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之：八十年代師大校園里的先生們（二）
編者按：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學，一代人也有一代人之記憶。一直以來，《傳記文學》的“傳記”和“文學”所傳遞的歷史感受也烙上了不同代際的特殊印跡，都值得體味、珍藏。新的一年，《傳記文學》邀請“60后”學者李怡教授開設“與之專欄”，梳理一位共和國紅色年代出生者的文學見證，從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新世紀的今天，國家、民族與個人的體驗將進一步充實我們的文學故事?！芭c之”既是作者之名的切音，又表達了一代人奉獻個人記憶的理想。日前已經(jīng)推送專欄第一篇，現(xiàn)在推送專欄第二篇。
20世紀80年代的師大校園，流行過林林總總的思想文化潮流，包括弗洛伊德、尼采、馬克思、加西亞·馬爾克斯，也流行過集體舞、交際舞、迪斯科等娛樂活動，各種先鋒詩人和先鋒藝術家也時有出入，但是卻鮮少聽說過“學科建設”“科研項目”“國家級人才”之類莊嚴宏大的名詞。學生們認同有思想有見識的老師，老師們也樂于接受學生這樣的態(tài)度，師生互動，一時間竟形成一種濃郁的校園氛圍：有個性、有思想才華的老師在學生心目中擁有崇高的地位，這與他的學歷、資歷以及有無學術權力完全沒有關系；相反，學歷、資歷地位具足卻缺少思想魅力的老師無人喝彩捧場，也是氛圍使然。大概老師們也心中有數(shù)，偶有“受冷”都坦然接受。
所以，中文系的學生明顯簇擁著幾個中心人物，例如啟功老先生——與他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的頭銜無關，而是他深厚的學識與風趣的語言令人高山仰止；再如王富仁老師——不是因為他是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現(xiàn)代文學博士”，而是因為他的魯迅課真正引導了我們獨立的思考；還有童慶炳教授——不是因為他是學科負責人、研究生院副院長，而是他的文學理論課第一次給我們展開了文學的豐富景觀；包括藍棣之老師——大家不關心他有什么學術職務，只關心他對現(xiàn)代新詩的別具一格的理解；以及王一川等幾位年輕的文藝理論課老師——也不是因為他們擁有在當時光鮮靚麗的博士學位，而是因為他們令人驚艷的思想和與學生們?nèi)跒橐惑w的親切……
侯老師的寫作課
一年級的我們，簇擁在侯玉珍老師的周圍。
侯老師不是學位制度恢復年代正鋒芒畢露的碩士或博士。她于20世紀60年代從師大中文系本科畢業(yè)，在相當長的一段執(zhí)教時間中，職稱都只是講師，也沒有發(fā)表太多的學術論文，但是她的寫作課卻完全俘虜了我們這些還做著“作家夢”的一年級新生。那個時候，都傳說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有一句著名的新生訓導：“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笨上攵?，這一句擲地有聲的宣言澆涼了多少“小作家”的夢想。幸好，師大中文系對此頗為寬容，至少在很長的時間內(nèi)，沒有誰宣講過如此決絕的結論，倒是像侯老師這樣的寫作課老師，不斷鼓舞著我們的創(chuàng)作熱情。
后來，有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的博士生專門梳理過自女師大開始的文學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師大國際寫作中心也推出過師大作家創(chuàng)作書系。是否這一潛在的精神傳統(tǒng)影響了師大中文教育的理念，以致對文學創(chuàng)作依然保留了相當?shù)恼J可？這很難準確證明。不過，童慶炳教授作為文學理論家，一直都有小說問世，也嘗試在大學里培養(yǎng)作家；王寧先生這樣的語言學家也有專業(yè)創(chuàng)作的經(jīng)歷，年過八旬還能奉獻流麗雋永的散文都是不爭的事實。在我看來，更重要的還是有“侯老師們”的及時出現(xiàn)，在我們剛剛升入大學之際就能以更大的智慧接續(xù)每一個熱愛寫作之人的夢想，并以一位大學教師的視野和高度給予了及時有效的鼓舞和指導。
侯玉珍老師
