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致趙清閣集外信札兩通考釋
摘要：浙江省桐鄉(xiāng)市檔案局（館）編輯的《茅盾珍檔手跡 書信》內(nèi)，收錄了茅盾致趙清閣信札二十五通，其中兩通并未入集《茅盾全集》書信卷（第36至38卷），這可以看作是茅盾的“集外信札”。這兩通信札分別是1978年1月19日、缺年份的某年9月7日致趙清閣信札。結(jié)合信札內(nèi)容和周邊的相關文獻，可以判定9月7日這通信札的寫作時間為1977年。兩通信札涉及1977至1978年茅盾的晚年生活細節(jié)，以及他與當時文壇的密切互動關系。本文圍繞相關細節(jié)及周邊文獻對這兩通信札進行釋讀，以便學界能進一步了解信札背后復雜的社會與歷史，和茅盾提出并強調(diào)的“義不容辭”的文學史、思想史之特殊意義。
關鍵詞：茅盾；致趙清閣信札；1978年1月19日；1977年9月7日；考釋
近讀浙江省桐鄉(xiāng)市檔案局（館）編輯的《茅盾珍檔手跡 書信》（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版），筆者看到茅盾致趙清閣手跡信札影印件共計二十五通，分別是1944年一通（12月1日）、1975年六通（6月24日、7月7日、7月18日、7月23日、8月13日、12月5日）、1976年六通（1月11日、2月1日、2月17日、6月5日、8月6日、11月16日）、1977年五通（1月9日、4月29日、8月5日、11月5日、12月15日）、1978年一通（1月19日）、1979年一通（10月12日）、1980年三通（2月4日、9月11日、10月21日）、1981年一通（2月15日），和一通寫于9月7日的缺年份信札。查閱《茅盾全集》所收三卷書信（第36至38卷），除1978年1月19日和這通缺年份的9月7日信札外，手跡版茅盾致趙清閣信札悉數(shù)被全集整理并收錄。對比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編輯的《塵封的記憶：茅盾友朋手札》[1]，它公布了茅盾致趙清閣信札十一通①，前提及的這兩通信札并沒被公開收錄。從作家全集編纂的維度來看，這兩通信札完全可以看作是茅盾的“集外信札”，那我們就從這兩通集外信札的考釋著手。
一
先看第一通信札，茅盾的落款時間為“一月十九日”，整理其內(nèi)容及文字如下：
清谷大姊：
去年十二月廿七日手書遲復為歉。近來不但文事忙，雜事亦忙。幾乎不支。扶病而忙，非健康好轉(zhuǎn)，義不容辭也。文聯(lián)及作協(xié)恢復之說，此間亦有之，惟具體辦法不明白。黃鎮(zhèn)任文化部長已見報載，他又是中宣部副部長。想來你也早已知道。春節(jié)轉(zhuǎn)瞬即至，預祝精神愉快，身體健康！
沈雁冰 一月十九日[2]326
樊駿先生曾說：“任何一則材料都需要通過考證，才能作為入史的事例、論證的依據(jù)?？甲C是鑒別整理工作中最為普遍的方式和最為重要的環(huán)節(jié)?！盵3]361-362 茅盾致趙清閣的這通信札，我們試著進行考訂。信札內(nèi)容中提及的黃鎮(zhèn)這個人之任職，其實是我們切入理解其寫作時間的“關鍵點”。既然茅盾說到黃鎮(zhèn)任文化部長的信息是由當時的報紙公布，想來所指報紙應包括《人民日報》在內(nèi)。查《人民日報》，1977年11月20日就報道了黃鎮(zhèn)在美國離任回國的信息。此前，他擔任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聯(lián)絡處主任[4]（相當于今天的中國駐美大使級別，當時中美兩國之間并沒有建立真正的大使級外交關系）。同年12月17日，《人民日報》透露了黃鎮(zhèn)回國后擔任的新職務，正是茅盾所說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和文化部部長。他是以新?lián)蔚男姓殑?