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左起）金宇澄、陳丹青、令狐磊

令狐磊：二○○○年，金宇澄老師在《上海文學》策劃“城市地圖”欄目，邀請上海作者講述各自的街區(qū)故事，可能是出生地點、可能是成長期最熟的幾條馬路。從文字到聲音，從城市的小區(qū)域和單元結構來找回屬于每個個體的鮮活記憶。這次陳丹青老師從烏鎮(zhèn)過來，借著這個機會，我們與金宇澄老師一起，聊一下兩位熟知的上海，以及如今上海這座城市的變化。

昨天和陳丹青老師在南京西路附近閑逛，本來我們要趕去一個活動，陳老師卻突然跟我說：能不能在這之前，補償一下我的“上海胃”，小時候的記憶一定要在今天補償回來——我們先吃一碗冷面好不好？冷面，在上海的酷暑天對陳老師意味著什么？小時候也是每天都愛這一口嗎？

陳丹青：當時不覺得，一毛三一碗，沒那么多澆頭，就是好吃啊。當時吃的東西很少，也很簡單，但去北方后吃不到了。北方的涼面，韓國的涼面，我吃不慣。所以阿城說所謂海外華僑思鄉(xiāng)，其實是腸胃在起作用，想吃小時候的食物，每個地方的人都是這樣。

我很久沒在上海生活過，五十四年前就離開了上海，理論上我不是上海人。當中經(jīng)?；貋恚缓笥殖鰢?，但宇澄長年累月待在上海。當然年輕時他也在東北做知青，但此后你沒有離開過上海。

金宇澄：沒再離開。今天要談的，就是你在上海的生活啊。

陳丹青：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完全是另外一個上海。剩下的記憶就是生煎包、冷面這些，所以今天又去吃。排隊時發(fā)現(xiàn)上海人還是喜歡帶點當年公有制小店家色彩的冷面。別的冷面館我也去過，總覺得不對。改革開放后冷面和其他許多面放在一起賣，制作程序跟我們那會兒不一樣了。今天我看到隊伍中不少人拿著鋼精鍋、塑料盆，帶回家吃，這對我很親切。我記得一九六六年九月一號我們被抄家，第二天屋子里一片狼藉，燒飯的爐子被撬掉了，沒法開火，我們就拿了鋼精鍋到隔壁店家去買生煎包，然后全家坐在一塌糊涂的家里吃。

令狐磊：金老師是一九五二年生，陳老師是一九五三年，所以是同齡人。據(jù)我所知，陳老師是出生在南京西路的大中里，我不知道金老師出生在哪塊片區(qū)？

陳丹青：我住在石門路、威海衛(wèi)路拐角，宇澄住的區(qū)域比我家好。

金宇澄：好不到哪里。我讀的是附近瑞金路民辦小學，當年的家長基本不管小孩的，隨便取名字，生我大哥時全家很忙亂，取名金芒芒。生我比較順利舒服，就叫金舒舒，上海話讀“金斯斯”，很難聽，常常遭人嘲笑。民辦小學女老師都是弄堂家庭婦女，現(xiàn)在講就是志愿者，不懂教書上課，經(jīng)常拎我的耳朵，所以我一直是一個孤獨的小學生，常常逃學，父母下放了，一禮拜逃學兩三天，學校和家里也不管。

我家在陜西南路，同學有住丹青家威海路、石門路那邊的，也有茂名北路、南路的，我瞎逛的路線包括南面南昌路、新樂路、長樂路，進賢路小弄堂里，經(jīng)常穿來穿去，范圍差不多，是教育不一樣。最近看丹青新版的素描集，特別感慨，發(fā)覺小學三四年級他就有固定目標，開始畫畫了。別小看這一點，對照我當時的一片空白，我沒有定力，是個迷茫的小孩，精神狀態(tài)不一樣。

