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摘 要

邵麗以無差別視角展開性別敘事。她筆下的男性和女性，無論出身如何、處境怎樣，常常被剝?nèi)碗s的社會身份，回歸到個體日常生活中，打破了傳統(tǒng)的角色限定，揭示出家庭中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性別角色的沖突與和解，以及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價值取舍。面對復雜的社會關(guān)系和人際關(guān)系，邵麗并沒有進行過多的道德評判，而是從“仁”“和”“孝”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理念中找尋解決現(xiàn)代家庭問題的良方，展示了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當下的現(xiàn)實轉(zhuǎn)化和意義。

關(guān)鍵詞

邵麗；性別敘事；家庭倫理；中國式家庭

如果要為中國當代作家繪制一幅知識圖譜，邵麗的作品和影響無疑是其中枝繁葉茂的一部分。從1999年重拾文學寫作，邵麗并不能算高產(chǎn)，但她的作品總是蘊藉著讓人欲說還休的東西，豐厚而富有張力。這源于她通過自我消耗的方式傾注真情，尤其是《金枝》這樣帶有強烈自傳體意味的作品，以自身經(jīng)驗為起點，用生命中的傷痕來解讀復雜的人類行為和社會關(guān)系。計文君在談到《金枝》時就指出：“《金枝（全本）》正是這樣一部既能入微又極闊大的作品，可以說，邵麗用一種近乎交托的姿態(tài)，將自我獻給了這部小說。她交出的是附著在‘我’和‘他人’之上作為人的真實經(jīng)驗，打開這部書，血涌出來，淚流下來，笑容燦爛，汗液淋漓，肌膚溫熱，死亡冰冷……對生命經(jīng)驗的極端忠實和無條件尊重，使得她在起點上就為自己贏得了很多寫作者無法企及的高度。當一個誠實得‘可怕’的女人，成為了小說家，她虛構(gòu)的每一行字背后，都有著復雜、堅挺的現(xiàn)實支撐。經(jīng)過作家個體的生命實踐而產(chǎn)生的故事，未必能提供萬能的解決困境的方案，但一定會給閱讀者帶來真實的慰藉和庇護?！蔽蚁耄沁@種發(fā)自內(nèi)心、噴薄而出的真情實感，讓邵麗的作品富于強烈的共情能力。她以滾燙的筆觸描繪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無論是家庭沖突還是個人掙扎，都讓他們的喜怒哀樂力透紙背，觸手可及，讓我們仿佛親歷其境。

另一方面，邵麗又是一個自覺秉持高度社會責任感、使命感的作家。她說：“對美和善、對價值和尊嚴不折不撓地探尋和謳歌，成為我的生命密碼，不拋棄，不放棄?！闭驗槿绱?，邵麗沒有讓個人的情感肆意泛濫，她在審視他人和親情的同時，也將帶血的利刃指向自己，自我解剖，自我反省，用無差別的視角，去看待美與丑，辨析善與惡，不做道德的審判，而是將視域拉開推遠，以悲憫的情懷深入人物的靈魂深處，傾聽生命的囈語。她以寬容理解的姿態(tài)，與苦難握手言和，表現(xiàn)出“以和為貴”的傳統(tǒng)美德，解析生命，抱慰生存。

邵麗的這種寫作特質(zhì)，在她的性別敘事中表現(xiàn)得尤為鮮明。她筆下的男性和女性，無論何等出生，處境如何，往往被剝?nèi)ゼ姺睆碗s的社會身份，回歸到個體日常生活中，在男（女）友、丈夫（妻子）、父親（母親）、兒子（女兒）等角色扮演中，展現(xiàn)深刻的人性復雜性。他們的故事常常以家庭為敘事的核心，透視其中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性別角色的沖突與和解，以及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價值取舍，由此揭示了當代中國社會中的家庭倫理和人際關(guān)系。或許，邵麗這樣的敘事策略，會被一些人批評為缺乏宏大敘事格局。但是，家庭結(jié)構(gòu)和親屬關(guān)系是社會文化的基本單位和象征系統(tǒng)。家庭作為一個情感系統(tǒng)，其中每個成員的行為和情感都受到其他成員的影響，家庭中的角色和互動模式反映了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結(jié)構(gòu)。同時，家庭也是性別權(quán)力斗爭的集中場所，更容易審視原生家庭和父權(quán)制結(jié)構(gòu)等問題。從這個意義上看，邵麗基于家庭倫理的性別敘事，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反映中國當代社會變遷和文化沖突的文學路徑。

