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瘠而豐饒的大學時光
1
在我的印象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北京就像一個大縣城，樸素、灰暗，充滿舊年的氣息，只有二環(huán)以內霸氣、輝煌，因為二環(huán)以內有壯麗的故宮、有氣勢恢宏的天安門廣場，二環(huán)上還有現代化的立交橋，到北京之前，我還沒有親眼見過立交橋，沈陽的立交橋，是在我離開沈陽以后才修建起來的。但在北京更廣大的區(qū)域里，新建筑并不多，那些建筑也不是歷史建筑，而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興建起的火柴盒式樓房，既不新也不舊。在西部的高墻大院兒里，還潛伏著一些蘇式辦公樓和大禮堂，也都是新中國成立后修建起來的。那些蘇式建筑建成也才30年，人們司空見慣，沒誰把它們當作文物，直到2012年，北京電影制片廠被拆（后保留了三棟辦公樓），原址被一個房地產項目取代，人們才意識到這些建修不過幾十年的現代建筑群，因為是特定年代的產物，體現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文化氣息，而同樣具有文物價值。
但相比于現在的高樓林立，我更喜歡八十年代的北京。這不是因為我守舊，而是因為當下的城市規(guī)劃有太多的缺點，尤其是建筑、街道的尺度過大，完全忽略了人的感受，會給人帶來壓迫與不適，更不用說帶來很多不方便。很多人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你看得見馬路對面，你卻走不過去。人與建筑的關系不是和諧的，而是被割裂了。普羅塔哥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城市是為人服務的，首先要考慮的就是人的感受，許多現代建筑則違背了這個原則，讓城市變得“高大上”的同時，日益讓人產生隔膜感，遙不可及。
八十年代的北京雖然有些陳舊，卻是溫暖的、可愛的。那時候還沒有三環(huán)，從今天紫竹橋到蘇州橋的那一段三環(huán)路，兩邊的行道樹是高大的銀杏樹，每逢秋天，走在這條西三環(huán)北路上，抬頭可見一樹金黃，低頭可見一地金黃，隨手撿起一片銀杏樹葉，都可以當作書簽。公主墳立交橋那時是一個環(huán)島，環(huán)島內是一片樹林，可以徜徉漫步，樹林里有長椅，可以坐在上面小憩，陽光從樹葉的縫隙里灑下來，有如一片片飄落的銀杏葉。公主墳環(huán)島周邊有許多公交車站，許多線路在這里換乘，那時每逢周末，我都從西北郊的大學去豐臺張叔叔家，從頤和園新建宮門（東南門）坐374路，依著昆明湖東路一路南行，又沿著昆玉河開往公主墳，再從公主墳換335路到岔路口，就到了張叔叔住的那個部隊大院兒，兩條公交線縱貫北京西北和西南，都在二環(huán)以外（今天的三環(huán)和四環(huán)的位置上），沿途街景一點不繁華（那時的公主墳連現在的城鄉(xiāng)貿易大廈也沒有），但那時北京的寧謐氣質，讓我這個離家的學子有一種格外的親切感。坐在公交車上，抬眼可見西山，黛青的山影一路陪伴自己，內心一點不會感到孤獨。
2