陳丹青：作家里這樣的人特別多，高爾基就是這樣，很多人也是這樣的。不是一開始就確定要當作家。

令狐磊：我是從廣州移居到上海的，在廣州，那里的人當然也會問你住哪里，但恐怕沒有上海人問得那么頻繁。在上海，經(jīng)常吃一頓飯結束的時候都會問一句：你住在哪里？就像《繁花》里面提到阿寶住在皋蘭路、小毛在大自鳴鐘……這也證明上海真的是一個巨大而多元的城市，它會包容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會住在城市不同的區(qū)域內(nèi)成長。我想問的就是一個人的成長跟這個城市里的哪一個區(qū)塊真的那么有關嗎？

陳丹青：很有關系。我小時候最要好的朋友，十八歲認識，一直到現(xiàn)在還是最好的朋友，叫林旭東。我們一起畫畫，都在江西插隊，但是他上海的家在淮海中路好地段。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住的公寓是一個猶太人的產(chǎn)業(yè)，改革開放后這個猶太人回來過，沒有要回產(chǎn)權，只要求政府不要拆除，不要改變景觀。林旭東的父親是和楊振寧那代人一起搞原子動力的。林旭東生在國外，建國后一家人從美國轉(zhuǎn)道巴黎，到他四歲才回到上海。那時上海人找對象有個很簡單的標準——他們家里是打蠟地板和鋼窗，也就是洋房，林旭東家就是。但林旭東非常喜歡和窮孩子比如蘇北孩子交朋友，這跟歐洲蠻像的。歐洲很多寫底層生活出彩的作家都出身好家境。

金宇澄：記得有個同班小學生，帶我穿過淮海路錢家塘，到南昌路棚戶里看民國連環(huán)畫，一分錢看兩本，口吐寶劍、怪力亂神這種。逃學瞎逛，襄陽公園長樂路附近都有連環(huán)畫攤頭，馬路風景也好看，看延安路兩家大古董店櫥窗，陜西路有擺設蘭苓腳踏車、西洋小火車的舊貨店，估衣店櫥窗里，掛滿蟒袍戲裝。熟悉這塊地方各種曲折弄堂，不是現(xiàn)在大片板式高樓，都是私有小地產(chǎn)結構，比如三角形地皮，就造三角形房子，非常不一樣。

陳丹青：我住的老石庫門房子解放前是一貫道的，據(jù)說有三層，我家住的那層是存放棺材、救濟窮人的。解放后被政府沒收，變成我父母工作單位的職工宿舍，我們分到三樓。就在我家左拐轉(zhuǎn)彎，有一條很好的弄堂，到了歐洲才知道那是歐洲派頭的建筑，里頭住的有猶太人，走出來穿的衣服、說的話，就不一樣。老朋友林旭東從來不說粗口，他是好人家子弟，他再生氣也不會說一句粗話。我從小弄堂里長大，跟各種混子玩，一句話不帶粗口，沒法說話。

金宇澄：○幾年我認識陳丹青。記得和他，還有王安憶、陳思和一道吃飯，那時他講的上海話和現(xiàn)在有點不一樣。我印象是一講上海話，他就是“弄堂小赤佬”，然后轉(zhuǎn)講普通話，就知識分子。他自家沒感覺，我看看王安憶，她也許沒感覺、沒發(fā)現(xiàn)，沒有表情。

陳丹青：安憶他們都是好人家，在我們當時的窮弄堂里，能說粗口切口，跟弄堂里稱霸的流氓勾肩搭背，比較安全。你要是很斯文，出門就被人打。

金宇澄：我家弄堂情況稍有點不同，隔壁長樂邨弄口是豐子愷家，上學常看到這位白胡子老先生，身邊有只貓。弄堂南面是祥生飯店，據(jù)說樓里有廣播電臺，姚慕雙周柏春常來講滑稽，四九年后變成大雜院，旅館式房間住滿各種居民。我寫過弄里有一個“香港小姐”，傳說曾去香港隆胸，因此她孩子常被弄堂野蠻小鬼罵：“拿娘（你媽）打空氣針、拿娘打空氣針?！?/p>

丹青講的上海話和○幾年剛回國不同，應該是青少年離開上海，基本沒再回來，去美國肯定也少講，是保存了那時代的上海話。

陳丹青：對，我的滬語放到冰箱里了，一回上海就拿了出來。

金宇澄：搬到曹楊新村，記得一次鄰居進門收電費，比如五塊錢，我說錢在門口臺子上。鄰居大為驚訝講，你家鈔票怎么可以擺到臺子上？換她家里，一分錢擺上去，一秒鐘就沒了。我和她都很驚訝。

