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容提要：王堯的歷史散文集《日常的弦歌：西南聯(lián)大的回響》以散文式獨特的敘事結構回溯了五四以來的文化精英裹挾在歷史時代洪流中所保持的精神氣度和卓越風姿。從鏡頭語言、蒙太奇式的剪輯組接、風格化的構圖以及畫外音等影像呈現(xiàn)方式，通過文學和影像的“互文性”更為具象化、直觀化地把握文本之間的接觸和交叉，將文本與影像內嵌于時空轉換結構之中，獨創(chuàng)性地展現(xiàn)了獨具風格的散文式審美。文學和影像兩者緊密契合，使得具體的文本章節(jié)都蘊含著宏觀記憶空間，再現(xiàn)了五四精神與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文人精神。共同完成了對百年中國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與回眸，也描摹出他們延續(xù)、更迭、演變的基本脈絡。

關鍵詞：王堯 《日常的弦歌：西南聯(lián)大的回響》 散文文本 影像化

王堯長期深耕散文創(chuàng)作和研究領域，試圖以新一代學人特有的學術敏銳和獨特的學術觀點去探尋散文研究和寫作的新路徑。最新出版的歷史散文集《日常的弦歌：西南聯(lián)大的回響》以散文式獨特的敘事結構回溯了一眾文化精英裹挾在歷史時代洪流中所保持的精神氣度和卓越風姿。有關西南聯(lián)大的論述不勝枚舉，但如果只是單純基于歷史文字的記錄而沒有融入人文情感則會略顯冷靜而失去溫度。王堯的散文集則是將學者充盈豐沛的主觀情感及想象力帶入到有關西南聯(lián)大的知識分子群體的研究。在大量的文獻考據(jù)工作基礎之上如小說白描般從情節(jié)和細節(jié)上體現(xiàn)時代風貌，呈現(xiàn)人物的品性。同時也運用想象和加工對知識分子話語進行了重新整合。凸顯了百年知識分子復雜流動的生存狀態(tài)、精神氣度、心理意識，深入淺出地勾勒出知識分子群體的跌宕命運，探討了五四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理應負載的思想內涵和文化價值。

散文是最容易走向讀者的文體之一，不同于小說很難界定出文法上的規(guī)則從而顯示出多樣雜糅性。各種藝術形式之間會相互產(chǎn)生作用，文學與影像也不例外，盡管兩者是由不同的媒介材料所構成的不同的符號系統(tǒng)，但彼此在形式上卻經(jīng)?！懊撎Q骨”，文學常成為影像的素材，而影像也屢屢轉化成文字。

電影于1895年問世，由單純的“影戲”結合了“敘事”，注重情節(jié)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吸引了更多的大眾目光。當電影成為一個獨立的藝術體，文學與影像之間便不只是文學向影像的單方面?zhèn)鬏?，影像以其獨特的個性與形象思維的規(guī)律，開拓了文學的表現(xiàn)形式。周蕾曾提及：“我們或許可以將思考文化生產(chǎn)‘進化’的習慣方式點倒過來——比如，這一思考堅持認為文學先于電影而存在。受年代學延續(xù)性的支配，該思考通常認為用更早的話語模式為標準來衡量后來出現(xiàn)的事物才可以被接受，而不是反過來。我認為恰恰相反，在二十世紀正是由新媒體如攝影和電影所帶來的視覺性力量促使作家改變了對文學本身的思考?！?電影以其強大的視覺影音優(yōu)勢，帶領現(xiàn)代人的感知經(jīng)驗，而文學界也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之間，啟動了嶄新的觀察世界與展現(xiàn)想象的機制。由此，文學和影像開始不斷壯大彼此，文字不斷透過影像的呈現(xiàn)豐富自我的樣貌，而潛藏在文字中的影像元素也成為了一項可探究的問題與視角。

一、鏡頭與蒙太奇：細節(jié)的力量

普多夫金在《電影技巧與電影表演》中提及：“電影藝術的基礎是蒙太奇。電影的表現(xiàn)形式所依賴的即是鏡頭這種細節(jié)的力量。”2蒙太奇原為俄語詞匯，借用法文建筑學名詞“Montage”演變而來，挪用在電影層面即為“剪輯”。而鏡頭是電影語言的基本要素，它明確區(qū)分出舞臺戲劇與電影的交纏關系，具有突出細節(jié)、隔離時空、改變敘事節(jié)奏、轉折情節(jié)、引導觀眾集中注意力、表現(xiàn)人物潛在感情而使讀者對角色產(chǎn)生認同等功能?？梢哉f剪輯與鏡頭體現(xiàn)著一名導演對現(xiàn)實的審美解釋，成為檢驗其美學風格的重要指標。