一

邵麗在談到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時曾坦言：“在寫作時，假如一定要我選擇一個性別的話。我覺得自己是‘不男不女’型的——寫男性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就是個男性，寫女性的時候亦然?！边@一表述呈現(xiàn)出她在性別敘事中的獨特態(tài)度和方法。她刻意遮蔽自己女性的身份，從人性的視角去審視她筆下的人物。

通常情況下，在文學作品中，男性會被賦予社會性角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然而，邵麗筆下的男性形象則主要處于家庭和個人情感的漩渦中，他們的社會身份更像是家庭倫理敘事的背景幕布。《金枝》中，敘述者周語同的父親周啟明自幼參加革命，但他參加革命的動機并非是出于信仰，而是為了逃避一段家長包辦的封建婚姻。值得回味的是，周啟明的逃離似乎帶有“遺傳性質(zhì)”，是對他祖父和父親行為的延續(xù)，正像賀紹俊所指出的：“盡管父親出走在家族敘事中并不是一個新鮮事，許多家族小說，特別是反映革命歷史的家族小說，經(jīng)常會有一個逃離封建家庭投奔革命的年輕人形象，但是，像邵麗這樣干脆將一個家族在某一時段里的父親們?nèi)紝懗墒巧釛壖彝サ母赣H，還是引起我極大的驚奇，我相信，這一構(gòu)思本身就值得我們討論?！蔽蚁?，引發(fā)賀紹俊驚奇的并非是“逃離”這個行為本身。畢竟，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這樣的“逃離”并不少見。細究起來，這些文學人物在“逃離”之后的行走路徑不外乎兩條：其一，背叛自己的封建家庭，追求個人的幸福。像魯迅《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其二，比第一種更進一步。他們從家庭出走，踏上革命道路，試圖加入變革社會的革命洪流中，一如巴金《家》中的覺慧。這類“逃離”被賦予了更大的歷史和社會意義，家族敘事轉(zhuǎn)化為革命歷史敘事。

周啟明的“逃離”似乎有所不同，他既有背叛封建家庭、逃避包辦婚姻的動機，又有參與革命的行為。他通過參與革命重塑了自己的社會身份，在新的社會環(huán)境中獲得新的話語權(quán)和影響力。但是，這些并不是文本的敘事中心。邵麗將逃離后的周啟明，再一次拉回了家庭，讓他糾纏于兩任妻子及其兒女之間，回歸到傳統(tǒng)家庭倫理的場域中。由此，革命并未成為他自我實現(xiàn)的途徑，而只是他生命中的一個階段性經(jīng)歷，家庭才是他人生的主戰(zhàn)場。通過舍棄家庭到回歸家庭閉環(huán)式人生，周啟明的“逃離”被賦予了新的維度和意義。

周啟明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遇到了第二任妻子朱珠，他們相互喜歡?！八诒桓C里保證，我一輩子都會對你好。她躺在他懷里，覺得那就是地老天荒?！被蛟S，當時的朱珠完全沒有意識到，她的“地老天荒”如此短暫，在步入婚姻后便戛然而止?；楹蟮闹軉⒚髟谝淮未握芜\動中屢屢受挫。在家庭中，他一方面表現(xiàn)出明顯的傳統(tǒng)大男子主義，即使朱珠忙得天昏地暗，他也完全置身事外?！耙蝗缂韧嘏醣瓱崴此摹度嗣袢請蟆贰秴⒖枷ⅰ贰！绷硪环矫?，他又顯得懦弱而自私。他從不讓朱珠回自己的老家，不讓她見自己的母親，這無形中將朱珠排斥在家族之外。他和前任妻子穗子所生的女兒拴妮子經(jīng)常不請自來，搞得他現(xiàn)在的家庭雞犬不寧。但他從不過問，也許是出于內(nèi)疚、虧欠，抑或出于自保，唯恐拴妮子給自己糟糕的處境添上更多的麻煩。他被兩任妻子和五個孩子所綁架，深陷剪不斷理還亂的家庭關(guān)系，苦海無邊，找不到岸。他是家庭中被爭奪的中心，也是內(nèi)部矛盾和沖突的焦點，在這些復雜的關(guān)系中顯得無力和困惑。因此，他難以真正履行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責任，既無法滿足朱珠對穩(wěn)定和關(guān)愛的期望，也不能解決拴妮子對家庭地位的爭奪。面對政治運動的挫折和家庭的重重矛盾，他選擇了逃避和冷漠，試圖通過保持距離來保護自己。然而，這種態(tài)度只會進一步加劇家庭關(guān)系的緊張。

