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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曾壽與中國近現(xiàn)代圍棋史上的“遺民時刻”
來源:澎湃新聞 | 堯育飛  2024年08月05日08:36

陳曾壽(1878—1949),字仁先,自號耐寂、復(fù)志、焦庵、蒼虬等,湖北蘄水(今浠水)巴河人。著有《蒼虬閣詩集》《蒼虬閣詩續(xù)集》《舊月簃詞》等,編有《舊月簃詞選》等,詩詞成就為世所稱。鮮為人知的是,陳曾壽也是近現(xiàn)代中國圍棋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其存世數(shù)十萬字日記可作見證。

今存陳曾壽日記始于宣統(tǒng)元年(1909),止于1947年,中間頗有缺失,并不足以覆蓋及映射陳曾壽的一生。但在這些斷續(xù)的日記中,圍棋是極為重要的主題。陳曾壽日記直接記載圍棋事166次,其中以“圍棋”標識156次,以“弈”代稱10次?!皣濉弊鳛槿沼浿休^為活躍的詞匯,凸顯了陳曾壽對圍棋的熱愛。當他把這種熱愛和游藝書寫在日記中,圍棋就成為值得探尋的話題。無論是與他下圍棋的人,還是圍棋的勝負關(guān)系,他下圍棋所處的境遇,以及他戒斷以后重新下棋的經(jīng)歷,陳曾壽都在日記反復(fù)書寫。日記中這些有關(guān)圍棋的記載,看起來單調(diào)重復(fù),類似個體的圍棋記錄本,但陳曾壽每一次下圍棋所處的境地并非一致,這些棋事流水賬因而別具意義。盡管陳曾壽曾將圍棋視作消磨時間的可怕玩意兒,但他也十分享受圍棋帶來的歡樂和放松。陳曾壽并非像曾國藩那樣以嚴格的理學(xué)教條不斷和下圍棋的欲念作斗爭,但他確有幾年時間戒斷下棋。戰(zhàn)亂及局勢的惡化,對陳曾壽的生活造成嚴酷的影響,一并讓他不斷拋棄生活里的種種愛好,而距離生計最遠的圍棋率先被拋棄,無疑令他感到難過。可以說,陳曾壽的圍棋活動,展示了一位清朝子民從清末至民國年間的游藝生涯,揭示出一批以圍棋為娛樂,以圍棋為遺民身份界定的遺民棋士的生活面相,是中國近現(xiàn)代圍棋史上“遺民時刻”的重要注腳。

陳曾壽

陳曾壽著,堯育飛整理,《陳曾壽日記》,鳳凰出版社,2023年

一、1909年前后的京師棋會

進士出身的陳曾壽早年在湖北受張之洞、梁鼎芬等人影響,頗有志于新學(xué)及經(jīng)世。但他本質(zhì)上是一個對各類藝術(shù)有濃厚興趣,且均有天賦的傳統(tǒng)文人。他的藝術(shù)家的心靈使他每每不能安于案牘,詩歌之外,陳曾壽填詞、繪畫,下圍棋,不斷探索游藝的邊界,且均有令人矚目的建樹。在陳曾壽的各類游藝興趣中,最為純粹的要數(shù)圍棋,因其他游藝活動最終都能與生計扯上關(guān)聯(lián),而惟有圍棋,陳曾壽終其一生都只當它是消遣的游戲。

沒有圍棋,陳曾壽的業(yè)余生活將大為減色。從現(xiàn)存日記看,至少在1909年,圍棋已成為陳曾壽業(yè)余生活的絕對主角。當陳曾壽1909年任學(xué)部主事時,已積極參與棋社活動。1909年,北京天氣極寒,為室內(nèi)活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陳曾壽與一群湖北同鄉(xiāng)作圍棋之游。此時的圍棋活動,常出現(xiàn)在晚上。在白天公事完成之后,陳曾壽及其友人頻繁聚會。倘是中秋賞月之后,更要圍棋數(shù)局,這是1909年9月28日日記所記。

由于陳曾壽煙癮頗大,夜間的圍棋活動,對他的體能往往構(gòu)成挑戰(zhàn)。1909年10月11日日記即云:“晚過治薌處,與裕齋、子安圍棋數(shù)局,神智甚昏。”日記所載傅岳棻(1878-1951,治薌)、徐思允(1876-1950,裕齋、苕雪)、楊熊祥(1883-1951,子安、祗庵)在廣義上均屬湖北人,都是陳曾壽密友,也是近代湖北圍棋運動的重要推動者。陳曾壽曾有意與這種頻密的圍棋生活作切割,很遺憾沒有成功。在清帝國的末世,陳曾壽雖在中央為官,且在清末新政元勛張之洞麾下,但張之洞已是垂暮之年,且不久便去世,于是陳曾壽及其身邊有理想的青年官員在京城也無所事事,其中相當一部分失意者加入各類圍棋社團。如在為徐仁鏡(1880-?)補祝四十歲生日的活動中,陳曾壽約請一幫朋友慶祝,也以圍棋消磨時光。