閱讀王堯先生的作品，猶如欣賞一部雋永的史詩紀錄片，通過鏡頭語言和蒙太奇的手法，在宏大歷史敘事脈絡中通過微觀的視角，關注城與人，兼及歷史、世相、風物等，在文化史與文學史的雙重視野中展開論述。王堯先生在《日常的弦歌》的首發(fā)式上提及創(chuàng)作初衷時表示從日常生活角度切入對西南聯(lián)大的研究與探討，回到“困境、歡愉、黑暗、光明、約束、任性、革命、保守、崇高和卑微等鮮活的肌理中敘述西南聯(lián)大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物”。猶如電影中深焦鏡頭般將歷史中與西南聯(lián)大密不可分的那一群鮮活的人群拉近聚焦，除卻大眾所熟知的西南聯(lián)大三常委梅貽琦、蔣夢麟和張伯苓、一眾民國學術大師，更多地化筆觸為鏡頭延展至具象的個人。使歷史敘事的開展猶如鏡頭之間的剪輯組接，充分調動讀者的想象、思想、情感，從而創(chuàng)造了如銀幕般的影像律動，也創(chuàng)造出了獨特的影像時空與結構。本節(jié)采用電影語言中最為重要的“鏡頭與蒙太奇”元素切入王堯的歷史散文，探討其所蘊含的獨特的“細節(jié)的力量”。

筆者注意到《日常的弦歌》的六個章節(jié)中多以個人為中心展開鋪陳，尤其是開篇即以主觀鏡頭敘述了時間、地點、人物。以類似于紀錄片式的客觀視角結合特寫鏡頭的描摹，充分展現(xiàn)鄭天挺日記中所描繪的自身心路歷程，為讀者呈現(xiàn)出一個在艱難亂世中，支柱艱危的“孤臣孽子”形象。通過鄭天挺這樣一個橋梁人物，從側面展現(xiàn)出西南聯(lián)大的中樞人物梅貽琦和蔣夢麟在聯(lián)合辦學過程中，不為人知的艱難與抉擇。文章中截取了相關日記、文獻的記錄，如同插入式敘事蒙太奇鏡頭選取了一些具體事例，從教師津貼的發(fā)放、教師宿舍的具體安排分配展現(xiàn)三校聯(lián)合下校務工作的繁雜細碎，深刻體現(xiàn)了聯(lián)大總務長的重責與不易。

片段式場面蒙太奇鏡頭轉向鄭天挺日記中記錄的家庭生活。如同開篇的敘述般采用一個空鏡轉向“1938年2月4日這一天，長沙大雨，冰雹分落”3中，帶領讀者追思一年前故去的夫人周稚眉。通過閃回的插敘式鏡頭詳細展現(xiàn)鄭天挺夫婦的伉儷情深。鄭夫婦雖為舊式婚姻，但通過引述自傳向讀者傳遞出二人相知、相守、相伴的一生。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在思想文化領域欲打破舊壘，開拓新路。其中“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也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一方面確立以“人”為本位，強調個性自由和人格尊嚴，藉由個人與他人的關系（尤其是夫妻兩性之間）、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中，推崇個人存在的獨立價值和自由。另一方面即為對中國傳統(tǒng)兩性道德規(guī)范的思考，由此引發(fā)女性解放的道德變革。提倡以女性為本位的道德也是五四色彩和現(xiàn)實意義的變革主張。圍繞著“人性”，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tǒng)婚姻倫理規(guī)范進行了猛烈批判，在吸收西方人本主義、進化論等文化思想后發(fā)起了對中國傳統(tǒng)婚姻制度的變革，提出了一系列諸如反對包辦婚姻、反對片面舊貞操觀等新思想。