、陪同時為國家副主席的李先念參觀朝鮮繪畫展覽[5]的。12月30日，由中宣部組織召開的“征求對當前宣傳工作和擬于明年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意見”的文化界黨內(nèi)外人士座談會，茅盾就與黃鎮(zhèn)同在一起開會。所以，從這個時間點來看，編輯者判定這通信札的寫作時間為“一九七八年”，是有事實根據(jù)的。既然這是茅盾對趙清閣1977年12月27日來信的“回復”，那我們完全可以看看趙清閣致茅盾的信札內(nèi)容，相關文字謄抄如下[1]147-148：
茅公閣下：
華翰敬悉，邇來常在報刊看到閣下文事繁忙，想見今年健康好轉(zhuǎn)，為之欣慰。已屆冬令，聞北方降雪，江南無雪亦冷；幸陋室向陽，不升爐火尚可御寒。誠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四人幫”害得我居不安定，一再遷徙，搶房風刮的我?guī)谉o棲身之地，真是天曉得。）雖然新居沒有地板，草毯也能取暖。日前友人為我室內(nèi)攝影，俟印出或寄您參觀。（聽說北京水泥新公寓質(zhì)量較佳）
上海運動進入第三戰(zhàn)役，“上影”乃突出的重災區(qū)：創(chuàng)作干部幾百分之百被整為黑線人物，莫不遭受“打砸搶”。即使退休也不幸免。據(jù)最近揭發(fā)，百余人中有十九條命案，不少人劫后殘生，整垮了身體?？卦V時個個悲憤填胸。既恨“四人幫”之狠毒，又感激毛主席的洞察和華主席、黨中央的挽救。我已退休，未能參加控訴，但精神上經(jīng)濟上的創(chuàng)傷，猶有余痛，因此不能置身事外（當時他們并不以我退休而“照顧”），曾有所反映，一則為揭批“四人幫”迫害文藝工作者的罪行，二則希望追查“抄家”的損失（主要是書畫），盡管我明知沒什么用，比起有些同志，還算是好的。通過“文藝專政論”的批判，一些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開始在落實政策（包括死了的），當然還有不少作家和藝術家以及其創(chuàng)作，也會逐步落實。正如日前《人民日報》提出的，落實作家和作品[的政策]將關系到今后文藝創(chuàng)作的繁榮。（但還有待于流毒影響的肅清耳）
聞此間繼“人大”、“政協(xié)”召開之后，“作協(xié)”、“文聯(lián)”等組織也要恢復，這是文藝界的喜訊，是大好形勢。不過我雖忝為“全國作協(xié)”會員（于成立之始）及“上海文聯(lián)”委員，可能也以退休故而罷免。（我還不明確，是否工作退休等于寫作及所有文藝活動也“退休”？）蓋我又系毫無貢獻之人。有感于此，近日捧讀冊頁大作，對謬贊之處頗覺汗顏！寫成七言九韻一首，以傾衷懷，錄呈教正。又曾繪就大作中個別詩句意境數(shù)幀小畫，拾贈一幀可作詩箋用，新年聊博一粲。敬祝
康樂
清谷 十二月廿七日燈下
從茅盾回信文字中提及的“文聯(lián)及作協(xié)恢復之說”可看出，居住在上海的趙清閣對于“文聯(lián)”和“作協(xié)”這兩大文藝團體機構(gòu)的恢復之事甚為關注。此前的1977年4月22日，趙清閣就向茅盾打聽過文聯(lián)恢復的消息，“不知‘文聯(lián)’今后是否恢復？倘得恢復，則我希望還能進‘文聯(lián)’?！盵1]140 茅盾對此有回應，他是這樣回復的：“文聯(lián)是否再建，此間無人談起，我亦沒有問過。私意以為過去文聯(lián)實亦沒有多大事情可作，現(xiàn)在精簡機構(gòu)，似乎不必重建了。究竟如何，大概要到本年第四季末期開過五屆人大以后，中央方能就這些問題（包括工、青、婦的全國性中央一級機構(gòu)）作出決定也?，F(xiàn)在北京似仍有文聯(lián)留守處（其實只一二人）附于原文化部宿舍，并無工作?！壁w清閣在信札文字里提及了她對這一話題的關切，“‘作協(xié)’、‘文聯(lián)’等組織也要恢復，這是文藝界的喜訊，是大好形勢。”