在陳曾壽日記所載一系列京師圍棋活動中,徐思允的名字頻繁出現(xiàn),足見其為陳曾壽圍棋交游中的一個關(guān)鍵人物。徐思允,字裕齋,號苕雪,世代行醫(yī),曾入張之洞幕府,1931年后任溥儀“御醫(yī)”,與陳曾壽弟弟陳曾則(1882-1958,寥志、微明)同為太極拳宗師楊澄甫(1883-1936)門下弟子(王振良《徐春羽家世生平初探》)。日記常載徐思允至陳曾壽處下圍棋。此外,他們還廣泛參與大理寺正卿定成(字鎮(zhèn)平)經(jīng)常組織的棋會。如1909年11月7日日記云:“裕齋赴定鎮(zhèn)平大理棋會?!?又如1909年11月21日日記云:“同和居棋會?!鼻寮灸┦溃熓看蠓驘o所用心,各類棋會活動十分頻繁,而陳曾壽也是其中的積極分子。

以棋力而言,陳曾壽并非徐思允對手,兩人對陣,陳曾壽常以敗局收場。如1910年2月16日日記云,“到署。同裕齋圍棋二局,皆負。”他與徐思允在工作時間下圍棋,居家后圍棋,與朋友聚會主要活動也仍是圍棋。如1910年2月21日日記云:“治薌約萬福居早飯,歸與裕齋圍棋二局?!眹逡殉申愒鴫劬熑粘I罱^對的中心。自然,這一時期陳曾壽也積極編纂《國民必讀》等學(xué)部指定教材,但那只是規(guī)定性的工作。在閑暇時分,這位青年京官沉湎于圍棋。

徐思允與陳曾壽此期圍棋興趣相投,尋著機會,便要找陳曾壽下圍棋。許多時候,徐思允來閑談,目的也在下圍棋。如1911年2月20日日記云,“裕齋來談,圍棋二局。”1911年3月12日日記云,“星期,未出門。裕齋來談詩,圍棋二局。”而在徐思允不來的日子里,陳曾壽很少提及圍棋。由此可見,徐思允對圍棋興趣之濃厚,而陳曾壽的圍棋活動,或有相當部分為徐思允所推動。徐思允與陳曾壽等人均屬湖北文人群體,這一群體在京師的圍棋活動,也構(gòu)成晚清鄂人圍棋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浠水陳氏家族的圍棋活動

在公共性的圍棋活動之外,陳曾壽家中也經(jīng)常組織私人的圍棋活動。這種家庭圍棋聚會是作為消遣閑暇時間的面目而出現(xiàn),如1909年11月28日,陳曾壽在家圍棋,因這天是禮拜天。家庭圍棋活動的存在,需要大家族及較多文雅人士方能支撐,而陳曾壽兄弟數(shù)人年齡相差較小,且均工文藝,關(guān)系親密,故陳曾壽日記常常記載兄弟之間在家弈棋。如1910年2月12日日記云,“與農(nóng)先圍棋三局”。這是與其六弟陳曾疇(字農(nóng)先,1890-1956)下圍棋。1910年5月10日,“傍晚歸,與強志圍棋一局?!边@又是與其三弟陳曾矩(1884-1943,強志)下圍棋。陳氏兄弟均好圍棋,而他們又多將其記載于日記中。由此,這些與圍棋有關(guān)的記載,成為管窺近現(xiàn)代中國大家族圍棋活動的絕佳微觀材料。

圍棋在陳曾壽家族中,成為公共的溝通之物,有時還被用作兄弟之間賭賽的衡器。1911年2月5日,立春,陳曾壽一家人在漢口聚餐,其樂融融?!案赣H命開廿年陳酒一罈,家中聚飲,祖母飲兩小杯,父親飲約一斤,母親飲約半斤,寥志、強志、農(nóng)先各六七碗,二弟婦、三弟婦亦盡一壺。予飲約三碗,已有醺然之意。嬸母未飲,遂留一壺以俟明日。此樂永不能忘也。酒罷,強志與農(nóng)先皆不認醉,遂以圍棋驗被酒之淺深,強志連負二局。”在這場類似《儒林外史》中杜少卿與韋四太爺會飲的歡聚宴席上,陳曾壽一家人大多喝得醉醺醺。醉后的陳曾壽等人已自認醉了,而陳曾矩、陳曾疇則拒不承認自己醉了。于是,高強度的智力游戲——圍棋就成為他們打賭是否醉了的憑據(jù),結(jié)果陳曾矩連輸兩局??梢姡瑖遄鳛殛愂霞易鍍?nèi)部公認的游藝活動,有時還能發(fā)揮游戲與賭賽的作用。