散文集中對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的婚姻著墨寫的最多也是鄭夫婦，經(jīng)由鄭天挺的婚姻倫理觀探討轉為對五四知識分子對于舊道德和新文化之間雙重秩序間的思考與抉擇。恰如章節(jié)結尾處，捕捉鄭在寓所吃到最愛的蟹和鰣魚時的影像定格特寫鏡頭，“他不禁又想起夫人周稚眉：‘余最喜食蟹與鰣魚，每春秋佳日自學校歸，稚眉夫人常制以相侯”4。于質樸的鏡頭語言展現(xiàn)總務長鄭天挺作為五四知識分子的個體，在傳統(tǒng)倫理道德規(guī)訓下治學、治家的側面。

另一方面，通過蒙太奇鏡頭剪輯和特寫鏡頭，結合視聽畫面的運動，分割重組現(xiàn)實時空。歷史人文散文的敘述打破了時空界限，對“時間的特寫”轉變?yōu)殓R頭語言內部的時間流變。例如在第四章節(jié)的開篇“1960年費正清和費慰梅環(huán)球旅行，在臺灣與蔣夢麟重逢”5，采用了電影中插敘的手法，短短一個小節(jié)，猶如電影中的快速鏡頭閃回般概述了1960年代已經(jīng)退居臺灣、遠離教育的原北大校長蔣夢麟不平凡的波瀾人生。

在七年主政北大的過程中，蔣夢麟致力于提升北大的科學教育和學術研究水準，將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旋渦的北大逐漸轉變?yōu)橐詫W術為主的高等學府。但與之相對的是在西南聯(lián)大時期，蔣夢麟的作用和位置一直處于邊緣化。結合蔣夢麟的自傳式回憶錄《西潮》敘述這段史料時，王堯采用了類似紀錄片式的字幕式蒙太奇鏡頭嵌入，通過梳理梅貽琦的日記中側面反映蔣夢麟在西南聯(lián)大期間的一系列活動。雖然參與了一部分校務活動，但卻集中于社交活動而非主事?；貞浧鹪趧觼y時期主持一所大學時，蔣夢麟曾提及“在那時候當大學校長真是傷透腦筋。在戰(zhàn)時主持大學校務自然更難，尤其是要三個個性不同歷史各異的大學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6。

文章中還提及了蔣在聯(lián)大期間，三校事務中有關辦校的經(jīng)費問題、人事問題，包括行政與教育能否兼為一體等問題所面臨的指摘與困擾，猶如一個個敘事蒙太奇組竭盡可能還原西南聯(lián)大時期真實的蔣夢麟。盡管蔣自身在《西潮》中并未涉及在聯(lián)大期間的具體事務，甚至并未詳細敘述西南聯(lián)大的那八年時光。僅在“大學逃難”和“戰(zhàn)時之昆明”有限的兩個章節(jié)中，他提及了自北京輾轉至長沙、重慶、成都、昆明這一路西遷的艱難險阻，還關注到了昆明的自然環(huán)境和名勝。甚至特意提及了離昆明城十公里處的黑龍?zhí)?，明朝末年居住在這里的一名學者和家人知曉崇禎帝殉國明朝滅亡的消息后就在此投潭自盡。由此引發(fā)了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處世哲學，即如別無他法拯救自己的國家、避免良心譴責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死殉國?？箲?zhàn)時期視死如歸的軍人們，他們的精神武裝抱有同樣的人生哲學。在思考中國與西方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的歷史與現(xiàn)實時，他以長江為隱喻，談及“中國所走的路途相當迂回，正如曲折的長江。不屈不撓的長江就是中國生活和文化的象征”7。而這也如同他的辦學理念，在民族危亡之際辦學之艱難，如何在歷史艱難曲折中延續(xù)保存自我文化。即使在戰(zhàn)后遠離教育界，依然延續(xù)著“民主與科學”精神。結尾這一論述猶如空鏡頭般呈現(xiàn)出滾滾長江東逝水般的愴然悠遠，引發(fā)讀者對蔣夢麟的一生和他的辦學精神的思考。

王堯的行文，不難看出巧妙地運用了蒙太奇思維，將語言文字化為具象化場景直觀地呈現(xiàn)，訴諸于讀者的聯(lián)想與想象。這樣的行文策略一方面通過加強“時間的特寫”將“過去、現(xiàn)在、未來三時態(tài)”相錯合、重疊、更替，形成一幅延綿不斷的歷史畫卷；另一方面以空間維度而言，通過特寫鏡頭切割主體，借由一連串鏡頭呈現(xiàn)同一空間或并置不同空間中的諸多人與物，形成時空交錯從而建構起全新的序列與構思。而這也是王堯在精準地把握歷史素材前提下，通過蒙太奇式的鏡頭語言見微知著地對西南聯(lián)大時期文人知識分子在困頓時局下如何葆有自我，堅持文人精神傳承的另一重解讀。