我們的“寫作第一課”令人難忘。嚴格說來，那是一堂寫作能力測試課，能激發(fā)每一個寫作小孩的好勝心與表現(xiàn)欲的那種。侯老師在黑板上有力地寫下了命題作文的題目《我》。這對剛剛結束了應試教育的我們來說，實在是新穎而富有挑戰(zhàn)性。記得在第二次的講評課上，侯老師對各種風格、各種構思的作文都進行了分類剖析，三言兩語就點出了這些寫作的關鍵之處，亮點與缺陷精準透辟、直擊人心，完全沒有某些中學語文老師作文訓練的那種刻板和機械。那一瞬間，我好像一下子就頓悟了思維飛翔的瀟灑和自由寫作的快感，天地突然為之開闊，渾身上下充滿了創(chuàng)作的力量。就在那一次講評中，侯老師對我的“反思式”寫作大加贊賞，總結為“在各種的自我抒情、自我寫實風格之外的獨具特色的構思”，直讓我受寵若驚。其實，我不過屬于看小人書長大的一代，沒有什么特殊的家庭文學啟蒙，根本就缺少抒情狀物與寫實等寫作基本功訓練，只不過有點小聰明，注意從論說文、思想隨筆中汲取一些思維的技巧而已，當年寫下的《我》，也不過就是對魯迅《一件小事》和楊朔散文的笨拙模仿罷了。估計侯老師在當時著意強調大學作文中思想訓練的價值，所以對我歪打正著的寫作格外夸獎。作為鼓勵，侯老師還當即任命我擔任寫作課的課代表。我們都是在嚴格的學校教育中成長的一代，十分看重來自專業(yè)老師的評價，課代表的職位當然是莫大的鼓舞，它極大地提升了我的學習熱情，也可以說是我進入大學之后所獲得的“第一次推動”。
大學二年級之后，寫作課沒有了，但是侯老師又擔任了我們的班主任。這不是中學時代那種思想教育型的班主任，也不同于如今大學教育中的輔導員老師，在當時這主要是一個從專業(yè)上幫助和指導學生的角色。得知這個消息，我們班一片歡騰。果然，從那以后，侯老師和我們班同學建立了親密無間的關系。特別是女生，各種大大小小的學業(yè)與情感上的私事，都有了傾訴的對象。畢業(yè)后有機會返校，大家都會首先想到去看望侯老師。她一直關切我的專業(yè)發(fā)展，直到大學二年級下半學期還在和我討論：“你究竟是走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還是走學術研究的道路呢？其實，你的創(chuàng)作也有發(fā)展前途?！苯裉?，一個中文系或文學院的學生也可能在人生的前途上充滿糾結：是考研還是就業(yè)？是參加公務員考試還是出國留學？留學的話是繼續(xù)學習文學專業(yè)還是轉學心理學、教育學、傳播學？但是多半不大會徘徊在“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學術研究”之間了，因為這顯然太理想主義，與當前的生活現(xiàn)實格格不入。即便決定考研也并不就意味著“走學術研究的道路”。如此想來，在80年代，來自侯老師的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看重和嘉勉實在激蕩著一個青年人的理想的熱情，讓他在理想的堅守上保留了較長時間的動力。
大學中文教育中的寫作，究竟產(chǎn)生過怎樣不可替代的意義？這在當下，是很難理性回答的。今天的我，大約已經(jīng)不可能如侯老師所期待的那樣，真正走上“有前途”的創(chuàng)作之路了，但是，這最初的理想?yún)s始終溫暖著我的記憶，也給我所謂的“學術研究”注入了深沉的力量。
侯老師是有理想、有思想的師大老師。盡管她并非那種著作等身的高校教授，占據(jù)著自己的一方學術領地，在當今的學術評價機制中，也不會獲得太多的榮譽。但是，這絲毫不影響她身上洋溢著的對自己理想的自信。侯老師是上海人，我覺得她在骨子里有著上海人所特有的自尊與傲岸，但這不是對城市和身份的傲慢，而是一種對自己教育理想的篤定，她昂然穿行在擁有各種榮譽的師大同行中，贏得了學生們發(fā)自內(nèi)心的尊重，也為師大80年代的中文教育，留下了值得回味的影像。
詩人任洪淵
在師大，因為堅守自己的文學理想而昂然獨行的老師還有不少，比如任洪淵老師。
任洪淵老師是足以載入中國當代詩歌史的詩家，他的詩歌理想也支撐著他默然走過教授林立、項目與成果堆積如山的世界，完成他多番描述過的漢語“紅移”——“詩歌的任洪淵運動”。
我對任老師的印象，始于80年代后期，卻清晰于90年代以后。今天，越來越深地感到，他更屬于80年代的師大精神譜系。
任洪淵老師
