仁雜志，叫做《學人》。《學人》在八十年代還是出了不少期的，而且發(fā)表了不少文章。
在這種合作的氛圍中，我們有了成立文化書院的想法。成立這個書院當時也是本著老中青三代相結合的方向去做的，年老一些的同志有梁漱溟、馮友蘭等，他們是主要學術負責人；中年教師有像湯一介和我，年輕的有李中華他們一些哲學系的教師?，F(xiàn)在看起來當時的所有人都還是非常有干勁的，希望在新時期為國家做一點事，希望對社會有所貢獻，而且他們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行動和實踐。結果中國文化書院就這樣辦起來了。
湯一介是個黏合劑
八十年代新時期伊始，大家還都是比較獨立的，基本是各做各的學問，彼此之間有些隔膜，還不太習慣以團體的方式介入學術活動或者學術生活。比如當時學問都非常好的梁漱溟和馮友蘭，他們原來都是不怎么講話的，基本上互不理睬，好多時候的活動有你沒我，有你我就不去了。湯一介非常得意的就是，他把他們團結在一起了，他打通了好多這樣的關系。湯一介就像一個黏合劑，能夠出來跟大家一起想辦法溝通。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起了這樣一個中介的作用，把老中青三代團結在一起。這可能也是為什么湯一介后來任中國文化書院的首任院長的原因之一，他比較會協(xié)調大家的關系?，F(xiàn)在看來，這種團結起來做一些小事情是多么重要啊。這些人他們一起開展了對八十年代中國來說非常重要的文化演講、文化傳播、思想更新、開闊視野的活動，他們一起使得文化活動成為中國的熱潮，引起中國千千萬萬人的回應。而文化在現(xiàn)代中國居于這么重要的位置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為每一次近現(xiàn)代中國的改變和新選擇都與文化和思想的更新有關，由此見可，八十年代中國文化書院的成立不僅僅是一個只關涉一些知識人的活動或事件，它實際上關系著全民和國家的走向和發(fā)展。文化活動打開的是一個對中國未來的期許和想象。
創(chuàng)辦書院雖然如此重要，但現(xiàn)在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候籌備這件事情還是很容易的。我們先有幾個人聚在一起商量說可以這樣試試看，然后幾個老師再向大家談談想法，大家都覺得還可以，然后找了個機會開了個會，這個事情就定下來了。當時有點兒像辦一個讀書班一樣的感覺，很輕松，不是特別正式。就是幾個年輕人在一起合起來想想應該怎么做，應該團結年紀大的先生和中青年一代，而且讓他們真正地溝通起來。這樣我們就私下互相交流了一下覺得需要這么一個團結大家的機構，于是就想了一個名字：文化書院。當時我們也沒有固定的地方商議籌辦事務，基本是各人有各人的家，有教室，有辦公室，在哪一個辦公室或是誰家里開會都可以。
文化書院名字定下來以后，我們并沒有安排固定的課程但有講座。我們辦講座也很簡單，就是租一個教室就可以了，當然那時候不是叫租，叫借，不要錢的。當時一有講座就有很多學生來，也有好多其他感興趣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人來。我覺得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來，有時候甚至到了一座難求的地步，當然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那些主講人都是非常有號召力的，例如梁漱溟、馮友蘭他們都講過，大家很愿意聽他們講些什么；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新時期伊始，大家都對未知充滿了渴望，對未來充滿了期待，而通向未來期待與希望的途徑大家都認為是文化。文化書院一開始辦起來后，國外的學者來得并不多，人家并不知道我們是什么機構，我們這個機構也沒有什么名氣，所以人家也不愿意來。但我們這些主講人好些都是從國外剛回來的，我和老湯那時候都剛從美國回來。我們也開辦了多次講座。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被人請去講一講在國外的情況，但是都非常自由，也不是很正式，而且基本內容都是聊一聊我們在國外的收獲一類的問題，都不是非常深入，后來我們覺得要開展講座還是要講深入的研究和話題。但總體來講，我想說的是，我們當時的組織很自由松散，并不是嚴格的學術機構。