《我的生活質(zhì)量》中的王祈隆與周啟明有著相似的性格弱點：軟弱、自私、責任感缺失。文本以王祈隆從鄉(xiāng)村走出，官至市長的個人軌跡為敘事線索。盡管這樣的題材很容易寫成一部個人奮斗史或揭露官場腐敗、主人公自我迷失最終墮落的故事，但邵麗同樣將家庭和情感作為王祈隆主要的活動舞臺，通過這些最裸露、最逼真的人性“棲息地”來透視人物成長和心靈的軌跡。

王祈隆從小在奶奶的形塑下長大，他考入大學、走上仕途都是基于奶奶的期望。他的升遷之路順暢通達，命運似乎對他特別垂青，將一次次好運降臨到他身上，“對于王祈隆來說簡直就像做了場好夢一樣，說實在的在夢里他都不敢這樣大膽想過”。然而，他并沒有因此獲得滿足。對身份認同的困惑始終糾纏著他。大王莊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一生的痛。這片土地不僅浸染著家族的屈辱，也天然地拉開了他與城里人的距離。鄉(xiāng)下人的自卑感就像他那雙長出拐的腳，是大王莊在他身體上無法根除的烙印，使他無論官做到多大都難以釋懷。許彩霞、黃小鳳、李青蘋，這些與他關(guān)系密切的女性，他都沒有真正愛過。她們只能在特定時間段解決他的肉體饑渴和情感困惑。更重要的是，這些同樣出生于鄉(xiāng)村的女性，成了他擺脫身份危機的鏡像慰藉，他通過全方位的優(yōu)越感凌駕于她們之上，找回了人格的尊嚴。然而，他真正熱愛的王安妮卻讓他無法擁有，因為他們之間橫亙著一道仿佛無法逾越的身份鴻溝。正是在這種身份焦慮的內(nèi)心撕扯中，王祈隆的軟弱和自私的弱點被暴露并放大了。在與這些女性的關(guān)系中，王祈隆始終無法建立真正的情感聯(lián)結(jié)。無論是愛還是被愛，他都顯得那么被動，甚至狼狽不堪。

顯然，邵麗筆下的男性有諸多不完美。對于他們，邵麗并沒有進行道德譴責，而是將對與錯懸置，深入具體的時代背景和家庭氛圍中看待他們的行為，予以寬容和理解。她甚至逆向追溯到他們卑微的身世，去尋找他們心中的夢想之光。《黃河故事》中的父親是家庭中在場的缺席者。文本以為父親買墳地安葬和尋找父親死亡真相，作為現(xiàn)實和歷史的兩條敘事線索，交互印證了父親的缺席。出生中醫(yī)世家的父親，家庭條件優(yōu)裕，沒受過任何委屈。與許多富家少爺一樣，他在生活中表現(xiàn)出無能，與現(xiàn)實生活總是隔著一層膜，即使在貧困的歲月里，也無法喚醒他的家庭責任感?！伴_始母親還把對未來的希望寄托在父親身上，想著他出身大家，見過世面，應該有主見、有魄力，兩個人齊心協(xié)力挑起生活的擔子，沒有什么過不去的。她哪里會想到，父親眼高手低，說起來頭頭是道，干起事情來百無一用。所以家里的事情，漸漸地都要由母親來做主?！卑贌o一用的父親在烹飪方面有著超常的天賦。只要他將自制的調(diào)料加入食材，往往能做出美味佳肴?！八u的豬頭肉能香一條街，做年食也樣樣在行?！比欢谖镔|(zhì)匱乏的年代，父親的天賦毫無用武之地，還被母親斥為“餓死鬼”。但正是這個“餓死鬼”，一生執(zhí)著于烹飪，并將這種熱愛傳給了后代，使家族興旺。在文本的最后，這個一輩子“無名”的父親，終于被女兒響亮地喊出了名字：“我的父親叫曹曾光，他生于黃河，死于黃河，最后也將葬身于黃河岸邊。他再也不是我們家的恥辱，我要完成的正是我父親未竟的夢想?！?/p>