二、構圖：風格化的布局

王堯曾表示他喜歡將歷史文獻轉換成自己的敘述，從而創(chuàng)造一個歷史場景，把人物置于其中，讓他活動起來。如同電影導演般并非是歷史文獻的轉述者，更多的是以主動者視角將歷史人物安放在合適空間內，通過文字調動人物與空間的關聯(lián)和情緒。

構圖源自拉丁文“Composition”，意指對造型素材加以選擇、組織、表現(xiàn)的結構法則。如果說影像透過景框中人物與人物、人物與空間環(huán)境的靜態(tài)構圖，以及表現(xiàn)對象與攝影機動靜對應的動態(tài)構圖來展現(xiàn)人物與空間的關聯(lián)，那么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王堯的散文如同歷史挖掘者的筆觸，將那些原本并非為大眾所熟知的、更多存在于歷史文稿、文人札記中的人與事，通過文字與外在的構圖形態(tài)有機結合之后，變成了具象、直觀可知、可識可感的形象。既指向宏大敘事的民族國家想象，也指向私人敘事的日常生活細節(jié)。尤其是關注到西南聯(lián)大存在的八年期間，將知識分子們的鮮活日常瑣記有機融入北京、昆明、長沙、武漢、重慶等城市空間的輾轉移動。不僅有對彼時復雜世事的精妙洞察，也有對當下教育及辦學理念的深刻思考。將敘事內容有機融入人物、道具、景觀等空間布局的技巧，文字幻化為別具一格的風格化構圖，同時呈現(xiàn)出文學與影像間的張力與審美。

《日常的弦歌》的開篇“1937年12月14日，鄭天挺（字毅生）抵達長沙，這一天晴暄和暖”8，即采用白描手法直接以主觀鏡頭呈現(xiàn)時間、地點、人物。以第三人稱視角開啟全書的基調，以一種溫和、平靜而又充滿力量的描摹方式呈現(xiàn)出那一段戰(zhàn)爭陰霾下，眾多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攜手開啟的那一幕西南聯(lián)大的風云歲月。

這樣的景別構圖在其他章節(jié)也時常可見，如采用特寫鏡頭推進聚焦于“大時代中的一名小卒”朱自清。結合《蒙自雜記》中記述的蒙自美景插入個人獨白，“在蒙自的五個月，朱自清心情愉悅。這讓他想起臺州和白馬湖，也讓他想到北平的什剎?！?。蒙太奇鏡頭的剪切拼貼，將其記憶中的北平、臺州的景象串聯(lián)至蒙自的南湖，仿佛費穆電影般，完美將人景相交融，呈現(xiàn)出詩意氛圍。用文字、文化記憶來表現(xiàn)或闡釋城市的前世與今生，從而使得特定城市的文化精神得以生生不息地綿延傳承。書中以日記體的方式詳細記述了以朱自清為代表的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的教授們，自北平至長沙、再至昆明的一路遷移。而這也是戰(zhàn)時眾多知識分子在面臨國難危亡之時，如何延續(xù)人文精神和傳統(tǒng)、盡力維系三校日常教學的一副微縮圖景。

而在西南聯(lián)大這幅群像畫中，如何塑造一名在時代洪流裹挾下依然保持自我的文人本色，王堯選取了朱自清。正如文中所提及的朱自清在諸多教授中個人風采似乎稍顯遜色，但卻可以透過朱自清看到西南聯(lián)大的巨幅油畫中的部分細節(jié)。王堯采用了鋪陳式中景鏡頭還原特定細節(jié)，再輔以近景特寫般的人物白描，從而加深畫面感和空間感，生動刻畫出在無聊瑣碎、困頓不已的昆明日常生活中依然堅守著對學術研究和教育熱忱的朱自清這一人物形象。這樣的近景、中景構圖式描寫可以讓讀者真切感受到朱自清對學術的認真嚴謹造就了其敏感與自尊的特性，也可以借由層疊式構圖無形中傳遞出以朱自清為代表的文人對學術追求的純粹與真摯。