函授班與中國文化書院的民間影響
中國文化書院再發(fā)展，大家就是想把它辦成一個體制外的大學。那時候老湯是骨干，他和李中華他們這些中青年，他們的理想是要辦一個不是體制內的、體制外的大學，辦成一個最好的像哈佛大學一樣的大學，哈佛大學并不是體制內的，但是它辦的非常好。老湯有這個想法，他也請到一些知名教授來參與這個活動，所以那時候他們就組織了文化書院的函授班。函授班從最開始就是面向全國招收業(yè)余的學生的，而且這恐怕是中國第一次收費的函授班，當時好像是收100塊錢的學費。但當時報名的人非常多，大概有一萬二千多人報名，而且都是業(yè)余的，可見當時大家對文化的需求和熱情，這種需求和熱情背后都是對未來的期許、探索和想象。那時候大家都在講文化，講中國文化也講外國文化。那時候民間非常重視文化。另外，你們可能會覺得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后主要是“西學熱”，其實并不是那樣的，我們會有全球的意識和視野在其中，所以所有的文化我們都講。我們叫中國文化書院，但也不是只講中國文化，這里的意思可能是說“中國的”“文化書院”，而這里的文化指古今中外的大文化概念。我們當時的要求也不是太高，雖然講座各種各樣，有難有淺，但是我們的目標就是尋找適合我們自己的文化定位，所以我們的目的并不是宣傳中國文化或者外國文化，而是要提高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
我當時在中文系創(chuàng)辦比較文學學科非常忙，所以在文化書院并沒有做太多的事情，主要都是老湯在那兒做。我記得他們做的最有影響的或者是打出名號來的，就是這個函授班。他們辦了一個民間的中國文化函授學院，通過函授的方式教授學生，即以學生不用跑過來，老師也不用經常跑過去的方式教授學生。函授班基本是一個禮拜出一張報紙，有秩序地按照一定的系統(tǒng)給大家講一些文化課。課程有中國文化，也有外國文化，也有比較文化，那時候我們編了13本教材，每一本都挺厚的。一個禮拜出一張報紙，然后編成教材，這個打得很響，所以報名的有一萬多人。這個函授班也創(chuàng)造了一個我們大家一起學習和交流的機會，因為每個禮拜都要出一張報紙，所以要合作。另外，這個報紙的內容有一部分就是學生他們自己寫的東西或者是老師對學生文章的指導或者是到哪個地方看到了比較有意思的文章摘一小篇給大家看，所以這個報紙辦得很自由，能夠有一定的互動性。我們設計的課程也都是有系統(tǒng)的，非常吸引人，因為都是新的知識，大家過去都沒接觸到的新知識，古今中外有關文化的都有，而且視野也是新的全球的和世界的視野。當時學生有什么問題都可以提出來，寫信也可以，打電話也可以。我們有一個人在固定的一個禮拜的某一天，坐在那里接受大家的訪問、問題和大家希望我們做些什么事。這就是當時的函授班，所以學生他們雖然基本見不著老師，但也是有交流的。
當時的學生是遍布全國各地的，西藏、新疆哪兒都有，這個我印象特別深。后來一直有學生給我寫信，一直到現(xiàn)在都還有。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實踐著文化書院的一些理念和理想。
當時講文化的時候我們是非常突出比較的，第一期學員一萬多人的主題就是比較文化研究，雖然我們的課程并不是像現(xiàn)在那么正規(guī)。我記得我們當時做這件事情的時候還是很有動力的，我們覺得很高興，很喜歡做。當時覺得光是函授沒有見到學生，一次面授都沒有也不好，所以后來就規(guī)定一年有幾次面授機會，跟學生面對面講，可是我們內部開了個會議，大家認為全國各地的學員都集中到北京來上課也不太可能，所以我們就決定出去面授，到全國各地。初期文化書院有二三十人，我們分成幾組，并確定哪一組到什么地方，我那一組去的是湖南、湖北一帶。
