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體詩：為時代放歌，為藝術創(chuàng)制
2024年是著名詩人、劇作家賀敬之百歲壽誕，也是他從事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85年。從少年時期為“北方的子孫”“解放的年代”歌唱的新詩，延安時期的新歌劇、信天游，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抒情詩，再到新時期之后的新古體詩，在每一個階段，賀敬之都敏銳地把握時代的脈搏，創(chuàng)建新的藝術形式，抒發(fā)人民的心聲。2024年度推出的“賀敬之詩歌精選”全套五卷（魯太光主編，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以時間為序，全面呈現(xiàn)了賀敬之詩歌創(chuàng)作的總體風貌，為讀者閱讀以及學界研究提供了便利。其中，筆者承擔了第五卷《心船歌》即新古體詩卷的編選工作，在編選過程中，對這位社會主義文藝大家的思想高度與藝術造詣有了更切實、深刻的領會。
賀敬之在新時期之后所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大都為新古體詩。不過，與詩人其他時期的作品相比，他的新古體詩所受到的重視與研究都不夠充分。筆者也是較晚才讀到賀敬之的新古體詩，最初出于個人閱讀興趣，翻閱《賀敬之文集》“新古體詩書卷”，常被佳作吸引。后來讀多了，漸覺詩作樸實通俗又韻味悠長。仔細揣摩，則發(fā)現(xiàn)詩作詩藝精湛，看似淺顯易懂的語言背后，有著千錘百煉的推敲琢磨功夫。出于對詩作的喜愛，也是希望更深入探究詩作的藝術創(chuàng)新，于是，在“賀敬之詩歌精選”編選工作啟動之時，筆者便爭取到承擔新古體詩卷的編選工作。
如何全面呈現(xiàn)賀敬之創(chuàng)作的風貌，又提供一個便于讀者閱讀、體量適中的選本，是編選工作之初面對的一個難題。賀敬之的新古體詩創(chuàng)作一直保持在一個很高的水平線上，詩作之間藝術水準差距不大，編選起來難以取舍。那么，選取多少首詩作為宜呢？
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確定詩作的總量。賀敬之的一些新古體詩，在同一題目之下有多首。在1996年出版的《賀敬之詩書集》中，通常將同一題目下無獨立標題的多首詩作視為一首，如目錄中標識《陜西行·謁黃陵等十一首》 ，其中在《皇甫村懷柳青》題目之下有兩首詩作，因此該組詩實際為11題12首。再如《棗莊行·四園詩等四首》，其中《四園詩》題目之下便有四首詩作，作者在注釋中指出這是“四段”而非四首。這種分類當然有其道理，不過，這些緊密圍繞同一主題的詩作，具體的情感內容乃至抒情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各首作品角度不同，手法有別，既相對獨立，又互相應和，帶來豐富的詩意。因此，將同題之下的諸篇詩作視為相對獨立的詩篇，亦無不可。面對此種情況，筆者根據(jù)文本實際情況，亦請教了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決定在統(tǒng)計的時候，采取以“題”“首”結合的方式進行計算。按此體例，縱覽公開出版的賀敬之新古體詩集，可得280題、370首詩作。