邵麗通過這些不完美的男性角色，展現(xiàn)了人性的復雜與多面性。無論是《金枝》中的周啟明，《黃河故事》中的曹曾光，還是《我的生活質(zhì)量》中的王祈隆，邵麗都讓他們深入中國式家庭的深處，由此審視家庭內(nèi)部的情感糾葛和倫理矛盾。在中國傳統(tǒng)家庭中，父親通常被視為家族的權(quán)威象征和精神支柱。然而，邵麗筆下的父親形象卻打破了這一刻板印象。他們在外界壓力和家庭內(nèi)部矛盾中表現(xiàn)出的軟弱、自私和逃避，不僅反映了他們個人的掙扎和困境，而且折射出中國家庭倫理中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情感紐帶和角色期待，以此揭示家庭與個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倫理與革命之間的多重張力。

二

如果說，邵麗的男性敘事是將男性的社會身份與家庭身份進行交互重構(gòu)，以此思考其中涉及的諸多家庭倫理問題；那么，她對女性的講述則更多地取決于生活經(jīng)驗。特別是那些帶有明顯自傳性質(zhì)的作品，更是在真情實感中讓我們觸摸到人物的體溫。她筆下的女性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暴露出“妖婦”的一面。但無論是天使還是妖婦，都不是出自男性的想象，而是深深扎根在現(xiàn)實的土壤中，誠如邵麗所言：“我們有義務告訴讀者，所謂的完全的壞和完全的好是不存在。絕對的好人和絕對的壞人也是沒有的?！闭且驗檎鎸崳埯惞P下的女性形象才具有了強烈的打動人心的力量，一如魯迅所指出的，“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邵麗筆下的女性最獨特也是最成功的是母親形象。她們無論性格強悍還是隱忍，無論是鄉(xiāng)村女性和城市知識女性，大多具有強烈的家庭責任感，她們當仁不讓（或迫不得已）占據(jù)著家庭中的C位，獨自承擔撫養(yǎng)子女維系家庭的重擔?！督鹬Α分械闹熘槭巧鲜兰o六七十年代典型的女性形象。她任勞任怨，“做完月子就繼續(xù)上班”，完美詮釋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含義。在家里，她包攬了所有的家庭義務，撫養(yǎng)孩子，操持家務，照顧丈夫。同時，她還要承受來自丈夫前任家庭帶給她的巨大屈辱，就像文本中周語同所說的，“我母親心里忍著怎樣的委屈，她是斷然不會給包括我父親在內(nèi)的任何人說的。在這一點上，她非常像她的母親，我鄉(xiāng)下的姥姥。姥姥一輩子沒有抱怨過任何人任何事，她只是順天應時，生兒育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仿佛不知道什么是煩憂，也因此遠離了煩憂”。顯然，朱珠的身上既有社會主義新女性的精神氣度，又體現(xiàn)著中國傳統(tǒng)女性美德：無私奉獻和犧牲精神。她以巨大的隱忍和堅韌來面對生活的困境和不公，以此來保全家庭的完整與和睦。

