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云：重訪《執(zhí)拗的低音》
前些日子，香港友人來信，言王汎森先生《執(zhí)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一書將迎來十周年增訂再版，希望我能以初版參與者的身份寫些體會。坦率地說，初聞此言不由惴惴，我既非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專門學者，恐不能在學問上發(fā)揚王先生的深邃思想。但是，十余年來深受先生啟發(fā)與幫助，欣逢本書重版，故愿借此機會，談些淺薄的“重訪”感想。
“重訪”與“消耗性轉(zhuǎn)化”
從2011年的四場主題講座以來，始終聽聞許多師友不時地提到《執(zhí)拗的低音》，是書于我這一世代學者的震動及影響自不待言。僅以劉咸炘研究而論，自1996年《推十書》影印出版后的有限討論，到“察世觀風”說幾為歷史學常識，先生之講演或起到推波助瀾之效。尤其《執(zhí)拗的低音》非止是近代思想史上“個案”的推進，更是“史學反思方式”的論說與示范，以我有限閱讀，這些年近代思想史領域中有關主流話語的“重訪”“重審”，對掃入邊緣“舊派”的再發(fā)掘、再闡釋，似乎已是年輕一代學者們勠力的主要領域之一。甚至在中國古代史研究者之中，破除近代以來的約定俗成而闡釋古人古史古文中的本來思想，亦蔚然成風。由此而言，《執(zhí)拗的低音》恰如其名地成為反復鳴響的音律之一，激蕩著有關思想、歷史變遷的思考。
王先生叩響的這股音律，似乎時刻提醒著我們，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之余，更須知“消耗性轉(zhuǎn)化”。論“創(chuàng)造性”，可說是一種向前向新的考察，而言“消耗性”，卻帶有“共時性”觀測的意味，關注的是思想消長過程中的“勝利的背面”。雖然E. H. 卡爾早就有過“歷史是由勝利者所書寫”之類的論述，但王先生似乎更傾向于以賽亞·柏林的“萬物有本然”角度，注重于“順時序”思想變遷過程中的升降、流轉(zhuǎn)，從而發(fā)現(xiàn)“逆時序”的推演認識過程中所遮蔽掉的、被價值立場掃入邊緣的人物、話語、思想，突破“現(xiàn)在語境”下觀看歷史的蔽礙。這并不是重構(gòu)一種新的線性歷史，而是期望從“消耗性”的重新發(fā)掘之中，梳理出不同層次思想的競合，創(chuàng)造出突破線性敘事的空間。由此而論，思想、歷史雖總是隨著世間變動不停，已經(jīng)變動了歷史中所消耗、消逝掉的，便構(gòu)成了需要重訪重審的“低音”。
雖邏輯上不難理解的此間思路，但困境恰在于“價值”與“事實”的混淆攪動。這不是近代轉(zhuǎn)折期所獨有的現(xiàn)象，價值凌駕于史實，于古代史學之中亦屢見不鮮。以我熟悉的宋史而言，宋末元初周密曾言“《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齊東野語·自序》），承載“以類求人”訴求的國史，因兩宋政局之變動而反復改寫，不同立場、黨派試圖參與事件記述、人物臧否的價值爭斗之中，由之而留存的“歷史”之于宋代歷史間距離相距幾何，則不難想象。
記得湯顯祖五十歲左右曾有治嘉靖、隆慶史之志，偶然遇上位奇僧，卻勸告他“以筆綴之，如以帚聚塵，不如因任人間，自有作者”（《玉茗堂尺牘·答呂玉繩》）。時間拉長固然能擴展歷史性距離，消解時代對于史家、史學的直接影響，然而就像章士釗所言“新時代云者，決非無中生有天外飛來之物，而是世世相承，連綿不斷”（《新舊》，《甲寅》第一卷第八號，1925年9月5日），每一世代談論歷史都難以脫離“現(xiàn)在語境”的價值認識之限，陳陳相因又消耗、復興、競爭。柳詒徴曾對夏承燾說“治宋史當搜宋以來關于宋代史事”（《天風閣學詞日記》，1934年11月27日），其意大約也是每一“現(xiàn)在”皆有其時代價值下的“事實”，最終落于當下的是史跡流轉(zhuǎn)、消耗轉(zhuǎn)化后的取向。長久歷史演進中混淆于其間的價值與事實，則往往因太過熟悉而不易自覺。
