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看不懂”的問題說到新詩的公共性
最近讀到程繼龍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的《關聯(lián)與表里：從“胡適之體”到“看不懂的新文藝”論爭》，此文正好印合了我對新詩相關問題的思考。程文詳細梳理了1930年代關于“胡適之體”“看不懂的新文藝”兩場論爭的過程，認為這兩場論爭不但在具體的人事、言辭上相互關聯(lián)，而且在內在的詩學指向上有同一性。此文立足于大量的史料，展開對論爭始末的還原、對深層詩學問題的透視，顯示了作者良好的問題意識和洞察力。在關于“胡適之體”的論爭中，陳子展、任鈞等人認可胡適白話派詩歌的價值，同時指出了其“不脫舊調”“有開倒車之嫌”。同期興起的對“看不懂的新文藝”的論爭，矛頭直指卞之琳、何其芳等新秀詩人的詩作“看不懂”。胡適在答辯眾人對自己的指責時，也順帶指責“看不懂的詩人們”“故作高深”。
如若把眼光放寬，就會發(fā)現(xiàn)對新詩“看不懂”（還有“晦澀”“難以索解”等說法）的詰問從1925年底李金發(fā)《微雨》出版就開始了，包括對穆木天、王獨清、馮乃超三位象征主義詩人的批評，直到對后來活躍于《現(xiàn)代》《大公報·詩刊》周圍的梁宗岱、卞之琳、何其芳、楊予英等“象征—現(xiàn)代”派詩人的廣泛質疑，“看不懂”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博董批評李金發(fā)的詩“難索解”“文白夾雜”“意識散漫”，任鈞嘲諷現(xiàn)代派詩人躲“在象牙塔里，專門吟風弄月”，崔多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反饋《現(xiàn)代》上的詩“充滿古意”“殊奧秘難解”。卷入論戰(zhàn)、持否定立場的還有梁實秋、朱光潛、聞一多、朱自清等知名人士。“看不懂”成為一個有共名性質的口實、一個問題域，對新詩的諸多疑惑、不滿都集中在這一說辭之下。簡單分析，“看不懂”，不但指讀者理解困難，還包括語言太歐化或夾雜著文言，寫法上太跳躍、太含混這些問題。還有不同詩路、派別間的相互指摘，例如左翼詩人對“象征派”“現(xiàn)代派”的非難。一般習慣了唐詩宋詞的讀者，不習慣新詩的文體、風格，也叫嚷“看不懂”。雖然疑竇叢生，但從詩學思辨的層面上直截通觀，可以說，這些問題的關鍵皆在于，在新的發(fā)展階段新詩如何獲得公共性。
當時的詩人、批評家們發(fā)泄著不滿，也在試圖提供解決之道，實際上如若將思路聚焦在“公共性”這一概念上，可以切中肯綮。我們析出新詩“公共性”這個問題，并且大談它，首先要注意到歷史的維度，即是說這個問題本是蘊含在1930年代新詩發(fā)展的細節(jié)、過程中的。同時，它還與當下新詩處境、發(fā)展有關聯(lián)。新詩“公共性”，首先指在考慮“寫什么”時，須避免對極端個人情感的沉迷，要注意到時代的、社會的內容。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國詩歌會的詩人們，他們大力倡導詩人們脫離原來的軌道，走向十字街頭，寫普羅大眾，寫“工農(nóng)的意識”，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服務。只要立場轉變，“成為工農(nóng)群眾中的一員”，不論是山歌小調，還是古典詞曲都可采用。這樣確實有利于解決新詩因太過“自我”而導致的晦澀、柔弱的毛病。但在具體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有些詩人的作品存在理勝于辭、口號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問題。