國關是一所培養(yǎng)國際關系人才的學校，校名是陳毅所題，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絕佳舞臺，在這里可以及時看到外國知名媒體的新聞，看到歐美流行的文藝大片，還有世界各國新聞和時政類雜志，像《時代周刊》《新聞周刊》《亞洲周刊》等，在那個沒有網絡的年代里，這些條件都是得天獨厚的。但它更是一個具有文藝范兒的學校，出了許多文藝人才，代表人物之一，就是84級日法系的劉歡。劉歡是學生會的文藝部長，沒事就在我們那個破禮堂里，用公家的樂器彈彈唱唱，竟無師自通。劉歡后來畢業(yè)留校，我選修過他的西方音樂史。他自備一臺錄音機，放在講臺上，從貝多芬到莫扎特，他講到哪里就放到哪里。劉歡出名是在我上大二的時候，他為電視劇《雪城》唱了主題歌《心中的太陽》，又為電視劇《便衣警察》主唱了主題歌《少年壯志不言愁》，一下火遍全國，演唱會邀約不斷，但在校園里，他還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青年教師。我記得有一次費翔在首體開演唱會，演出名單里有劉歡，但那天晚上剛好有他的課，我心里還在嘀咕，這課還上不上，因為沒有收到教學處的通知，我們就按時去了教室，上課時間一到，他準時出現在教室門口，根本沒有去演唱會，我對劉歡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他住2號樓教工單身宿舍，與我的班主任李家興老師的宿舍挨著（中間隔著一個樓梯），那時他們都沒有結婚，我們去李家興老師的宿舍蹭吃蹭喝，扭身就拐進了劉歡的房間。那是筒子樓里的一間，里面擺著一架鋼琴，時常在夜晚，劉歡給我們彈琴唱歌，為了不影響樓里居民的休息，他會壓低嗓音，低吟輕唱，現在回想起來，何等奢侈。
那時大學的主要文娛活動有：周末在食堂辦舞會，我們開玩笑，一轉圈兒可能踩到一塊排骨；在電教室或者大禮堂看大片，歐洲美國、蘇聯日本都有，但都是原版，沒有翻譯的，也有時由我們的同學或者老師做同聲傳譯，至今難忘的，是看蘇聯喜劇片《三個意大利人在俄羅斯的遭遇》，因是同聲翻譯，現場感極強，全場同時爆笑，氣氛真是熱烈；大學的網球運動也是如火如荼，校園雖小，但網球場地很多，在北京高校算是鳳毛麟角，在北京大學生網球比賽中也一直名列前茅，我大學時的體育課就是選修網球，我的一位學長后來在外交部工作，竟然考上了國際網球裁判資格，成為溫布爾登網球賽的裁判，據說當時中國能獲此種資格的人鳳毛麟角；但最值得一提的，卻是我們的“春晚”——其實是“新年晚會”，因為春節(jié)是放假的。可以說，因為有劉歡在，所以我們“春晚”水平一直不遜于央視的春晚，因為每年“春晚”（“新年晚會”），劉歡都是“總策劃”兼“總導演”，請來最頂尖的“大腕兒”，像毛阿敏、那英、解小東、李金斗、陳涌泉、侯耀文、石富寬等，最后壓軸的，當然是劉歡。只是硬件差了點，只能在那個紅磚砌成的舊禮堂里，好像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建的，什么現代化設備也沒有。當然演員們也沒有“出場費”，全部都是友情出演。但那種近乎狂熱的氣氛，我后來在任何一個演唱會都沒有見過。
3
我們經歷著轉型時代的中國，轉型時代的中國依舊是貧窮的，我們與中國一起成長。我讀大學時，爸媽每個月給我生活費50元，我記得那時我爸爸的月工資一百多元，媽媽的月工資六十多元，他們都是軍人，軍人的待遇比地方要高，家里的孩子又少（只有我一個），所以我們的家庭生活算不上拮據，但爸爸并不打算讓我過得太“富?！保瑸榈氖亲屛茵B(yǎng)成“計劃經濟”的習慣。我們這代人，都是數著錢花的，不會毫無目的地浪費錢。我們每天吃食堂，花費不能超過一塊多。大學食堂的小炒（記得有香菇肉片、宮保雞丁什么的），每份一塊到一塊二不等，我可以偶爾“涉獵”，打一下牙祭，但不敢敞開吃，因為在“計劃經濟”思想主導下，不能為所欲為，至少要留一些錢購買書籍和生活用品。我為校報寫稿，有時能得稿費十元，立刻會覺得闊綽許多，可以買十份小炒，有“一夜暴富”的幻覺。