當年的知識分子群體關于昆明、北京、武漢、重慶、長沙等城市的“集體記憶”，無論虛實真假同樣值得尊重。王堯在論述談論“城市記憶”時，希望深入到歷史、人生、精神和文化層面。如果說借鑒本雅明的思路，記憶政治上的史事人物，以記憶地理上的高山大川，同時還介于自然與歷史之間、兼及人與物的都市。那么在西南聯(lián)大存在的八年記憶中，“為了忘卻的紀念”促使我們不斷談論這座城市、這段歷史、這座城市中生活的人們。在這個意義上，記憶不僅是工具，也不僅是過程，本身也可以成為舞臺，甚至構成一種創(chuàng)造歷史的力量。關于都市的論述，可以也必須有多重角度和方式。在西南聯(lián)大的八年中，誠然所有的記憶和空間體驗，既有可能無限接近本體，也有可能漸行漸遠，在遺忘和記憶的巨大張力中，西南聯(lián)大的精神得以不斷向前延伸。

論及五四對于現(xiàn)代大學制度誕生以及對于大學、知識分子、治學精神的影響，從宏觀的時代大局到微觀的個人論述，王堯認為五四的光和影一直影響著西南聯(lián)大的點滴。

自1938年5月4日至1946年5月4日，西南聯(lián)大存在的八年時光，始于五四，終于五四。八年過去，同樣是5月4日這一天，“1938年5月4日這一天忽晴忽陰”至“1946年5月4日上午九點，會后在后山為紀念碑節(jié)目，再到圖書館前拍照時，小雨落下，拍照方畢雨勢忽大”10。王堯先生巧妙地采用遠景鏡頭展示西南聯(lián)大自成立到結束的這兩天的天氣，又運用中景展示了朱自清、羅常培、錢穆在開學時的演講，在結束時又聚焦了在圖書館前舉行畢業(yè)典禮的梅貽琦、馮友蘭和三校代表等一眾人等，短短數(shù)行及勾連起聯(lián)大八年艱難歲月的歷史縱深感，形成了舉重若輕的風格化布局。

論及中國現(xiàn)代大學制度的建立源自五四運動。五四中的三位重要人物，蔡元培提倡美學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促使北大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也開創(chuàng)了中國現(xiàn)代大學學術自由、教授治校、追求真理的治校準則。陳獨秀則提倡德先生和賽先生，認為這是使中國現(xiàn)代化的兩種武器。而胡適則主張文學革命，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以作表情達意的工具。眾多經(jīng)歷了五四或是受到五四洗禮的知識分子完成了中國現(xiàn)代大學的制度革新。西南聯(lián)大其實是“五四”精神在教育方面的具象化體現(xiàn)。即使實體的學校不復存在，五四的精神還在，聯(lián)大的精神也依然存在，余韻留存。

記憶和文學之間的紐帶，根植于“圖像”（imago）的雙重含義：它既是一種記憶圖像，也是想象的產(chǎn)物，是文學的創(chuàng)造性刺激物。文學想象必然引起記憶想象，而文學的圖像庫等同于記憶的圖像庫。11王堯筆下的西南聯(lián)大以及一眾知識分子，經(jīng)由散文式風格化的構圖呈現(xiàn)出別樣的景深和畫面感，立體呈現(xiàn)出歷史敘述下的人與空間的關聯(lián)，進而建構起集體記憶和想象。

三、畫外音：鏡頭外的主角

現(xiàn)代電影是以聲像感知為基礎的語言系統(tǒng)，影像固然是基礎，但聲音同樣具有相對獨立的地位。畫外音（off scene），即聲源來自畫面外的聲音。影像鏡頭視覺呈現(xiàn)之外所發(fā)出的音樂、對白、聲響等均屬此列。

《日常的弦歌》以史為基，圍繞主體人物身邊的人或物輔以散文化的記述，無論是日記、自傳、著述、雜志，抑或是引入女性視角、第三方外部視角等方面，都可看作是畫外音的多樣呈現(xiàn)，也正是文學視聽化的明確體現(xiàn)。也恰如散文集的題目，西南聯(lián)大的“回響”正是將這些外部元素視為一個獨立的表現(xiàn)元素，不與視覺呈現(xiàn)重疊，達到巧妙的組合效果，在歷史長河中雖遙遠卻清晰。