[1]140 不過，她更擔憂的是她此時的“處境”：盡管1970年黨組織和群眾為她“作了正確結(jié)論，沒有政治問題，由于世界觀未被改造，解放前后寫了些錯誤作品，文藝思想是存在問題的”[1]126 ，不可否認的是她仍舊留下了小“尾巴”②?？紤]到當時京滬兩地郵政運送相對比較暢通，最快大約三天的時間就可收到郵寄信札，從復信的具體時間（1978年1月19日）來看，茅盾的確很遲才回復趙清閣，畢竟收到信札長達約二十天之后他才回信，這說明茅盾此時顯得有點“忙”，或許真如他信札中提及的“文事忙，雜事亦忙”。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通回復趙清閣的信札里，茅盾對自己當時處境的描述文字。他提及的“文事忙”“雜事忙”應是有所指的，一方面是他對文壇事的關注與參與，另一方面則是他不得不參加相關的政治活動，和不斷接受來訪者的訪問?？赡芨鼮橥纯嗟?，則是他還要不斷地復信。這樣的復（回）信，主要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友人來信的回復，一是關于魯迅研究的采訪與復信。這里，僅以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19日他參加相關活動（包括政治活動、文事活動和社交活動等）及其文章寫作的相關情況進行統(tǒng)計：
1977年
7月4日：赴豐澤園出席由臧克家提議舉辦的曹靖華、茅盾八十壽辰聚餐會（茅盾為補壽）。
7月8日：作《向魯迅學習》（論文）。
7月24日：出席并主持在京愛國人士座談會，慶祝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
7月29日：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出席周竹安追悼會。
7月31日：出席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召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五十周年慶祝大會。
8月1日：出席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的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五十周年盛大招待會。
8月4日：出席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的何其芳追悼會。
8月12日：寫成《滿江紅·歡呼十一大勝利召開》（舊體詩詞）。
8月26日：作《毛主席的文藝路線萬古長青》（評論）。
9月9日：出席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典禮，當晚往首都體育館出席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文藝演出大會。
9月30日：出席國務院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招待會。
10月1日：往中山公園出席國慶游園活動，并于當晚登天安門看焰火。
10月7日：作《魯迅研究淺見》（論文）。
10月9日：為《子夜》的出版寫作新版后記《再來補充幾句》。
10月22日：往東城禮士胡同五十四號，會見《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的短篇小說座談會全體與會代表，并發(fā)表熱情洋溢的講話。
10月25日：會見由《人民文學》編輯部召開的短篇小說座談會全體代表，發(fā)表即席講話（后整理為《老兵的希望》）。
11月12日：往中山公園出席孫中山誕辰周年紀念會，代表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敬獻花圈。