近代史學較之傳統(tǒng)史學更趨復雜，古今之外復有中西。王先生多次提到史學之分、學科細化的問題，著作與倫理分作二途，在西方化的籠罩性影響下，身處于“中西兩輛相向而行的列車之間”的不同學者，各以其立場論史。柳詒徴曾說，“古人之治史，非以為著作也，以益其身之德也”，近代的新派學者論史學往往發(fā)揚其中“疏通知遠、屬辭比事”的一面，試圖以傳統(tǒng)中的記述之學貼合現(xiàn)代客觀的、科學的史學，對于史學之于“為人”一面往往忽略（《國史要義·史德》）。從史學而論，在近代西學的沖擊下，傳統(tǒng)史學混攪一體的“價值”與“事實”被整齊地割裂開來，史學亦被削弱了本然之價值。因此，在近代變動之際，史學的現(xiàn)代化是一條清晰的客觀化線路，而在“勝利背面”卻暗含有另一層申述價值的趨向，就像講座主題陳說的譚嗣同、王國維、劉咸炘為人所忽視的面向。
關注“消耗性轉(zhuǎn)化”，便是從轉(zhuǎn)化的過程之中，尋訪那些受現(xiàn)代“價值”、話語、思維體系影響而隱退的潛流。但值得注意的是，“重訪”并非“打碎”或“革命”，就像王先生在講座一開始所聲明的那樣，“絕不是要復古”。因為許多近代東西方的“思想武器”進入以后，確然將很多過去習以為常而不自知的歷史發(fā)掘出來，像“君史”與“民史”、公例與進化，乃至爭論不休的歷史分期論等等，皆為當時審讀歷史提供了必要而有益的視角。但是，“進步”“轉(zhuǎn)化”帶來意義，并不等于淡化、遺忘的潛流不再具意義，更何況身處于歷史場域之中的個體皆為“有限理性”，不能夸大“歷史理性”，而忽視轉(zhuǎn)化所具有的或然率，暗示著人類思想的其它可能。
以我淺顯的理解來看，“重訪”的要義乃在于“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避免落入“本質(zhì)化”的窠臼。因為“價值”重建下的事實，若未經(jīng)“重訪”則往往使人誤以為其本來如此，而忘乎古人所經(jīng)歷的選擇與轉(zhuǎn)化過程的消耗?！爸卦L”的最終目標或近似于附錄《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中提到的“一種盡可能想重建客觀史實的前提下、具有分寸感的實踐”?；蜓灾爸卦L”“重審”并非是做“翻案文章”，而是重新發(fā)掘邊緣的、消耗的思想與文化，繼而探究某一時代的不同思想、政治、文化之間如流丸互觸般的交互影響與演變，并且將這些重新發(fā)掘的思想資源納入今日思想的倉庫之中。
重新閱讀王先生的演講錄，似乎也感受到“重訪”的不同層次，除了作為“個案”的“重訪”，也有現(xiàn)時研究的“重審”。“風”是劉咸炘闡釋歷史的一種方式，但對于王先生而言，這一命題非只適用于劉咸炘，現(xiàn)代人不僅可從其論說之中獲取一種了解歷史的途徑，還須“用現(xiàn)代的學術觀念和語匯去深入闡述‘風’的各種復雜的機轉(zhuǎn)”，甚至是用此一度被遺漏史學觀念來擴充對歷史理解的新的可能。
人文主義與歷史心量
有次與師友閑談，席間有位提到，聽王先生講演常常會有一種感觸，即無論原本知或不知其談的知識與思想，卻常有一瞬之間點亮心間的感覺。聞者皆深有同感。對此曾思忖許久，“重訪”之際似有所感悟。
演講中王先生曾幾次談到皮埃爾·阿道的《哲學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并稱之為同道?！罢軐W是生活的一種方式”，說明哲學本有其日常生活的面向，而在幾度抽象化之后才成為純粹的思辨。后來王先生著有《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也同樣探討思想史上的“生活性”。對于思想性與生活性的探討，在我看來，或許是對近代以來“分”的歷史學的一種有分寸的“合”，也是一種恢復思想“本來面目”的方式，是打動人心之所在。