與朱珠相比，穗子則展現(xiàn)出許多與傳統(tǒng)女性美德不相符的特質(zhì)。她以更加激進的方式為自己的家庭和子女爭取權(quán)益。作為一個被周啟明拋棄的女人，穗子本應得到同情。然而，在周語同的敘述中，穗子呈現(xiàn)出令人憎惡的面目。她對自己和孩子權(quán)益的維護直接傷害了周語同的家庭。在祖母的葬禮上，她亦步亦趨跟在周啟明的身后，扮演著大兒媳的角色，強大的戰(zhàn)斗力，令她離婚不離家，一直到死都還是“啟明家的”?！奥L的幾十年里，雖然她蝸居在此處，但她一直控制著我父親，并企圖通過父親操控我母親和我們的家庭，她知道什么時候該出場，什么時候唱紅臉或者白臉。她玩弄我們于股掌。”穗子是弱者，但她又是強悍的。上蒼將不公的命運降臨到她身上，她反抗，盡管姿勢并不美麗，但那是為了生存為了尊嚴的抗爭。從這一點上來看，朱珠和穗子構(gòu)成了一種鏡像般的存在：“我母親和穗子不過是一體兩面的同一個人，她們的爭與不爭，就像白天和黑夜的輪回，就像負陰抱陽的萬物，孤陰不生，獨陽不長，不過是兩者的姿態(tài)和位置不同而已?！?/p>

朱珠與穗子以截然不同的形式維系自己的家庭，而她們之間的“玫瑰之戰(zhàn)”也在下一代周語同和拴妮子身上發(fā)酵延續(xù)。周語同儼然是這個家庭第二代的掌門人。她在藝術(shù)界小有名氣，顯赫的社會身份讓她獲得了家庭的話語權(quán)。曾經(jīng)不可一世的父親，面對她也要畏懼三分。她厭惡從小就和自己爭奪父親，爭奪家庭的拴妮子。在文本的前半部分，透過周語同的視角，我們看到拴妮子展開的一次又一次凌厲攻勢：“她坐在我們家里吃喝玩樂，她要新衣服，要新襪子新鞋，理直氣壯地一樣一樣討要”，“當仁不讓，好像這是她的家”。由此，周語同不禁發(fā)出感慨：我有多么恨她??！這種恨一直持續(xù)到成年，在父親的葬禮上，看到臃腫、肥胖，衣著邋里邋遢的拴妮子，周語同內(nèi)心充滿了厭惡。但是，她不得不承認，也不得不接受這個令人作嘔的女人就是自己她同父異母的妹妹周拴妮。或許，這正是中國式情感的體現(xiàn)：盡管個體存在敵對關(guān)系，但家族成員之間的牢固紐帶依然無法被消弭。周語同并沒有讓自己與拴妮子之間的相互仇視延續(xù)到下一代孩子們身上。因為他們都是周家的血脈?！皩χ芗液蟠奶釘y，是周語同站穩(wěn)腳跟后心中最大的執(zhí)念。她恨不得把所有周家的后代都收攏到自己手下，一個一個點撥他們，讓自己的心血，換算成周家的榮光?！憋@然，在周語同眼中，家族整體利益遠高于個人恩怨。

進入文本后半部分，全知敘述將拴妮子拉出了周語同的視線。于是，拴妮子的另一面浮現(xiàn)出來：從小她被牢牢拴在母親身邊，剝奪讀書的權(quán)力。她幾乎是拼著命撫養(yǎng)四個孩子成人，歷盡艱辛，讓周家的這條支脈得以發(fā)展延續(xù)。這充滿溫暖陽光的一面，照亮了另一面的陰霾，讓我們明白了拴妮子種種行為背后的無奈和辛酸。隨著敘事的推進，拴妮子逐漸走進周語同的內(nèi)心世界，姐妹之間的仇怨在理解中消融了。文本的最后，周語同由衷地感到“突然很心疼拴妮子”。