11月21日：出席《人民日報》編輯部舉行的批判“四人幫”文藝黑線座談會，作題為《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神枷鎖》的發(fā)言。
12月1日：作《題高莽為我所畫像》（舊體詩）。
12月7日：往八寶山革命公墓，出席吳有訓追悼會。
12月23日：出席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的宣傳文化界黨內(nèi)外人士座談會，并發(fā)言。
12月26日：出席人民大會堂舉辦的毛澤東誕辰八十四周年紀念文藝晚會。
12月27至29日：出席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四屆七次擴大會議，并作大會發(fā)言。
12月28日：出席《人民文學》編輯部舉行的批判“四人幫”文藝黑線座談會，并作題為《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神枷鎖》的發(fā)言。
12月30日：作《駁斥“四人幫”在文藝創(chuàng)作上的謬論，并揭露其罪惡陰謀》（評論）。
12月31日：出席《人民文學》編輯部在東城海運總參一所禮堂舉行的文學工作者座談會。
1978年
1月4日：作《關于中山艦事件》（雜論）。
1月8日：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出席并主持王葆真追悼會。
1月15日：作《關于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 》（評論）③。
至于這一時段信札的寫作（包含復信），就更加的多了。按前面提及的四種《茅盾年譜》、以及收錄在《茅盾全集》第38卷的信札來加以整理，此時段（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間）茅盾所寫信札共計有九十五通之多（1977年7月十五通、8月十四通、9月十一通、10月十二通、11月十通、12月十七通，1978年1月十六通）④。茅盾生于1896年7月4日，1977年7月時他已經(jīng)整整八十一歲了。這對于已是高齡老人的茅盾來說，寫信當然是一件非?？嗟氖拢苍斜г梗骸艾F(xiàn)在則精力確實不濟，寫封信長一點也會感到吃力?！盵6]133-134從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這長達半年的時間里，他的活動相對來說顯得十分的頻繁。所以，他在給趙清閣的信札中提到的“義不容辭”，無疑增添了學界對于晚年茅盾獨具的崇高形象和獨特的人格魅力的理解。1978年9月21日致臧克家的信札中，茅盾也流露出自己的這種“堅持”，“我是勉強支持著出席各種會議的，實在為難，不能不去”[6]293-294，表達的仍舊是這樣的“意思”。
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1977年以來茅盾的文學活動、文藝評論與頻繁的書信寫作，可見出他作為新時期文學“準備期”的推動者角色與價值。這里可從茅盾1977年6月至12月的五篇評論性質(zhì)文章寫作進行窺探，它們分別是《關于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的通信》（《光明日報》1977年6月25日）、《魯迅研究淺見》（《人民日報》1977年10月19日）、《向魯迅學習》（《世界文學》第一期）、《老兵的希望》（《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和《貫徹“雙百”方針，砸碎精神枷鎖》（《人民日報》1977年11月25日）。作為一名自命為文壇的“老兵”，茅盾一方面積極參與了當時對“四人幫”的揭露和批判，順應了時代的政治潮流，一方面則發(fā)揮著文藝“老兵”的熱度，為文壇的重新建構(gòu)略盡綿薄之力。