我畫過工人新村洗手間的插圖，十戶共用，廁位左右隔擋的板壁上，都挖了密密麻麻的偷窺小洞，板壁隔到小腿，因此看了旁邊進來的腳，就知道是哪位鄰居，如果是女孩子，進來先把洞眼里的紙再仔細塞一遍。男女如廁，只隔一薄板，從沒有過的經(jīng)歷，包括《繁花》里寫到丹青講的三層閣，我下鄉(xiāng)同伙家就是這樣，有的地板漏縫可以看到樓下。

陳丹青：如果晚上關了燈，樓下沒關燈，光會從一條縫里透上來。像我們那樣的石庫門房子，前門有個廳，后門有個廚房，家家戶戶在那里做飯，我們住在三樓，就在樓梯拐角放個煤爐做飯，做了二十年。這樣的人家千千萬萬，如今難以想象。水龍頭哪里來熱水？寒冬臘月都是冰涼的，春節(jié)吃了飯碗里都是油漬，燒了熱水和冷水摻一起才能洗掉，也沒有現(xiàn)在這樣的洗滌劑。我家算好的，曬臺有獨家水龍頭，更窮的棚戶區(qū)，幾十戶人家就一個水龍頭。

金宇澄：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蘇州河棚戶，還有茅草頂。曹家渡、十六鋪、提籃橋是五方雜處匯聚形成的，一個門牌住多戶人家，很容易泄露隱私，但是不管市面上再亂，鄰居一般不會舉報，因為戶戶三教九流，從事各種職業(yè)，有各種麻煩，自身難保，有句著名上海話就是“自家管自家”。我看過贊美工人新村的文章，其實這種環(huán)境，不少是同廠同車間關系，等于一種集體宿舍，車間積極分子也多，發(fā)覺隔壁一有不對，往往馬上舉報。

我從東北回來，去街道的手表零件廠上班，同事兄弟兩人是同時結婚的，弄了些自來水管做一個雙層大床，跟爸媽同擠一間小房子。每天吃了晚飯，弟弟就帶媳婦出門散步，房間讓給大哥夫妻。第二天，是大哥阿嫂出去散步，房間留給小弟兩口子。兄弟倆的爹媽，永遠老規(guī)矩，晚飯后不是去散步，就是在散步路上。

劉恒小說改的那電視劇，也是尷尬，院子里的樹也蓋進小房子里，新婚夫妻只能左右睡覺，中間有棵樹。

陳丹青：《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我看了哭得一塌糊涂。

金宇澄：沒想到你看過。

陳丹青：我在紐約看了很多連續(xù)劇，像這些片段我會倒回去重看，再哭一次，哭很開心。

令狐磊：聽說陳老師是電視劇迷，當年像《蝸居》火爆的時候，其實就是當代的“七十二家房客”故事，可惜現(xiàn)在這樣的場景，在如今的電視劇里表現(xiàn)出來的并不很多了。

金宇澄：時?？吹交貞浥妹篮玫奈恼?，樓上樓下如何融洽，互相送湯圓面條等等，實在是很不正常的生活。抗戰(zhàn)涌入大量難民的后果，上海就有“二房東”“三房東”“白螞蟻”這種詞。原來是一戶設計，住進八戶甚至十戶。樓梯下三角形位置，也住一戶。全國人民都說上海人小氣，事事分那么清楚，實在是沒辦法。各家擠在一起呼吸，各種家常用品、鍋碗瓢盆，這是我的，那是你的，七十年代上海瓷器店還有碗盞刻字的免費服務，習慣在新碗上刻一個張字、李字，各家各戶必須這樣分，幾代人養(yǎng)成的分別。

陳丹青：在樓梯過道煮紅燒肉，那年代煮一次紅燒肉，不得了的事。你不可能分分鐘看著，燉的時候關起門，紅燒肉會被隔壁人家偷吃，等揭開蓋子看，肉少了，然后開始叫罵吵架。

令狐磊：這也在我之前準備的問題之中，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寫瑪?shù)铝招〉案獾臍馕?，金老師就寫是紅燒肉的氣味。