在《執(zhí)拗的低音》開篇，王先生提出過“‘學’是什么”的問題。新的學科建立之后，新的知識、理論涌入，重構(gòu)了人們的認識框架，仿若是新的聚光燈照射在舊材料上而展現(xiàn)出古人所未見之面貌?？呻S之帶來的問題是，傳統(tǒng)中往往包裹于一體的學問、道德、信仰、意義、價值被裂解開來。
從傳統(tǒng)史學來看，過去與現(xiàn)實、未來相連，當下的現(xiàn)實問題與歷史的普遍道理相通，就像蘇洵在《史論》中所言，事、辭、道、法，史可兼而有之，文章、法則、義理與史實本就混為一體。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就說：“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jīng)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王夫之的看法談不上高妙，卻頗具代表性，其對史學的價值、史料的用途的見解幾乎與近代重視客觀記述的史學思想截然相反。在王夫之看來，鑒往知來是史學的核心價值，這種思想無疑有著應對現(xiàn)實的“生活性”面向。
可是近代史學的強風拂過，原本多元的史學歷經(jīng)“去倫理化”過程而“消耗性轉(zhuǎn)化”，傳統(tǒng)史學中暗含的歷史與現(xiàn)實關聯(lián)被切斷，歷史只是歷史，不再具有所謂法則、義理的價值，也無需尋覓什么“效法之樞機”。增訂本新增日文版序言中，王先生特別提到了當下的“歷史意識危機”：“那時候感覺過去的歷史與我們的生活是可以有同代感的，但現(xiàn)在感覺好像什么都不相干……現(xiàn)在已經(jīng)越來越難回答，歷史跟我們的社會到底有什么樣的關系。”從理論的發(fā)展而言，歷史學的現(xiàn)況固然可以從后現(xiàn)代主義的崛起、相對主義盛行等角度闡釋，但問題的分析并不等同解答，如何應對歷史意識的危機，幾乎貫穿了王先生整部書的思考。
在王先生看來，發(fā)掘“低音”可以說明“人文的多樣性”，復現(xiàn)歷史上的多元、豐富的可能性，“人類的經(jīng)驗并不只有這一刻才是對的，或是只有這一刻才是最進步、最有價值的，過去可能也有我們可以取法的資源，而且未來也還會再改變”。王先生似乎在論說歷史的同時，試圖展現(xiàn)價值、道德與學問探索并非必須割裂，歷史與現(xiàn)實更非毫不相干。他在書中曾提到“存真實以關聯(lián)呼應現(xiàn)實”的主張，認為史學可以同時存有二義，一方面是盡可能重建史實，另一方面是“關聯(lián)呼應”時代的表述。從個案層面而言，這揭示了陳垣、陳寅恪史學中為人忽視的一個面向，從研究層面來說，則有著由“史事”而及“史義”的價值。從此角度來說，學問不止是學問，史家關懷、時代境遇與史學工作不僅在被研究者身上套疊，也同樣疊合于研究者身上。
近代百年史學發(fā)展，將原本統(tǒng)合一體的史學漸而“隔”為數(shù)部分，史學限縮于封閉的“經(jīng)驗空間”之中，好像熊十力所言礦物質(zhì)化的學問一般，成為陳列的展品而失去其本身鮮活的價值。然而王先生通過對歷史多樣性的探索，原本因史學客觀化而割裂的過去與現(xiàn)實，借由“關聯(lián)呼應”而重建連接，在忠實建立史實基礎上又充分展現(xiàn)出歷史的人文特性，重新將知識、經(jīng)驗與“人的尊嚴和主體”有機結(jié)合在一起，歷史仿若重新成為人生、當下的一部分，成為走向未來期待的經(jīng)驗場。這不僅是一場人文主義的試驗，同樣也是一場“知行合一”的實踐。
最后，談一個個人閱讀的感受。我時常覺得王先生的研究有“說理”之感，所言為“史”，又總含有某種“理”，直到前些時閱讀《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時，其中一段話或許可印證我的感受，也可用以闡明“重訪執(zhí)拗低音”的意義：
所謂“擴充心量”可以理解為心中天生便具有眾理，應如大廳中由千燈組成的吊燈，每窮一理，便開啟其中一盞小燈，讀書窮理，基本上是使人心原有的各盞燈（眾理）獲得開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