不管是對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的特殊推介，還是積極倡導“雙百方針”，抑或是表達對魯迅研究的自我看法，他真正做到了所謂的“義不容辭”。1977年8月10日致王昆侖信札中談及幫助胡絜青奔走老舍平反之事時，茅盾再一次用到“義不容辭”這個詞：“我等從旁推動，義不容辭?！盵6]179八十一歲高齡的一名文化老人，在身體超負荷運轉(zhuǎn)的情況下，還能以這樣的心態(tài)應對時代，是頗為難得的，這應成為1977年這個特殊年份里學界描述諸如茅盾在內(nèi)的老作家們的時代側(cè)影，更要理解他所說的“扶病而忙，非健康好轉(zhuǎn)，義不容辭也”的精神承載，那是在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中自我加載的歷史責任與歷史擔當。
二
我們再把眼光轉(zhuǎn)向“九月七日”這通茅盾致趙清閣不確定年份的信札。可以確定的是，這一通信札并沒有被整理、收錄到《茅盾全集》（第36至38卷）內(nèi)。北塔新近出版了《“信者”“信史”也：茅盾書信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也沒有注意到這通信札。這里仍舊依據(jù)手稿影印件先整理其文字，具體情況如下：
清谷大姊：
八月十七日信遲復為歉。
近來雜事甚多，不速之客亦多，覺得累了，腰痛也兼旬，醫(yī)謂無礙，則亦聽之而已。北京秋老虎厲害，仍潮悶，昨起，早晚涼，有秋意。但白天出外，仍穿夏衣。
您謂《李自成》小說暢銷與我評價有關。其實不然?！豆饷魅請蟆房吹綍充N，這才從雪垠處索觀我前年和他的通信，并請雪垠摘錄一部分發(fā)表。這一天的《光明日報》引起注意，至今仍有向報社索此日之報者。認為我對此書評價太高，又認為此書第一卷勝似第二卷者，大有人在，有一定的代表性。當然，“金求足赤”，不合辯證法；書求全美，恐也如此。如果知道雪垠讀過明末清初的官書，野史，筆記小說甚至方志之多，及其分析史料，去偽存真之辛勤，而且他學習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之認真而確有所得，便會承認自來用歷史題材寫小說或劇本者都不及雪垠之認真不茍，何說其文筆也足以濟之，如果從這些方面想，則我之評價未必過高也。至謂第二卷不及第一卷，恐亦是皮相之談，此點說來太長，只好打住。
《李》書已決定拍電影，恐系連臺三部，電影劇本正在編寫中，預定于建國卅年周年時完成第一部，那時《李》書第三卷也將于此時出版。全書共五卷，四百余萬字；第三卷初稿已得，將用一年多時間反覆修改。來信謂《李》書據(jù)明史簡略之記載而演為百萬字之長篇，蓋未知其所據(jù)有之史料倍于明史李自成傳者蓋百千倍也。不是我狂妄，我在明史外，讀明、清之際私人著作亦不少，但雪垠所讀十倍于我。所以我知其寫作時的甘苦。
至于來信謂文字有堆砌處，誠然有之；至謂情節(jié)繁瑣，則未必；劉宗敏等有粗話，正是寫其性格之一面。凡此等等指責，不獨您有之，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希望本百家爭鳴的精神，討論一番，亦有益事也。
匆此即頌 健康！
沈雁冰
九月七日
新通訊寫得不太清楚，姑猜如封面。[2]395-399
這種缺年份的信札，第一步要作的研究工作，當然是還原其真正的寫作時間。眾所周知，信札時間的不確定性，會導致它的文獻價值大打折扣。正如金宏宇指出的，“對于后代讀者來說，這些書信具有了史料價值，它也就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更確切地說是個人之史，或是作家的一種亞自傳?！盵7]既然可以把信札提升到“個人之史”或“亞自傳”的高度上，精確性就成為信札作為文獻的最基本內(nèi)涵。凌孟華曾關注到這通信札，認為“此信不是一般的應酬信件”，對相關文字進行過整理，并依據(jù)信札內(nèi)容的“回應趙清閣謂《李自成》小說暢銷與茅盾評價有關”等，提出其寫作時間“應在1977年”[8]?