陳丹青：也有關于蛋糕的回憶。我在農(nóng)村時每年回來過過上海的日子，然后賴著不走。春天一到，春耕啊，插秧阿，只好回去吃苦了，那時爸爸媽媽會帶我到淮海路買蝴蝶酥，到人民廣場東面福州路店里買臘肉。鄉(xiāng)下吃不到肉嘛，就帶點臘肉。我到現(xiàn)在不吃臘肉，吃怕了。

金宇澄：我那時聽見插隊生活就羨慕。我住過大禮堂改的上百號小青年的大宿舍，上海帶回來的東西，一不注意，肯定被順走了。有個下鄉(xiāng)同伙帶來一只醬豬頭，晾在鋪位附近，第二天，兩片醬豬耳朵已被人快刀割掉了。

我用丹青素描集的內(nèi)容，對照我自己，他性格特別好，可能他自己沒覺得怎樣。從江西回來探親，挑著扁擔就進弄堂，沒覺得怎樣，高高興興幫媽媽買東西，挑一百斤煤球到三樓。等他和同學回鄉(xiāng)，走的時候，他同學就跟我一樣，說不好意思從弄堂里挑出去，丹青說，我來幫你挑，也把他的行李挑到弄口，然后兩個人一起去火車站，這是他的一個特殊亮點。后來才知道，他原來是獅子座，獅子座是這樣子的，懂得自我的重要，懂得承擔。

陳丹青：最難為情的是你挑著扁擔走過弄堂，上馬路，突然遇到一個你喜歡的女生，太尷尬了，但沒有一點辦法。

令狐磊：提到上山下鄉(xiāng)的歲月，陳老師你在贛南待了幾年？

陳丹青：在贛南待了五年，然后又混到江蘇北岸去插隊三年。

令狐磊：那是有貴人幫你嗎？

陳丹青：陳逸飛幫過，而且要一群人幫，一個人幫還不行。那個年代就是人幫人，人際關系一面是匱乏、折磨，另一面就是互相幫忙，很小的一件事情，在今天根本不算事情，那時候都要叫人幫忙。

令狐磊：那時候，在江蘇就離上海近了，相對來說，是不是回家的頻率就更多了？

陳丹青：我從贛南寧都出發(fā)到有火車的地方，要坐一整天長途汽車，然后上了火車回上海，還要十七塊錢的火車票，在當時很大一筆錢了。可是在南京，我只要擺渡到長江南岸，就可以上火車站，六個鐘頭到上海，火車票大概是七塊還是六塊錢，差很多了。那時候都是以離上海有多近來算。比較可憐的是云南和黑龍江那邊的知青，許多窮孩子去那邊，沒錢回上海，就七八年沒回來過。

我很矛盾，不好意思講這些，因為現(xiàn)在聽的人大部分都是“八○后”“九○后”。年齡是隔膜，他不會感同身受?？墒悄恪拔濉鸷蟆币婚_口，都是這些記憶。

令狐磊：從記憶到現(xiàn)實，我們稍微回到今天。陳老師剛剛在烏鎮(zhèn)木心美術館完成了“上海賦”的展覽。這個展覽自啟幕到現(xiàn)在有一個多月，你觀察下來，觀眾在看這個展的時候，是哪個年齡段的人會更感興趣？

陳丹青：肯定是年輕人居多，年紀大的也有。我們這個館比較特殊，它在烏鎮(zhèn)景區(qū)里面，游客多，所以進館的人也多?，F(xiàn)在的年輕人完全不知道張光宇，但如果問起你看了什么感覺，蠻多人立刻就說張光宇畫得好。其實張光宇的五張小畫距離今天已經(jīng)一百年了，可是年輕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好畫，這讓我開心。

還有，他們根本不知道以前有過這么多上海的電影，別說民國電影，五六十年代講上海的革命電影，他們聽都沒聽過。展覽時那個小的放映間都是滿座，觀眾拿個耳機在那里聽，在那里看，我這個展無非就是帶回一點歷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