實際上，邵麗筆下的女性總是遵循著生活邏輯，以生存為原則，在不同的生活層面追求自己的幸福。如果從倫理價值觀來判斷，她們并非盡善盡美，但邵麗以最大的寬容表達了對這些女性的理解。《黃河故事》中的姚水芹進城務工，在劉老板家做保姆。被劉老板性侵后，她先是憤怒，接著隱忍，再下去她開始接受甚至喜歡上了劉老板。她的身體被喚醒，因為在鄉(xiāng)下丈夫那里她從未體會到做女人的快樂。在此，邵麗并沒有對姚水芹報以鄙視和憎惡，她以平等的姿態(tài)去體悟鄉(xiāng)村女性進城后所要面對的種種艱辛和誘惑。即使姚水芹決絕地與鄉(xiāng)下丈夫離了婚，邵麗也沒有將姚水芹塑造成女版陳世美。因為對姚水芹丈夫而言，“他對于和姚水芹的這樁婚姻，也說不上有多么舍不得。當初娶個媳婦也是過日子，媳婦不想過了，他無計可施。都說他娶的媳婦長得好，他也沒有認真看過。離了婚，他連她的模樣都想不清楚了。”通過姚水芹丈夫的視角，我們反觀鄉(xiāng)村女性的生存境遇：她們只是活著，完全沒有享受生活的樂趣，也得不到來自丈夫的關(guān)懷和尊重。進入城市后，她們抱著最樸素的擺脫貧困的訴求，在打拼中漸漸融入城市，自我認同意識也悄然被喚醒。因此，當姚水芹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愛上了同為打工人的趙偉峰時，她便拒絕再與劉老板來往，這是對愛情的尊重，也是對自我的尊重。我認為，邵麗非常喜愛姚水芹這個人物，因此給予了她一個童話般的結(jié)局，使她在愛情、婚姻和事業(yè)上都收獲了圓滿。

可以說，邵麗對女性給予了多層次、多維度的關(guān)注和理解。她通過豐富的人物塑造，細膩地描繪出女性的生存狀態(tài)、情感世界和精神面貌。既不加美化，也不帶有偏見，以無差別的去審視她們的困境和抗爭，表現(xiàn)出深刻的現(xiàn)實主義關(guān)懷。

三

邵麗的性別敘事總是與家庭倫理相生相伴，不僅關(guān)注父親、母親的形象，還深入探討了原生家庭的問題。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說過，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原生家庭對每一個人的影響都是巨大的，人們會在潛意識里留存原生家庭未解的結(jié)，帶著這個結(jié)走入新的生活，有的人一生幸福，而有的人深受其害。不過，邵麗并沒有從心理學的角度去審視原生家庭留給人物的烙印傷痕，而是從家庭關(guān)系出發(fā)，去觀察被傷害者如何處理與原生家庭的關(guān)系，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倫理困境。她作品中的人物通過不同的方式應對過去的創(chuàng)傷，有的選擇和解，有的選擇抗爭，有的則在新的家庭中尋求重新定義自我和關(guān)系的機會，由此展現(xiàn)了人物在家庭倫理框架下的復雜情感和內(nèi)心世界。邵麗想要告訴我們的是，盡管原生家庭的傷害深刻且持久，但個體仍然可以通過自我反思和成長找到自己的出路。

這一點，在《黃河故事》和《金枝》兩部長篇小說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這兩部小說都采用了第一人稱敘述，文本中的“我”都是被原生家庭忽視和傷害的女性。《金枝》中的周語同原本有著幸福的童年，備受父親的寵愛。但是，5歲那年，少不更事的她在印有國家領(lǐng)導人合影的報紙上隨意涂鴉，從此，她幸福的童年戛然而止。父親周啟明將曾經(jīng)對她的寵愛轉(zhuǎn)變?yōu)閹в须A級情感的厭惡。“父親沒有任何過渡和鋪陳，他直接地，毫不拖泥帶水，將他的親子儀式全部轉(zhuǎn)移到另一個女兒那里。父親對她淋漓盡致地表達，讓我確定我被徹底拋棄了，而且永遠不會再被他所揀選?！边@種被拋棄感深深影響著周語同，以至于在她漸漸長大的日子里，常常孤獨到絕望。