；仡^認真予以細看可看出，凌孟華關于其寫作時間的考證過程還是略顯簡單，至少從他所羅列的那幾點作為論證時間的基礎，并不能直接就能把信札的寫作時間指向“1977年”。鐘桂松亦注意到此信（也曾對信札內(nèi)容進行整理），直接以“這是1977年茅盾寫給女作家趙清閣的一封信”[9]作為判斷前提，對信札涉及的茅盾與趙清閣之間的交往做了注解，但至于為何把信札的寫作時間定在“一九七七年”，卻并沒有做出比較細致的確認（值得注意的是，鐘桂松的整理文字有多處錯誤，包括標點符號在內(nèi)，筆者整理本依據(jù)于信札影印件）。那么，茅盾致趙清閣的這通信札在哪些地方透露了其時間，我們還得依信札內(nèi)的細節(jié)文字來細讀與捕捉。下面幾處文字不能忽略，這里分述如下：
第一處，當然是“預定于建國卅年周年時完成第一部”電影《李自成》，這說明信札的寫作時間應該在1979年10月以前。電影的拍攝工作畢竟是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的，以當時攝制電影的實際能力來看，國家并不可能在短期內(nèi)就能把電影《李自成》第一集攝制出來。第一次動議把小說《李自成》改編成電影，是在1962年10月：“1962年10月，姚雪垠從武漢來北京，住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宿舍，修改《李自成》第一卷。北京電影制片廠（簡稱‘北影廠’）文學編輯葛琴等人到中國青年出版社看望姚雪垠，商談改編電影事宜。后來由于政治形勢的變化，北影廠將《李自成》搬上銀幕的計劃只好擱淺。”[10]211 再一次動議將《李自成》拍成電影，則在“1975年夏秋之間”，確定崔嵬為導演，姚雪垠有回憶提及此事：“1976年春天，崔嵬來看我，商量把《李自成》搬上銀幕。他在我家里，一談到興奮處，就站了起來，揮動著手勢，好像是握著一把寶刀或一把大刀。說，‘我會騎馬，會耍刀，扮演過宋景詩。要是我年輕歲，我自己就演李自成!’經(jīng)過幾次交換意見，我得到一個共同意見——暫時不管幾集，第一卷可作為一集，以后一卷一卷拍下去?！盵10]214
姚雪垠也將拍攝電影《李自成》之事告知了茅盾（1976年12月26日致茅盾信札），“將《李自成》搬上銀幕（彩色寬銀幕）的事，將在春節(jié)過后著手，已經(jīng)確定崔嵬導演，李凖編劇，過了春節(jié)，北影就向中央呈報計劃。全書分三集或四集拍，暫不定死。他們打算在七七年積極準備（腳本、演員、服裝和道具），爭取七八年開始拍攝第一集?！盵11]83正是在知會小說《李自成》有攝制為電影的動議之下，茅盾才在致姚雪垠的信札中（1976年12月29日）談及拍攝成電影時需要注意的地方：
“不要把明朝士大夫的對話弄成現(xiàn)代話，起義將士及勞動人民的對話中也要防止出現(xiàn)新名詞。從前拍過幾部歷史影片，如《甲午海戰(zhàn)》《李時珍傳》等，但都是沒有小說原本，編劇者自己創(chuàng)作，現(xiàn)在從原作改編，問題就不同了。改編有所依據(jù)，這是有利條件，但也因此有所拘束，這是不利之處。??將來《李自成》搬上銀幕，或許觀眾們會覺得影片太簡略了。原作的戰(zhàn)爭場面，用上萬字來描寫的，在影片中或許只要十幾分鐘，但原作的抒情的描寫人物內(nèi)心活動的場面，在影片中要處理得好，頗不容易，這要看改編者的本事了。”[11]87-88
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6月9日，姚雪垠、聶華苓、安格爾、張葆莘、王曉薇在北京華僑大廈客廳見面時，也聊及《李自成》要改編成電影的話題，提及將由北京電影制片廠領銜此任務[12]164。這說明，此信不可能寫于1979年9月7日。所以，信札初步估計其寫作時間應該在1977、1978年這兩個年頭之間。