通常影像中的畫外音能發(fā)揮調整節(jié)奏、揭示心理、呈現(xiàn)環(huán)境、連貫情節(jié)、制造隱喻與象征等功能。而王堯的文字則充分實現(xiàn)了文字的畫面感營造，呈現(xiàn)出別具一格的“聲畫同步”效果。

例如“昆明一隅，九儒十丐”章節(jié)中，即采用了影像中的旁白技巧，在開篇引用經(jīng)濟學家楊西孟的文章：“典賣衣物及書籍，賣稿賣文，營養(yǎng)不足，衰弱，疾病，兒女夭折，消耗資本，消耗最后的資本——健康和生命”12，呈現(xiàn)戰(zhàn)時昆明物價飛漲，西南聯(lián)大的學者們飽受貧苦生活折磨的畫面感。通過“聲畫同步”訴說著知識分子貧苦艱辛的日常景象。尤其是文章中也多次引用了鄭天挺日記中有關昆明物價和日常生活的詳細記錄，從微觀視角映照彼時國民政府教育部特別補助費的杯水車薪。又如蔣夢麟的《西潮》中談到戰(zhàn)時之昆明這一章節(jié)時，也提及昆明遭受戰(zhàn)局波及，物價的不斷上漲嚴重影響了日常生活。他舉例，“38年初到昆明時，八十公斤的米為法幣6塊錢，但后來漲到40元，后來在短短幾個月之內漲到了70元?！睂⒕呦螽嬅婧蜁r空同一化，為教授們?yōu)榱藨獙狡壬疃扇〉囊幌盗写胧┑摹靶穆窔v程”尋覓到合理聲源。

另一重聲畫同步的運用則是文章中所截取的人物內心獨白。無論是梅貽琦日記中對時局和辦學的憂慮，還是朱自清感嘆“花開時節(jié)之久”，抑或是聞一多對昆明學生運動的記述等，各種日記、札記、文章等都是聯(lián)大的親歷者從各個層面，對聯(lián)大辦學和五四以來大學教育、精神傳承、治校方針等重要著眼點的感悟與卓思。

與此同時，筆者關注到王堯還尤為引入了到訪昆明的費正清這一外部視角，以他者之眼客觀呈現(xiàn)彼時困苦不堪的昆明，以及貧苦交加但依然堅守的學人們。如此憑借客觀的聲音脫出畫面現(xiàn)實，實現(xiàn)“聲畫對位”，體現(xiàn)出不真實中的真實，關注到西南聯(lián)大的知識分子們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困境。另一方面，熟悉中國政治的費正清深刻地了解當年中國大學教育與國民黨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尤其是CC系對文化教育領域的把控。因而引入費正清的客觀聲音凸顯出聯(lián)大和政府間的沖突，學術獨立與政府干預間的矛盾。再輔以蔣夢麟相較于在西南聯(lián)大期間治學方面的非主事的邊緣化存在，在黨務這方面顯得較為用心，但國民黨試圖“以黨治?！钡姆结樤谌W術獨立、教授治校的民主堡壘面前收效甚微。正如王堯對鄭天挺一生的旋律與注解的闡釋“不患不精明而患不周密，不難于忠盡而難于五四。凡事不可有我，而不可無人”13，如何平衡學術與政治也是當時聯(lián)大的眾多知識分子貫穿其一生的命題。

除卻上述的內心獨白和外部視角，筆者尤為欣喜的是王堯在歷史散文中挖掘到了之前被遮蔽的女性聲音。從梅貽琦夫人韓詠華在西南聯(lián)大時期自制“定勝糕”、潘光旦夫人趙瑞云、朱自清夫人陳竹隱等知識女性在戰(zhàn)爭期間清貧困苦的生活中依然保持自身的傲骨和風姿，成為探討五四之后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知識女性的一個縮影。這些或掩藏于歷史故紙中的她們多存在于夫君、子女的詩作、日記、回憶錄中，但在王堯先生的筆下，這些富有力量與生命力的內心聲音不單純成為畫面訊息的重復者，而是肩負著呈現(xiàn)主體、直指人心等使命，與畫面構圖形成參差對照的演出，成為站在鏡頭外的主角。而她們在特定歷史時期橫跨家庭和社會之間的心路歷程值得當下的我們回顧與思考。