周啟明的行為在我們今天看來實在是不可思議。但是，對于那些出生在革命戰(zhàn)爭歲月的前輩而言，卻非罕見。堅定的革命信仰成為他們思考所有問題的指南，也是引導他們進行價值判斷的唯一準則。正像文本中周語同所講述的：“他們這一代革命者，怎么說呢，骨子里頭滿是忠誠。我在許多年里都很驚奇，我父親親眼見證親人朋友們慘烈的死亡，自己也經(jīng)歷了十幾年的批斗折磨，但他從不懷疑什么，一如既往地聽組織的話，從不減弱對黨和領(lǐng)袖的熱愛。一直到他死，若是有誰膽敢在他面前說領(lǐng)袖丁點兒不是，他立刻就拍案而起，甚至會與此人反目成仇?！敝軉⒚饔捎诩彝コ錾?，以及叛徒爺爺和失蹤父親的歷史問題，無論工作多么積極，多么有能力，始終不受信任，無法得到重用。這種政治上的失意不僅沒有削弱他的革命意志，反而讓他將革命事業(yè)為中心的權(quán)利意志移植到日常生活中，將革命倫理轉(zhuǎn)換為家庭倫理。他以一個有著高度革命覺悟的共產(chǎn)黨人的標準要求家庭成員?！案叨日位恼J知，讓父親心理嚴重變形，抑或可以說是變態(tài)”。

與周語同一樣，《黃河故事》中的“我”也是一個原生家庭的受害者。母親重男輕女，“我從一開始就知道在這個家里母親最喜歡的是我。但她從來沒說過我有哪一點不好，也許她是整個不喜歡我，也許是我沒有一點討人喜歡的地方吧。小時候我在家里就是干活最多的一個，她像從來沒看見一樣。其實，哪個孩子不渴望疼愛呢？我越是刻意迎合，她對我的反感越甚?！逼鋵崳赣H對我的厭惡，并不僅僅源于性別，更多的在于我“哪兒哪兒都隨她爹，那個老死鬼”。母親將對父親的厭惡，無限放大后移植到了“我”的身上。美國心理學家穆雷·鮑恩（Murray Bowen）曾提出家庭系統(tǒng)理論，他認為家庭是一個復雜的情感系統(tǒng)，每個成員的行為和情感都受到其他成員的影響。在這個系統(tǒng)中，妻子對丈夫的厭惡情感可能引發(fā)家庭內(nèi)部的情感失衡，導致她將負面情感轉(zhuǎn)移到孩子身上。由此看來，母親對我的厭惡正是基于家庭系統(tǒng)中的情感失調(diào)。父親的無能和失敗，成為母親一生難以平復的怨憤，而“我”不幸地成為繼續(xù)承擔這份怨憤的替罪羊。況且，在某種程度上，母親對“我”的感情已經(jīng)不僅是厭惡，而是發(fā)展成了虐待?！拔摇钡昧肆〖?，久治不愈，母親“便在我們家西屋地上鋪了一張席子，把我放在上面，就等著我咽氣了”。在這種極端的家庭環(huán)境中，“我”不僅要承受身體上的折磨，還要忍受精神上的痛苦。母親的冷漠和殘忍，讓“我”在成長過程中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和自尊，但也令“我”變得更加獨立和堅強。

在刻畫原生家庭中的父女或母女關(guān)系時，邵麗融入了更多中國傳統(tǒng)倫理的元素，例如“棒頭底下出孝子，黃荊條下出好人”這樣的觀念。原生家庭的受害人在走出家庭后，都獲得了比那些受寵愛子女高得多的成就，成為帶給家族榮耀的家庭成員。而這些子女在步入中年后，也逐漸淡化了童年的心理陰影，與父母達成了和解?！督鹬Α分?，從不跟父親親近的周語同，在父親的臨終時刻第一次靠近他，“將手掌輕輕地撫在他的嘴上，說，爸，你一輩子都偏心，就這么一會兒都不肯等等我？”這既是對過去不公平待遇的無奈質(zhì)問，也是對父親最后時刻的不舍與依戀。其實，父愛早已被喚醒，但中國式父親表達愛的方式是如此含蓄，“他不和我說話，卻招呼我妹妹，壓低聲音吩咐，你姐愛吃魚，你買菜時買條新鮮海魚，清蒸。他悄悄地對她說，唯恐我會聽見”。這種愛隱藏在沉默與內(nèi)斂中，分量沉甸甸的，一如他在彌留之際，以強大的生命意志撐住最后一口氣，等待他曾經(jīng)虧欠的女兒的到來?！八那蛔永锼坪跤幸唤z響動，一口氣若隱若現(xiàn)地哈在我的手心里，嘴慢慢合攏在一起了。他是真的在等我！”此情此景何等感人！在無聲與有聲之間，蘊藉著深沉而復雜的中國式父愛。