辛亥鼎革以后,陳曾壽舉家遷徙上海,今存1913年間陳氏日記,多載兄弟間下圍棋事,而陳曾壽對圍棋的興趣大大增加,日記中更增添對圍棋勝負關(guān)系及勝負手的仔細記錄。如1月14日日記云:“與農(nóng)先圍棋一局,勝十八子?!?月15日日記云:“林貽書來,與農(nóng)先圍棋一局。余與絜先圍棋二局,一勝廿一子,一勝子半。”1月16日日記云:“與絜先圍棋一局,負七子?!边@一年開始,陳曾壽日記載圍棋事,不僅在意勝負關(guān)系,更在意輸贏的具體子目。陳曾壽圍棋興趣的增加,緣于辛亥革命之后,他結(jié)束了在北京的宦海生活,移居上海,以遺民身份自持,對時局深感失望,遂自隱于游藝活動。而一貫的圍棋活動,遂成為陳曾壽首選的活動。這一時期,陳氏家族內(nèi)部圍棋活動不斷。遺憾的是,陳曾壽此期日記殘缺不全,好在,現(xiàn)存其弟陳曾矩1913年正月至1914年六月間稿本日記,筆者整理后,將其中下圍棋有關(guān)材料輯錄如下,可見陳氏家族內(nèi)部的圍棋活動興趣之濃:

稿本《陳曾矩日記》之1913年正月二十六日,載陳曾矩與其兄陳曾壽對弈事

1913年正月十七日。與農(nóng)先對弈一局,予負半子。

正月二十六日。同大兄對弈一局,勝四子半。

二月初四日。同楊祗庵對弈一局,勝十七子半。”

二月十一日。與大兄對弈一局,負四子半。

二月十二日。改譯本千一百字。同農(nóng)先、元孫、祗庵往文明雅集看棋。祗庵請至聚昌館吃飯。

二月十三日。往周家,歸途同大兄至文明雅集看棋。同徐筱雪對弈一局,負四子半。大兄同筱云對弈,亦負一子半。

二月十四日。同(大、二)兄、農(nóng)(旁:詢)先、祗庵至文明雅集,余同羅瑞春對弈一局,勝十三子。大兄同徐筱云對弈,勝十六子。農(nóng)先同瑞春對弈,負二十九子。

二月十五日。同農(nóng)先、詢先往文明雅集看棋。

十二月初八日。祗庵來,對弈一局。

1914年閏五月十九日。同大兄圍棋一局。(稿本《陳曾矩日記》)

由此可見,在上海期間,陳氏家族內(nèi)部下圍棋活動之頻密。陳曾矩以理學(xué)家自持,著有《倫書》等,青年時期也不能忘情于圍棋,其日記正可從側(cè)面補充此期陳曾壽棋事之闕。

1923年,陳曾壽挈家遷徙杭州,寓居西湖邊上,圍棋活動日趨減少,存世日記所見圍棋事僅三例。為1923年1月9日日記云,“松山約早飯。與泰生圍棋一局。君亮約晚飯,與泰生圍棋一局?!?924年1月10日日記云,“與泰生圍棋一局?!笨梢娖淙粘V泵?。此后有相當一段時間,陳曾壽日記佚失。讀者再次通過陳曾壽日記中看到他下圍棋,須待到1932年了。殘存在《局中局外人記》的陳曾壽1932年3月7日日記,記載陳曾壽追隨溥儀趕完關(guān)外事,時在長春。這天日記云:“八鐘起,同公雨、君羽、工藤食日本炮牛肉,甚佳。與工藤、君適圍棋?!眹鍎儇撊绾?,陳曾壽未記,恰其女婿周君適(1903-1989)日記有記載。周君適同一天日記云:“早餐食日本炒牛肉,甚美。與赤板棋一局,與岳父棋一局,皆勝。”可見“偽滿洲國”草創(chuàng)時期,中日雙方頗以圍棋為接觸媒介,營造家庭般的交流氛圍。

陳曾壽家族的圍棋活動,隨著時代變遷而賦予不同的傳承意義。當他1947年遷居上海,依靠弟弟陳微明居住于永嘉路上后,時常往來的蔡子玉、陳病樹等人,與之見面后往往相對沉默,只是對弈。這一時期,圍棋成為他們面對時局無言的游戲。而陳曾壽女婿周君適則將陳家的圍棋傳統(tǒng)帶到成都,周君適在建國后的成都圍棋圈享有“慢棋周”的雅好,其子周孝棠(在陳曾壽日記中作“小棠”)在1964年全國圍棋錦標賽上戰(zhàn)勝日后被稱為湖北圍棋名宿的邵福棠(1926-2014),培養(yǎng)了號稱全國第一個女子圍棋冠軍孔祥明。

三、長春棋事:吳清源及其他

1932年,末代皇帝為日本人所蠱惑及裹挾,由天津至長春,建立“偽滿洲國”,舊日的清遺民群體隨之分化。陳曾壽等人雖不滿于日本人的控制,卻因忠于舊主之念,而扈從溥儀至關(guān)外。在長春之后,軍政大權(quán)事實上操之于日本人之手,陳曾壽等人不過作為侍從之臣,陪侍溥儀左右。故而,陳曾壽雖名為內(nèi)廷局局長等,實際上任事頗簡,這為他的圍棋活動預(yù)留了充足的時間。