這里要問的是，“1978年9月7日”有沒有可能呢？我們可以從1978年9月7日前的茅盾起居與行蹤里尋找相關的線索。其實，1978年7月茅盾發(fā)生了一次意外，這就是7月7日晚上的跌跤事件。他曾先后向周而復（7月19日）、王西彥（7月26日）、袁良駿（7月27日）、查國華（7月28日）、馬子華（8月5日）、萬樹玉（8月5日）、姜德明（8月7日）、黎?。?月7日）、胡錫培（8月16日）、杜埃（8月29日）、孫中田（9月6日）等談及，因“右手有些發(fā)抖，寫字困難”5，此時大部分信札均由“家人代筆”，并在8月7日致姜德明信札中特別交待“毛筆字簡直寫不成”[6]286 。而從茅盾9月7日致趙清閣的這通信札的毛筆筆跡來看，茅盾運筆一氣呵成，并沒有出現(xiàn)“手抖”的現(xiàn)象。從這個細節(jié)來看，信札寫于1978年9月7日的可能性并不大，前一日（即9月6日）茅盾還在致孫中田信札時談及“我身體不好，信由別人代筆”[6]289，也是最為有力的佐證依據(jù)。所以，我們還得回到1977年8、9月間的相關文獻來切入信札真正的寫作時間。
第二處，是茅盾提及了《光明日報》1977年6月25日刊載的《關于長篇小說<李自成>的通信》。這篇文章，是基于《李自成》第二卷上下冊出版的推介評論。1977年2、3月間（版權頁落款為1977年1月），《李自成》第二卷由中國青年出版社裝訂發(fā)行[11]94-95。茅盾于丁巳年正月初二（1977年2月19日）致王亞平信札時，就對《李自成》的文學評價有自己的“期待”，“《李自成》第二卷第一冊問世，是一件大事，但愿文學刊物盡快評介，不知今日寫文學評論者有無余暇顧及此否？此所謂余暇，即在工農(nóng)兵作品之余，有無時間乃至興趣注意一個老作家所寫的長篇（其長恐必空前，因為我們都知道全書梗概）歷史小說也?！盵6]120 《光明日報》、新華社很快都聚焦到《李自成》這部長篇歷史小說，3月時新華社曾以中國新聞社的名義“用六種文字向海外報道了《李自成》的出版消息，又安排香港《新晚報》自三月廿七日起連載第一卷。本月中旬又向海外發(fā)了一篇約四千字的‘訪問記’，已經(jīng)同時在香港《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以及《澳門日報》發(fā)表”[11]106?！豆饷魅請蟆酚?月初動議發(fā)表茅盾致姚雪垠的部分書信，最終這批摘錄信札由姚雪垠摘抄、茅盾校訂之后，于6月25日在該報第3版《文學》副刊第74期登載。
此時，讀者中即有“第二卷不如第一卷”的文學評論，茅盾也“預感《光明》刊出摘錄后將收到若干不同之反映，或有必要展開討論，若然則勝于無反響矣”[6]156。7月25日，趙清閣在致茅盾的信札里有談及《李自成》的話題：“日前于《參考》上看到您寫過慶?！段寰怼烦霭娴脑?，還寫過評論《李自成》小說的文章”，“雪垠的《李自成》從前讀過，印象不深，適接廣州友人來信，談到該著及大作，是乃讀者意見，剪奉一閱，當否，供參考耳?！?月5日，茅盾在復信中專門談及《李自成》：
至于評《李自成》小說，則是兩年前讀了雪垠原稿時陸續(xù)給他的十來封信，六月廿五日被摘要發(fā)表于《光明日報》。如此而已，尊友云云，見仁見智。但此書印十萬頃刻搶空，紙張緊，僅能印二十萬，又已賣完，聞今冬或明春新版將印五十萬。書自有其可貴處，但亦足見“四人幫”統(tǒng)治文藝十年，造成書刊之枯索呆板，故見新書有新風格，群趨之如大旱逢甘霖也。[6]176
顯然，這是茅盾對趙清閣的廣州友人評價《李自成》的那種觀點的直接回應。這種回應，必然引起收信人趙清閣的重視，她也要正面向茅盾回答這一問題，這才有8月17日她致茅盾信札中的詳細說明：
《光明日報》已借閱，閣下雖系書信，而文采卓越，創(chuàng)評論之新風格，不勝欽佩！閣下評價舉足輕重，《李自成》之得以暢銷誠與此有關。當然，“四人幫”統(tǒng)治下，文藝荒蕪十年，人民如饑如渴，一見新書能不爭相購讀乎！至于《李自成》之好壞，正如前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耳。前函談及鄙友意見，此間不少人亦有同感，證諸反應之大。為恐于我公影響不佳，故直陳，尚祈不以管窺見罪。??