我是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1984級的本科生，當代文學課程由劉錫慶、蔡渝嘉老師授課，無緣如伊沙他們那樣親炙任老師的詩歌課。不過因為向藍棣之老師請教很多，所以也知道任老師的大名，在80年代的師大，他們是師大新詩的“雙子燈塔”。我記憶最深的是有一次在教七樓，任老師將顧城請到了詩歌課堂，我趕過去旁聽。那是一個下午，在一間不大的選修課教室里，顧城目光縹緲，看著窗外的天空輕聲講述自己的詩歌想象，末了則是任老師滿懷激情地對顧城進行回應。那跌宕起伏的句子，似思想的奔流，如詩歌的朗誦，令人如電擊般震顫不已。90年代，我已經(jīng)在西南師范大學工作了，王富仁老師到那里主持研究生答辯，偶然間講起任老師的故事：因為成果主要是詩歌創(chuàng)作，難以符合學校正教授職稱的種種規(guī)定，任老師最終只能以副教授身份退休。當時王富仁老師是校學術委員，為此曾和童慶炳老師一起多番呼吁。但是，好像在那個時候，我們的學術制度已經(jīng)露出了生硬的外殼，很難在“規(guī)則”之外理解特殊的人和事了。任老師終于還是退休了，成了一名大學體制時代的踽踽獨行者。
直到那時，我其實還沒有和任老師有過近距離的接觸。但是，就是這一段故事令我對他產(chǎn)生了由衷的敬意，我暗暗尋找機會，請任老師到重慶講學。不久，機會來了，記不清是在呂進老師還是周曉風老師主持的詩歌研討會上，任老師到了重慶。我立即前往拜訪，雖然是第一次相見，卻格外地親切自然。在此之前，我們已經(jīng)有了通信聯(lián)系，他的第一部詩歌與詩學合集《女媧的語言》曾經(jīng)委托我?guī)兔ν茝V，估計也是當時出版社派給他的任務吧。我?guī)捉?jīng)努力終于推廣了一些，當天見面，和他結算書賬就理所當然成了第一要務。因為銷量有限，我覺得很不好意思，支支吾吾不知怎么表達，沒想到任老師完全不以為意，對賬目等更是毫無興趣，幾句話就轉到了他對漢語詩學的最新見地之中。那些大段落的連續(xù)不斷的陳述，如哲學，更似詩歌的即興抒情，你只能聆聽，并在聆聽中為之震撼。此情此景，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當年的教七樓，有顧城出現(xiàn)的那個下午。
第二天下午，任老師為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作講座。中午，我們在家做了幾個菜請他吃午餐，他對這幾個簡單的家常菜贊不絕口。十多年后我們重逢在師大校園，他還一再夸獎我愛人做的豆瓣魚，為此還專門拉我們?nèi)煷蟊遍T外吃了一頓，作為十年前那頓午餐的回報。那一天，我印象最深的是出發(fā)去講座前，任老師特意表示，需要單獨“準備”一會兒。他將自己關在衛(wèi)生間里足足有半個小時，其間不時傳來電動剃須刀的聲音，他在仔仔細細地修面，我想，這也是在靜靜地整理自己的思想。他對自己詩學思想的傳達如此的莊重，這才是他的精神所系。
以后，我和任老師的來往就越來越多了。2006年我回到母校工作后，更有過多次交流、懇談，也一起參加一些詩歌活動，我也通過我兼職的四川大學邀請他講學。晚年，任老師有一個宏大的計劃，將自己的詩學心得置放在東西方思想交流的背景下系統(tǒng)展示，同時也自我追溯，從故鄉(xiāng)邛崍平樂古鎮(zhèn)的生命記憶出發(fā)，梳理自己的詩歌歷程。他甚至構想著如何借助多媒體的表現(xiàn)形式，作出形象生動的傳達。在師大工作的時候，他也多次委托我尋找研究生做助手，記錄下他那些精彩的思想火花。我猜想，在他的內(nèi)心深處，十分渴望自己的這些重要體驗能夠與年輕的一代對話、分享，獲得更多的回應和理解。
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任洪淵老師無疑是一個獨具才華的詩人。所謂“才華”，就是他幾乎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將詩歌的體驗徹底融化進生命追求的人。與古典詩人不同，現(xiàn)代人很少有能夠即興脫稿大段落完整背誦自己作品的，更不用說那些長篇作品了。據(jù)說這是因為現(xiàn)代詩歌太長，不如古典作品短小精悍。其實這不過是一些表面現(xiàn)象，歸根到底，還是一個詩歌體驗能否融入生命感受的問題。當代詩界似乎都有過因任老師的即席朗誦而震撼的經(jīng)歷，不僅數(shù)百行的詩句滔滔不絕地奔涌而來，準確地說，那已經(jīng)不是詞語的朗誦，而是生命的奔騰了！詩人的每一個詞語、每一個句子仿佛都濃縮了太多的人生感悟、太多的生命信息。他的每一聲吐字，都具有石破天驚般的“炸裂”效果，令人驚醒于深宵，動容于倦怠：
我悲愴地望著我們這一代人
雖然沒有一個人轉身回望我的悲愴
——《我悲愴地望著我們這一代人》
或者是奇崛的想象傳達著異乎尋常的力量：
從前面涌來 時間
沖倒了今天 沖倒了