每一次我們講課都是百把人，而且我記得那時候面授也沒有固定的教室和空間。你準備去面授，你就得跟當?shù)氐膶W校或相關部門聯(lián)系講課空間。我記得我在湖南講的時候是在岳麓書院，那個書院挺大的，能坐一百多兩百人。反正在哪里講課人都是滿滿當當?shù)摹Ｎ覀冎v課根本不收錢的，沒有課時費，那時候沒有像現(xiàn)在什么都要錢，那時候人家很歡迎我們到他們那里來傳播文化，很高興，所以也會免費給我們安排講課的地方。岳麓書院有個大教室，大的有點兒像廟堂似的那種地方，原來是朱熹在那兒講課的。我在那個地方講弗洛伊德，跟朱熹同在一處講的內容卻相差萬里，覺得很有意思。這就是傳播，文化就是這么傳播的，你能做一點兒什么事就可以做一點兒什么事。
那時候岳麓書院還供給我吃飯住宿的地方，就是在岳麓書院旁邊找個房間住著，也沒有什么旅館，非常簡單，你去了就住下，跟學生一樣的住在那兒。有很多學生讓我很感動，因為好多人只是知道這個消息而已，也沒有什么現(xiàn)代傳媒的工具，就是口頭傳遞，說岳麓書院什么時候要講課，結果就來了很多人，絕無虛席，這讓我當時覺得過來面授這個事情很有價值。
而且當時一切都是新的，都在未知中。做著看，這么不行又那么來，就是這樣的。我之前說了岳麓書院大堂里頭原來是朱熹講和講朱熹的，后來我講的就是弗洛伊德，這兩個東西是完全不相容的，有些矛盾的，在很多地方互相抵觸的，可是就這樣把文化傳播開來了，交流就應該是這么多元化的交流。八十年代的時候大家都非常想聽一點兒新的東西，學生很興奮很激動，他們有很多問題要問。學生有的也沒有地方住，一兩百人來聽兩三天課，基本就住在人家屋檐底下，非常艱苦。來到這里白天聽講，我也不知道他們去哪兒吃飯，那里也沒有什么食堂，就這么艱苦但他們在那兒卻很認真地聽講，很認真地記筆記。上午、下午上課，晚上就可以和老師交流、談談話、互相聯(lián)系，他們可以來找我們，我們也可以看看他們。我特別記得有個學生從相當遠的地方來，背了個背包拿了把南方特有的那種油紙傘，他說南方那邊雨多?？傊矣浀煤退麄冇泻芏嗟慕涣?，他們問了很多問題，態(tài)度也很真誠。
八十年代的時候大家都非常渴望學習，而且都渴望為社會和國家想做點兒事情。我們就是這樣，都是想做點兒事情，希望對社會有一點點貢獻。當時的想法就是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還有一點就是當時那批年輕人特別想學習，特別想充實自己，覺得不應該那么混日子。
全民文化訴求
現(xiàn)在大家根本不會想到這些問題了，都是自己能夠賺點錢，玩的高高興興就可以。我們當時很忙，中國文化書院都是我們的業(yè)余活動，我們團結了李中華、王守常他們這些中青年，逐漸形成了一個小群體，他們除了自己系里的課程幾乎全部時間都擱在這里頭了。文化書院初期用函授的方式來團結大家學文化，后來學校的課程也緊張了，聽的人也沒時間了，后來也沒有再組織太多的活動了，面授組織了幾次也停了。再后來慢慢大家都開始有正規(guī)的路就走正規(guī)的路了，走正規(guī)的學校教育了。那時候除了辦函授大學出教材，我們那時候出了一套13本都是中西比較研究的教材，還出了一套中國神州文化叢書，這套叢書是普及性的，每一本都是很薄很薄的大概五六十頁的書，寫的人有我、湯一介、孟華等，總的名字叫神州文化叢書，出了100多本。從另一方面看，要是沒有改革開放也不可能有文化書院函授、面授、招生和出版。那時候大家都沒有錢，靠著大家出學費才辦成了很多文化事業(yè)：上文化書院一個人交100塊錢，所以我們1萬多人就有100多萬，各種印刷、面授、出教材、出報紙的費用都是靠這些錢。文化也在這些意義上才能廣泛傳播。但當時誰也沒有想自己賺點米，摟點錢，大家都不要錢一起來參與這個事情。
我們當時的理想，就是讓中國沒有錢正規(guī)上學的人有機會接觸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及二者的比較研究，能夠有一個全球的視野，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視野，要不然他們的視野就太狹窄和狹隘了。當時主要還是有這樣一個讓全民接受文化，向全民普及文化的情懷。新時期開始的時候，各個地方都沒有機會使全民拓展文化視野這件事情變得可能，而那個時候如果你自己努力一些，也將會在之后獲得更多傳播文化的能力和機會。所以有這種抱負和胸懷是最重要的，我們那時候就是想為大家做點兒事，我能做的就是給大家講點兒文化知識，傳播中國、外國的文化，希望打開大家的視野不要光看見中國，也要看到外國的進展、歷史、文化。