有一次從微信上看到劉震云老師在北大的演講視頻，說他當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大食堂里的菜分成四個“階級”，有五分錢的（如炒土豆絲、炒洋白菜），有一毛錢的（雞蛋西紅柿、鍋塌豆腐），一毛五的開始有肉（魚香肉絲、宮保雞?。?，兩毛錢的就是回鍋肉、紅燒肉、四喜丸子了。他說他是個農村孩子，一毛五以上的菜他從沒接觸過，跟它們不熟，他能夠享受的人間美味是鍋塌豆腐。人生最大的驚喜，不是買到了鍋塌豆腐，而是你排到時，發(fā)現你是最后一個買鍋塌豆腐的人，盆里的湯湯水水，全歸你一人所有，拌著米飯吃，人生不過如此，夫復何求？最悲催的是你前面一個人有鍋塌豆腐，到你沒了。他買到鍋塌豆腐以后會看你一眼，這就進入了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范疇，里面有慶幸，也有掩飾不住的幸災樂禍。聽了這段演講，我的感受是：第一，北大的伙食比我們大學好，品種豐富供應充足，在我的大學里至少沒有見到過鍋塌豆腐；第二，劉震云老師比我年長十歲，他讀大學（78級）也比我早八年，八年來物價漲了不少，我們雖然出手比他大方，但在大食堂的生活并沒有改善多少，沒有實現吃飯自由。劉震云老師對于在大學吃食堂的狀態(tài)和心態(tài)的把握，堪稱傳神。
除去吃飯，我們最大的花銷就是買書，手頭再闊綽一點，還可以買港臺歌星的盒帶。北京大學三角地那有一家新華書店，我和同學們去買書，經常要排隊，有時還要預訂，書店會提前貼出預訂海報，我們先去交了書錢，幾日以后才能拿到書。我的許多書都是這樣買的，包括李澤厚《美的歷程》，劉再復《性格組合論》，趙園《艱難的選擇》，程德培、吳亮主編的《探索小說集》、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等。我們的宿舍里，每個人床邊靠墻的位置上都有一個用木板搭起來的簡易書架，我們每天課余躺在床上讀書，夜里伴書而眠。好在那時很瘦，一米八一的我只有一百二十六斤，所以原本不寬的單人床被書籍占了一部分空間，依然不覺得狹窄。四年下來，飯都吃不飽的我們居然攢了一批書，有些書我一直保留到今天。
很多年后我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董事長董秀玉老師聊天，她說到有一次她們去書市上賣書，聽到有兩個年輕女工悄悄商量，從今天開始她們倆合吃一份飯，省出一份飯錢買書。說到這里董老師哽咽了，我的眼圈也紅了。從牙縫里擠出錢來買書，那一代大學生誰不曾有過這樣的經歷？
后來我參加江蘇衛(wèi)視《我在島嶼讀書》節(jié)目拍攝，才聽余華、蘇童說到他們都曾用“書票”買過書。物資匱乏的年代，即使有錢也買不到東西，于是各種票證應運而生，每張票上都印有數量，比如糧票上印有一市斤、五市斤等，有錢有票，才能購物。我印象中的票證有糧票、布票、糖票、油票、酒票、煙票、肉票、鹽票、煤票、豆腐票、糕點票、醬油票、粉絲票、肥皂票、火柴票、縫紉機票、自行車票等。商店里的商品寥寥無幾，并不令人眼花繚亂，各種票證品種之多，倒是令人眼花繚亂。這些票，涵蓋了柴米油鹽、煙酒糖茶等各類商品，其實是對有限的物資進行分配的一種方式，但也僅能保證每個家庭最低程度的需求。沒有票，什么也甭想買到。我上大學，爸媽還專門給我?guī)Я巳珖Z票（地方發(fā)行的糧票在北京不能用），在食堂買飯，不僅要錢，也要糧票。然而買書還要票，我卻聞所未聞。余華說，因為紙張缺乏，所以買書要憑書票。書票不僅規(guī)定著買書的數量，而且規(guī)定只能買什么書。他說：“在我們海鹽，最早是大家都在外面排隊，他們是發(fā)書票的，而且書票是隨機發(fā)放，每一張書票上還寫著書名。比如給你的是《高老頭》，給我的是《戰(zhàn)爭與和平》，那我就感覺發(fā)達了。因為《戰(zhàn)爭與和平》有四本，《高老頭》只有薄薄的一本?？晌迨畯垥卑l(fā)完以后，后面排隊的人什么書也買不到了。”