如果說書中的章節(jié)都是類似于影像中的特寫以微觀或是個人切入，那么在最后一章探討的《新潮》雜志可謂是群像展現(xiàn)。不僅聚集了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毛子水、陳達材、孫伏園、俞平伯、康白情、馮友蘭、朱自清、楊振聲、葉圣陶等以北京大學學生為核心的學生群體，同時也吸引了北京及其他高校的知名教授群體，如蔡元培、胡適、周作人、李大釗等教授的試作、評論、學術文章不斷在《新潮》雜志發(fā)表，為新思想、新觀念的傳播起到了重要推動和發(fā)聲作用。

《新潮》主張的“以思想革命為一切改造的基礎”，推崇“學術至上”，對青年知識分子影響很大。在社會轉型時期，傅斯年等人的努力和反思，代表了社會發(fā)展的方向，《新潮》雜志為社會改造提供了氛圍和機遇，同時也帶來了困惑與迷茫。以《新潮》作為《日常的弦歌》的尾聲，如此聲勢浩大的群像聲音承接了五四精神，不可否認它對后五四時代帶來了理性的批判性思考。

傳奇的西南聯(lián)大是現(xiàn)代中國教育史的高峰，由治校轉而治學，進而探討人文學科的建設。這兩方面對于今天大學的學科建設方針和學術路徑建設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發(fā)和引導作用。雖然王堯筆下的眾多人物早已遠去，但大學之道和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依然如同鏡頭外的主角成為時代永不消逝的回想和畫外音。

結 語

王堯先生曾這樣概括自己的學術理想：“以散文為中介，探析20世紀中國散文的多種文化精神現(xiàn)象；以作家的心態(tài)（文化與審美的）、人格、話語方式等為對象剖析中國知識分子在重鑄民族文化精神時的心路歷程；研究散文創(chuàng)作的文化精神與審美選擇的關系?！卑凑赵S紀霖的劃分，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經(jīng)歷了代際演變，可組略劃分為六代：晚清一代（1865—1880年）、五四一代（1880—1895年）、后五四一代（1895—1930年）、十七年一代（1930—1945年）、文革一代（1945—1960年）、后文革一代（1960年以后出生）14。《日常的弦歌》中登場的中國知識分子群像承自晚清，歷經(jīng)五四，影響了后五四及當代，塑造了中國近代以來知識分子的譜系。

從記憶角度來看，文學是最優(yōu)秀的記憶術。文學是文化的記憶，它不只是一種記錄的工具，更是紀念行動的載體，包含了文化所儲存的知識。寫作既是一種記憶行為，也是一種全新的闡釋，通過書寫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全新文本由此浸入大眾的記憶空間。

王堯的筆觸如同影像般，從鏡語表達、蒙太奇式的剪輯組接、風格化的構圖和畫外音的建構等方式，通過文學和影像的“互文性”更為具象化、直觀化地把握文本之間的接觸和交叉，內嵌于時空轉換結構之中，獨創(chuàng)性地展現(xiàn)了獨具風格的散文式審美。文學和影像兩者緊密契合，從而使每一份具體的文本章節(jié)都蘊含著宏觀記憶空間，再現(xiàn)了五四精神與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文人精神。共同完成了對百年中國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與回眸，也描摹出他們延續(xù)、更迭、演變的基本脈絡。

[本文系江蘇省哲學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日本所藏中國電影的史料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3YSB007），江蘇高校哲學社科重大項目“中國電影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研究（1968-2023）”（項目編號：2023SJZD10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美]周蕾：《原初的激情——視覺、性欲、民族志與中國當代電影》，孫紹誼譯，遠流事業(yè)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5—36頁。

2 [蘇聯(lián)]普多夫金：《電影技巧與電影表演》，劉森堯譯，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7、73頁。

3 4 5 6 8 9 10 12 13 王堯：《日常的弦歌：西南聯(lián)大的回想》，譯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10、124、321、5、151、79、41、8頁。

7 蔣夢麟：《西潮》，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1 [德]雷娜特·拉赫曼：《文學的記憶性和互文性》，《文化記憶研究指南》，孫江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04頁。

14 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6頁。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藝術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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