趙清閣談及自己閱讀《李自成》的印象，“總的感覺，雪垠能將李自成短短歷史寫出近百萬字長篇小說（明史記載李自成豐績不多），氣魄可謂大矣！思想性、藝術性??均有其可貴處”，但她也不回避小說存在的缺點：“文字冗長欠精煉，似嫌堆砌；情節(jié)繁瑣，頗多重復”、“一些英雄人物口中講些粗俗的話（劉忠敏、張獻忠，乃至李自成等），我以為是有損英雄形象的；而且對青年讀者影響不良，特別用了許多字典上沒有的罵人辭匯，欠妥”[1]143。
茅盾如此頻繁地在與趙清閣的往還信札里談及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的這一話題，主要時間還是集中在1977年2月至8月之間，這就進一步說明茅盾致趙清閣的這通寫于“九月七日”的信札只能寫于1977年這一年。結(jié)合信札的落款時間，可以確定其寫作時間就是“一九七七年九月七日”。
三
樊駿先生在關照中國現(xiàn)代作家日記和書信時，曾這樣說道：“孤立地看，它們誠然往往失之零散、瑣碎，不少內(nèi)容還可能使人感到?jīng)]頭沒腦。但它們都是當事人親筆寫下的原始的直接的實錄，包含著大量真實、具體、準確的史實。把它們綴連在一起，可以發(fā)現(xiàn)作家的日常生活、人事往來、文學活動、生平經(jīng)歷、思想感情（包括一閃而過的念頭、難以向人訴說的心靈波動、毫無保留的自我解剖等），以及文壇事件、社會歷史變故等方面豐富而且可靠的素材或線索，成為認識作家和把握文學歷史演進軌跡的重要依據(jù)?！盵3]339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茅盾1977年9月7日、1978年1月19日致趙清閣的這兩通集外信札，對于理解茅盾1977年、1978年的時代側(cè)面是有重要意義的，這也進一步說明書信作為文獻具有特殊的價值。前面所列四部《茅盾年譜》，均未注意到這兩通信札，期待今后的新編或修訂版的《茅盾年譜》能在1977年9月7日、1978年1月19日各補注一條，進一步完善茅盾的生平細節(jié)。它們不僅于茅盾有文學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對趙清閣的研究做了文獻的鋪墊。
這就不得不說到有關對“新時期文學”這一文學史概念的認識?！靶聲r期文學”作為一個特殊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概念，它的起訖到底是從1976年10月宣布文革結(jié)束就算起，還是遲至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順利召開為起點，這對于學界重新理解1976-1978年提供了學理的理解維度。如果按當前的學界認識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算起，至少它不能真正有效地建構(gòu)、闡釋1976年至1977年這一歷史時段的復雜性。這就進一步說明，1976年、1977年和1978年的歷史糾葛，有待學界重新展開認識和確認，更有待學界把它們作為獨特的研究對象來予以審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學界更應看重茅盾在信札里不斷提到的“義不容辭”這個詞背后所蘊含的時代含義。盡管年事已高，盡管身體有著這樣或那樣的毛病，但作為老一代健在的新文學家，茅盾理解了自己在這一歷史時段應有的責任和擔當，他也才能夠不斷地說服如此高齡的自己走在時代的潮流里，并努力推著這股潮流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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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聶華苓.三十年后[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
注釋：
①分別是1975年5月19日、6月24日、7月7日、8月13日、12月5日，1976年8月6日，1977年4月29日、8月5日、11月5日、12月15日，1980年10月18日。
② 這也是她晚年堅持要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重要原因。1979年蔣錫金挑起對趙清閣人品的評價，后也由茅盾、樓適夷等干預才得以平息。袁洪權：《70年代末關于抗戰(zhàn)文史敘述的一則公案》，《創(chuàng)作評譚》2019年第1期。
③此處綜合了《茅盾年譜》（查國華編著，長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3月）、《茅盾年譜》（萬樹玉編著，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10月版、《茅盾年譜（下）》（唐金海、劉長鼎主編，太原：山西高校聯(lián)合出版社，1996年6月）、《茅盾年譜》（李標晶著，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年7月）所涉及的1977年8月至1978年1月年譜條目記錄。
④ 此處并不算散佚在個人手上的大量信札（近些年有披露也未納入加以統(tǒng)計），否則其數(shù)量可能更為驚人。
⑤在7月26日致王西彥，7月27日致周而復、致袁良駿，7月28日致查國華，8月5日致馬子華、致萬樹玉，8月11日致黎丁，8月16日致胡錫培的信札中，茅盾均明確說明由“家人代筆”。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開明書店版‘新文學選集’叢書專題研究（1951-1952）”（18XZW018）和貴州師范大學資助科研項目“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文獻學專題研究”（2023001）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袁洪權，1978年生，男，土家族，重慶石柱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料及現(xiàn)代知識分子思想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