當陳曾壽與徐思允相繼追隨溥儀抵達長春以后,舊日情意外加新的同僚關(guān)系,使兩人走得更近,日記所載兩人圍棋活動至此頻繁出現(xiàn)。如1932年6月21日日記云,“三鐘回寓。唐士行來,與裕齋圍棋一局,勝半子。與農(nóng)先圍棋一局,輸廿子,談至一鐘半睡?!毙焖荚时M管好圍棋,但棋力似已不敵陳曾壽。而與弟弟陳曾疇對戰(zhàn),陳曾壽則輸了20子。可見,圍棋在陳曾壽而言并不以勝負為措意,往往只用以休閑放松,故勝負差異較大。

長春時期,陳曾壽公務(wù)較為閑暇,而心情頗為郁悶,于是日常下圍棋的次數(shù)與日俱增。如1932年6月24日日記云,“與裕齋圍棋,勝二局?!?月27日日記載,“與識先圍棋一局,勝。”陳曾壽不僅與徐思允繼續(xù)下圍棋,也與其兄弟陳曾杰(1895-1950后,字識先)等下圍棋。這一時期,陳曾壽的圍棋活動主要發(fā)生在家中。如1932年7月6日日記云,“與苕雪、農(nóng)先、識先各圍棋一局,皆勝。苕雪之如夫人來,遂移居他所。夜譚之樂少一人矣!”可見,陳家是長春圍棋活動的重要據(jù)點,家中即有數(shù)名圍棋愛好者,徐思允住在他家,而弟弟陳曾疇、陳曾杰等均能下圍棋。此外“仲業(yè)”等人也加入其中,如1932年8月17日日記云,“苕雪與仲業(yè)圍棋一局?!敝劣谒麄儗牡膭儇撽P(guān)系,往往陳曾壽勝得多,有時徐思允也能勝幾局。這一系列發(fā)生在陳曾壽家中的圍棋活動,雖未立棋會之名,實有棋會之實。

隨著1934年吳清源(1914-2014)的來訪,圍繞在溥儀身邊各類人馬,對圍棋的興趣更是極具提升,長春城內(nèi)一時圍棋氛圍十分濃厚。吳清源曾在回憶錄中提及這次長春之行,一共下了三天圍棋。他曾與日本棋手木谷實(1909-1975)在溥儀面前下圍棋,最終吳清源獲勝。吳清源也曾讓五子,與徐思允圍棋。溥儀喜歡看他“吃子”,但吳清源并未吃掉許多(《吳清源回憶錄》)。吳清源這段回憶,在陳曾壽日記中有明確印證,且可匡吳清源回憶之疏失。陳曾壽1934年7月12日日記云:“蘇堪約陪吳清源、木谷在交通銀行晚飲,予與木谷圍棋一局,受五子,負八子半。裕齋與清源對局,亦受五子?!标愒鴫叟c日本人木谷下棋,受五子,最終負八子半,而徐思允與吳清源下棋,也受五子。由此可見,陳曾壽等人起初頗為托大,竟敢讓五子對戰(zhàn),而最終不敵,則表明這些老輩圍棋選手與中日圍棋新勢力存在較大差距?;蛘捎谶@樣的緣故,在吳清源來長春的日子里,陳曾壽至少陪伴了四天。上述一天之外,另有三天日記記載這段圍棋往事。茲抄錄如下:

7月14日。滿人約一團體歡迎木谷、吳清源二人,借交通銀行客廳,到者三十馀人,設(shè)席三桌。中島與清源對局,受二子,中島負三子。萬某與木谷一局,又與清源一局,自鄶以下無足觀矣。傍晚又大雨,水患已成,可慮之至。晨間,清源、木谷恭謁皇上,即命兩人對弈,未終局而罷,約明日再繼續(xù)也。

7月15日。清源、木谷于御前繼續(xù)昨日一局,清源勝六子。兩日皆命曾壽旁觀。

7月16日。上命徐思允及曾壽與清源、木谷對弈,壽負七子,思允負九子半。

歡迎吳清源和木谷實的宴會于7月14日在交通銀行客廳舉行,吳清源與中島、萬某對弈。此外尚有多場圍棋活動,不過水平不足觀。而這天早晨,吳清源和木谷實在溥儀面前對弈,棋未終局,次日繼續(xù),吳清源勝。陳曾壽全程旁觀,皆因溥儀之命。等到7月16日,徐思允和陳曾壽分別對陣吳清源和木谷實,兩人均告負。從中不難發(fā)現(xiàn),“偽滿洲國”的圍棋之風(fēng)與溥儀對圍棋運動的熱愛極有關(guān)系。圍棋作為中日文人和民間喜愛的運動,成為溝通調(diào)和“偽滿洲國”與日本關(guān)系的潤滑劑。吳清源與木谷的聯(lián)袂來訪,或有這層政治動因。