后來的實踐證明我們的努力是有意義的，你看現(xiàn)在還有人講起來很自豪，他們講起來也很感動，為青春或者中青春的時候能有那么一段如饑似渴地汲取新知的過程而自豪、激動，有種不惘青春的感覺。那時候我們也比較自豪的是不收錢，不圖回報地為社會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為中國出了一份力。我們講外國歷史、中國歷史、全球化的進展，我們擴展了大家的視野。
我與老湯的文化互動
我跟老湯一直就有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事情的愿望，八十年代出國回來以后這種愿望更強了。我是在哈佛大學待了一年，又在伯克利大學待了兩年。湯先生他在哈佛待了一年，伯克利也去了，跟我在一起，沒有專門去講學，后來是紐約大學請他，紐約宗教研究所請他一年，所以后來我們并不在一起，他在紐約，我在伯克利。但是當時的感覺是，不管在不在一起，心中都有一個文化的目標，那就是講中國文化，傳播中國文化。我們在國外也學西方也講中國，也學別人也講自己，而且老湯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優(yōu)勢。他中國知識的基礎比我豐富得多，當時也很受歡迎，在哈佛講，在紐約宗教研究所講。
改革開放40年也是我跟老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我們的事業(yè)主要是在這40年展開的，在這個時代真正做起來的，即用自己的知識和力量為國家服務，當然這個效果也是看得見的。在我和老湯之間他支持我比較多，因為有好多古漢語我不懂。我是學現(xiàn)代文學的，有很多地方講中國文化必須古漢語很精通。那時候我們學過《說文解字》，可我的古漢語基礎還不是很好，這個方面的問題就要請教湯一介。而我會跟他談很多我所吸收的西方的知識、理論和視野。我倆講得最多的還是道家和儒家的不同，我們經常進行討論，我是不太贊成儒家的，因為我覺得儒家對人性太羈束，什么都要規(guī)范、一致、一樣，我比較喜歡自由，而且我比較喜歡道家那種瀟灑、四處云游的人生狀態(tài)。老湯他就不是特別喜歡這種，他說那都是幻想的、做不到的事情，可是我就覺得我可以用我這一生來做。我們常常討論像這樣的一些問題，再就是討論人生的歸宿到底應該是怎樣這些問題。
我也不是那么自覺的探究“自由”這個問題，但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嚴復講的“自由為體，民主為用”，中國的思想不是把民主作為主要的東西，民主是一種手段拿來用的，可是你用它干什么呢？追求自由，追求人個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白杂蔀轶w、民主為用”，嚴復他認為是最主要的中國追求，這跟西方把民主看為一切，民主就是追求的目標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對他這兩句話印象特別深，也覺得自己就是這么做的，我不需要追求太民主的什么東西，選舉、選票什么的，這些我一直是不看中的，但自由是我的靈魂，我一向看中自由思考。嚴復《天演論》寫了這些，我寫的《北大校長和中國文化》一文也特別強調嚴復他講的這個自由精神。我的一個原則就是跟嚴復講的一樣說了就做，你光說讓別人做是不行的。我教書是這樣，教學生也是這樣，帶研究生也是這樣。我對學生也是從來不限制，當然這一點人家對我也頗有非議，覺得太不規(guī)范了，可是我覺得太規(guī)范就沒有學問了。
談點兒對年輕人的期許
我一直強調文學對“人文精神”的承擔。我一直把它延伸為新人文主義，我強調新人文主義，因為我覺得新人文主義就是要讓人的思想和意識、追求的東西不斷地更新，按照人的要求來更新，而不是先聽一個固定的觀念或者是概念再來更新，我覺得按人的當下需要來更新這樣的更新才是自由的。
