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奧雷《幸福來電》：重繪澳門
和澳門的很多作家一樣，陸奧雷對自己生活的城市極度關(guān)注，他構(gòu)思的那些故事幾乎都是在澳門發(fā)生的。自然，陸奧雷并非澳門文壇第一個書寫澳門的作家，在他之前，我們已看到太多展現(xiàn)“文學澳門”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澳門要么被描繪成極具衰頹氣息的管治地，要么被描繪成歷經(jīng)萬千險阻也要到達的避難所，要么，則是一個讓人步步沉淪的罪惡淵藪。在他們筆下，澳門是故事，是隱喻，更是傳奇。其實，很難說哪一種類型更符合“澳門”的本質(zhì)，因為文學本就是虛構(gòu)的藝術(shù)，要窮究一個最為“澳門”的澳門故事，似乎沒有太大必要。但這不意味著作家對何為“澳門”的思考是徒勞的，恰恰相反，對于“文學澳門”的多元展示，在在豐富了澳門文學的彈性和層次。在這一框架內(nèi)解讀陸奧雷的小說是必要且有效的，因為他在眾多關(guān)于文學澳門的想像中，為人們提供了一些不一樣的特質(zhì)。我將他的文學實踐稱之為“重繪澳門”。
一個怎樣的故事才算完成了對澳門的重繪？我們不妨從《幸福來電》的首篇《逐夢者的天空》說起。作為第十屆“澳門文學獎”小說組的冠軍作品，它對作者的意義不言而喻。張?zhí)描熃淌谠谠u審感言中說：“這是一個與澳門小城息息相關(guān)的題材，是此次參賽作品中最具有‘澳門特色’的一篇，也是最出色的一篇?！雹倨鋵?，所謂“小城題材”與“澳門特色”，是一些相對抽象的概括，可以用在每一篇獲獎作品中，因為這個獎項在設(shè)立之初本就要求作品要“立足澳門”，一篇獲得冠軍的作品能夠反映出“澳門特色”，自是題中之意，不足為奇。我以為，《逐夢者的天空》最迷人的地方不在于作者道出了“澳門特色”的本質(zhì)，而在于作者本人和他構(gòu)思的小說人物均在極力“追尋”澳門這座城市的主題到底是什么。換言之，相較于呈現(xiàn)問題的答案，陸奧雷強調(diào)的是“思考”這一行為的“過程”。到最後，盡管幾個年輕人完成了他們的畢業(yè)展任務(wù)，但是作者借小說人物之口說“‘澳門故事之旅’卻是個永遠都不會結(jié)束的集體創(chuàng)作”②，它一直在“形成”，從未“穩(wěn)固”。
這是一篇極具建構(gòu)主義色彩的小說，陸奧雷不去寫澳門歷史、澳門民俗這些“澳門文學獎”更為青睞的題材，也沒有刻意去構(gòu)思一個峰迴路轉(zhuǎn)的澳門傳奇，而是將他自己對澳門的思考熔鑄在這流水賬式的、碎片化的、甚至是白描的記敘中，這一處理方式在一個比賽中是相當冒險的。但回過頭來看，這是否也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呢？澳門這座城市是否就像陸奧雷講故事的腔調(diào)一樣平淡而零碎？這種技法本身是不是也包含了陸奧雷對何為“澳門”的理解？《逐夢者的天空》展現(xiàn)了陸奧雷欲重說澳門故事的野心，他和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希望“找到”一個未被挖掘的澳門。至于這個“澳門”是否被找到以及是否就如小說人物的畢業(yè)展所呈現(xiàn)的那樣，其實已經(jīng)不重要了，真正的魅力在于它的“未完成時態(tài)”：永遠向人敞開，邊界模煳，充滿了未知的可能性。
在更多的時候，陸奧雷的澳門故事是有它的實體而非僅僅依靠理念支撐的。在這些“故事容器”裡，作家的個性色彩相當鮮明。男主人公幾乎都叫喬捷，他有兩個顯著的身份標識，其一是小城裡的文藝工作者，其二是不折不扣的E世代青年。我甚至有種感覺，喬捷可以離開女人，但不能離開網(wǎng)絡(luò)。女性角色呢，通常由一個叫Ivy的女生充當。這個女生似乎沒有什么攻擊性，但如一縷清香般讓人難以忘懷。喬捷和Ivy，流連在小城的板樟堂街和議事亭前地，相約在幽靜的咖啡廳和唱片店。他們或許因為文學而結(jié)緣（《幸福來電》），或許曾在游人如鯽的板樟堂街一起聽過新年的倒數(shù)聲（《板樟堂的倒數(shù)聲》），或許交換過心愛的唱片（《survival》）。
陸奧雷在他的故事中頻頻寫到波鞋、咖啡、流行音樂、現(xiàn)代詩、唱片、香煙和社交媒體，這種“華麗”的觀感不難讓人想到一個術(shù)語：現(xiàn)代性。梯亞在為本書作序時，敏銳地指出這一點：“陸奧雷至少有七篇小說提到咖啡店，無疑絕非偶然。把咖啡店視作‘現(xiàn)代性的重要標志’，同樣適用于陸奧雷，也同樣適用于渴求‘現(xiàn)代性’的新一代澳門人?！雹蹖⒖Х瑞^看作現(xiàn)代性的象徵，其來有自，李歐梵在其著作《上海摩登》中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只是，在我看來，陸奧雷筆下的咖啡店所承載的意義，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文學表達判然有別。寫過《咖啡座談》的張若谷說：“坐咖啡館裡的確是都會摩登生活的一種象徵，單就我們的上海而言?！雹苈毷侵剩@批作家寫到咖啡時，不免將它的象徵意味夸大。在《上海的狐步舞（一個片段）》中，穆時英寫下這樣一段鏡頭感十足的文字：