應(yīng)該說,吳清源及一些日本棋手的到來,攪活了“偽滿洲國”一干文人的圍棋熱情。此后一段時期,陳曾壽頻繁與朋友對弈,如1932年8月5日日記云,“星期,不到處。子玉、治薌、仲業(yè)、希顏來圍棋?!北M管未立名目,他們的活動可能具有棋會的性質(zhì)。1932年8月12日日記云,“星期。不到處。約中島與仲業(yè)圍棋。中島持白子,仲業(yè)負一目,前半已勝矣,收官子時偶誤一字,損失甚大,殊為可惜?!薄皞螡M洲國”特殊的性質(zhì),無形中促進中日文人交流,在筆談之外,圍棋成為這些共事官僚之間經(jīng)常性的閑暇娛樂活動。盡管大多數(shù)圍棋活動安排在星期天,但在宮廷侍衛(wèi)處輪值期間,陳曾壽友人仍有來下圍棋者。如8月18日,“到處。……子玉、希顏來圍棋?!边@一時期,陳曾壽及其周邊的圍棋群體下棋比較瘋狂,如陳氏12月8日日記云,“治薌、子玉、希顏圍棋,天曉乃散?!笨梢娨咽峭ㄏ聡辶?。這一時期陳曾壽周圍的圍棋群體包括蔡子玉(1882-1961后)、希顏、傅岳棻(治薌)、小松、仲業(yè)等。這些人在“偽滿洲國”及淪陷區(qū),均被推為圍棋名手,如1944年7月間《新民報》發(fā)表《主辦稷園圍棋大會》一文提及:“本報為提倡中日特有文化,發(fā)揭東方奕術(shù),以為文人高尚娛樂起見,特在稷園一味廬舉辦“稷園圍棋大會”,由奕界名家傅治薌、夏蔚如、張執(zhí)中、金東年、丁國九、蔡子玉、吳秀川、文實權(quán)、王無厓、王二飛諸氏襄贊,其圍棋國手崔云趾、金亞賢、雷葆中、邵繼廉,名手伊耀卿、陳繩武、關(guān)俊臣、袁兆驥諸氏亦均參加準備?!庇纱丝梢?,陳曾壽所相與的棋友并非浪得虛名。

由于溥儀對圍棋的熱愛,由于圍棋在溝通緩和“偽滿洲國”群從官僚與日本官員之間的作用,這一時期長春的圍棋活動甚盛,而陳曾壽日記成為這段現(xiàn)代棋壇畸形歷史的見證。

四、兩次圍棋戒斷:1935-1937/1944-1946

“偽滿洲國”受制于日本人,而內(nèi)部群臣爭斗不已,在小朝廷不受待見的陳曾壽百無聊賴,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以詩文自娛,甚至連圍棋也棄絕。自1935年開始,陳曾壽有兩年時間不下棋。其1937年7月1日日記云,“與苕雪圍棋一局。有兩年未下棋矣。”此前數(shù)日,陳曾壽被罷免內(nèi)廷局局長,而改任宮內(nèi)府顧問官,同仁紛紛前來安慰,而陳曾壽雖在日記聲稱不以為意,但從這天開始,他陸續(xù)恢復(fù)了下棋活動。當然,此前兩年,陳曾壽雖不下圍棋,觀棋卻偶爾為之。如1937年5月24日日記云,“劉鯉門約觀棋,日人井上五段與吳逖生對局,授二子?!弊运謴?fù)下棋開始,這一年七八月間,與陳曾壽下圍棋者均為徐思允,共計六次。

至1938年,與陳曾壽下圍棋者除徐思允外,還包括其弟陳曾疇、女婿周君適等,均是與陳曾壽關(guān)系極密者。此期日記多載勝負手,但每次下圍棋多只一局,兩局以上的很少。偶有例外,如1938年9月28日日記云,“仲業(yè)、苕雪來。與農(nóng)先、君適圍棋竟日,余亦與仲業(yè)一局(負九子),苕雪一局(勝七子),雖較抹牌略勝,亦可謂孤負時光者矣?!币蜻@一天是中秋佳節(jié),陳曾壽幾人下圍棋度日,而他雖覺較打牌為好,但終是辜負光陰。由于此前很長一段時間沒下圍棋,陳曾壽的棋力愈發(fā)不穩(wěn)定,如1938年10月9日日記云,“與強志圍棋一局(負十六子)?!?938年10月13日日記載,“與強志圍棋二局(勝二十子,負一子半)?!鼻艾F(xiàn)代圍棋往往表現(xiàn)為大規(guī)模對殺,吃子較多,勝負面較大,而陳曾壽盡管曾與日本棋手對弈,但仍沿襲中國傳統(tǒng)圍棋座子布局,未能嘗試創(chuàng)新。

自1937年恢復(fù)圍棋活動以后,陳曾壽下圍棋頻次反彈式增加。至1938年,這些頻繁的圍棋活動甚至催生了賭賽活動。此期,陳曾壽等人以圍棋為媒介,開展會餐活動。1938年11月13日日記云,“苕雪來。強志、農(nóng)先、君適約圍棋,每一局負者輸五角,集成數(shù)元則小飲食,今晚即履行此約也。秩安、治薌、奎一來看竹。”由于他們以五角錢為一局的賭注,作為集資飲食的本錢,故陳曾壽此后對圍棋的勝負關(guān)系記載得更為詳細。此后數(shù)月時間,陳曾壽幾于每日晚間均下圍棋。不過,陳曾壽對圍棋的熱情始終不如徐思允。如1939年10月21日重陽節(jié)這天,陳曾壽“約仲業(yè)、地山姻丈、愔仲說餅。苕雪以有棋會不到?!边@表明在與陳曾壽的圍棋之外,徐思允另有其他棋會活動,而陳曾壽在重陽節(jié)這天倒更愿意閑聊過節(jié)。