我的二十歲 三十歲 四十歲
——《時間，從前面涌來》
或者是如此倔強的生命信念：
他 被閹割
成真正的男子漢 并且
美麗了每一個女人
——《司馬遷?閹割，他成了男性的創(chuàng)世者》
他的詩學文字也是詩，思想和情緒融化成炙熱的鋼水一般滾滾流淌：
不是什么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擊毀了人的宇宙中心位置，相反，正是在哥白尼的意大利天空下，人才第一次抬起了自己的頭。
——《找回女媧的語言—— 一個詩人的哲學導言》
當然，反過來說，他的詩也是充滿思想力量的詩學：
在孔子的泰山下
我很難再成為山
在李白的黃河蘇軾的長江旁
我很難再成為水
晉代的那叢菊花 一開
我的花朵
都將凋謝
——《我只想走進一個漢字 給生命和死亡反復讀寫》
在任洪淵老師這里，思想、激情、語言共同點燃了生命爆發(fā)的火焰，是他自由傾瀉的“詞語的任洪淵運動”，是當代中國奇異的詩歌，也是奇異的詩學。我知道，前文所述“才華”一詞已經(jīng)太過庸俗，完全不足以承載他作為當代詩家的精神風貌。
但我更想說的是他的“獨異”性。其實，早在50年代，任洪淵老師已經(jīng)在這種個人化的“詩與思”的結合中構建自己的詩歌世界了，在那個“頌歌”與“紅歌”的合唱中，這是何等的稀罕，轉眼到了80年代，那些讓他的學生們驚駭?shù)氖闱閰s又遠遠地游離于“新詩潮”與“第三代”之外：“正是在哥白尼找到了太陽的位置之后，人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薄耙膊皇鞘裁催_爾文物種上升的線開始了人的尊嚴下降的線，相反，正是在達爾文進化的終點，人的復雜的軀體才代替自己簡單的頭腦整體地思考起來?！保ā墩一嘏畫z的語言——?一個詩人的哲學導言》）這是什么樣的藝術的旨趣？浪漫主義？現(xiàn)代主義？好像我們發(fā)明的所有概念都還不能概括它的形態(tài)。行走在中國當代詩壇的任洪淵老師，就這樣成了一位踽踽獨行者，他高傲地前行著，引來旁觀者無數(shù)的側目，卻難以被任何一種剛剛興起的“文學史思潮”所收容，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經(jīng)用“學院派”來歸納他的姿態(tài)，其實，我十分清楚，這也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說。任老師身居學院之中，也渴望借助學院的講臺與青年的一代深入溝通，希望在學院中傳播他的詩學理念，但是，這個當代的學院制度卻從來沒有作好理解、接納他的準備，因為，他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形式本來就不是學院體制能夠生成的。也就是說，生活于學院之中的任洪淵老師又是孤獨的。
任洪淵老師
在我看來，任老師的孤獨與寂寞也不僅僅來自學院。從根本上看，一個活在純粹詩歌理想中的人注定將長久地與孤獨抗衡。任老師家鄉(xiāng)四川平樂的一位領導一度計劃以任老師為基礎打造“文學館”“詩歌基地”。這激發(fā)了任老師的獻身精神，他也一度將自己的詩學溯源從現(xiàn)代西方拉回到了卓文君時代，幻想樂善橋美麗的曲線如何勾勒出現(xiàn)代中國的美麗的天空，甚至，他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為家鄉(xiāng)撰寫文化宣傳的錦言妙語。我有幸在第一時間拜讀過這些文字，一位當代中國的詩歌大家不計報酬地為小鎮(zhèn)的經(jīng)濟開發(fā)撰寫“文宣”，這是怎樣的赤誠，怎樣的天真！后來，領導更換，計劃調整，任老師的文學奉獻之夢也告破滅。不難想象，他曾經(jīng)多么地失望。不過，我也想過，對于長久地獨行于當代詩壇的他來說，這種破滅也許真的算不了什么，孤獨固然是一種不良的心境，但任老師卻總能將挫折轉化為一種倔強的力量。
退休之后的任老師曾與家人住在北京東郊，但他特別將師大院內(nèi)的小居室裝修一番，當作自己定期閱讀和寫作的空間，我想，他是在那里獨享著自己的精神世界吧。20世紀80年代的師大校園，曾經(jīng)有過多少這樣的精神小居室，在那些物質還不豐富的年代，在中國北方的漫漫長夜里，它們保持了一處處溫暖的光明，成為一代學子迷醉的夢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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