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飄動的裙子，飄動的袍角，精緻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鬆的頭髮和男子的臉。男子的襯衫的白領(lǐng)和女子的笑臉。伸著的胳膊，翡翠墜子拖到肩上。整齊的圓桌子的隊伍，椅子卻是零亂的。暗角上站著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氣味，煙味……獨身者坐在角隅裡拿黑咖啡刺激著自家兒的神經(jīng)。⑤
但是陸奧雷并不這么寫咖啡。在《逐夢者的天空》中，小組成員去氹仔布拉格街的咖啡店，為的是開組會，討論畢業(yè)設(shè)計的方案：
雨一直在下。我們吃了又餓，餓了再吃，一直待到咖啡店打烊。方案提出以後，我們再沒有想到要說些什么話了，只是一直在店裡聽音樂、看雨。我默默地想著要為這個城市找一個主題，好讓畢業(yè)展有一個較明白的故事線，可是各種各樣雜亂的訊息不斷影響著思緒。⑥
在陸奧雷筆下，所謂的都市現(xiàn)代性，早已內(nèi)嵌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為在澳門，咖啡并不是摩登一族才配享用的高級消遣，它既遍佈在澳門的街頭巷尾，又附屬于茶餐廳的熱飲套餐?？Х群涂Х瑞^，恰恰是最“日?！钡陌拈T經(jīng)驗。陸奧雷犯不著站在鄉(xiāng)土的立場批判都市文明，也沒有表現(xiàn)出追慕現(xiàn)代文明的迫切心態(tài)。一切都是這么自然而然。能夠?qū)⒖Х瑞^這個原本隱喻豐富的空間處理得這么日常、這么具有“細節(jié)感”，可看出陸奧雷在重繪澳門時的筆勢和傾向。
至此，我們已發(fā)現(xiàn)，陸奧雷的澳門故事其實繼承了澳門文學關(guān)注日常生活這一書寫傳統(tǒng)。在一個只有“日?！钡某鞘醒e，構(gòu)思一個“好故事”其實并不那么簡單。因此，澳門作家喜歡在自己的故事中摻雜一些魔幻／奇幻因素，以此動搖日常生活的邏輯、規(guī)則和秩序，最終造成日常生活的“斷裂”。陸奧雷也會寫一些奇詭故事，不過，讓我感覺新奇的倒不是他這些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是他在其中加入了“適可而止”的波西米亞色彩，這種“帶著鐐銬跳舞”的反叛精神值得細細品讀。
在《魚》的開篇，作者向我們展現(xiàn)了這樣一個情境：對于常年淹沒在日常生活的年輕人來說，打發(fā)時間已成為了活著的全部意義。但是，陸奧雷并沒有因此為“我”安排一次羅曼蒂克的邂逅，而是讓“我”和一條桂花魚展開對話。是的，桂花魚原本將是盤中餐，但牠復活了，而且有求于“我”。依循魚的指示，“我”暫時打破了原來的生活節(jié)奏，背上行囊，去幫助這條“魚”完成牠的夙愿。陸奧雷故佈迷陣，最後虛晃一槍，不斷地強調(diào)，重點不在于離奇的情節(jié)，而在其中的“隱喻”。我認為，真正的隱喻并不在于小說中的魚／唐裝／牛各自代表了什么，而是出走後又歸來這一情節(jié)設(shè)計對一個只有“日?！钡某鞘卸缘降滓馕吨裁?。如果沒有這條會說話的桂花魚，“我”可能還在原來的舒適區(qū)中，日復一日地工作，不悲不喜。但這條魚就像一個“觸發(fā)器”，讓“我”暫時逃離俗世，進入到一個超現(xiàn)實的世界中。這個超現(xiàn)實的世界不僅僅是魚的擬人化，還包括主人公旅行途中所見的美景：紛紛揚揚的雨、彎彎曲曲的河、膚色各異的旅人……這些美好的事物其實才是小說更重要的隱喻和象徵，由其結(jié)構(gòu)起來的如詩如畫的意境也就成為了一個有別于日常生活的超然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情感可以戰(zhàn)勝理智，理想高于現(xiàn)實，神性挑戰(zhàn)了自然性。
如果小說中的“我”把旅行當作常態(tài)，從此浪跡天涯，那真的就是“波西米亞狂想曲”了。但“我”最後還是回來了，回到了熟悉的澳門，熟悉的家庭社會，使得那次因魚而生的出走宛如一場“太虛幻境”的神游。這種剎那萌生的漂泊念頭，表達了澳門作家對一種有別于日常生活的異常生命狀態(tài)的渴望，也揭示了澳門這座金光閃閃的城市背後那單調(diào)平凡的底色。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講師
霍超群
註釋
①張?zhí)描煟骸吨饓粽叩奶炜铡谑畬冒拈T文學獎小說組評審感言》，吳志良、李鵬翥主編：《澳門文學獎十屆得獎文集（1993-2013）》，澳門基金會，2014，第515頁。
②陸奧雷：《逐夢者的天空》，《幸福來電》，作家出版社，2019，第34頁。
③梯亞：《序：分手的城市——陸奧雷的用情故事》，陸奧雷：《幸福來電》，作家出版社，2019，第4頁。
④張若谷：《俄商復興館》，《戰(zhàn)爭·飲食·男女》，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3，第146頁。
⑤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一個片段）》，薑德銘主編：《中國現(xiàn)代名家名作文庫 穆時英卷》，中國戲劇出版社，2001，第270頁。
⑥陸奧雷：《逐夢者的天空》，《幸福來電》，作家出版社，2019，第11頁。
澳門日報．鏡海版．2022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