我覺得思想的自由對我和對青年一代來說都太重要了。這也是我理解的北大精神，不知道你們看過北大的日刊沒有，當時每天出一張的北大報紙?！侗贝笕湛防镱^講到的什么活動、什么通知，那都是讓大家做平民教育；哪天有什么夜班都是為了給平民、工人、周圍的農民補課，甚至于教他們認字，普及文化知識。當時天天都有這樣的活動，這也是北大的傳統(tǒng)，而且也不影響正課，都是利用晚上補習，可是現(xiàn)在沒有什么人這樣做了。我們當時為什么要給他們給年輕的工人農民補習呢？因為我們覺得必須把中國整個人的水平提高了，中國才有希望，要不然老是幾個知識分子在那兒能做點兒什么呢？光是你一個人好或者光是幾個人好沒什么用呢！所以我們要盡量幫助別人也好起來，我們當時其實就是這么一個簡單的思想，也沒有什么太復雜的，這樣我們的想法跟共產黨的思想也非常合拍，所以我那時候一到北京48年就入黨了。我永遠不會忘記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時我的自尊自強自豪感，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再也不受人欺負了，而這對遭受了半個多世紀苦難的中國來說非常不容易。
重新回到學校后，我也經歷了一個不容易的過程才重新站上講臺。回北大以后人家沒有直接讓我教書，回來以后我都是做的抄抄寫寫、刻蠟板的工作，要印講義，刻在蠟紙上油印，都是人家寫好了我去刻了給人家發(fā)，人家講古詩我給人家找各種各樣的注釋，幫助人家做成講義。
后來中文系招了一批留學生，我在農村放豬的時候拿那么小的英語字典一邊做活一邊看看，因而有些基礎。雖然我英語說的不是很好，但是有很多詞匯量，所以可以跟留學生講幾句交流，這樣就讓我去管留學生，當時誰都不愿意管留學生，因為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工作，你話講錯了，人家給你反映一句你就會遭殃，非?？膳拢源蠹叶疾辉敢庾?，中文系沒人可找了就找了我。我因此英語被提高了，而且認識了很多國外的留學生。之后這些年輕的留學生回到自己國家有的成了很有名的學者。舒衡哲就是其中一個，我跟她很要好，后來推薦我去哈佛的好像就是她。
我從國外回到北大中文系后，就想建立一個中國的學術團體，像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一樣，有自己的理論，有自己的主張，而且有自己的實踐。我們要沿著這個路走可以很好，我們自己有我們的理論，有我們的創(chuàng)造，找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五六個、六七個人在那兒研究一些理論，發(fā)揮一些中國的思想，我回國以后就是想那么做，所以我們就成立了比較文學研究所?？傊?，我們從來都沒有唯西方論，也沒有盲目自大，就是希望走比較的道路來清晰地看清楚我們自己和他人。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后很多西方的理論都涌進來了，但我們接觸的時候其實還是非常注重中國文化這個方面的，我們一直在想我拿它來做什么，是要用它來解決哪個問題，解釋哪個問題。
對于現(xiàn)在的文化氛圍，我非常憂慮，我覺得大家不要崇拜什么明星，不要成天去打游戲，這些把整個中國一代都給毀了，我覺得這非?？膳碌摹，F(xiàn)在好多年輕人都想什么呢？好一點兒的想出去旅游還可以長知識，差一點兒的一天什么都不想渾渾噩噩的過日子，成天玩游戲，看電腦、電視，而不去想今天活一天我干了些什么。我覺得這個很可怕，生命都消耗掉了。我特別希望這種氛圍能有所改進，可這不是一個人所能做到的，我也不知道該怎么才能讓大家追求的東西、喜歡的東西變得更好一點兒。前幾年有國外的學生帶著他們的孩子來看我，那些孩子也沒有理想，也沒有想要做什么的愿望，也都是糊里糊涂的。我希望年輕人不要只想吃吃喝喝，不要只顧好吃的、好玩的、旅游而沒有什么太多別的追求。當然對精神上的追求我也不能說他們都沒有，但是大部分人是真的沒有?；叵胛覀儺斈辏矣X得其實現(xiàn)在的中青年真的可以一起努力做些事情來改變現(xiàn)狀，就像我們當年一樣，三五人一起做一些對社會民族的理想有意義的事情。改革開放這40年應該更好地開花結果，特別是在思想意識上，我們今天回首它，期待的是擁有一些面向未來的力量和經驗。而這個經驗的根本就是理想、熱情和為社會做一點兒事情的愿望。
（本文系由樂黛云教授口述，中國社科院張錦副編審記錄整理。原標題為《理想、熱情與全民文化訴求：憶中國文化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