1939年底,陳曾壽回到北京,圍棋活動與從前相比,局面又是一變。他仍與徐思允、陳曾矩等人圍棋,如1940年3月22日日記云,“苕雪來,圍棋一局,勝一子半。與強志一局,負一子半?!贝饲爸档藐P(guān)注的是,他對中日圍棋的關(guān)注更甚,如1940年4月30日,陳曾壽因友人閑談,注意到中日圍棋勢力的消長,日記云:“勉甫、季馥來夜談。吳心源與關(guān)山利一局,著著出人意表,日本之棋實較中國以前國手為進步,今皆敗于心源之手,可謂天才矣?!彼麑τ趨乔逶吹钠逅嚕惺愕男蕾p,也為作為中國人的吳清源而自豪。

此后直至1944年,陳曾壽仍時常下圍棋,但在1944年至1946年的兩年間,陳曾壽又戒棋了。1946年5月12日日記云:“與子玉圍棋一局。兩年未著棋,幾于全忘矣?!贝舜侮愒鴫劢鋽鄧宓脑虿坏枚陕晕⑼茰y的是,在這兩年間,陳曾壽因大家族聚居北京,維持生計十分吃力。他大量的時間均花費在作畫寫字,以便鬻賣而維持家庭開銷。由此,圍棋這種享受和消遣的游藝活動,自然要被陳曾壽無奈地拋棄。

五、作為記憶場所的棋會活動

自1913年寓居上海起,陳曾壽與圍棋名家林開謩(字貽書,1863-1937)建立密切關(guān)系。前述1913年1月15日日記記載林開謩曾到他家與陳曾疇圍棋,陳曾壽全程旁觀。時局和居住環(huán)境的變化,也使陳曾壽有更多時間參與各類棋會活動。1913年1月25日日記云:“胡蘄老約觀弈并晚飯,有林貽書及其弟四子□□,年甫十五,又有顧姓者年二十,與之對弈,顧勝,均后起之秀。尚有尹耀卿、姜鳴皋、王□□三人,皆上海棋會中之翹楚。吳樂山、喜孫、趙玉甫均作古人,回憶京華棋會之勝,不禁凄然。今日之老輩僅貽書一人。貽書為保全舊日名譽,不輕與人對局矣?!标愒鴫鬯d民國初年上海棋會盛況,包括胡聘之(字蘄生,1840-1913)、林開謩、林開謩第四子林是夔(1898-1935),尹耀卿生平不詳,而姜汝謨(字鳴皋)為長沙余金詔弟子,與林開謩等為師兄弟(陳伉編《圍棋文化史料大全》,書海出版社,2015年,第214頁)。據(jù)陳曾壽日記所載,這些人均是彼時上海棋會活動的翹楚人物。

在此,圍棋及其相關(guān)活動,構(gòu)成陳曾壽的“記憶場所”。在這一記憶場所中,陳曾壽與棋友一道切磋棋藝,閑談,交流。這種游藝活動所構(gòu)建的友誼關(guān)系及其行為模式,成為陳曾壽人生情感與記憶的重要聯(lián)結(jié),進而組成這些文人群體相對穩(wěn)固的關(guān)系,形成一種看似模糊然而內(nèi)核明確的身份認同。誠如皮埃爾·諾拉在《在記憶與歷史之間:記憶場所》所言:“一切記憶的場所都分屬于兩個領(lǐng)域,這是它們妙趣橫生之處,但也是它們復(fù)雜難解之處:它們既單純素樸,又繁雜曖昧;既自然天成,又巧于人工;既直接訴諸最感性的經(jīng)驗,而與此同時,又屬于最抽象的制作。”(劉波、胡博喬選編《法國文化記憶場》,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年,15頁)。有關(guān)陳曾壽在上海參加棋會,進而回憶起北京的棋會及友誼,顯示經(jīng)常性舉辦的棋會活動,對文人之間加強棋類交游及鞏固人際關(guān)系,起到積極促進作用。

這種因圍棋而觸發(fā)的對往昔和友誼的緬懷,不止發(fā)生在陳曾壽身上。多年以后,陳曾壽親密的朋友許寶蘅(1875-1961)在許多次圍棋活動中,仍然會想起陳曾壽召集的棋會活動。許寶蘅《巢云簃日記》1913年四月初六日云:“約黃謹堂、王佑臣、林胥生、林笠士、錢小修與瑩甫、苕雪、履平、覺生、孟廉作棋會。佑臣年廿二歲,甚敏銳,將來可望成名。昔年仁先在京時,亦常作棋會,其時有定鎮(zhèn)平、姜鳴皋、張耀山、趙玉甫、汪云峰、沈喜孫諸人,繼有潘朗東、段君良,現(xiàn)張、趙、喜孫均已物故,都下以弈名者,推汪云峰第一。君良為芝泉上將之子,受業(yè)于云峰,可以方駕。”(許恪儒整理《許寶蘅日記》,中華書局,2010年,第2冊,440頁)短短數(shù)百字,幾乎寫出來半部中國近代圍棋史中的重要歷史人物,而其中,陳曾壽無疑是昔年京師棋會的核心組織者。盡管許寶蘅回憶的起點在于棋壇人物棋力的高低,從王佑臣預(yù)期成名出發(fā)的思考,引出對京師圍棋盛況及當今第一人的思考,最終認為受業(yè)于汪云峰的段祺瑞(1865-1936)之子段宏業(yè)(段君良),將來會是王佑臣勁敵的思考。但這種回憶最終牽連起的是整個棋壇的盛況,是對棋壇前輩風(fēng)流云散的嘆息和哀惋。