當然，也有像艾青這樣的一些杰出詩人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解決了這些問題。其次，新詩“公共性”指詩的意識的可共享性。對這個觀點的解釋，可以援引T.S.艾略特的看法。他最關心的其實是置身現(xiàn)代社會中的詩人，如何從個人的情感抵達一個社會、一種文明里共通的經(jīng)驗。他認為，詩人需要打破浪漫主義對“自我”的過度迷戀，“自我”只是一個容器或催化劑，“自我”體驗到的經(jīng)驗的價值在于它能匯通他者普遍共有的經(jīng)驗，雖然這種共有的經(jīng)驗始終不離個人體驗的印記。1930年代葉公超指導趙蘿蕤、卞之琳譯介艾略特的一個目的，即在于看到了他有表達“人類最大量意識”的能力。這正是對近代法國象征主義過于注重個人感受和神秘主義的清除，這樣的詩歌已不適用于表達現(xiàn)代都市的、尤其是戰(zhàn)爭狀態(tài)的人類經(jīng)驗。對“象征”的理解也發(fā)生了變化，在其中加入了超現(xiàn)實、并置、反諷等成分。再次，新詩“公共性”指向語言的通俗性。1934年興起了對大眾語的討論，這次討論仍然和新詩“看不懂”的問題聯(lián)系了起來。陳望道、黎錦熙、陶行知等人均認為五四以來的“白話”佶屈聱牙，走偏了路，沒有起到啟蒙大眾的作用。胡適則堅定地認為，“要推廣大眾語，只有繼續(xù)做好白話”一途，他在談“胡適之體”“看不懂的新文藝”等論爭時也表達了如是的意見。這一問題再次提醒人們現(xiàn)代新詩和現(xiàn)代白話的繁難糾纏關系。詩和語言是互為前提、互為歸宿的，如果語言太過小眾化，比如過于文雅、過于歐化，都會影新詩的表達，影響新詩對語言的反向提升。
最后，還應看到現(xiàn)代新詩批評學、大眾傳媒等方面的努力。1930年代“解詩學”適時興起，這是現(xiàn)代新詩批評的自我建構實踐，詩歌批評家們清楚地意識到了批評應有的功能和使命。劉西渭、朱自清、朱光潛等人援引朱熹注解詩經(jīng)、英美新批評文本細讀的方法，來解釋林徽因、卞之琳這些人晦澀多義的詩作，并且試圖制作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教育界一再出版各種新詩選本、讀本，并且配上“新詩話”“新詩作法”等文字，在孩童中普及新詩。通俗報刊如《婦人畫報》《上海時報》等一再刊登新詩作品，將新詩變成市民文化消費的一部分，實則起到了將新詩通俗化的效果。別忘了，在新詩誕生初期，取“引車賣漿流”語為自己的肉身，為的就是通俗。這種種努力，都在努力化解著“看不懂”的壓力。
當下新詩仍然沒有擺脫這一壓力，于堅曾說，那些“黑怪野亂”的詩，他也看不懂。批評家張立群、王士強等也都提到，現(xiàn)在一些詩人，完全沉浸在自己一時的情緒、幻覺中，用非常私人化的語句把那些瞬時的印象、感官的殘留記錄下來，完全像自語、夢囈。這一類詩歌，走到了極端，很多人還誤以為這就是“個人化寫作”。救治這一問題的途徑，仍然在于深入理解新詩的“公共性”。固然一切經(jīng)驗、意識都離不開個人的發(fā)動、浸染，但只看到個人，阻斷個人與社會、歷史乃至一種文明的多維關聯(lián)，個人終會無所依附甚而煙消云散。再者，語言也是一種公共資源，個人語言風格的形成有賴于和通用語言的博弈，正是在這種相互比較、相互嵌入的歷史實踐中，個人的語言風格才會凸顯出來。語言意義的達成，也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語詞符號新的意義、新的色彩的獲致，要在語際交流空間中才可能。從倫理角度看，詩關乎他者，甚至關乎人間，“大眾”“老百姓”這些語詞并沒有完全失效。新詩仍然要“見天地見眾生”，如果詩中只“見自己”，那詩人就還沒有修煉到家。
（作者系嶺南師范學院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