蘇童說他當年憑票買書的經歷更慘，因為輪到他的時候，只剩下一本《微積分》。書店店員問他：“只有這本書，你要不要？”蘇童說：“要?！彼f：“我數學很好，跟讀過這本《微積分》有關系，《微積分》天天照耀著我?！?/p>
食堂的飯菜沒有油水，深夜讀書時常饑餓難耐，實在忍不住了才肯泡方便面吃。我們舍不得買成袋的方便面，成袋的方便面每袋五毛錢，我們從西苑百貨商店買里面的干面餅，每塊只要一毛錢，缺點是沒有調味包，對我們來說，能充饑就好，對味道沒有要求。對精神食糧和物質食糧的雙重渴望，伴我們度過了貧瘠而豐饒的大學時光。
圖書館是免費閱讀之地，或許是同學們都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圖書館的座位非常緊張，去那里需要提前占座，去晚了就座無虛席。開門之前，同學們都云集在門口，大門一開就蜂擁而入，占領各自的領地。我有一位學長，與他的夫人就是在圖書館搶座位認識的，不打不相識，相識成一家，終于結成夫妻。
校園里夜深人靜，圖書館里卻燈光明亮，人滿為患，每個人案頭都攤著書，專注地閱讀。我喜歡圖書館的氣氛，也喜歡圖書館里的味道，那是由陳年的木器與紙墨的芳香混合成的味道，多年后依然縈繞在我的記憶里。圖書館里最吸引我的是現刊閱覽室，王蒙、劉心武、馮驥才、張賢亮、蔣子龍、鐵凝、王安憶、莫言、余華、蘇童、馬原、喬良、洪峰等當代作家的許多作品都是在那里讀到的。大學辦學術講座，大講堂永遠人滿為患，連窗臺、過道、樓梯上都坐滿了人。
這就是我經歷過的八十年代，重精神，輕物質，充滿理想主義，每個人心中都想著未來，因而每個人的精神都是飽滿的。雖說轉型時代的中國依舊貧窮，但依舊貧窮的中國充滿希望。八十年代在我們每個人心中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以至于我經常一廂情愿地把人分成兩種，不是男人和女人，不是好人和壞人，而是經歷過八十年代的人和沒有經歷過八十年代的人。
像其他大學一樣，我的大學也有文學社，叫“先河文學社”，也是從學長們那里傳承下來的。到我們這一屆，我、紫光等人都主持過《先河》雜志。沒有經費，我自己畫插圖，請朋友幫助打字，是打在蠟紙上，然后拿到打印社去刷?。ú荒芙杏∷ⅲ?。那時圓明園周邊是一些村莊，我騎著自行車在村子里竄來竄去，找到一家打印社，幾期的《先河》雜志都是這樣油印出來的。
我最終沒能成為一個國際關系方面的人才，因為我最鐘愛的還是寫作，決心把寫作的“牢底”坐穿。因為在我眼中，文字是中華文明的核心，我后來在《故宮的書法風流》一書中說：“古代中國，實際上就是一個由漢字連接起來的王國。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必定會想到統(tǒng)一漢字，因為當時各國的大篆千差萬別，只有‘書同文’，‘國’才算是真正地統(tǒng)一。沒有文字的統(tǒng)一，秦朝的江山就不是真正的一統(tǒng)?！倍鴿h字的藝術，無疑是一切藝術的根基。漢字與漢語之美，讓我對它們始終充滿迷戀，那是我心中永不消逝的電波。
【祝勇，作家、紀錄片導演。現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委員。著有長篇小說《國寶》《血朝廷》，藝術史散文《故宮的古物之美》《故宮的古畫之美》《故宮的書法風流》等數十部著作。獲郭沫若散文獎、朱自清散文獎、孫犁散文獎、《十月》文學獎等多種文學獎項。任《蘇東坡》等多部大型紀錄片總編劇，大型紀錄片《天山腳下》總導演，獲金鷹獎、星光獎等多種影視獎項?！?/s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