與周語同一樣，《黃河故事》中的“我”也是事業(yè)有成，成為深圳餐飲界的知名人物。雖然與母親之間的親情并不濃厚，但“我”依然盡力履行孝道，將母親和妹妹接來同住，并為她們購買各種貴重的禮物。然而，母親并不領(lǐng)情，甚至指責“我”以孝之名對她進行報復，目的是讓她為過去的行為感到羞愧。母親的咒罵讓“我”意識到，自己是在通過戰(zhàn)勝母親來證明自己，這讓我產(chǎn)生了極大的滿足感。可是，當母親漸漸老去，母女之間不再相互詆毀，關(guān)系開始緩和。或許，相愛和相殺本身就是中國式情感的一體兩面。面對風燭殘年的母親，“我”終于袒露了潛藏多年的心聲：“母親，我是恨她的?？晌液蘖硕嗌倌昃蛺哿硕嗌倌?；恨有多深，愛就有多深。倏忽之間，她已經(jīng)八十六歲了。我在黑暗中大睜著眼睛，任淚水濡濕枕頭?！边@種難以名狀的情感，既是對過往傷痛的控訴，也是對母親深沉的愛與無法割舍的牽掛。同時，它也揭示了中國傳統(tǒng)倫理的復雜性。即使在現(xiàn)代化、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孝道”觀念在某種程度上也能為家庭關(guān)系中的沖突提供一種情感上的解決路徑。而“孝”的理念則建立在“和”的基礎(chǔ)上，強調(diào)通過家庭和諧來踐行孝道。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和為貴——“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保ā吨杏埂罚岸Y之用，和為貴?！保ā抖Y記·學記》）或許，正是受到以和為貴文化思想的影響，“我”和母親才能最終冰釋前嫌。由此可見，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和諧與孝道的觀念仍然能夠為現(xiàn)代家庭提供情感的支撐和指引，幫助人們在復雜的親情關(guān)系中找到平衡與安寧。

邵麗以家庭倫理為基準的性別敘事，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審視中國式家庭的新路徑。在她的筆下，中國家庭中的父親、母親、子女等都打破了傳統(tǒng)的角色限定，呈現(xiàn)出復雜的關(guān)系內(nèi)涵。對此，邵麗并沒有做過多的道德評判，善與惡、對與錯在家庭成員親情的交織下，如同多棱鏡，從不同的角度看，都反射出不同光芒和色彩。然而，這并非是對道德的懸置。因為，隨著時代的加速發(fā)展，面對復雜的社會關(guān)系和人際關(guān)系，以現(xiàn)有的倫理規(guī)范或許很難進行框定。盡管如此，邵麗依然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去找尋解決現(xiàn)代家庭的問題的良方，“仁”“和”“孝”等理念，在她的敘事中得到了強調(diào)和體現(xiàn)，讓我們看到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當下的現(xiàn)實轉(zhuǎn)化和價值所在。這是邵麗小說性別敘事最大的意義。

當然，不可否認，邵麗在作品中往往以家庭的和諧作為結(jié)局，強調(diào)個體通過自我反思可以實現(xiàn)與家庭的重新融合。這種處理方式顯得過于理想化，忽略了現(xiàn)實中家庭沖突的復雜性和一些無法解決的深層次矛盾。但無論如何，她的作品充滿了對人性的信任和對未來的希望，給我們帶來了真實的慰藉和啟迪，正如海明威所說：世界是美好的，值得我們?yōu)橹畩^斗。

（作者單位：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文化記憶視域下新世紀文學的東北敘事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BZW 154；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當代作家寫作發(fā)生與社會主義文學生產(chǎn)關(guān)系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ZD273。原載《當代文壇》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