在初步閱讀完全部詩作后，筆者大致確定了編選原則，即以藝術性和思想性為標準，兼顧創(chuàng)作時間，力求展現(xiàn)詩人不同時期的所感、所思、所慮。就數(shù)量而言，從全部詩作里選取三分之一左右，可兼顧全面與典型?？紤]到出版之際適逢詩人百年壽辰，選取百首，當然是首選。不過，經過仔細考慮，筆者決定選取99題。首先，以“題”而非“首”作為計量單位，是考慮到同題多首詩作構成同一主題下的多重奏，單首難以全面體現(xiàn)主題。其次，之所以選取99題而非100題，則是基于兩重考量。其一，基于選本這一體例本身的限度。對于何為代表作品，不同讀者見仁見智，筆者雖盡量綜合主題、情感、詩藝、創(chuàng)作時間等各方因素，力求全面、均衡、典型，但不可避免帶有個人喜好的痕跡，也可能遮蔽詩作總貌的某種面向。其二，基于詩人不斷有新作發(fā)表的創(chuàng)作實際。賀敬之的新古體詩的發(fā)表途徑有報刊刊發(fā)和結集出版兩種方式。就出版而言，最早的新古體詩集是1996年出版的《賀敬之詩書集》。2005年出版的六卷本《賀敬之文集》中的“新古體詩書卷”增補《賀敬之詩書二集》，2013年出版的《心船歌集（增補本）》以“近年偶作詩抄”板塊，收入2002年之后的部分詩作。而到了2020年出版的《賀敬之詩歌精選》，又收入2014年創(chuàng)作、2015年發(fā)表的《游黃山感懷》。因此，筆者決定選取99題，空下一題，權作“留白”，既給其他讀者留下“填空”的空間，也給編者留下以詩人新作再進行補充的期待。
在編選過程中，筆者校訂了此前版本中個別明顯的印刷錯誤，對于有疑問的，本來打算通過加注釋的方式標出疑問，不過幸運的是，在出版前有機會當面請詩人本人審定，做了相應的訂正。對于在多個選本中存在文本差異的詩作，則綜合權衡做了選擇。如著名長詩《詠南湖船》，在《賀敬之詩書二集》中，該詩呈現(xiàn)為“樓梯體”的形式，這也是唯一一首“樓梯體”形式的新古體詩。而在后來的《心船歌集》《賀敬之詩歌精選》中，則取消了“樓梯體”的版式。在筆者看來，詩作以“樓梯體”展現(xiàn)，情感在同一階梯內漸次遞進、在不同階梯單元間積蓄，最終升華為蕩氣回腸的戰(zhàn)士心聲。因此，筆者依然選入了出版時間更早的“樓梯體”的版本，以展現(xiàn)詩人的新古體詩與政治抒情詩之間藝術手法的延續(xù)及創(chuàng)新。當然，即使是取消了“樓梯體”的版本，因詩作本身飽滿的情感、信仰的力道、敘事的從容，其思想和藝術意味并未減弱，別有韻味。
此次借編選之際重讀賀敬之的新古體詩，生發(fā)出很多新的感受，其中大部分思考，已經整理成文，以《“形式的反作用”與“時代折光”——論賀敬之的新古體詩》為題在學術期刊刊出。此時翻閱印出的選本，筆者不由想起一個自己在理論研究中雖經努力但并未思考透徹的重要命題，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對于這一命題，學術界有不少理論層面的研究，對筆者很有啟發(fā)。但是一直存在的一個疑問是，體現(xiàn)“兩個結合”的文藝范例究竟有哪些呢？讀賀敬之詩作過程中，我仿佛找到了答案。“新古體詩”可被視為在文藝領域體現(xiàn)“兩個結合”的一個創(chuàng)制。賀敬之作為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實踐者，不僅在詩作中抒寫了對黨和國家事業(yè)的堅定信念、對社會主義未來發(fā)展的信心，而且，也以自覺的創(chuàng)新意識，創(chuàng)建了既具當代品格、又富傳統(tǒng)特色的藝術形式。
“延水育年少，今成九旬翁。百慚一自豪，未負始信峰。”這是2014年5月，90歲的賀敬之所作《游黃山感懷》中的詩句。作為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哺育下長大，在“小魯藝”與“大魯藝”的熔爐中淬煉，在新時期和新時代前行的人民文藝家，賀敬之始終堅信“寶塔山下路，同道偕壯行”，始終堅持為時代放歌、為人民詠唱、為藝術創(chuàng)制。在賀敬之的詩作里，筆者讀到了延安文藝的根脈，讀到了新中國文學的氣象，讀到了新時代文化的風采，亦讀到了一代文藝工作者篳路藍縷卻始終青春洋溢的心路歷程。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