追溯京師棋壇昔年盛況,可對陳曾壽、許寶蘅等人后來的回憶緣由有更多同情的理解。由于1912年之前陳曾壽日記存世極少,相關(guān)記載于日記中已難以覓得,在此不能不借助許寶蘅日記的認識。許寶蘅1908年四月初二日日記云:“晨間小雨,午后,耐寂約游祟效寺,丁香、海棠已謝,牡丹含苞未放,殿宇益頹敗。來京三年,當春必游,而境地歲異,游侶聚散不同,不勝感慨,觀趙玉甫、張躍山、王云峰、沈喜孫對奕。此四君皆當今之妙手也。丙午間同游者,左笏卿丈官廣東,王爵三載奉天,伯兄今在陜西。丁未同游者,沈子封丈今赴廣東,徐瑩甫在杭州,姜鳴皋今客湖北,余人有至有不至者,惟予與耐寂則三度同游也。”許寶蘅1906年至北京,每年春天都要游玩崇效寺,1906年同游者,風(fēng)流云散有數(shù)人,1907年同游者,又有幾人星散。至1908年這天出游,除看丁香、海棠等花之外,許寶蘅還一并看四大國手的對弈。這其中,趙玉甫、張躍山、王云峰、沈喜孫四人之外,姜汝謨也以圍棋名。由此可見,這個交游群體,除因同是湖北人的地域因素之外,還因圍棋而結(jié)緣。春游、賞花、圍棋、鄂人地域社交等,構(gòu)成許寶蘅和陳曾壽京師圍棋交游的復(fù)雜因素。而在這樣的交游過程中,圍棋成為人際溝通的紐帶,游玩的休閑物,也共同構(gòu)成懷人憶往的記憶之物。與圍棋有關(guān)的人事逐步成為他們生命中重要的念想,其間每一個人物的聚散離合都成為日記必要的組成部分。

復(fù)觀許寶蘅1908年十月十三日日記云:“夜過仁先談,知沈喜孫故,喜孫自幼至長,未嘗血食,見人拱揖,輒作合掌式,工奕,十歲時病弱,乃翁授以弈,三日而勝翁,前年來京師,與定鎮(zhèn)平、張耀山、汪云峰、姜鳴皋諸君對奕,落子飄忽而精銳,無不畏之。今年夏,與耀山連戰(zhàn)二十七局,忽嘔血,竟以不起,惜哉。為人極沉冥,病二月余,無所苦,臨終強起,趺坐而逝,亦奇已,年僅二十五歲,乃翁為雨人侍郎?!庇捎陉愒鴫劢M織的圍棋聚會,許寶蘅得以與圍棋名家沈喜孫認識。在日益加深的友誼中,許寶蘅對沈喜孫的學(xué)棋經(jīng)歷及其1906年以來京師的對弈輝煌戰(zhàn)績有所了解。最終,這篇日記成為沈喜孫的一篇小傳記。而這一切,又都始于陳曾壽。圍棋不僅成為陳曾壽的記憶場所,也成為許寶蘅的記憶場所,它們共同構(gòu)成清遺民文化記憶中不可分割的圍棋記憶。

六、中國近現(xiàn)代圍棋的“遺民時刻”

辛亥革命之前,陳曾壽等人在京師的圍棋活動,與歷史上一般文人的圍棋活動并無多少差別,不過是文人日常的游藝,是他們詩酒生活的點綴。然而,辛亥革命之后,陳曾壽等人的圍棋活動,被賦予了遺民文化的意義。有關(guān)1913年寓居上海的生活,陳曾壽日記雖殘存無多,但其中閃爍的海上圍棋生活,為這些活動增添了文化記憶的況味。據(jù)陳曾壽日記可見,這些圍棋活動的參與者多是故清遺老,馮煦(1842-1927)、胡聘之(1840-1913)等遺老是其中的活躍分子。陳曾壽1913年2月16日日記云,“貽書約在小同春早飯,觀棋,有馮夢老、胡蘄老。”1913年3月17日日記云,“恪士約往文明雅集,觀棋?!痹谏虾迦χ?,林開謩、馮煦、胡聘之、俞明震(1860-1918,恪士)等都是積極的參與者,而聚會的地點在小同春、文明雅集等茶樓酒肆。這些寓居海上租界、青島、天津等地的遺民,構(gòu)成辛亥革命以后各地不斷復(fù)辟的主力。盡管并非所有清遺民都參與帝制復(fù)辟活動,但遺民群體的政治堅守與文化自持,使他們所有的活動都成為近現(xiàn)代歷史大變局中令人矚目的風(fēng)景。

清遺民的核心在于政治上對皇權(quán)的認同,對新王朝的不認可,而在文化上,則有多元表現(xiàn),詩詞歌賦等均呈現(xiàn)與新時代不一致。由此,他們是舊文化的守夜人,也是新文化最頑固的抵抗者。于是,“文化遺民”成為近年清遺民研究中相對活躍的課題。不過,這一概念備受質(zhì)疑,如潘靜如認為“文化遺民這一說法盡管為研究者打開了思路,提供了方便,但同樣引起了混亂”(《末代士人的身份、角色與命運:清遺民文學(xué)研究》,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24年)。“文化遺民”概念盡管松散,但它大致指向的遺民的文化活動,仍值得高度關(guān)注。筆者認為,在思想、文學(xué)等區(qū)域之外,琴棋書畫等構(gòu)成的傳統(tǒng)游藝,在清遺民身上,無疑構(gòu)成特殊的“遺民文化”。

在各類遺民文化活動中,圍棋成為清遺民日常生活中較小然而極其重要的一個分支。以陳曾壽為例,圍棋承載了他在鼎革之后的苦悶心情,是他在“偽滿洲國”不如意而窮愁的發(fā)泄場。圍棋也是陳曾壽等遺民日常宴飲、家庭聚會等活動不可缺少的休閑物事。在北京、上海、長春等不同城市局勢各異的環(huán)境中,圍棋如同變色龍一樣,不斷更換它的色彩,呈現(xiàn)不同的情感和精神意蘊。它時而是歡樂的,時而是痛苦的,時而是虛偽的文化外交的棋子,時而是親密友誼的記憶之所??梢哉f,圍棋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以規(guī)則一致的游戲方式嵌入清遺民的日常生活,使我們得以管窺1909年至1946年間漫長歲月中,陳曾壽在某些時刻的特殊情感和復(fù)雜經(jīng)歷。

回到陳曾壽身上,盡管圍棋不曾為他的生計做過貢獻,但依然為他供給了必要的情緒價值,提供了足夠的休閑價值。甚至,日常的圍棋活動也逐步滲透到陳曾壽的詩文中。翻閱《蒼虬閣詩集》,可知陳曾壽詩中多有以圍棋比喻時局乃至修道進境者。如詩中有云:“對弈有時逢苦劫,齋心無語學(xué)初禪?!逼寰种斜怀缘囊环?,通過打劫,苦苦求活,這是陳曾壽經(jīng)常的處境。此時,他所求的是以清靜無欲之心,求得禪定。又如,《戊寅五月十三日愔仲約酒集》詩中云:“覆棋一局恨陳陳,又見神州涕淚新?!边@是將殘敗的棋局比作覆亡的大清,流露惋惜憾恨之感。此類詩句延續(xù)了晚清常以棋局比擬時局的傳統(tǒng),在此之前,陳寶琛“輸卻玉斛三萬頃,天公不語對枯棋”久負盛名。而陳曾壽在上述詩之外,也有多首詩均表達此意,如《苕雪以詩贈行即次其韻》詩中云:“根搖頻見三豪祟,柯爛難收一局棋?!?《愔仲枉和九日詩疊均酬之》云:“觀棋縮手爛焚柯,六十重陽一夢過。”凡此種種,都可見陳曾壽對晚清以來國事衰敗而自己無所作為的嘆息。此種嘆息直白說出太沉痛,以棋局形容倒恰到好處。陳曾壽等詩人、棋士,面對以人為游戲的清末時局,通過以棋子為游戲的棋局比擬,逐步將時局客體化,得以超脫局外,從而短暫地緩解作為局中人的痛苦。可以說,圍棋不僅拯救了陳曾壽的日常生活,也一并為他的詩歌涂抹了悲情色彩。

圍棋作為傳統(tǒng)文人游藝的尋常物事,發(fā)展到近代,因遺民群體的出現(xiàn),而呈現(xiàn)了中國現(xiàn)代圍棋史上的“遺民時刻”。在“遺民時刻”里,圍棋是遺民群體必要的聯(lián)結(jié)方式,是遺民家庭內(nèi)部值得珍視的休閑方式,更是他們在復(fù)雜然而不斷失敗的政治局勢下的慰療靈藥。一言以蔽之,圍棋是清遺民可貴的精神家園。從圍棋活動出發(fā)認識陳曾壽,認識清遺民,也為我們思考清遺民帶來一些新的認識。清遺民不僅是一個政治上遺存的群體,更是一個值得關(guān)注的文化群體。清遺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行為方式等等,構(gòu)成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文化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圍棋、詩鐘等活動作為清遺民的外在生活方式之一,是他們在近現(xiàn)代歷史大變局中生存的寄托物,是他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也是清遺民研究中不當被忽視的重要文化遺產(ch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